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社会文化和观念的产物,它存储于人们的记忆和心智之中。传统的语言研究将其看做是一套封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联系。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完善和相关理论的发展,语言研究已从孤立的、表层的研究转向联系的、深层的研究,并将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互文性理论和模因论正是这样的理论。作为文本的基本特征之一,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转化和引用;作为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模因是指在语言、信仰和文化等复制和传递过程中起到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类似作用的抽象单位。两种理论均强调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相互模仿和动态传承。

从历时的维度看,互文性理论的提出(1966年)与模因论的诞生(1976年)正好间隔十年。两种理论有其相似之处:其一,二者均可从历时和共时的维度对事物(文本和语言)之间的联系进行阐释;其二,二者均是动态的、多元的和开放的理论,而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理论;其三,二者均具有解构和重新建构的作用;其四,二者均可以应用在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领域,同时解释文化中“复制”和“传递”的现象。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模因论是互文性理论的延伸,是互文性理论在语言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互文性理论是模因论在文本领域中的应用,或用模因论解释互文性的内在形成机制。实则不然,两种理论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从理论来源上看,互文性理论与模因论截然不同。互文性理论起源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带有文本主义色彩兼具浓厚解构主义色彩的文学理论;模因论则起源于生物进化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带有新达尔文主义色彩的文化进化理论。

当20世纪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大行其道之时,文本被当做是一种可以自给自足的、封闭的整体,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单一文本的结构而洞悉所有文本的规律。正是出于对这一研究方法的质疑与否定,深受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如是”运动影响的法国文论家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在《符号学:语义分析研究》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互文性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任何文本的生成都不是孤立的和封闭的,都将与过去的文本、现在的文本甚至是未来的文本产生联系进而发生互文指涉。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颠覆了结构主义视角下文本自给自足的观点,并将文本置于宏观的文化语境下去思考和研究。就起源讲,互文性理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对“对话”的相关讨论中。巴赫金对当时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其所依据的结构语言学模型表现出不满和质疑,他认为文学结构不是事先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结构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在法国同样备受质疑,一大批才思卓越、勇于创新的学者涌现出来,如拉康(Jacques Lacan)、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及阿图塞(Louis Althusser)等,他们分别在《如是》(Tel Quel)杂志上发表具有独创性的观点。这些文章从哲学、文学、语言学等不同领域共同走向对“结构”“符号”“意义”“主体”等范畴的彻底质疑^[1]。正是在向西方介绍巴赫金思想、抵制结构主义思想的同时,克里斯蒂瓦形成了互文性思想。因此,互文性理论源于对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质疑和否定的后结构主义思潮。

互文性理论提出十年之后,牛津大学动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模因(meme)。道金斯通过描述基因的自我复制、相互竞争及进化来构想出人类社会文化传递的复制因子和基本单位模因。他在著作中这样论述:“我们要为这个新的复制因子起一个名字,一个表示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的名词。”^[2]“模因”的原词meme在拼写上模仿了基因的原词gene,词源上它来自希腊语词mimeme(“模仿”);现在,几本主要的英语词典都正式收录了这个词,保留着源mimeme的根义^[3]。就其本质而言,模因是在语言、信仰和文化等复制和传递过程中起到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类似作用的基本单位。关于这一点迪斯汀(Kate Distin)在其著作《自私的模因》(The Selfish Meme)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正如DNA提供了生物遗传的机制一样,这种代表文化模因的表征内容,如语言、音乐和数字等,也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机制。它解释了模因如何以某种形式在文化代际之间保存信息,并能够在不同语境中发挥表型作用,进而解释了构成人类文化信息的保存和传播。”^[4] 不同的是,基因是可以观测的、物质的;模因是难以观测的、抽象的。此后,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展开对模因的研究,如教育学、翻译研究、神经学和宗教学等等,最为明显且成果颇丰的是从语言学视角对模因的研究。在语言学领域,用模因论解释语言现象,可以加深或改变我们对语言起源、语言习得、语言使用等问题的认识^[5]。模因通过对语言和文化信息的复制和传递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而复制和传递的前提是模仿。可以说,任何能够被模仿(如思想、行为、信息和指示等)并因此被复制和传递的东西都可称之为模因。道金斯曾提到:“科学思想能够被人脑理解和接受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宗教这种有很高存活价值的模因能够向世人传播信仰,宣扬神的存在和来世的观念;服饰、饮食、仪式、习俗,以及科技等通过人群的复制而得以传递,这些都是模因价值的体现。模因储存在人脑中,并通过模仿而得以传递。”^[6]因此,从本质上说,模因论是一种基于生物进化论的文化进化理论。

从主要分析单位上看,互文性理论与模因论所关注的焦点不同。当论及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析单位时,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两种理论的主要表现型。互文性理论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文本或语篇的层面上,以此来揭示文本或语篇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的表现型以文本为主,而模因论虽然可以涵盖一切因模仿而被复制和传递的事物,如迪斯汀所述,“正如DNA提供了生物遗传的机制一样,这种代表文化模因的表征内容,如语言、音乐和数字等,也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机制”^[4]。然而,就理论适用性和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语言(词或词组)是模因论的主要表现型,也是模因论的主要分析单位。

从1966年至1968年,克里斯蒂瓦先后在《词、对话、小说》和《封闭的文本》两篇文章中提及互文性这一术语,并以多种方式给予其定义。

水平轴(作者-读者)和垂直轴(文本-语境)的重合,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词(或一篇文本)都是众多的词(文本)的交汇,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另一篇文本)。在巴赫金的著作中,这两支轴分别代表着对话(dialogue)和语义双关(ambivalence)。然而,它们之间没有细致地区分。这表面上看似不精确的理论却是巴赫金带给文学理论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任何文本都是由形如马赛克般的引语构成;每一篇文本都是对其他的文本的吸收和转化。^[7] 克里斯蒂瓦的互文性理论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发展到了极致。水平轴意味着作者(生产者)和读者(接受者)的联合,垂直轴意味着文本与先前及以后的所有社会的、文化的文本的融合。水平轴和垂直轴的重合编织出一张巨大的互文性网络,为文本的生产和消费创造出巨大的空间。诚如巴特所述,我们将文本定义为一种语言跨越的手段,它重新分配了语言次序,从而把直接交流信息的言语和其他已有或现有的表示联系起来^[8]。可见,在互文性理论中,文本不是个体的、孤立的客体,而是各种已有的文化文本、社会文本的汇集。下面仅以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为例说明互文性的主要分析单位。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9]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堪称读书治学的千古绝唱。在这里,王国维用三段不同的引语来描述古今治学的三种境界:第一段引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出自晏殊的词《蝶恋花》;第二段引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柳永的词《凤栖梧》;第三段引语“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出自辛弃疾的词《青玉案》。原词的三段引语与读书治学毫不相干。然而,通过隐喻,王国维赋予所引之文另一个维度,从而揭示了治学的境界。在这里,王国维将不同的文本镶嵌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文本,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意境。在这个互文的意境中,文本相互指涉,经纬互换,如日月之更替,万象更新,新理倍出^[10]。由上可以看出,互文性竭力编织一个由文本组成的互文性网络。因此,文本自然而然成为互文性的表现型和主要分析单位。

自从模因这一术语被道金斯提出以后,人们对模因定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目前为止,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模因是从一个个体传递给另一个体的认知或行为模式,存在于个体的记忆之中且是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如前所述,模因的研究视角丰富多样,目前为止最为明显且成果颇丰的是从语言学的视角展开对模因的研究。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基本载体之一,同时也是一种显性的文化现象,自身存在着模仿、复制和传递的现象,而模因本身也主要依靠语言的交流和模仿才得以复制和传递。可以说,模因与语言存在着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密切关系,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诚如布莱克摩尔(Blackmore)所述:“人的语言能力是受模因驱动的,而语言的功能就在于传播模因。”^[6]此话虽有争议之处,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模因论在语言研究中尤其是语言的演化和交际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当今,人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网络上和社会上的流行词和新词以史无前例的数量和速度在人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传播着。当这些语言信息不断被模仿进而被复制和传递时,语言模因也就因此形成。一些流行语、新词和网络上的各种语体,如“你懂的”“任性”“克隆”,以及“且……且……”体等都是语言模因现象的一个例证,也吸引了大批语言学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如社会语用、语言交际、语言教学等。然而,同基因一样,模因的演化也包括选择、复制和变异。只有适应文化环境的模因才能复制生存下来^[11]。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流行词、新词和网络语体只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存留下来的原因。模因论为研究语言的发展与演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语言研究也推动了模因论的发展。因此,语言或更为确切地说词和词组,自然而言成为模因的表现型和主要分析单位。

从指向性上看,互文性理论与模因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部分学者认为,互文性理论强调当前文本对先前文本的指涉、吸收和转化,与影响研究或渊源研究相同,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历时的“向后性”特征,而模因论更多地呈现出历时的“延续性”特征。实则不然,互文性固然是指当前文本对先前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但更强调文本在新语境下所具有的新的意义,从这一层面来说,互文性的指向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延续性”或“指向未来”的特点,如上文所提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描述的“三境界”,虽然每个“境界”都是引用原有的词句,但在新的语境下却表达出新的含义;模因论虽然是指语言和文化信息的模仿和传递,呈现出一种“延续性”的特征,但究其本质而言,模因论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语言和文化模因起源的“回溯性”或“指向过去”和共时的“感染性”。

伊·库兹韦尔指出:“每一个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涉及到其他的任何事物;所有的思想联想和传统都可以合法地变成一个文本的一部分;每一个文本都可以通过新的阅读而发生别的一些联想;各种文本是相互联系的。”^[12]由此可知,文本的意义来源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提到的阅读是互文性阅读,它解构了原文本,将其置放于互文性的网络之中,进而使原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互文指涉并无限延续下去。互文性具有动态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既指涉过去的文本和同时代的文本,更指涉未来的文本。因此,互文性的指向也具有了面向过去、指涉现在、延向未来的特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互文性的指向性是“指向未来”的,但在解构主义视角下,互文性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虚无飘缈的特点,文本不仅没有独创性,更毫无意义可言,指向不仅四面辐射,更飘忽不定、难以捉摸。

如果说互文性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指向未来的特点,那么模因论则侧重于探讨某个具体的语言(词组)或文化模因的起源性,因而从历时的角度来说,模因的指向也就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回溯性”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模因论能很好地解释思想、习俗、信仰或宗教的起源性问题。模因的魅力就在于它常常可以超越人而成为人的主宰,进而在人的语言文化传承中行使重要的选择权。换言之,模因论不但要考察人如何获得思想,更要考察思想如何获得人,即思想如何控制人^[13]。因此,当一个语言的或文化的模因在社会上复制进而传播时,我们不仅要关注模因在共时层面的“感染性”,更应该关注模因在历时层面的“回溯性”,只有这样才符合模因指向性的内在要求,才能更好地解释语言、思想及文化的起源性和本质性问题。

从理论体系上看,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互文性理论与模因论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互文性理论体系严谨、结构分明、基本概念清晰。互文性理论虽源于文学领域,但对其他领域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辐射性和解释力。相对而言,模因论缺少针对性和衍生性且存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

互文性理论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确立、审视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一系列的基本概念,如本文、文本、互文、互文性、内互文性、外互文性、超文性,以及互文指涉等都已界定清晰,且兼具操作性和指导性;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如影响研究或渊源研究与互文性理论的异同、“对话”理论与互文性理论的异同,以及“作品”和“文本”的区别等,都已阐释充分,且对其他相似理论的理解和对互文性理论的认知都大有裨益。与之一致的是,互文性的基本分类由最初的水平互文性和垂直互文性、强互文性和弱互文性、共存互文性和派生互文性发展到后来广为认可的显性互文性和成构互文性;互文性的基本表现方式也由最初的引用、戏拟和合并三种发展到包括主题、类型、范式和体裁等多种。与此同时,源于文学中的互文性理论,其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元化和专业化并存的特点,既有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互文性研究,也有解构主义视角下的互文性研究;既有互文性与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也有互文性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既有戏剧中的互文性研究,也有电影中的互文性研究等等,且每一个视角下都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可以说,互文性理论已在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

模因论从问世起就饱受争议,如模因概念的含混性、模因及其表现型的难以识别和判定、模因在传递过程中的保真度问题、理论的晦涩,以及缺乏可操作性等等。虽然一些问题已经得到澄清和解决,如将模因表示为任何形式的信息复制和传播且主要以语言为模因的表现型和主要分析单位,模因的两种复制和传递方式,即结果复制的传递和指令复制的传递,并以此消除模因在传递过程中保真度的质疑等,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模因论本身还未如互文性理论一样体现出严谨的体系和清晰的架构。然而,每一个概念和理论都会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模因论亦是如此。在历经各个流派的完善和补充后,已然形成以Lynch和Dennett为代表的信息观、以Gatherer为代表的思想传染观、以Gabora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观和以Deacon为代表的模因符号观^[3]。模因论已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适应力和阐释力,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如文学、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已逐渐紧密且成果频出。所有这些对模因论的进一步发展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互文性理论与模因论自诞生伊始就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对文本和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阐释,解构和重新建构的内在属性,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结合等等。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理论实为同一种理论的不同表述。基于此,文中从四个方面,即理论来源和内涵、主要分析单位、指向性及理论体系,阐释了两种理论的相异之处。当前学界对互文性理论与模因论的研究逐渐深入。因此,对互文性与模因论的差异进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样不仅可以加深研究者对两种理论的理解,还可以理清两种理论在认知上的误区,更可以为两种理论的跨学科移植扫清理论上的障碍,促进两种理论的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