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工匠传统, 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匠文化。19世纪, 近代西方技术的传入, 打破了这种单一的工匠格局。整个20世纪, 中国的工匠传统与近现代西方技术进行着艰苦卓绝地摩擦与融合。自21世纪以来, 手工艺复兴的呼声不绝于耳, 学者们先后从不同角度提出“振兴”^[1]、“重振”^[2]、“复兴”^[3-4]手工艺的观点, 并开始在学界内外形成共识。然而, 传统工艺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然面临很多问题。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文明中十分特别的两组文化现象。学者田松认为在人类文明的知识体系中, 它们分别承担着解释世界和联系世界的不同任务^[5]。如果仔细梳理技术发展的历史, 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技术的发展被一股由暗转明的力量牵引着这股力量就是科学化。随着近代“科学革命”的深入, 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大, 以致形成了一种新的技术类型科学的技术。从技术的发展历程和本质性特征的角度, 可将技术分为三种类型:本能性技术、经验性技术和解释性技术。

本能性技术又可称为“技能”, 主要指人运用本能所产生的技术, 技术的产生与应用具有偶然性, 人和自然的关系是顺应与被顺应。经验性技术又可称为“技艺”, 指人运用身体所产生的技术, 技术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改造与被改造。解释性技术又可称为“科学的技术”, 主要指人运用身体的延伸物所产生的技术, 因其拥有科学原理的解释性特点, 故有强大的预设性, 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由于解释性技术对现代人类生活影响最大, 常常被直接冠以“技术”之名。上述三种技术类型分别广泛存在于原始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种技术在历史的演化中呈现出一种累加的现象(见图 1), 即原始社会中存在本能性技术, 传统社会中存在本能性技术和经验性技术, 现代社会则三种技术同时存在。

图 1(Fig. 1)

图 1 三种技术类型的历史累加现象 1-原始社会; 2-传统社会; 3-现代社会

近代是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代, 其中最重要的过渡即为经验性技术到解释性技术转变、融合、消亡、保留的过程。技术史家辛格在《技术史》一书中将这种变化的过程描述为“从工艺诀窍向作为技术基础的科学转变”。他认为, 17世纪中期, 英国皇家学会的工作在这个转变的开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而在中国, 解释性技术的产生完全得益于西方。西方的解释性技术传入中国, 与中国的经验性技术产生了艰苦卓绝的磨合, 这个过程无亚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经验性技术原理简单表达复杂, 发展至极后表现为对人力的苛求; 解释性技术表达简单原理复杂, 发展至极后则表现为对自然的苛求。因而, 在以解放人力为口号的解释性技术的冲击下, “传统技术”黯然失色于近现代社会。于是大部分经验性技术在这场战争中“革”掉了自己的“命”。

随着“传统技术”的衰落, 以至于现代的人们不禁会问:“传统技术”有何现代意义?如果将求解的目光投向科学技术史将看到十分尴尬的局面:大多的科技史专著都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以致出现“科技”概念广义狭义混用的“无奈”^[7]。生活在近代社会的人们也许不会对这一现象表现出疑问, 也不用理会科技史家们的纠结, 因为他们正享受着解释性技术带给他们的各种便利。然而,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正遭受着解释性技术发展至极后表现出对自然苛求的种种恶果。

科技通史的这种“无奈”反映了技术史研究中的唯解释性技术史观现象。这种现象充分表露了人们在浩瀚历史文献和茫茫田野中搜寻解释性技术信息的急迫心情。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一边苦苦找寻着这个不是原生的技术基因, 却又一边失落了自己原生的技术基因。

“传统工艺”一般被用来指称那些依然被人们所使用着的“传统技术”, 是当代社会中最为典型的经验性技术。传统工艺研究的兴起, 应当是有识之学者对上述“无奈”的一种自觉应对行为。作为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传统工艺研究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 王振铎、谭旦冏、许衍灼等老一辈学者就开始了传统工艺的调查; 50年代潘吉星、张秉伦等学者对造纸、印刷、金属工艺方面展开了研究; 到90年代在华觉明、谭德睿等学者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传统工艺研究中“技术”流派的形成, 它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指导下的“艺术”流派共同推进了传统工艺研究的系统化。

在“传统技术”问题上技术史界已经形成两条成熟的研究路径:其一, 运用科技考古的方法对历史遗留物(地上和地下文物)进行技术性信息挖掘, 以回答物的制作工艺, 连缀技术的发展脉络; 其二, 运用田野调查、文献分析等方法对传统工艺现状进行调查, 以追踪其历史面貌, 挖掘其历史和现实价值。在实际运用中, 上述两条路径均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解决了许多的“传统技术”问题。然而, 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两个路径逐渐凸显了它内在的理论困境:研究初期, 人们努力筛查那些具有“科学的技术意义”的传统工艺信息; 研究进行时, 人们充分感到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研究后期, 人们强烈感到了用“科学的技术”的解释性话语在传统工艺阐释中的“乏力”, 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最终还是得回到社会性语言的描述。对此华觉明先生曾感慨到:“过去我们单纯从技术层面去研究传统工艺, 眼界是太窄了, 知识结构有缺陷, 缺乏一种整体的技术观和技术史观。”^[8]

传统工艺研究出现“乏力”和科技通史中的“无奈”是相通的, 即解释性技术观唯一指导的影响。如果用“科学”天然地描述源自于近代西方社会的自然科学, 无可厚非; 但如果用“技术”天然地指代“科学的技术”“应用科学”等, 则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不得不说, 时至今日, 这个理论上的缺憾, 应当被认真审思。我们在更理性地看待“科学”的同时, 也应当更坦然地谈论“技术”。经验性技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应当被认真看待。一种“整体的技术观和技术史观”正是目前传统工艺研究从边界走向新突破的一个方向。

在中国古代技术研究中, 不论是理论问题中所衍生的对“传统技术”的现代意义的发问, 还是实践问题中两条研究路径最终趋向社会性信息的转向, 都共同指向了社会性信息在这一研究中的重要性。因此, 历史维度下“技术”“艺术”和“社会”将会成为新研究视角的考察重点。

20世纪80年代, 历史学研究范式经历了由政治史到社会史的转向。政治史是一种朝代的、权力的、管理式的和贵族精英的历史。政治史对技术史的最大影响即表现为唯解释性技术史观的形成。这一技术史观充分捕捉技术的短期有效性、膨胀性、扩张性等信息, 将技术的进步、无限扩大视为技术“发展”, 强调技术的改造力, 甚至有时使技术带上一种政治使命感或社会革命感。而社会史与之相异, 它以问题为中心, 用综合的、整体的、长时段的眼光去理解技术, 还原或回归技术所表达的人与自然关系中改造与被改造的联系本质, 挖掘技术改造力之外的文化的、群体的、地域的信息, 实现自下而上的对人类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思考。

对技术的整体性思考, 是整体性技术史观的核心。在笔者看来, 整体性技术史观至少应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从技术的发展历史看, 整体性技术史观包含了本能性技术、经验性技术和解释性技术的历史观, 不应偏废其一; 从技术的组成要素看, 整体性技术史观体现技术主体(工匠)、技术载体(作坊)、技术物化(设计)、技术物化的过程(工艺流程)、技术物化的结果(器物)、技术物化的意义(器用)等诸要素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不应遗漏其一。可以看到, 在原理上整体性技术史观和社会史是相通的。这种联系“技术”与“社会”的思考方式, 在部分技术史研究中也被广泛运用, 尤其是在近现代技术史研究领域^[9], 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为了实现对经验性技术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研究, 倡导一种整体性技术史观, 笔者采用“技艺社会史”这一概念对之进行概括。显然, 二者既有联系又相区别。可以简要认为, 如果“技术社会史”是以挖掘技术的经济潜力, 并由经济影响带动文化研究, 那么“技艺社会史”则是以了解技艺的文化魅力, 进而由文化回馈经济。

由此, 我们可以对“技艺社会史”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技艺社会史即是一种用整体性技术史观来考察经验性技术问题的一种研究视角。“技”是对技术类型的规范, 概念上包括所有的经验性技术; “艺”指艺术、工艺, 是在审美和造型上对经验技术的规定。因而, “技艺”在这一视角中是一种宽泛的含义, 它包括技艺的内核(即狭义的技术, 如工具、配方、工艺流程等)和外延(即广义的技术, 如技术的主体、载体、设计实施过程等物质和非物质的信息)。可以看到, 这一视角中的“技艺”是一种带有属性的社会力量。这种属性以民族、地域、文化等方式具象化。以这样的视角审视技艺, 不单关注技艺是什么的问题, 更关注技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传统工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非文字”^[10]的知识体系。采用技艺社会史视角研究中国的传统工艺, 是由技艺内外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即技艺内在本质的地方社会性特征和中国古代技艺实践的“官科技”历史环境。

技艺从本质上表现为地方社会性活动。这一点与科学产生于个人兴趣截然不同。技艺的社会性特征对技艺的实施、效用与发展影响重大。一方面, 技艺的实施是一种集体行为。不论是原料的获取、工艺的实施, 还是器物的使用, 集体的行为和人群的作用都影响着技艺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另一方面, 技艺的效用有着非普世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强烈的地方性, 并通过在对物质和文化的形成中产生影响而外化。因此可以认为, 技艺是集某一地域自然特征的社会性表达。某一类技艺即表现为某一地域人们对自然的利用方式。这是同一技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面相。与此同时, 技艺这种地方社会性本质也规定了技艺变革的缓慢性, 因而, 在传统工艺考察中, 往往有着“尚古”的倾向, 匠人用流传许久的工具, 运用符合时宜的材料, 依据传统的式样、流程, 制作典型的符合生活用度和审美趣味的器物。对一种工具、选材、工艺流程、器型等传统的遵循, 是一种集体的长时段融合行为。技艺的创新, 正是发生在这种传统基础上的突破。

中国古代技艺实践有着浓厚的官方传统。学者丁海斌、王广东、陈凡用“官科技”这一概念来描述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多由官方组织与实施的特点与现象^[11-12]。该现象的核心, 即表现为权力对技术的组织、控制、协调。该现象反映在文献上, 即为技艺类文献的社会性信息倾向。一般认为《考工记》是记述战国时期“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总汇”^[13], 因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其“文化意蕴”^[14]。除了文本中透露的文化意蕴外, 还应当认识到, 被纳入书内的技艺均为围绕政治活动而进行的技艺活动。这种带有社会性信息的技艺类文献到传统社会晚期仍然存在, 并且技术性信息隐藏严密。清代的各种匠作则例通常被用于还原传统技艺, 但学者王世襄曾明确指出:“清代匠作则例不以传授技法而以经济核算为主要目的”^[15]。又如, 《各作成做活计清档》^[16]是清代官办手工技艺的最集中机构即清宫造办处的器物制作文献。大量《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表明, 技术性术语作为意会知识并不被时人所记载, 档案记载的是大量的人员职务类信息。

技艺的内在特性和外部实践历史环境均表明, 技艺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 而是附着在权力、地域、文化等社会性因素中, 技艺活动机构化、项目化、集中化, 一个机构、项目就是一个“技艺共同体”。中国古代的主流造物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种集体的、官方的、时代的、社会的审美体验, 而民间的、个人的造物淹没在这种大潮流中。

技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 包括传统社会中的传统技术和现代社会中传统工艺等经验性技术及其相关人、事、物。比如, 技艺类型、手工作坊、大型工场、工匠群体、器物等都可以是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可以采用文献、田野调查、遗址考古、访谈、美学等。研究的界限在整体性信息和精确性信息之间。技艺社会史视角在关注技术的发展(转化、引进、增强、消失等)方面可以提供清晰的脉络, 而这一脉络无法从技术本身的角度获取。下面以清代以来西藏拉萨地区铜佛制作的例子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说明。

2010年, 李晓岑、袁凯铮、叶星生、华觉明在西藏拉萨、昌都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 拉萨地区铜佛像制作呈现“昌都工匠群”^[17]的地域特征。这一田野调查情况和历史上西藏的铜佛制作分布相左。明清时期西藏分为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地区、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和以昌都为中心的康巴地区, 三个地区的金铜制造机构分别以“雪堆白”“扎西吉彩”“德格”为代表。田野调查与历史不相符迫使学者们开始寻找原因, 期望找到其中的技术传统演变原因。随后的研究发现, 历史上拉萨的金铜制造传统经历着由尼泊尔传统到昌都传统的转变^[18]。自13世纪以来尼泊尔工匠成为西藏中部地区铜佛像制作工匠的主流, 18世纪中期开始兴建布达拉宫等建筑, 这促进了拉萨“雪堆白”金铜制作机构的形成, “雪堆白”的建立培养了一批当地藏族匠人, 是藏族人自主意识增强的表现^[19]。至20世纪30年代十三世达赖喇嘛实施了遣散尼泊尔工匠全部启用西藏本土工匠的政策, 这时昌都地区的工匠开始大规模迁入拉萨。受卫藏地区的传统“黑骨头”观念的影响, 金铜工匠社会地位很低, 因此西藏民主改革后, 许多拉萨本地金铜工匠逐渐淡出金铜制造队伍; 而来自昌都地区的工匠并不受该观念的影响, 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占据了拉萨大部分铜佛制作市场, 即田野调查所发现的“昌都工匠群”。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技术主体(工匠)转变过程中, 技术性的因素并未影响到工匠的分布, 反而是政策的、制度的、文化的因素在工匠分布过程中产生了绝对作用。

与解释性技术相比, 经验性技术持续性长、更替慢, 技艺的传播往往更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因而, 在面对经验性技术的历史变化中, 应当充分考虑技术以外的因素对它的影响。技艺社会史的视角在回答技艺的流变问题上有很好的优势。

综上所述, 从学理性看, 技艺社会史的视角肯定了技术的多样性, 它在充分认识了中国古代技艺的内外因素后, 对“技术”和“艺术”的双重关怀, 是传统工艺研究的一个突破方向, 也是对造物史的完整回归; 从现实性看, 该视角所提倡的对技艺的社会性信息的挖掘, 不单是是对古人造物思想的再认识, 更是对今人造物的再审思。拉近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距离是手工艺复兴在恢复“有温度”的手工和稀释现代性意义之外的第三个意义。技艺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无疑是这方面的一种有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