在《巴黎手稿》^①的研究历程中,国内外学界都看到了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思想阐述内在逻辑的复杂性,以及《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在诸多论述上存在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意识形态理念”的矛盾对立,并分析了矛盾对立的成因,但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也尤为重要,那就是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复杂的思想语境是在什么意义上统一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就是矛盾统一的途径是怎样的。在这一问题中,张一兵和孙伯鍨两位教授以其“双重逻辑”学说做出了重大贡献^[1]。笔者试图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思考,即通过重释“双重逻辑”的内涵及劳动本质,分析劳动概念对“双重逻辑”的统摄,探讨《巴黎手稿》劳动批判的逻辑生成路径,展现马克思“巴黎时期”劳动观的理论原貌,进而挖掘其现代性启示。

①1843年10月至1845年2月,马克思一直居住在巴黎近郊,后人把这一时期称为马克思的“巴黎时期”。《巴黎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做的《经济学笔记》(日本学者重田晃一将马克思“巴黎时期”所做的9本经济学笔记命名为《经济学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EGA1编者将“巴黎时期”马克思一部著作的手稿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统称。据此,本文所论述的《巴黎手稿》一方面指传统意义上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另一方面也指《经济学笔记》,特别是《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的重要思想。

“人本主义逻辑”既是《巴黎手稿》的总观点,也是《巴黎手稿》的总方法。所谓总观点,就是指马克思“巴黎时期”面对市民社会批判时的异化史观,即当人的类本质界定以后,探讨人的类本质异化途径及其复归的过程。所谓总方法,就是指马克思“巴黎时期”剖析市民社会的异化史观方法,即马克思在界定了人的类本质以后,把剖析异化本身及其途径作为理论分析的突破口和着眼点。

总体说来,马克思“巴黎时期”的根本理论意旨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剖析寻找人解放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摆在马克思的面前的问题实际有两个,一个是如何破解国民经济学家构建的自然规律化的国民经济学体系,一个是探究人的解放的路径。为此,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框架扬弃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并开启了国民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历程,展开了作为《巴黎手稿》逻辑总框架的“人本主义逻辑”。在这里,把马克思《巴黎手稿》的逻辑总框架称为“人本主义逻辑”,是依据其根本哲学属性而言的。首先,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基于两个关键,第一,把历史发展的现实起点和他本人哲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规定为具有类本质的“社会人”;第二,费尔巴哈虽然没有给出人类社会实现解放的现实途径,但是却把“社会人”当做自己哲学的一种终极价值关怀。另外,马克思也极为类似,以至于马克思虽然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复归,并把这一复归看成“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复归,但是他毕竟只是把抽象的人当做了其哲学理论的终极关怀,而没有在现实社会中提出共产主义实现的具体途径。所以,马克思此时的哲学观与费尔巴哈哲学观本质上相同,可以说“人本主义逻辑”实际上就是指在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理论视域下,对以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和劳动之间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异化现实及其扬弃的剖析。

“人本主义逻辑”的内涵及路径本质在于“异化劳动”概念。《巴黎手稿》中的“人本主义逻辑”既是对马克思创作《巴黎手稿》总体思路的评价性概括,同时也是对《巴黎手稿》中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和国民经济学家相关理论在内的复杂逻辑语境的总结和升华。然而实际上,“人本主义逻辑”的本质在于“异化劳动”,因为,“异化劳动”概念一方面规定着“人本主义逻辑”批判展开的逻辑起点,同时也规定着“人本主义逻辑”批判方式基本原则。在整个《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现被国民经济学掩盖的市民社会矛盾,是因为人本主义哲学异化史观这一哲学工具。只有把国民经济学术语纳入哲学视域,才能最终发现现实社会异化的本质及其扬弃途径,而马克思正是通过劳动这一概念实现国民经济学与哲学的理论嫁接,并最终把对国民经济学及市民社会的经验批判,统摄于超验的哲学领域。在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规定中,劳动由于其作为人的类本质,而具有了自由自觉的价值内涵,另外,也由于作为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手段而具有生产性的工具内涵。马克思认为这种仅具有工具性意义的劳动,实际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异化,所以在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中,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的类本质具有积极意义,但劳动在“生命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的意义上说又具有消极意义。由此,对私有财产的哲学批判、对劳动与资本的哲学批判,都以“劳动异化”的批判为起点,以“劳动异化”的批判方式展开,即使到了笔记本Ⅲ中“共产主义”的复归也仍旧如此,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2]。所以,“异化劳动”概念的设定就内在成为“人本主义逻辑”的本质规定。

所谓“唯物主义逻辑”,实际就是马克思基于现实市民社会中人与人的现实“交往异化”而展开的人本学价值批判。之所以把这种批判冠以“唯物主义”之名,是因为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不再像笔记本Ⅰ那样,从资本家与工人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中发现劳动的异化并在笔记本Ⅲ中把劳动异化最终引向劳动异化的扬弃,而是对私有者与私有者之间物物交换所引发的“交往异化”进行社会关系本身的价值批判,当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生成视角探讨“交往异化”时,这无疑使马克思的劳动批判具有了一种隐蔽的历史维度,笔者将这种隐蔽的历史维度指认为马克思劳动批判的唯物主义元素。根据文献学研究成果,当《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以逻辑和时间的双重定位而介于《巴黎手稿》中的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Ⅱ之间^①,

最早持这一观点的是苏联马克思问题研究专家拉宾,国内的韩立新教授在《〈巴黎手稿〉研究》中结合最新的文献考证结果也持这样一种观点。另外,唐正东教授虽然在论证依据上与前述两者不同,但是总体上也持同样观点(参见其论文《马克思〈穆勒评注〉的思想史地位》)。虽然仍有国内学者如张一兵教授持不同看法,但经过文本比对和文献整理,本文仍采用《穆勒评注》的逻辑和时间发生介于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Ⅱ之间这种观点。

我们终于能够完整看待这部并不完整的著作。因此必须重新阐述“唯物主义逻辑”的内涵,重新断定“唯物主义逻辑”是在什么意义上与“人本主义逻辑”发生着隐性的张力,并最终把握“唯物主义逻辑”的“谋生劳动”本质。

马克思认为,“交往异化”的本质在于“谋生劳动”所包含的劳动异化。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展开“谋生劳动”概念时仍旧做了四重规定^[3]。“谋生劳动”的内涵实际是商品私有者为了在市民社会中谋求生存而必须从事的生产性劳动,因此四重规定中所谓的工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仅能靠出卖劳动力而生存的工人,而是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者。这种“谋生劳动”的特点在于劳动活动同劳动目的相分离。劳动本身只具有手段意义,其目的在于满足别人的需要,而工人劳动则仅仅为了谋求生活资料,即“谋生”。“交往异化”是指人与人在社会中的直接关系转变为物与物的间接交换关系,马克思之所以把谋生劳动当做交往异化的前提,是因为只有存在这样的“谋生劳动”,在社会关系中,劳动的产品才能不属于工人自己而属于别人,劳动的目的才能在于满足别人的需求,人与人直接的人格的关系才能转变为通过谋生劳动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的关系,也就是物与物的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的“交往异化”这一理论重点的理论起点在于“谋生劳动”而并非其他,“谋生劳动”成为了社会“交往异化”的逻辑本质,而社会“交往异化”理论则成为“谋生劳动”的现实表现形式,二者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唯物主义逻辑”仍旧没有逃脱“人本主义逻辑”的框架预设。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仍旧遵循人的类本质异化思路展开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具体说来,就是基于对人的类本质“社会”属性的理解,对以“谋生”为目的劳动所带来的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展开了“人本主义逻辑”思路的价值批判。此时的马克思仍旧把“谋生劳动”这种劳动当做人与人在市民社会中交换进而发生异化的逻辑和现实前提,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真正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来探讨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关系,因而也就无法探究“谋生劳动”及“交往异化”形成的社会历史内在动因。所以,一方面“谋生劳动”作为“交往异化”的内核与根本规定而成为了《巴黎手稿》中“唯物主义逻辑”的本质核心,一方面也由于其社会历史维度的缺失,使得对“谋生劳动”及由此产生的“交往异化”批判仍旧停留在异化史观的框架内而无法自拔。

马尔库塞认为,《巴黎手稿》中“劳动这个概念的发展就打破了阐述这些问题的传统结构,马克思的探讨一直围绕着这一概念进行,并且揭示了而后成为共产上义革命这门科学的基础的新的‘事实’。所以,我们的解释也必须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入手”^[4]。从具体的理论事实来看,马尔库塞的论断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双重逻辑”处于一种隐性的张力关系中。从表面上看,“人本主义逻辑”在《巴黎手稿》整体中占有统治与核心地位,“唯物主义逻辑”仅在《穆勒评注》交往异化批判这一理论环节中得到了深刻凸显,但是“双重逻辑”的对立并不仅体现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而是根本建立在其深层批判结构的不同。“人本主义逻辑”的哲学本质是马克思“巴黎时期”的人本主义哲学异化史观,“人本主义逻辑”视域下批判的对象就是历史主体的异化及其现象,批判的目的就是实现历史主体扬弃异化及其现象而实现主体对自身的复归。因此“人本主义逻辑”把具体的社会历史抽象为人及其异化产物这两者之间的运动过程,即人(类本质)→类本质的异化(市民社会的现实矛盾)→人(类本质)这一纵向路径。而“唯物主义逻辑”则不然,在《巴黎手稿》的语境中,“唯物主义逻辑”的目的在于分析社会交往中的异化,因此,以这种批判方法和批判目标为依据,“唯物主义逻辑”的批判就转变为人(私有者)→私有财产(通过谋生劳动而交换)→人(与第一个“人”不同一的私有者)这一横向路径,换句话说,“唯物主义逻辑”是围绕人、物、他人至少这三者展开的社会交往关系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人便具有了市民社会中的社会性和现实性,不再是抽象的价值意义上的人。所以,“双重逻辑”的批判对象“人”在不同逻辑视域中存在着深层内涵的对立,其批判展开的方式也存在着路径上的本质差异。

然而,“双重逻辑”的内在张力却由劳动概念统摄在一起。一方面,劳动概念统摄着“双重逻辑”的演进路径。在“人本主义逻辑”那里,“劳动”作为最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概念而出现,既具价值性的积极意义,也具有工具性的消极;在“唯物主义逻辑”那里,劳动在最一般意义基础上,又具有了通过交换而谋生的社会性意义,“双重逻辑”通过各自的劳动概念逐步开启了对市民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批判和市民社会中社会交往的特殊批判,并最终回归于“异化劳动”概念及其规定的框架,所以劳动概念成为“双重逻辑”展开批判的起点和终点。另一方面,劳动概念统摄“双重逻辑”展开的批判结构。《巴黎手稿》并不是要站在国民经济学视野下对国民经济学进行反思,而是要站在哲学的视野中对掩盖在国民经济学术语下的市民社会异化进行反思。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为解决哲学和国民经济学内在张力所提出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范畴,在这样的理论使命下,劳动概念便与生俱来地包含着理想与现实、抽象与具体、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的矛盾,正是基于这样的劳动概念,马克思才以异化史观展开了对市民社会秘密的追寻。因此,“唯物主义逻辑”的批判结构是“人本主义逻辑”展开后遭遇市民社会中私有者社会交往的必然理论结果,“人本主义逻辑”的批判结构是“唯物主义逻辑”展开市民社会中私有者社会交往批判的理论基础。

总体看来,“双重逻辑”展开路径的隐性张力与内在统一,是由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内涵设定决定的。当对劳动的批判从抽象的哲学基础即人本学价值预设作为逻辑起点而逐步向现实展开时,它离自身越远,劳动概念内涵包含的矛盾便越明显。马克思的劳动批判是对现实的市民社会的批判,当劳动批判逐步深入到市民社会的现实领域特别是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交换领域时,劳动概念便由原初的最一般规定具有了社会性,这时的劳动是以交换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而不再是单纯的人类劳动。于是对劳动的批判就必然转向了社会关系中由劳动概念新内涵引发的交往异化领域,一旦理论演进到这一环节,那么对交往异化领域的批判结构就由最初的人及其异化这种纵向二元关系变为人通过物与人发生异化的多元横向关系了,最终形成了“唯物主义逻辑”。不过,马克思解决劳动概念中内在张力的办法并不是抛弃这种“人本主义逻辑”设定,而是在这种逻辑语境下让现实市民社会的异化复归于人的类本质,因此,“人本主义逻辑”批判结构的二元纵向关系仍然统治着《巴黎手稿》。

究其根本,异化史观哲学批判的指导,不能正确反映市民社会发展运行的内在规律。当马克思试图设定劳动概念的哲学与经济学内涵时,对同一社会形态的社会批判却引发了不同的劳动批判结构,劳动概念仍未挣脱旧唯物主义哲学束缚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境遇,徘徊于市民社会现实与哲学价值预设之间。因为,当劳动批判在异化史观的哲学批判视域内,无可避免地以“人本主义逻辑”路径进入“异化史观”的视野,当劳动批判深入到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领域,劳动批判则无可避免地以“唯物主义逻辑”路径转向谋生劳动批判。所以,在《巴黎手稿》中,异化史观通过劳动概念强行承担起它所无法承担的任务,这非但无法真正实现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解放,甚至其逻辑批判结构都不能实现自洽性。

在当代西方,部分学者依据《巴黎手稿》提出所谓“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这种对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青年马克思”特别是《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史观与“老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对立和作为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与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老年马克思”的对立。然而,当我们强调“对立”这一概念时,似乎便预设着《巴黎手稿》的理论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实际上,“双重逻辑”所内含的批判结构之对立与张力,便揭示了马克思试图依据的“人本主义逻辑”路径,发现并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失败。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价值预设基础上的宗教与法批判的逻辑思路仍旧处于隐性状态,而到了《巴黎手稿》,这种隐藏于早期马克思主义深处的矛盾便暴露无遗,最终以黑格尔左派的典型代表,即费尔巴哈的方式,走向了末路的尽头。所以,与其说《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高峰,不如说是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前夜的直接先导,任何把《巴黎手稿》中的“人本主义逻辑”当做马克思理论精髓的企图,都是罔顾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最初尝试失败的尴尬理论事实。

在当代中国,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的平稳运行有序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然而,部分西方学者所鼓吹的马克思“巴黎时期”的哲学批判理路,似乎又开始了对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法治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而不是基于永恒化、神秘化、超阶级的“法权”原则。超越中国社会现实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无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对当前中国现实的空洞价值批判,是《巴黎手稿》中从抽象价值原则出发展开社会批判这一失败路径的复兴,这也是导致所谓“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想的根本哲学观念。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也很快抛弃了“巴黎时期”的劳动批判理论,取而代之的则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巴黎手稿》中“双重逻辑”的内在矛盾也最终消解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劳动概念从此也转变为规定人本质的实践概念和具有具体物质和精神生产意义的生产概念,这是马克思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根本转变与最终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这既是新常态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社会稳步前进、中国人民幸福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阶级属性的必然发展需要。实际上,个人的本质和属性要在劳动中创造,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要在劳动中结成,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要在劳动中实现,劳动不仅是人的本质,更是社会和历史的本质。所以,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把劳动概念赋予人本质的积极意义是具有深刻历史洞穿性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必须在哲学的根本层面把握劳动及其概念的积极意义,而不能用劳动的异化取代劳动、用交往的异化取代交往,只有建立这样的世界观,才能在现实的视野中,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团结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用劳动托起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