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伦敦是上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作家之一, 其反乌托邦小说《铁蹄》成书于1907年, 被认为是他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作品。小说采用二元叙述视角, 其一通过中产阶级女性爱薇丝的手稿(载于1932年)倒叙了她的丈夫、美国社会党领袖欧内斯特·埃弗哈德领导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寡头暴政的历程; 另一视角借助七个世纪后(公元27世纪)历史学家安东尼·梅瑞狄斯的前言和注释, 评述了革命的过程、埃弗哈德的牺牲及爱薇丝手稿结束三个世纪后所呈现的“大同世界”。基于小说的革命思想与进步意义, 《铁蹄》早在1929年就被译介到中国, 成为“伦敦的作品中译为中文的第一部作品”^[1]。综观国内外学界对《铁蹄》的评论,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早期评论认为作品预言了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 为伦敦赢得了“美国的高尔基”“美国的马克思、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等声誉^[2]; 有些评论指出伦敦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越论、尼采“超人”等多种思潮的影响, 是集种族主义、社会主义于一身的“超人社会主义”^[3]的集中体现; 一些评论从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美学角度出发, 认为“现代主义政治小说, 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小说, 大都起源于《铁蹄》的二元视角”^[4]; 从性别、权力等角度评价《铁蹄》的文章也陆续涌现, 例如美国文化史学家弗朗西斯·肖尔解读《铁蹄》中的权力、性别及意识形态话语等^[5]。

本文欲将《铁蹄》置于历史和地缘政治视域下进行审视与反思。伦敦创作《铁蹄》正值美国海外扩张、历史地位攀升、民族情绪高涨之际, 也是其乘坐自己建造的“蛇鲨号”游历南太平洋群岛之时。身处美国海外“新边疆”, 伦敦在作品中关于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世界格局分布的想象与该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存有微妙的联系。《铁蹄》中对白人男性埃弗哈德“超人”形象的塑造、对美国资产阶级寡头政权统合全球的构想、对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作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主宰力量的文学想象反映了作家主体、民族叙事与帝国话语之间的关系。伦敦虽批判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演变成帝国主义的本质, 但由于受到该时期扩张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话语的影响, 其社会主义思想充满了悖论, 透露着种族优越论与精英主义价值观, 隐含了他对美国民族建构、帝国想象的思考与探求。

伦敦所处的年代正值19、20世纪之交美国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美国开始了由早期技术革命向现代新科技革命、由近代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由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转变。1893年, 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宣布“边疆封闭”^[6], 国内的经济和就业压力随之增大, 正如伦敦在《阶级斗争》一文中写道:“西部边界已到尽头, 大量的剩余资本漫无目标地寻找投资市场。……日复一日, 越来越多的机会之门关闭, 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却依然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7]。借着“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与“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名义, 美国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 寻求新的边疆与市场。1898年, 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宣布古巴为美国的保护国, 获得关岛、波多黎各、菲律宾, 同时兼并夏威夷群岛。“上帝的选民”“最优秀的美利坚民族”^[8]等一连串鼓吹美国“天定命运论”及种族优越论的托辞令美国人相信“上帝精心挑选了美国, 并带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改造全世界”^[9]。美国推行的海外扩张政策及蔓延各地的种族主义顺理成章, 从此被贴上了帝国主义的标签^[10]。

帝国主义海外扩张与民族叙事同步发生、互为促进。在“新边疆”的召唤下, 大批传教士、商人向西部进发, 横跨太平洋诸岛; 一些美国作家如赫尔曼·麦尔维尔、马克·吐温、亨利·亚当斯等也前往太平洋地区进行考察, 用文学创作唤起美国读者对这片海外领地的兴趣和痴迷。早期主要以克朗代克北疆历险为创作题材的伦敦此时也将注意力转向海外。1902年, 伦敦前往非洲报道布尔战争, 之后转向英国伦敦东区进行实地考察; 1904年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亚洲进行日俄战争报道; 1907年乘坐“蛇鲨号”游历太平洋, 创作出一些以太平洋岛屿为背景的作品, 如《“蛇鲨号”航行记》(The Cruise of the Snark, 1911)、《南海故事集》(South Sea Tales, 1911)等。海岛的原始、土著的野蛮、旧帝国的衰落与美国的文明、科技的进步、新型帝国主义国家的优越形成鲜明对比, 成为该时期伦敦作品的主要题材。小说《铁蹄》也问世于该时期。作品虽以美国社会党领导工人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政权为主题, 但身处美国海外扩张的“新边疆”, 伦敦对白人硬汉埃弗哈德“超人”形象的塑造及其引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展望引人深思。

美国学者艾米·卡普兰在论述帝国主义的“双重话语”中指出:“民族性和男性气概向来联系紧密, 用以再现领土扩张的动态活力, ……帝国征服赋予了这两种话语新的解释和能量。民族与身体的完美融合体现了时代特征, 借西奥多·罗斯福的演讲‘勤奋的生活’里‘秀肌肉的民族’来表达, 即运用男性身体作为国际侵略的隐喻。”^[11]95可以说, 罗斯福倡导的男性气概与民族精神的融合体现了该时期美国人的民族理想, 是种族决定论与优越论的完美阐释, 为伦敦所推崇。伦敦笔下的人物, 诸如《海狼》(The Sea-Wolf, 1904)中的拉森、《马丁·伊登》(Martin Eden, 1909)里的伊登等均是白人硬汉形象的集中代表。在《铁蹄》中, 伦敦更是从爱薇丝与梅瑞狄斯的叙述视角对埃弗哈德的男性气概进行塑造, 将女性的罗曼司与历史学家的严谨相结合, 增添小说的艺术美学, 加强作品叙述的可靠性。在故事的开篇“我的鹰”中, 两种视角相互融合, 共同呈现了饱满且完美的埃弗哈德人物形象。通过爱薇丝的观察视角, 埃弗哈德的男性气质跃然入目, “他的衣服一如既往地被结实的肌肉撑得紧绷绷的, 他的肩膀又宽又厚, 脖子健硕粗壮, 让人联想到职业拳击手”^[12]7。硬汉外表下的埃弗哈德兼具缜密的头脑及出众的领导才能, 梅瑞狄斯的客观视角随之给出证实:“‘二次革命’(全球性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欧内斯特·埃弗哈德一人的功绩, 尽管也是与欧洲的革命领袖们共同合作的结果。……他对这次革命的准备工作做得太充分了, 因而他的同谋者们才能处事不惊, 毫无延误地执行他的计划”^[12]5。在短短的第一章里, 伦敦通过爱薇丝的感性叙述与历史学家的理性评论塑造出埃弗哈德优秀的男性气质与革命才能, 他拥有健康的体魄、机智的头脑及领导世界无产阶级的能力与意志, 由于他的高瞻远瞩, 全球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得以顺利地开展。

埃弗哈德的人物塑造突显了伦敦心中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理想形象, 也体现出他在文学创作中对尼采“超人”哲学的践行。伦敦借助浪漫主义手法将埃弗哈德比做“苍鹰”, 他搏击长空, 为了争取人类自由的光辉理想, 飞向永恒的太阳; 他“单纯、直爽、无所畏惧, 不屑在世俗的礼仪上浪费时间。他是一个天生的贵族尽管事实上, 他是属于非贵族阵营的。他是一个超人、尼采笔下金发碧眼的野兽, 他为民主而热血沸腾”^[12]8。这一系列赞扬埃弗哈德的句子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伦敦对“超人”力量的讴歌, 令埃弗哈德偏离了原属的工人阶层, 化身为伦敦乃至美国人心中年轻又骄傲的民族形象自由、民主, 虽不同于欧洲贵族, 却是天生的贵族、上帝的选民。借着埃弗哈德的形象, 美国的民族身份被完美建构, 民族的生机活力、国家的卓越强悍、“金发碧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优越感不言而喻。

19世纪末, 随着空间的逐渐扩张, 美国民族性的塑造与再现经历了男性形象的“再化身”(reincarnation)过程, 即“白人男性气质的再定义:从基于自我控制和社会责任的整体特征转向个体男性身体的活力、英勇及卓尔不群。帝国话语利用并且加固了这一过程”^[11]97。伦敦笔下的埃弗哈德也被植入了这种帝国话语的代码。在随后的章节, 埃弗哈德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百科全书式的智慧及压倒众人的雄辩活力令白人男性气质显露无遗。无论站在哪里, 埃弗哈德都具有顶天立地、无所不能的威武; 在与政客、律师、主教的论战中, 他始终保持胜利者的姿态, 令所有对手哑口无言。伦敦在文中多次赞扬埃弗哈德“苍鹰”般的力量与卓越, 讴歌他对人类的热爱, 甚至将他比做天使、耶稣基督的幻象:“他眉目间神光灿烂, 像上帝的天使一样, 抱着大无畏精神, 为真理、公理而战, 为拯救贫穷、孤独和被压迫的人们而战。我面前又闪出另一个形象基督！他也曾加入被压迫的人们的行列, 来反抗教士和法力赛人的既得权力”^[12]42。最终, 埃弗哈德吟唱着人类之歌, 为了人类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被钉在了十字架上”^[12]116。埃弗哈德从尼采笔下的“超人”摇身变成了耶稣基督, 他区别于一切人类平庸, 高踞于整个人类之上; 他统领世界, 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战, 做全人类的救世主。自始至终, 埃弗哈德偏离了一名普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身份, 他带领着“天定选民”, 引领全世界的解放事业走向大同。埃弗哈德的形象塑造令身体与民族话语得以完美融合, 升华成新的民族精神; 白人男性的“再化身”成功参与了民族身份与帝国话语的建构过程。

伦敦研究学者帕特里克·夏普指出:“伦敦将美国看做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不断向西推移的产物, 是优越的白人种族征服低等种族的结果。”^[13]伦敦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及由其衍生的美利坚民族存有深深的优越与自豪之情。《铁蹄》不仅是伦敦个人“超人”梦想的映射, 也是其关于美国民族建构的探求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需要一个“超人”式的民族, 即美利坚民族带领世界走出寡头政权的深渊, 实现最终的“大同”。爱薇丝的手稿虽在1932年戛然而止, 然而透过梅瑞狄斯对埃弗哈德及其领导的美国无产阶级战斗团的讴歌, 我们不难推测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胜利功不可没。“埃弗哈德组建起战斗团这件事应该看做是他最伟大的成就。……战斗团的英雄们为全人类不惜奉献出自己的生命”^[12]157, 他们功绩连连, 持续了三百年经久不衰, 成为“铁蹄”身上永远的附骨之疤。

“铁蹄”的统治最终被埃弗哈德组建的无产阶级战斗团推翻, 人类随之进入“大同世界”, 这可谓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承载着伦敦对美国“超人”民族的构想, 另一方面也隐含了美国资产阶级政权统治全人类长达三百年之久的文学想象美国“铁蹄”俨然作为全球资产阶级寡头政权中最顽固的势力, 在世界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这两种暗示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 但在心理上看似一致, 都体现出伦敦对20世纪初美国民族国家的探索, 特别是“铁蹄”实现全球统合的过程隐现了帝国的雏形。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麦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阐释了“美国主权与新帝国的形成”^[14]160, 对帝国提出了新的释义。在“边疆封闭”后, 有限的空间、禁闭的疆土与西进扩张过程中开放的自由、激进的民主发生冲撞。美国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 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资本托拉斯形成垄断, 威胁到宪法权力的实施。封闭空间下的社会冲突直接导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这正是《铁蹄》里无产阶级反抗寡头政权的真实写照。面对有限空间引发的多种社会危机, 罗斯福与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不同对策, 但共同点都是将目光投向海外罗斯福借鉴了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方式, 而威尔逊采取了国际主义视野, 即创建世界和平政府(the world government of peace)。根据哈特与奈格里的观点, 威尔逊的和平构想与传统的帝国主义有所不同, 促使美国向帝国转变“帝国不建立权力的地域中心, 不依赖固定的疆土与界限。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内, 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14]xii。换言之, “帝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 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干预和支配; 它并不急于圈定边界, 相反要抹去各种分割世界的界线, 将不同的国家纳入到相同的进程中, 从而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掌控与干涉。

伦敦笔下的“铁蹄”就是在这种“开放”的空间环境下不断统合海外市场, 将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 逐步实现世界格局中的霸权地位。从第九章至十五章, 伦敦一改爱薇丝的罗曼司叙述而转向现实主义手法, 通过埃弗哈德与资本家的论战将“铁蹄”的统合全景呈现于读者面前。埃弗哈德凭借渊博的知识向小资本家们阐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并以雄辩的口才揭示“铁蹄”实施统合的方式当美国或其他资源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剩余产品时, 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销到资源尚未开发的国家去, 譬如巴西。……美国将它的剩余产品销给了巴西, 从巴西换得了公债和证券。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将在巴西拥有铁路、工厂、矿山和山地”^[12]94-95。这又意味着什么?梅瑞狄斯随即在脚注中插引罗斯福总统、参议员马克·汉纳等的讲话, 肯定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巴西等不发达国家实现支配与干预。通过爱薇丝与梅瑞狄斯的双重视角, 帝国的世界图景被呈现于众, 国家间的边界被悄然抹去。

在伦敦看来, 这只是统合之初, 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看似均衡。随着他们源源不断地将剩余产品销到不发达国家, 世界市场渐渐趋向饱和, 处于帝国网链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利益势必受到威胁, 统合中的冲突在所难免。于是, 伦敦预言性地将“世界大劫难”安排在美、德两国寡头政权间。在埃弗哈德领导下的美、德两国社会主义者联盟总罢工的威慑下, 战争草草收场。最终, 德国损失惨重, 被逐出世界市场; 美国“铁蹄”调整了国际格局, 顺势将“几十个手头有着消费不尽而又销售不掉的剩余产品的国家都赶出了世界市场”^[12]137, 独霸了国际市场。一方面, 伦敦从微观视角叙述埃弗哈德引领国内工人阶级对抗“铁蹄”的罢工进程, 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继续阐释“铁蹄”实现独霸世界的前景。伦敦预言道, 美国统合世界市场的后果造成了众多国家的分裂, “到处都有国家制度和政府在崩溃或者改变组织形式。德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在忙着成立合作性的共和政府”^[12]147。美国以新兴“世界之主”的形式呈现在动荡的世界格局, 它援助加拿大、墨西哥和古巴镇压暴动, 在新大陆牢牢站稳了脚跟, “它把整个北美洲, 从巴拿马运河直到北冰洋, 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12]148。“铁蹄”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世界的“老大哥”, 基本实现了全球的统合, 但这其中并未包含亚洲。

在伦敦的文学想象里, 亚洲与其他大陆有所不同, 主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在美国向太平洋海域扩张的过程中, 亚洲既是目标, 也是潜在的竞争对象, 日本首当其冲。1853年, 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将军率领军舰抵达江户湾, 以武力敲开了日本国门, 并与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Kanagawa Treaty), 日本国内的幕藩体制随之瓦解。然而随后的几十年里, 日本发展迅猛, 到了19世纪末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国际竞技场上的头号对手。援引伦敦的话说, “日本是西方物质进步的最佳模仿者”^[15]346, 并且已经获得它自己的扩张视野, 而夏威夷险些成为了“日本的东方前哨”^[15]382。自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及在日俄战争中大胜俄国, 伦敦意识到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及其称霸亚洲乃至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在日俄战争期间, 伦敦发表了一系列新闻报道, 向美国人警示日本的军事实力与潜在威胁。例如在《日本军官严守军事机密》(Japanese Officers Consider Everything a Military Secret, 1904)一文中, 伦敦描述了日本军队缜密的审查制度(censorship), 且在信中称赞其纪律严明与井然有序, “说起日军的安静、严肃和秩序, 世界上找不到与之比拟的。……这个种族能够制造真正的战争”^[16]415。归国后, 伦敦又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如《黄祸》(The Yellow Peril, 1904)、《史无前例的入侵》(The Unprecedented Invasion, 1907)、《假如日本唤醒中国》(If Japan Wakens China, 1909)等, 认为日本是西方文明的模仿者并指出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告诫美国要警惕军事“黄祸”的崛起与威胁。

在《铁蹄》里, 伦敦以同样的叙事话语对日本的威胁与野心加以描述, “全亚洲的口号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在这口号的背后有日本人在作祟, 它一贯地煽动并援助黄种人和棕种人来对抗白种人。日本梦想着建立一个大陆帝国, 竭力想实现这个梦想, ……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寡头政权的崛起。日本控制着东方, 霸占了世界市场的整个亚洲部分, 除了印度以外”^[12]147。诚然, 伦敦批判了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本质, 勾画出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图景, 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置于对抗美、日两国资产阶级寡头政权的斗争中。然而不难发现, 在伦敦笔下, 日本是“铁蹄”统合全球的障碍和对手, 它侵略了中国、朝鲜等国家, 将整个亚洲控制在内, 令其与美国抗衡。从某种意义上讲, 伦敦对“铁蹄”主宰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权的分布及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领导核心的构想均体现出地缘政治对作家主体、民族叙事的影响与形塑。

《铁蹄》建构出了一个美国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下的新兴帝国, 它独占世界市场, 主控世界格局; 它战胜德国, 与日本抗衡, 促使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建立合作性政府。在文学想象里, 伦敦对诸多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涉猎, 唯独对英国着墨甚少, 仅存的几处也是在暗示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不列颠帝国在瓦解中, 帝国被弄得手忙脚乱。在印度, 反抗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英国勉强镇压了它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并且抓住了印度不放, 但已经元气大伤。它不得不听凭它的那些大殖民地一个个地从手里溜走。”^[12]147-148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纷纷脱离英联邦, 致使大英帝国实力大为削弱; 而对于印度的去留问题, 英国也丧失了最终发言权, “英国牺牲了它的那些大殖民地, 只保全了印度。但这也只是暂时的事, 同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争夺印度的斗争只不过是推迟一些时候罢了。英国注定很快就要失掉印度”^[12]148。

伦敦对英国日渐衰落的看法并非一时兴起, 早在1902年从南非战争报道转往英国伦敦进行为期七周的实地考察时就有所思考。伦敦曾读过查尔斯·布斯在19世纪80年代调查英国伦敦东区生活条件的文章, 对“帷幕上画满了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有所了解:“挨饿的儿童, 受难的妇女, 劳累过度的工人; 令人厌恶的醉酒及邪恶; 惨无人道的恶魔; 还有疾病和绝望那庞然大物”^[17]。因而, 在轮船驶向英国的途中, 伦敦就作出了预判。在写给革命女友安娜·斯通斯基的信中, 他将伦敦人民比做“人兽”, 指出“要从伦敦人兽的立场”观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16]304。体验东区的生活令伦敦感到震惊, “街上无处不见可悲的贫困景象。……那里充满了完全不同的种族, 他们身材矮小, 外表凄惨”^[18]7。整座街区失去了昔日帝国的繁华和雍容, 到处是灰暗与肮脏, 宛如一片“屠宰场”; 同宗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民在贫穷与饥饿的生死线上挣扎, 他们愚蠢迟钝, 终日徘徊在救济院、收容所, 或是风餐露宿、斗志尽失。这段在东区的经历被伦敦称做“深渊”的生活, 记载在其纪实作品《深渊里的人们》(People of the Abyss, 1902)中。

伦敦评论家罗伯特·佩鲁索认为, 《深渊里的人们》体现了伦敦对大英帝国的衰落、美国帝国主义的兴起的预言^[19]。伦敦比较了英、美两国在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方面的差距, 记录了两国海员、工人等悬殊的工资收入和医疗待遇, 将“深渊”二字直插“世界上最伟大、最富有、最强大的帝国心脏”^[18]44, 指出“英语民族的力量不在这个透不过气的小岛上, 而在大洋彼岸的新世界里”^[18]104。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曾提出, 文本可以描述一个地区的物质情况与价值系统, 但描述对象的选择和再现却暗含着作家或观察者对目标主观性的“精心选择”^[20]。换言之, 伦敦对东区的描述有一种主观预设的自我理解与定义, 正如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及的“想象的地理和历史”^[21]56, 伦敦将异国“他者”, 即贫穷的伦敦东区进行选择性描述, 有意识地将其边缘化, 以此削减大英帝国的中心地位, 建构美国民族身份的优越性, 对美国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优势”^[21]8进行了假定和考量。

同样, 《铁蹄》也被伦敦主观性地注入了对大英帝国衰落的假想:一方面, 英帝国所属殖民地纷纷脱离, 帝国实力日益消减, 失去了昔日的光环; 另一方面, 芝加哥人民的暴乱局面似乎有指涉伦敦东区“深渊”之嫌。当“一次革命”爆发之时, 芝加哥的人民群众走上街道, 他们被塑造成毫无理性的“乌合之众”。戏谑的是, 伦敦将第23章的标题定作“深渊里的人们”, 并在描述他们的状况时特殊强调:“我以前也看到过深渊中的人们, 到他们的贫民区里去过”^[12]207。“深渊里的人们”最早源自英国小说家赫伯特·韦尔斯的表述, 用以形容贫民窟人民的悲惨境遇。伦敦在这里用作章节的标题, 并且对暴民采用的话语与《深渊里的人们》如出一辙, 很难不让读者联想到伦敦东区的“另一个人种”:“他们只是一群猿猴、恶虎、贫血的痨病患者和做苦工的毛茸茸的人兽; 一张张苍白的脸庞, 被吸血鬼般的社会吮干了生命的精液; 一个个浮肿的身躯, 被粗鄙而污秽的生活弄得畸形臃肿。枯瘦干瘪的老太婆、头颅如骷髅的老汉、溃烂流脓的年轻人, 尽带着恶鬼般的面容。疾病的摧残和长期营养不良所造成的佝偻、扭曲、畸形的怪物这批生活中的垃圾和渣滓, 他们怒气冲天, 吵吵嚷嚷, 犹如群魔乱舞”^[12]207。这些对暴民的细描似曾相识, “佝偻”“怪物”“人兽”等刺目的字眼皆是伦敦勾勒《深渊里的人们》中伦敦东区底层大众时频繁使用的。他们身材矮小, 发育不全, 既无元气, 又无力量; 他们被遗弃, 又在繁衍过程中经受着再次的堕落, 直到坠入深渊。伦敦描述道:“如果认为他们能与新世界的劳动者去竞争, 简直荒谬。他们已兽化、堕落、迟钝, 他们绝不能在经济学家已经宣布开始的争夺世界工业霸权的斗争中为英国效力。……如果英国被抛出世界工业轨道, 他们会像夏末的苍蝇一样死去。”^[18]133

“深渊”之行的所见所感坚定了伦敦的社会主义信念, 同时也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引入了一个极端的矛盾境地。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使伦敦坚信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优越性, 而“深渊”所见又使伦敦萌生了同宗族内部也有优劣之分的精英哲学思想。在伦敦看来, 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注定要落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派手中, 在他们的领导下, 工人们才能将无产阶级运动推向全世界。面对高大、强壮、“鹤立鸡群”^[18]73的新世界的劳动者, 英国的工人阶级弱小、单薄、迟钝麻木。他们无力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也没有能力参与世界工业霸权的争夺; 而以埃弗哈德等精英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才是引领革命更适合的人选他们勇敢、忠诚、富有斗争性和自我牺牲精神, 由崇高的理想鼓舞甘愿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因而, 掌控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接力棒需要落到流淌着相同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且进化得更为优越、民主、活力四射的美国人的肩头。“社会主义不是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设计的理想制度, 它是为了特定种族的幸福而设计的制度, 从而使那些拥有特定血统的优等种族更加强大。他们生存下来, 继承土地, 消灭劣等民族。”^[16]89由此可见, 伦敦的社会主义理论透露着庸俗的种族优越论和沙文主义。在他看来:工人群众无力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 其他国家也无法引领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 而美利坚民族注定要率领众生, 成为“大同世界”的最终主宰力量。

国内学者虞建华曾指出, 伦敦的许多言论与其社会主义信仰不符, “他的社会主义不完全基于对完整一致的政治或哲学思想的理解”^[22]。伦敦通过《铁蹄》向读者传达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其作为一名社会主义作家的进步之处。然而, 伦敦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归功于“超人”埃弗哈德及其创建的美国无产阶级战斗团的文学构想引人深思。身处美国海外扩张的历史转折时期, 伦敦对白人精英革命者的塑造、对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展望、对美国资产阶级寡头政权统合全球的想象皆体现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作家主体、民族叙事的形塑作用。解读《铁蹄》中的帝国话语有助于追溯伦敦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与不彻底性, 例如受到“超人”学说、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思想的制约, 同时令读者反思世纪之交美国政治话语与民族叙事的隐性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