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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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技术德性的建构

［美］仙侬·维乐，著陈佳，译

2016, 18 (5): 441-44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01

摘要 ( 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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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18KB) ( 1182 )

受移动电脑、人工智能、机器人、基因工程，以及其他新技术的影响，人类社会与制度的变迁日渐受制于技术的变化。本文面对的问题是“人类怎样在因新兴技术不断涌现而变得日益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生活得更好”。我对于此问题的简短回答就是“通过共同和谨慎的培养我们自身的思想品德，即技术德性美德”。本论文主要致力于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为什么我提出的问题会在当前对人类构成挑战;人类将来是否会繁荣发展取决于我们如何更好地回答此问题;为什么这需要清晰的技术德性品德和美德。我所谓的技术社会模糊性可以解释并回应这样一种现象，即弱化我们的能力以便可靠地参与到未来社会;或者复杂化我们的努力去制定一种能够带给我们及他人美好生活的计划。本人认为，分别独立起源于古代中国、印度及希腊的道德理论德性伦理学便是一种对当代技术社会模糊性的最合适的理论。接下来我勾勒出了7种技术德性习惯和12种技术美德的框架来解释21世纪人类必须集体培育以应对新技术条件下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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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式创新实验室”中反思工业

［德］阿尔布莱切特·弗里切，著姜小慧，译

2016, 18 (5): 450-45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02

摘要 (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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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92KB) ( 1162 )

随着技术在工业领域之外的迅速扩张，消费者也越来越有兴趣参与到创新过程中来。除了在互联网上的各种合作形式之外，人们也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可以供人亲自参与到创新活动中的空间场所。这些场所可以称为开放式创新实验室。本文将基于技术哲学的基本观点，研究创新是如何在这些空间中发生的，并探讨这里的创新实践对于一般创新观念的启发意义及其在经济变革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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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面临的真正重大挑战自我认知

［美］卡尔·米切姆，著尹文娟，黄晓伟，译

2016, 18 (5): 457-46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03

摘要 ( 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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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93KB) ( 1141 )

2003年美国工程院提出了工程在21世纪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的议题。在21世纪的这十余年间，学者们从“重大挑战”出发对工程与社会关系问题进行了愈发激烈的讨论。所谓重大挑战，其实就是为了全社会的善用工程来解决的那些技术问题。然而如果用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哲学视角对这一措辞进行审视的话，会发现还有一项挑战被忽视了，即在一个日渐工程化的世界中培养工程师和公众的自我认知。最后笔者还论证了在工程教育中加入人文学科是促进工程自我认知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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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馈交易、风险溢出与瀑布效应基于沪深300现货指数与期货指数联动作用的经验研究

田树喜，齐小源，吴迪

2016, 18 (5): 464-46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04

摘要 ( 5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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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03KB) ( 1207 )

利用VAR模型和ARCH系列模型，对2015年沪深300现货指数及期货指数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正反馈交易行情下，沪深300指数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之间形成了风险溢出和波动积聚的联动反应，并在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不断循环和加剧，最终引发了股指断崖式下跌的“瀑布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市场交易主体的结构失衡、交易制度的不完备、噪声交易者的“羊群行为”及监管措施的反应滞后是“瀑布效应”形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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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控制权性质下的大股东私人收益影响因素分析

王书林，薄澜，叶乔伊

2016, 18 (5): 470-47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05

摘要 ( 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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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72KB) ( 1018 )

以1998—2014年间在沪深两市发生控制权转移的215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并具体根据控制权买家的主体性质将其分为民营化及国有企业重组两个分样本。通过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股权溢价水平对不同控制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私人收益水平进行间接估算与比较，并且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结果发现，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更高，且民营控股与国有控股在其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强度上也存在差异。国有控股私人收益与净资产收益率及资产负债率正相关，与企业规模负相关，行业竞争度高的国有企业私人收益水平较低;而民营控股企业的私人收益则与净资产收益率和上市公司规模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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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潜力员工的潜力研究构念界定与量表开发

王文卓，孙遇春，孙秀明

2016, 18 (5): 476-48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06

摘要 ( 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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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51KB) ( 1312 )

员工的潜力日益成为组织人才选拔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其构念界定与测量并不完善。结合质性与量化的研究方法对高潜力员工所具有的潜力的构念进行界定、诠释其维度内涵并开发潜力的测量量表，得出高潜力员工的潜力是由动机、能力、品质三个维度构成的合并型多维构念的研究结论。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验证了潜力各维度的内在结构，建立了潜力与三个维度之间的线性函数来测量员工的整体潜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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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权力:一种现代权力逻辑及其经验反思

林奇富，贺竞超

2016, 18 (5): 484-49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07

摘要 ( 1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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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84KB) ( 1151 )

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已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政治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大数据既是一种权力范式，也是一种权力叙事，它遵循权力的逻辑，不断生产、重塑和支配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大数据权力蕴含着两种逻辑:能力逻辑和结构逻辑。能力逻辑展现的是其角色性、对象性和技术性维度;结构逻辑展现的是其关系性、规则性和格局性维度。这两种逻辑既蕴含着积极的内生力量，也因其对社会权力系统的冲击而可能诱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风险错配和冲突，对此我们需要建构并形成一种理性、审慎的数据权力共识和数据治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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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理论视域下我国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难题及其求解

李金龙，武俊伟

2016, 18 (5): 491-49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08

摘要 ( 6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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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54KB) ( 1200 )

我国基层政府政策执行难的问题正日益成为行政系统内一种体制性顽疾。自上而下的政策无法跨越“最后一公里”的障碍，政策效能难以抵达政策客体，导致中央政府权威流失与信任危机。以社会建构理论来审视政策执行难问题，发现政策执行中关键要素失效、传统官僚制制约及政策匣子封闭是政策执行难的主要原因，提出发掘社会知识价值，以社会互动来维持政策执行秩序，重视行政人员社会化学习，以及注重政策执行过程，强化政策产出等对策，以期破除我国基层政府政策执行难的流弊，实现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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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突发性网络舆情演化影响因素研究

于兆吉，张嘉桐

2016, 18 (5): 498-50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09

摘要 ( 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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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70KB) ( 1387 )

随着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突发性网络舆情在人们的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以天津塘沽大爆炸微博讨论为例，将突发性网络舆情的参与者分为政府、网络媒体人、舆情当事人和普通网民四类，通过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得出影响突发性网络舆情演化的三个因素分别是官方信息发布、参与者的动因和行为决策，并结合突发性网络舆情演化过程，分析参与者在网络舆情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发挥的促进或抑制作用，有针对性地提出包括健全网络舆情的政府引导机制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来合理引导并控制突发性网络舆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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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维风险指数的农村留守儿童风险预警和分级干预机制研究

曹艳春，戴建兵

2016, 18 (5): 503-50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10

摘要 ( 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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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32KB) ( 1228 )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留守儿童远离父母，处于无人监管或监管不力的状态，面临多维风险。通过构建意外事故风险、双向犯罪风险、心理亚健康风险、身体亚健康风险、行为失范风险、交往不足风险、教育失效风险和环境不良风险等8个维度27个指标的多维风险指数，运用专家打分法，对指标两两之间相对重要性进行打分并计算指标权重，运用AHP方法求得每个留守儿童基于多维风险指数的综合风险值，并将综合风险值分为五个级次，建立相应的五级预警和干预机制，以缓解或降低留守儿童面临的各种风险，加强对留守儿童的保护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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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探析以促进“走出去”战略实施为视角

顾海波，王淼

2016, 18 (5): 510-51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11

摘要 ( 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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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96KB) ( 1410 )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旨在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鼓励企业境外投资。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仍存在诸多不足，增大了征纳成本，影响了企业拓展境外投资的积极性。基于国情和需求，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中国应将分国限额抵免转为综合限额抵免，改进境外所得税额及其抵免限额的计算标准，优化超限抵免额的结转机制，放宽间接抵免的企业层级、持股比例，但对持股时间进行限定，有条件地实行单边饶让抵免措施，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走出去”战略顺利实施，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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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中的注意规定

周铭川

2016, 18 (5): 518-524.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12

摘要 ( 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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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76KB) ( 1235 )

“提醒”不是注意规定的本质特征，对构成要件及量刑情节的规定不属于注意规定。由于法律拟制存在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构成要件理论等缺陷，应当尽量将可疑条款解释为注意规定而缩小法律拟制的外延。除了刑法明文规定者外，不应承认法律拟制，不应承认过失犯罪向故意犯罪的拟制。但是，与其用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去解释可疑条款，不如适用传统的构成要件理论、罪数形态理论和共犯理论去解释，因为对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必须以正确适用传统刑法理论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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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马克思:现代性视域下人的生存困境探究

刘洋，李洋

2016, 18 (5): 525-53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13

摘要 ( 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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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74KB) ( 1162 )

现代性因理性与感性原则的扩张，使得人的生存出现了生存时空压缩化、生存情态物质化、生存方式技术化、生存意义虚无化等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后现代主义以“外在超越”的姿态彻底否定现代性;现代主义以“不可超越”的立场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修复。二者都只是抽象地抓住了真理的一端，或是陷入“相对主义”，或是陷入“普遍主义”。马克思在实践思维方式基础上，通过对现代性中人的生存问题的社会历史指认与“内在超越”方法弥补了二者的不足。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我们要提倡“实践理性”、发展与规制资本、充分发挥结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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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工程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契合

任鹏

2016, 18 (5): 531-53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14

摘要 ( 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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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73KB) ( 770 )

“社会工程”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有着高度吻合的理论实质，他们两者在实践取向、未来旨趣和思维方式上高度契合。在社会工程形态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合规律性、合现实性与合目的性高度统一的社会发展新模式，它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直接的理论基础(社会科学)，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举措(社会技术)，实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社会工程)，是一个从理论到理念、从举措途径到方式方法、从社会问题到社会愿景再到社会现实的建构工程。在社会工程视域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实现了“理论(社会科学)中介(社会技术)实践(社会工程)”的贯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整合，以及对复杂社会世界的有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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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身体本身:《萨德式女人》的身体政治解读

程毅

2016, 18 (5): 537-544.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15

摘要 ( 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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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94KB) ( 1922 )

《萨德式女人》是英国当代作家安吉拉·卡特系统性讨论女性身体困境的理论文本。卡特通过对法国作家萨德作品的重新解读，指出女性身体长期以来受到宗教、道德、性别等文化话语的塑造与禁锢，只是虚构的观念性身体。她认为女性应当成为“萨德式女人”，通过扰乱传统身体运作秩序，建立表演性身体模式，颠覆母亲权威、获取身体自治权等方式，将观念性身体转变为经验性身体，回归身体被文化话语规训前的本真自然状态，从而摆脱传统文化话语对女性的宰制，走出性别压制和思想殖民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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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城市形象

姚晓萍，梁洪琦

2016, 18 (5): 544-55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5.016

摘要 ( 7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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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中的城市形象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社会主义革命双重影响之下的产物，具有俄国现代诗歌独到的历史特质。一代象征主义诗人被悲观、神秘、理想化的情绪和精神所浸染，通过城市诗歌向人类传达他们对世界、人类、历史、现代生活的复杂观念和对城市规训的多元思考，他们抒写的城市形象光明与晦暗并存、希望与虚空相依，姿态时而冷眼旁观、热情礼赞，时而消极融入、反思批判，完成了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与城市图景之间深层次的诗意构建，也为俄国城市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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