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回答“什么是哲学”为特征的哲学观,是对有关哲学本身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这些问题包括哲学的主题、对象、性质、方法、功能、目的,以及哲学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哲学的形成和演变、哲学家的角色和任务,等等^[1]。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观”就是马克思对于哲学的理解,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观”就是要把握马克思关于哲学本身的思想。为了更好地进行这一研究,需要首先澄清几个前提性问题。

一、“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观”

在目前的研究中,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哲学观”和“马克思哲学观”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同使用的,认为省略一个“的”字并不会造成意思的改变。然而事实上,正是这个“的”字的去留决定了以上两个概念不同的内涵。因此,如果不对它们作出严格的辨析,势必会造成哲学观问题的含混,阻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首先,从语法结构来看。在“马克思的哲学观”这一概念中,“哲学观”的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它所要回答的是“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因此,当它被限定在马克思的名下时,所表示的就是“马克思对于‘什么是哲学’的看法”,或者说是“马克思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理解”。与此相对照的是,“马克思哲学观”缺失了主语。这是由于,这一概念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哲学家的哲学,即马克思哲学,它所要回答的是“马克思哲学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至于是谁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则并不包含在这一概念之中。

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观”的立足点在于马克思关于“哲学”的各种论述,需要按照文本的历史线索进行梳理。然而,要形成一种“马克思哲学观”,则必须将马克思哲学视为一个整体,从中逻辑地提炼、概括出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实质。例如对于“马克思开创了怎样的哲学传统?”“马克思实现了怎样的哲学革命?”这类问题的回答便是一种“马克思哲学观”的体现。正因如此,“马克思哲学观”离不开对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因为马克思哲学的特点只有在差异中才能凸显出来。可见,与“马克思的哲学观”相比,“马克思哲学观”的形成需要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抽象也更为艰苦的研究过程。

再次,从理论结果来看。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观”是作为客观对象而存在的,因此研究者可以根据特定的文本,得到一个相对确定的理论结果。尽管不同的研究者由于对文本材料的诠释有所差异,得到的“马克思的哲学观”也会不尽相同,但不至于构成特别大的对立。与此相反,“马克思哲学观”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研究者的时代背景、文化传统和政治立场会极大地影响他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特点和实质的解读。当然,一种“马克思哲学观”形成的依据固然也在于文本,但是抽象和概括的特性决定了不同的“马克思哲学观”之间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衡量标准。例如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还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更能代表马克思?很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一定会导致不同的“马克思哲学观”。

最后,从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来看。“马克思的哲学观”可以为“马克思哲学观”的形成提供一个切入点。事实上,如果仅限于探讨“马克思的哲学观”,那么其理论意义还是不充分的。把握马克思对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的演变过程,就是为了在马克思的反面批判和正面陈述中发现他对于自己的哲学的规划,而这也正是发展“马克思哲学观”的题中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观”同“马克思的社会观”“马克思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实践观”等等一样,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揭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和开创的哲学传统,都是为了充实和发展(我们的)“马克思哲学观”。

可见,“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观”并不等价,而是两个相互区别、各有侧重的概念。不过,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两个概念又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这种相关性首先表现在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活动中。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一定体现着他的哲学观,马克思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哲学。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为例:“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2]既然马克思持有一种反对思辨哲学、重视实际活动的人的哲学观,那么他必然会按照这种观点来进行自己的哲学创造,使自己的哲学突破思维、概念、范畴对于现实世界的宰制而这也正是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概括,并将最终体现在(我们的)“马克思哲学观”之中。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观”就是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观念、根本观念和灵魂观念,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必然直接体现在哲学观上的转向和变革。

同时,这种相关性也体现在研究者的解读过程中。具体来说,研究者总是带有一定的“马克思哲学观”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而这种理解前见会直接影响到解读的结果。因此,尽管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论述相对确定,但不同的研究者会基于他们各自对于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从中看到不尽相同的“马克思的哲学观”。举例来说,如果研究者没有将人道主义精神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那么他在探讨“马克思的哲学观”时,便很可能会忽略马克思关于“哲学的目的在于人的解放”^[3]的思想。

这样看来,“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观”这两个概念又有着相互统一的方面。于是,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马克思的某一哲学命题,既表明了他在特定时期的哲学观,又可以被直接概括进(我们的)“马克思哲学观”,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改变世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多数学者对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的使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于“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观”的辨析没有了意义。事实上,辨析绝不是为了在两个概念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并且给哲学观理论贴上不同的标签,而应当看到,“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观”代表了(马克思哲学的)哲学观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只有通过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才能够为研究确立应有的范式。

就目前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而言,哲学观问题往往被直接等同为一种“马克思哲学观”的建构。也就是说,学者倾向于将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既成的理论整体,并结合特定的逻辑框架(如哲学视域、哲学主题、哲学研究方法、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功能、哲学范式等方面)来概括出马克思哲学的特点。这种研究方式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向的形成过程,而同时又包含着许多不同的方面。因此,上述那种模式化了的逻辑框架只能揭示哲学观的某些共性内容,而无法充分把握到马克思独特的、富有个性的哲学观。这样看来,还是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哲学观”本身,按照过程论的观点将马克思的哲学观还原为一个历史地生成的过程,把握其思想在不同阶段上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当然,完成对“马克思的哲学观”的梳理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评价和概括。正如前文所述,有必要从“马克思的哲学观”中提炼出(我们的)“马克思哲学观”,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自己对于“哲学”的态度和观点来回答他开创了怎样的哲学传统。

总之,“马克思的哲学观”这一概念所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并不排斥“马克思哲学观”的参与,而是将“马克思哲学观”放在了一个逻辑上的恰当的位置,并最终体现为二者的融合统一。有理由相信,这种研究范式会成为哲学观问题新的理论增长点:只有立足文本还原出“马克思的哲学观”的生成过程和独特内容,(我们的)“马克思哲学观”才会更加充实、合理;只有以建构“马克思哲学观”为旨归,对于“马克思的哲学观”的研究才不会流于纯形式主义的学术活动。

二、“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

把“马克思的哲学观”同“马克思哲学”放在一起,本身就可能会引起质疑。因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哲学”是要被“消灭”“终结”的对象,是一个具有否定性意味的概念,而且他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哲学”。既然马克思对于“哲学”的“观”如此消极,那么马克思有哲学吗?“马克思哲学”这个概念是否合法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于这些疑问的经典表述就是“柯尔施问题”。尽管柯尔施的提问是以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意识形态批判的需要为背景的,但许多研究者还是倾向于将其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加以探讨。事实上,“柯尔施问题”很容易陷入一种语词之争,因为没有人能够将“哲学”精确地定义出来。如果把“哲学”等同为传统样式的形而上学,那么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没有哲学,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学说相当庞杂,似乎很难用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或“科学”这样的概念加以统括^[4]。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理论家,他首先是一名革命家:正是出于变革现实的需要,马克思才会投身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研究,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种新世界观的确立;也正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目的,马克思才没有在“科学”研究中陷入实证的、非批判的态度,而是为经济事实建立起了批判的哲学性的概念。可见,如果过分追求学术性而忽视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那么“柯尔施问题”便难免会沦为一个无解的伪问题。而一旦为马克思还原了“革命家”这一最大的现实,就会看到居于他的学说中心的,乃是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哲学”这一概念是完全合法的。至于马克思拒绝用“哲学”来称谓自己的学说,则是由于这一概念承载了过多西方哲学传统中意识内在性的负荷,因此不得不采用其他过渡性和替代性的说法^[5]。

那么,“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有怎样的关系呢?上文曾经提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一定体现着他的哲学观,马克思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哲学。这种理解虽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还过于笼统和简单。要想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还需要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观与哲学的关系着手。在这里首先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哲学观是不是哲学?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观就是“关于哲学的哲学”,因而是属于哲学本身的。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哲学观可以是多层次的。举例来说,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6]219。毫无疑问,这也是对于哲学的一种“观”,但却似乎还达不到“反思”的水平,因为它完全可能出自任何没有接受过专门哲学训练的普通人之口。然而,我们不应当把这段评论排除在“马克思的哲学观”之外,因为当时的马克思已经是精熟于哲学研究的专家了,不论他讲这段话的目的是揭露德国哲学远离现实这一缺陷,或是为德国哲学关注现实的特殊方式作辩护,这段话总是根植于他对当时德国哲学的深入理解之中的,并反映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把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思想的主线。因此,我们认为哲学观并不一定是哲学,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态度和理念引导着哲学家的理论创造,或者说就是哲学家对于“如何做哲学”的理解。

接下来的问题是:哲学观与哲学是如何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根据贺来教授的观点,“哲学观与哲学其实是一种内在缠绕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循环’:哲学观的确立必须以对具体哲学问题的研究为条件,具体哲学问题的展开又必须内在地以哲学观的自觉为前提,离开其它哲学问题研究,‘哲学观’则‘空’,而离开哲学观的领悟,‘哲学研究’则‘盲’”^[7]。可见,哲学观指导哲学、哲学体现哲学观,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也应当看到,哲学观是哲学问题的具体研究所酝酿和升华出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它只能内在地蕴含在具体的哲学观点之中。因此,有学者简单地将哲学观比做“前言”,将哲学比做“正文”的做法是不妥的,二者更多的是一种相互的统一。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观同哲学的这种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也是成立的:“马克思哲学”在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次飞跃都是以“马克思的哲学观”的更新为标志的,而“马克思的哲学观”的更新又必须以“马克思哲学”的不断发展为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哲学”似乎很少再以显性的形式出现,而这种变化同样需要从“马克思的哲学观”出发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马克思确立了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哲学观,他才会自觉地走出哲学批判,将新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种隐性的方法论背景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哲学走上了真正发挥其革命性作用的现实道路。虽然理论形态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但“马克思哲学”仍在同“马克思的哲学观”的内在循环中不断走向深化。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内在循环关系”主要是就哲学家的理论活动来说的。对于研究者而言,它往往会造成这样一种困难,即很难将哲学观从哲学中剥离出来。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为例,尽管看起来同哲学本身毫无关联,但这一思想又确实是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哲学观最为集中的表现,它反映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完全从现实出发来做哲学。当然,研究者也可以就这种人本主义的哲学观本身加以谈论,但如果脱离了具体的理论内容,这种哲学观研究无疑是空洞而抽象的。因此,研究者不能够仅仅关注马克思直接论及哲学本身的理论内容,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哲学本身当做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理论对象。即使是广为人们所熟知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6]220这句话,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也并不是马克思对哲学进行的定义,更不是对“什么是哲学”的真正回答。可见,哲学观研究既不能脱离具体的观点、方法和立场,又不能像叙述哲学发展史那样全面铺开,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一个选择的过程。只要研究者善于从“马克思哲学”中发现对于哲学本身而言有价值的内容,就一定能够还原出“马克思的哲学观”。

对于研究者而言,另一个困难在于:由于“马克思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因此“马克思的哲学观”也经常以否定的形式出现,需要进行一定的“转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于“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批判,尽管马克思反对什么是很清楚的,但想要准确地讲出马克思认为应当怎样“消灭哲学”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任何“转述”都必须参照具体的语境和思想的逻辑,而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所反对的反面就是马克思所赞成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以否定形式出现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同样有其意义,因为“马克思哲学”正是在与其他思想相区别的对立中彰显自身的革命性的。

三、“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即使在哲学观问题中也是如此。每当谈到这一关系时,人们总会不由得想起马克思的那句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8]。不可否认,这句话是有其具体语境和现实背景的,不宜作过度的发挥,但它也至少证明了马克思对于后继者能否准确把握到自己思想实质的担忧。那么,仅就哲学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又会与马克思有怎样不同的“观”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的最为典型的理论形态,即原理教科书的说法,哲学普遍被定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其中,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观点”;而方法论则是将世界观运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后的理论结果,即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的、普遍的方法的学问^[9]。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最为强调的便是哲学的普遍性、根本性和系统性。不论这种强调是为了概括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还是为了配合原理教科书后续内容的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与马克思的思想实质的对立。只要是对马克思的著作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既没有也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反思哲学本身。这是由于,包括哲学在内的整个马克思的理论都是围绕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展开的,而马克思最为反对的便是那种提供“普遍知识”和“终极真理”的做法,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马克思的实践的思维方式。

这样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几十年来原理教科书会遭到如此多的非议。批评者指出,原理教科书代表了向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倒退,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反动^[10]。事实上,马克思哲学研究和哲学观问题研究都是以反思原理教科书为背景、以“回到马克思”为口号而展开的,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观”研究直接与这一学术趋势相关。这似乎意味着,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观”就是为了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并进而用(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实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来取代原理教科书。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不能够对教科书哲学及其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马克思的哲学观”研究便很难实现自身的理论意义。

首先要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即原理教科书是几代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作为对经典作家哲学思想的一种解释框架,同样也是立足于具体文本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原理教科书没有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哲学,甚至走向马克思所反对的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联系到原理教科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方面,原理教科书的受众是并不从事专门哲学研究的普通人或哲学初学者,日常思维中的自然态度无疑会阻碍他们对于马克思的辩证精神和实践观点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以更加具有确定性、概括性和规律性的方式来向他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决定了原理教科书无法完全包容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不难理解,就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进行的批判活动而言,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一定会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稳定和发展的需要,哲学理论的体系化、公式化和权威化成为了一个在所难免的趋势。事实也证明,原理教科书对于人民的团结和思想的统一,对于纲领、路线和政策的合理性的论证,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0]。由此可见,对于原理教科书的评价必须是历史的,任何无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孤立性考察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的发展。

我们固然反对盲目地全盘否定原理教科书,但也必须承认,教科书哲学在今天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实践的变化,而“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便是对这种不适应的最直接的表现。那么,在当前的历史情境下,原理教科书又将何去何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离不开教科书所赖以获得其合理性的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也就是说,如果这种条件不复存在了,那么教科书哲学便理应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所取代;但是,如果这种条件在今天仍然有效的话,那么教科书就还将继续发挥其历史作用。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原理教科书的受众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只要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仍然是最好的入门材料。同时,原理教科书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许多反映实践发展的新内容被不断地充实进来,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教科书哲学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尽管出现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一些变化,但社会主义国家对稳定和发展的诉求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事实上,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革命性与社会主义国家兼容的问题。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完成从“革命范式”到“建设范式”的转换,具体内容则包括变两极对立为共赢共生、变统一性为多样性、变阶级价值观为共同价值观,等等^[11]。这种提法固然反映了时代的一种趋势,但是,这种“改变策略”一点不比原理教科书的“回避策略”来得高明。因为如果哲学的批判性、革命性与国家的稳定、发展诉求之间的张力彻底消失了,那么不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这都将是一个悲剧。

总之,原理教科书作为一个哲学学术与现实政治共同作用的产物,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这需要我们在充分尊重教科书哲学的前提下,对它与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作出回应。目前学界普遍倾向于在原理教科书体系之外,建构起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而这应当被视为一个可行的途径。与原理教科书相比,学术话语的确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但二者之间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是共存互补的关系。具体来看,这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在以下三个方面区别于原理教科书:就对象来说,学术话语主要针对专门的哲学研究者而非普通大众;就研究重点来说,学术话语侧重于马克思哲学而非恩格斯或列宁的哲学;就研究方法来说,学术话语更为关注文本解读而非构造体系。

也许有人会指出,所谓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不过是一种远离现实的概念游戏,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书斋里的学问,而这是与马克思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关注现实变革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对于这种质疑,最好的回应便是承认,哲学远离现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应该看到,马克思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他个人的精神特质使然,而是由他所处的那个大矛盾、大冲突、大变革的时代所决定的。事实上,作为马克思的同时代人,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蒲鲁东等人也都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思想家,他们同马克思的区别仅在于关注现实的立场和方式,而不在于是否关注。同样的道理,在我们这个时代,“回到马克思”“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等一些口号的提出也具有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它们同样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此外,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具有鲜明实践性的哲学绝不会仅仅因为走进书斋便丧失掉了现实批判的精神。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弥补前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术性的缺失,而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话语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自我反省和理论准备,当时代重新呼唤哲学、现实迫切需要哲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然,如果能从这个思路来理解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观”的话,这一研究的意义也就非常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