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 明确了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新布局, 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和广泛讨论。在讨论的热潮当中, 社会工程研究要证明自己“作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基本方式”^[1]的价值所在, 有责任对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时代命题, 作出自己独特而富有解释力的回应。

社会工程指涉“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前提, 以社会技术为中介, 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2]58-59, 其核心是“社会模式的设计与实施”^[3]。借用这一新理念来解读“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 必须科学回答如何看待这一理念在新领域的适用性、创新性和解释力。对其适用性、创新性和解释力的回答, 主要体现为三个问题:第一, “社会工程”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否有着高度吻合的理论实质, 即理论适应性问题; 第二, “社会工程”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关联性在各自的探讨中是否已经“尽人皆知”并成为“理论自觉”, 即理论创新性问题; 第三, “社会工程”所回应的问题是否在“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贯彻中存在并严重制约着其实现, 即理论解释力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向去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 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 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5]。源自实践、指导实践是其最显著的理论特色。“四个全面”不是书斋的产物和思辨的结果, 不能以学院式的、纯学理的眼光来解读, 而应该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角度、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来理解和领会。而社会工程恰恰远离了纯粹的思想、实现了“形而上”的偏转, 指涉现实可以感知、可以操作的社会实践活动, 是人们在社会世界中研究社会的方法、建构社会的活动、规划和设计社会蓝图的统称。从这个意义来讲,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不仅是党中央对治国理政的新思考和新布局, 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大设计, 更是一项“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前提, 社会技术为中介, 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6]134的伟大社会工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 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长远目标是从“无”到“尚未”再到“有”的内在目的论过程。其中, 未来指向的“尚未”不是对现状的描述, 而是“唤醒生活, 促成一个还处在潜在状态、要是没有人的首创精神就不可能诞生的世界的出现”^[7], 它构成了社会工程活动的根本动力, 代表着希望和有待成功的未知。而社会工程则是对“尚未”的自觉承担、对“尚未”范畴积极的现实建构, 是在人的主观意识参与下的过程化、社会化、人工化地实现“尚未”的实践活动。同样,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不是对业已存在的社会实践样态的描述, 而是基于人的存在与发展需要进行的思维创新的产物, 是对未来一个时期社会世界发展目标和发展举措的人为建构, 是“尚未”范畴的具体化。所以, 作为引领社会变革方向的行动目标和变革社会世界的科学行动指南, “四个全面”也是一项实现自我设计、变“尚未”为“全有”的伟大社会工程。

从社会工程的发端来看, 它“是从系统工程发展起来的”^[8], 所以, 强调“整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是它与生俱来的思维特质。早在1857年, 马克思就曾指出:“整体, 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 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 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 宗教精神的, 实践精神的掌握的”^[9]。作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社会工程内在地包含着艺术精神(人文和审美)、宗教精神(信仰和理想)和实践精神(改造和建构)^[1]。“四个全面”战略思想, 不仅是作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而对“整体性”极为崇尚, 而且“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面向都贯彻着“全面”的要求。在战略布局中这种对“全面”和“整体”的推崇, 不仅仅体现在高度上小康社会从“初步实现”到“不均衡实现”再到“全面实现”, 从“建设”到“建成”的发展演化, 以及宽度上改革从单行路径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全面改革, 法治“从抽象的上层建筑建设转入了具象化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 党的建设“从道德自律转向了党委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思想和制度合力建党, 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10], 在时间上常态化、在对象上一体化, 而且体现在精神实质上对完美(全面发展)、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践(建成、改革、治理)的追求。所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是一项需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全面贯彻的伟大社会工程。

社会工程视域审视的创新性, 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研究来讲, 这种解读视角所具有的创新性, 二是对社会工程研究而言, 这也是它本身应用性研究的创新。

从社会工程自身的研究来讲, 作为“一个全新的且有学术风险的研究领域”, 社会工程研究燃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学术热情, 并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 俨然成为了哲学研究的“新宠”, 但同时“社会工程的历史亟待挖掘; 社会工程的国外状况亟待总结; 社会工程哲学的方法论亟待创新”^[6]8-9。“社会工程”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与研究者对它的期许及它的发展潜质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它要焕发自己的光彩, 摆脱被人质疑存在合理性的学术尴尬地位, 不仅要周密地论证自己的范畴、发展自己的逻辑体系, 更要走向现实、走到学术话语的中心领地, 对亟待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和战略命题作出自己独特的回应。正如在首届社会工程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识的那样, “社会工程研究一定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11]。而自觉选择“四个全面”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进行应用性审视, 无疑为社会工程研究证明自己的独特价值, 并进一步创新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从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解读来看, 目前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意义阐释、逻辑关系剖析、理论内容分析, 以及如何实现和贯彻这四个方面。

学者们普遍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开拓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12], “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13], 提出了“党对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新要求”^[14], 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把握”^[15]。至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如何是新的总结、新的境界、新的发展, 学者们的看法则存在分歧。我们认为, 评价和阐释“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不能脱离习近平治国理政系列重要讲话这个整体, 所以学者们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主题的界定回答了“如何执政、如何治国, 如何引领国家走向未来的问题”是准确的。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作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新的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仍然处于发展、完善进程之中, 只是“初步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长期思考和谋划的关于治国理政的大思路、大蓝图”^[16]。

在逻辑关系的剖析方面, 习近平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17]。这为我们从总体上界定了“四个全面”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学界的讨论也基本围绕这个“总体界定”展开。对“四个全面”逻辑关系的解读, 还涉及如何看待“四个全面”与其他理论或实践主体的关系。目前理论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四个全面”与中国梦的逻辑关系, 二是“四个全面”与经济新常态的关系, 三是“四个全面”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关系。有学者倾向于从中国梦的角度来阐释“四个全面”^[18], 认为“四个全面”是中国梦的“四维”^[19]。在经济新常态与“四个全面”的关系研究上, 比较一致的共识是“四个全面”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总体布局, 也是引领新常态的科学纲领^[20]。目前的问题是对“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总布局之间的关系, 是从属、并列、互补, 还是取代?尚无定论, 有待研究。

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内容的分析, 主要有两个进路, 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进行的针对性解读; 二是从实践层面出发进行的现象学解读。代表性的观点有借用“辩证唯物主义”^[2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22]等分析工具, 认为从联系观看“四个全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矛盾观看“四个全面”是重点论和两点论的辩证统一、从实践观看“四个全面”能够把实践的主体与客体和中介合理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看“四个全面”能够坚定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与此不同的是, 其他学者主要是从实践层面出发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内容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阐释。代表性的有, 辛向阳分析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深厚的历史逻辑、强大的现实逻辑和未来逻辑^[23]; 张广昭、陈振凯通过国际经验的比对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代国家转型的必要前提、“全面深化改革”是破除分利集团的有力武器、“全面依法治国”是良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复兴的政党力量保证^[24]; 姚桓认为贯穿于“四个全面”的核心追求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人民福祉, 这是党的宗旨在新形势下的具体体现^[25]。

在如何实现和贯彻“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问题上, 学界从观念、方法和举措上都有诸多探讨。从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来说, 学者们认为, 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要始终坚持科学精神学会用统筹协调的方法防止和克服片面性、要始终有系统思维的思想把“四个全面”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来推进、要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以法以章办事^[26]; 同时, 还需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具有清醒的忧患意识与自觉的责任担当, 因为“没有战略定力、不敢攻坚克难、不能自我革命, ‘全面’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27]。在具体贯彻方法上, 要自觉做到“全面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全面协调推进”^[28]。在落实举措上, 要坚持“四个把握”, 把握好关键环节、把握好重点任务、把握好难得机遇、把握好发展常态^[29]。

现有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解读, 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并达成了诸多研究共识, 尤其增进了我们对“四个全面”战略意义、理论内容、逻辑关系及贯彻要求的把握和思考。但从总体上看, 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时期, 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这一分析对象理论特质的把握仍显不足, 对“四个全面”既是宏大的战略布局, 又是蕴含深邃系统思想的科学理论, 还缺乏有深度的解析, 以致在实务或工作范式研究与学理性研究之间顾此失彼。大多数对“四个全面”具体内容和逻辑关系的解读也还只是泛泛而谈, 既缺乏鲜活的实证支撑, 也少见准确、新颖的理论建构。对“四个全面”的重要性和理论内涵, 没有讲透、不够彻底, 甚至还略显牵强, 存在着“任意解读”的风险, 不仅无法为深入理解“四个全面”提供强有力的佐证和支撑, 反而可能混淆视听、损伤民众对“四个全面”的认知、认同, 科学性、严谨性亟待加强。

作为在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交点上成长起来的“社会工程”, 它倡导社会规律向度、社会条件向度和社会价值向度的“三维融合”^[30]156, 抓住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所力图回应的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 不仅适合用来作为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解读视域, 而且在学理性的彻底与实践性的存在之间实现了平衡, 可以有效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 从而实现当下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第一, 在认识论上, 社会工程视域的解读认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关于社会世界建构的思想, 它比哲学更直接、比经济学更全面地指导着我们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现代表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和具体实现。它不仅是一般性的执政、建设和发展规律总结, 更蕴含着对21世纪中国发展问题和发展条件的特殊性情境认知, 还体现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解放的价值性追求, 是合规律性、合现实性与合目的性高度统一的社会发展新模式。

第二, 在本体论上, 社会工程视域的解读认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布局, 其逻辑关系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直接的理论基础(社会科学), 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举措(社会技术), 实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社会工程)。而且“四个全面”战略举措本身也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法治和党建等具体理论为基础(社会科学), 通过理顺关系、明确主体、优化机制、出台政策、督察落实为方法和途径(社会技术), 实现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的全面落实(社会工程), 在理论内容上形成了一个指向明确、逻辑自洽的科学体系。

第三, 在方法论上, 社会工程视域的解读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方式与贯彻路径是一个从理论到理念、从举措途径到方式方法、从社会问题到社会愿景再到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首先要实现从理论体系到思想理念的转换, 成为社会发展主体进行社会制度创新、社会关系协调和社会世界改造的自觉要求和行为指南。其次,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实现从战略举措到具体途径、从原则要求到方式方法的转换, 形成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顺畅有效的实施体系和健全持续的保障机制。最后,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源于社会问题, 发生于消解社会问题的需要和对社会愿景的美好憧憬, 发展于社会问题消解、社会现实改造、社会愿景实现的过程, 是从社会问题到社会愿景再到社会现实的社会建构。

马克思曾言,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31]。同样, 社会工程的解释力也来源于其满足解释对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需求的能力。

如前文所述, “四个全面”不是一般的学理陈述, 而是对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理论总结, 是具有强烈问题意识、面向生动社会实践的科学行动指南。这种理论特质要求我们对它进行恰当而深入的解释, 必须整合规范性思维与实践性思维, 找到连接理论与实践的社会支撑, 使战略思想成功实现向战略布局、战略实施的转换。社会工程视域很好地满足了这一理论需求, 实现了“社会科学—社会技术—社会工程”的贯通, 以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作为逻辑前提, 以比较科学的社会技术作为中介, 进而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这种视域对我们理解“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要启示在于:首先,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解重点在于其是关联“理论、技术与实践”等多维度的集合体, 要准确解读必须保有整体性的理论自觉并在各维度深入学习领会, 否则很容易出现许倬云所言“议题分散造成无法聚焦的后果, 以致虽有陈述, 却不易分析; 数量增加, 却难有累计增长。虽然学术探索领域开拓了, 却可能蔓延而难以阐释其义”^[32]。其次,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实践难点在于对实现中介—合理的社会规则、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等社会技术的设计, 这理应成为我们研究“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点攻关对象。

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是独立思考、求真务实、严谨规范、开拓创新, 其中求真是目标, 创新是灵魂; 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 注重人的精神生活, 其目标是追求善和美, 核心是以人为本。“四个全面”作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新认识、新把握, 自然体现了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但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是, “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也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的也好, 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增加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工程不是只见“工程”, 不见“社会”, 而是强调“人类所追求的社会世界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目的性的统一, 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一致”, 在现代社会我们尤其需要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极对立的社会理论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 用人文精神整合以探索、实证、创新、独立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精神, 从而照亮人类建构现代性之路”^[30]210。这启示我们, 在解读“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时, 更要看到它深层的人文精神意蕴, “全面建成小康惠及全体人民, 深切满足人民愿望; 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公平正义, 增加人民的获得感; 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 使人民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人民监督, 获得人民支持, 打造了‘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命运共同体”^[25], 并把它作为落实“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技术路径、方法支撑和评判标准。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应用领域是复杂的社会世界, 面对复杂性问题, “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33]。从社会工程活动及其概念的生成和本质可以看出, 社会工程活动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协同学等理论为基础, 运用“整体性思维方式”“非线性思维方式”和“后现代思维方式”从社会规律、社会条件和社会价值等三个向度实现了对现代社会世界整体性、多维性、系统性、模糊性和突变性的深刻把握^[2]127-137。这启示我们, 在解读“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时, 必须深刻把握其社会规律向度、社会条件向度和社会价值向度。社会规律向度意指“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实施以尊重社会规律为前提; 社会条件向度意指“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实施以既定的社会条件为基础; 社会价值向度意指“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追求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只有站在这个基点来认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 我们才能更自信地认同“四个全面”深刻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是在新时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是对人民群众关切期待的集中回应, 是对党治国理政方略的发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