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深邃的历史洞鉴已成经世名言:“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然而技术对社会的引领并非尽如人意,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不安地察觉技术并没有带领人类奔向柏拉图的共和国或摩尔的乌托邦。在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代, 这种不安日益明显。1817年, 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发表《弗兰肯斯坦》。一个半世纪之后, 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1962)。两部著作向世人描述了技术带来的恐怖场景, 标志着人类技术忧患意识的觉醒。以启蒙芸芸众生追求美好生活为己任的哲学家当然不甘落后, 对技术、人、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形成了实体论和工具论两大主流思想。两者虽然表面上针锋相对, 但却共享人与技术两分的二元论基础。具体来说, 两者皆预设技术性与人性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 实体论者视技术如脱缰之野马, 一发不可收拾; 而工具论者视技术如棋盘上之棋子, 任人摆布。虽然各自都拥有大量的经验证据, 但两者都预设人在技术中的离场, 故皆未能揭示技术价值的运作机制。

事实上, 技术是人类的创造, 技术的使用是技术与人的相互作用, 因此技术不可能不表现人的意图、价值和理念, 技术必然为人参之。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问题》中不惜耗费大量笔墨提醒人们注意技术的本质“座架”应该被看做一个动词, 而不是名词, 其目的便是要在技术中留出人性的空间。“座架即以诏命的方式促逼着人并赐人以持存之位, 将其置于集成的设定中, 以便完成一种对实在的解蔽。”^[2]312因此, 技术对实在的揭示实质上也是人对实在的揭示, 技术性解蔽不可能承受得起人的缺席。为说明技术的人性本质如何使当代技术从人类的仆人转向危害于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哲学家罗伯特·麦金 (Robert McGinn)(2009) 从技术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技术峰值”的概念。本文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思考人追求权利的冲动与技术峰值之间的逻辑关系, 对麦金的观点进行适当的修正和完善, 进一步澄清技术峰值的运作机制并由此揭示修正技术危害性的可能路径。

一、技术峰值的概念分析

麦金认为, 技术峰值可能出现于两大方面:①  技术产品的尺寸、规模 (数量) 或性能 (效率); ②  技术或技术系统的生产能力、扩散速度、使用的领域或频率。当特定的技术产品或系统的功能、生产规模、使用范围或使用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或是当时可能的最高水平时, 相关技术便处于峰值状态^[3]186。无疑, 技术峰值是一个时间性范畴, 特定的技术峰值蕴含于特定的时代语境。

1768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的人力珍妮机代表着当时纺织技术的技术峰值; 克隆普顿于1779年发明的水力走锭精纺机 (即“骡机”) 将纺织技术推向新的技术峰值; 此后, 纺织技术经过蒸汽动力时代进入电力时代直至今天电子化全自动的喷气织机技术已将各项纺织技术指标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 最先进的喷气织布机的转速已经超过2 000 r/min, 引纬率超过3 200 m/min, 而布幅超过540 cm。从历史的视角看, 技术峰值总是后峰高于前峰, 呈现出不断增高、加强的发展态势。

技术峰值可以按是否需要聚合作为充分条件分为两类:如果单个的技术产品或使用活动本身已经具有峰值特征, 这就是“非聚合型技术峰值”。例如, 美国“土星五号”运载火箭自1967年首次发射以来一直是人类制造的动力最强大的运载火箭。就单件产品来说, “土星五号”便一直处于运载火箭技术的峰值状态。当然, 这些产品或活动的聚合从逻辑上讲也必然属于技术峰值范畴, 可称为“复式聚合型技术峰值”。多数情况下, 单个的技术行为可能并不具有技术峰值的特征, 但将所有技术使用者作为整体来看时, 相关的技术就可能通过聚合获得技术峰值特征。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网民规模截至2015年12月底已达前所未有的6.88亿, 中国互联网技术在使用人数方面即迈入峰值状态。此类技术峰值特征需以聚合为充分条件, 可称为“单式聚合型技术峰值”。显然, 因其个体技术活动表面的无害性, 单式峰值的潜在危害更容易被忽视。例如, 亨利·福特在《我的产业哲学》一书中提到, 在1913年发明工业流水生产线的时候, 心中所期待的结果是“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幸福”^[4]。但事实是, 机动车辆的使用在全球范围长期处于单式聚合型技术峰值状态, 机动车辆被确凿无疑地指为全球气候反常的罪魁祸首。对此, 麦金指出, “单式聚合型技术峰值持续不断地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实现, 结果致使我们的生活质量岌岌可危”^[3]187。

技术峰值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 有助于我们洞察推进人类福祉的技术如何嬗变为人的异化的力量。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现代医疗技术。医疗技术之所以在今天长期处于峰值状态, 最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医疗技术自古便被认为“无疑是‘善’的技术”^[5]。20世纪上半叶, 化验体制在医院中逐渐获得重要地位, 抗生素得以广泛使用, 医疗行业开始走上全面技术化的道路, “医生→技术→患者”医疗模式在世界各国逐步确立, 医疗技术成为医疗水平的同义词。结果, 医疗技术在使用人数、范围、效率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表现出峰值特征。早在1978年, 哈佛大学医生及医学史学家斯坦利·瑞斯尔便发出警告:对医疗技术“顶礼膜拜的态度极易造成技术的过度使用。因为只有机器值得信赖, 每逢头疼脑热必然要使用CT, 即便医生不想用, 患者也会要求用”。瑞斯尔承认, 自己所开的CT检查处方, 百分之六十属于多余, 既没有临床证据, 也没有病人自身的感觉依据^[6]。不幸的是, 瑞斯尔所指出的危险愈演愈烈, 在今天已司空见惯。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中国产妇采用剖腹产手术分娩的比例在过去20年间迅速增长, 从1993年低于5%的水平增长到2002年超过20%^[7]。而在2010年, 这一比例高达46%, 之后便一直维持在50%左右, 为世界各国之首, 远远高于世卫组织建议的15%的水平。另外, 世卫组织的报告还指出, 中国产妇所采用的剖腹产手术中至少有25%属于技术滥用^[8]。

运行于峰值状态的医疗技术使医疗文化蜕变为一种技术文化:医生的培养、医院的管理、医疗保险与保障制度、医患关系等等都要符合技术的要求; 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完全取决于医疗技术及设备的“客观性”。结果, 医疗技术彻底斩断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直接联系, 两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基于人性的交往行为被扭曲或取消。“与一个世纪之前完全不同, 医患两者之间早已恩尽义绝, 患者可以毫不受恩情、友情或同情的约束, 动辄将医生告上法庭。”^[9]101-102

由此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是否有足够充分的理由让医疗技术长期处于峰值状态?即便抛开被滥用的医疗技术为人类健康带来的潜在危险, 社会医疗资源由此而面临的巨大压力不可小觑。从医疗技术最发达的美国来看, 医疗技术峰值使人类医疗的前景黯然失色。据美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 美国2015年度医疗总支出高达10 113亿美元^[10], 而2015年全世界仅有16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一万亿美元^[11]。应该注意的是, 2015年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2亿, 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当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能够享受到与美国同样水平的医疗护理时, 世界医疗资源的压力可想而知。

应该承认, 人们对处于峰值状态的技术的潜在风险心知肚明。如前所述, 预言式的《弗兰肯斯坦》《寂静的春天》等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 从海德格尔、雅斯贝斯, 到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 再到埃吕尔, 众多杰出人物曾不断提出严正警告:“科学技术会给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带来重大问题”^[12]ⅪⅤ。那么, 人类因何仍然将众多技术推向峰值状态并使峰值状态得以长期保持呢?

二、促使技术峰值形成的驱动力

无论是早期对技术的怀疑态度和启蒙时代对技术的乐观精神, 还是现代浪漫主义对技术的暧昧与摇摆, 焦点都是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德的名言“知识生预见, 预见生行动”不仅表达了技术乐观主义者的信念, 而且也概括了历史上人类技术发展的机制。正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链中最后的一环“行动”使人类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而人性的多重性又决定了这种价值的多面性。

首先, 经济价值是人作为物质性存在最基本的价值体现, 尤其在今天, 经济效益已经相应地成为技术发展、渗透乃至被强加到社会生活诸领域的重要因素。对利润的追求在技术活动中直接表现为对技术峰值的崇拜。在汽车行业, 无论是将“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结合在一起的福特主义, 还是以“灵活生产, 杜绝浪费”的丰田模式, 无不以盈利为核心, 最终将汽车产业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几乎一切方面都推向了峰值状态。

其次, 18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技术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人们坚信各种自然现象都可以科学地得到解释, 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得以解决, 哪怕是技术带来的问题, 也可以求助于更高级的技术。结果, 技术崇拜在世人心中根深蒂固, 技术的发展水平被默认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或国家力量的标志。大量非聚合型技术峰值之所以诞生, 技术崇拜心理难辞其咎。例如, 几乎所有国家都建有自己地标式的建筑:法国的凯旋门与埃菲尔铁塔、美国的金门桥与帝国大厦、英国圣保罗大教堂与大本钟, 等等。2010年, 迪拜建成世界第一高楼 (哈利法塔, 828米), 被普遍认为是迪拜提升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方式之一。据报道, 之所以建塔, 主要原因在于迪拜酋长穆罕默德·阿勒马克图姆“想要用轰动的要素使迪拜登上地图”^[13]。对个人来说, 使用特定技术或技术产品被看成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 从而导致大量单式聚合性技术峰值的诞生。

技术峰值背后隐蔽但同样强大的推动力是深深扎根于人类心灵深处对人的权利的追求。应该指出, 麦金如下观点值得商榷:技术峰值如果与庞大的使用人数和去语境化的人权观念相结合, 构成“恶性三元组合”, 那么, 技术将具有烈性炸药般的威力, 最终对人类社会带来巨大伤害^[3]187。我们认为, 使用人数往往是聚合型技术峰值出现的条件。拿麦金自己提到的肾透析治疗技术来说, 只有在大量病人采用肾透析技术治疗时, 该技术才有可能进入峰值状态。因此, 使用人数逻辑上并不是与技术峰值并列的另外一种技术状态, 而是促成技术峰值的因素。同样, 去语境化的人权观念也是推动技术活动走向峰值的因素之一, 并非与峰值状态并列的另外一种状态。

一般认为, 人的基本权利指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即所谓“天赋人权”。关于人类起源, 世界各大古代文明几乎都有关于神创造人类的传说。我国女娲造人的故事, 基督教的《圣经》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提到类似观点。由于人类发展史上道德与宗教关系密切, 人权的来源总被赋予某种神秘色彩, 并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更改的特征。按荣格·哈贝马斯的观点, 人天生享有的权利和所受的限制只有在“天命”所提供的概念框架内才能得以理解^[14]51, 人们需要将自身的起源归于一个处于自我控制之外的开端才能理解自身^[14]58, 即“一个自我开始之前的过去”^[14]60。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人的权利中, 存在一个后天不应干涉的区域, 即非时间性的去语境化的人权。经济利益被认为是卑鄙, 民族自尊被认为是狭隘, 但为人们更好享有天赋人权却被一致认为是一种崇高的使命, 因此帮助人们普遍享有这些权利成为众多技术手段得以推广实施的口号和旗帜。

从逻辑上讲, 既然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那么人类从约三百万年前诞生开始便拥有这些权利, 而不需要等到17世纪由启蒙思想家们从学理的角度完善天赋人权的概念。因此, 众多技术在今天处于峰值状态并不像麦金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人类在今天享有了更多的权利^[3]189-190。真正的原因在于今天的人们藉以享受这些权利的技术手段的迅猛发展。的确, 从历史的角度看, 天赋人权的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制度下, 拥有不同的内涵, 带有自己时代的特征。1689年, 英国正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 英国议会颁布的《权利法案》规定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 1776年,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颁布的《独立宣言》规定人的基本权利是“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1789年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时颁布的《公民权宣言》规定人的基本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对压迫”; 1948年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 认为除“古老的自然人权”以外, 人还享有“经济和社会交往的权利”。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一方面, 拥有关于某种权利的概念不同于享有这一权利; 另一方面, 与相关概念的缓慢发展相比, 人类享受各种基本权利的途径或手段在今天由于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日新月异, 令人眼花缭乱。例如, 人皆享有生命的权利, 社会越是进步, 医疗技术越是发达, 人民对生命的权利的享受就越充分。

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度《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指出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为74岁, 而女性为77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平均寿命最高的是日本女性的87岁和冰岛男性的81岁。以今天的标准来看, 杜甫在《曲江》中“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感叹显得过于悲观。然而, “人固有一死”今天仍然是人皆接受的事实。之所以接受, 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选择。如果有选择, 没有人会放弃生命的权利,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医疗制度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对享受医疗保障的最高年龄作出限制。

2001年, 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宣布发现了人类长寿基因。这一消息的背后隐隐约约暗藏着着维护人类生命的又一技术峰值, 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惶恐。一方面, 虽然生存环境中的众多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生物体的死亡, 但基因在理论上决定了人类寿命的极限, 因此伴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完善, 最终必然有一天人类将有能力重新设定这一极限,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极限很可能会被取消, 从而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永生。另一方面, 循环是自然万物的类生存的必然形式：银河系中有新星的诞生, 也有旧的星体消亡; 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有新物种出现, 也有旧物种灭亡; 单个的物种来说, 只有新的个体诞生伴随旧的个体的死亡才能保持整个物种的演化发展与生存。如果人借助基因技术获得永生, 人类便打破了自然界的运转模式, 由此产生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是:“人类能够在一个循环的体系中永生吗?”如果不能永生, 我们如何能够剥夺人们享受生命的权利呢?因此, 人权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相关技术手段的发展而并非权利的范围或相关概念的发展, 但当技术手段由于发展而发生了质的变化, 人的权力的实际内容可能也在发生变化。

三、实现人的基本权利的技术手段的膨胀与嬗变

一个人所能够享受到的基本权利首先决定于他所处社会的政治及文化制度。公元前八世纪,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人攻克邻邦麦塞尼亚。为统治大量增加的人口, 斯巴达对一切管理制度和机构实施了严格的军事化。只有健康强壮的婴儿才能够享受生命的权利, 病弱的孩子则被丢弃荒野, 命丧虎狼之口^[12]90。今天, 一个社会所能够提供的技术手段成为其社会成员能够享受特定权利的基础。例如,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大大扩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和速度, 整个地球已经变成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同样, 帮助人们实现言论自由的各种电子和网络技术产品使当代成为信息时代。由于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信息的大量创作和高速传播, 信息技术今天已经成为峰值特征最为明显的技术。

毫无疑问,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实现自身权利的方式和手段。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 新的技术手段往往隐藏在维护人类自由权利的光环下不受质疑地迅速迈向峰值。20世纪80年代, 沙滩汽车在美国风靡一时, 大群骑手涌向马萨诸塞州港湾城市科德角的海滩, 以至往日恬静宜人的海滩上马达轰鸣车辙遍地。当地居民起诉要求立法禁止机动车辆进入科德角海滩。对此, 麻省沙滩汽车协会负责人在接受美国时政杂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认为, “沙滩汽车是人们进行娱乐的权利, 乡亲们不应该对此诉诸法律”^[15]。的确, 人具有实现自身权利的正当要求, 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都应该创造条件鼓励人们享受这些权利, 而且这些权利的实现是社会稳定运转的基本保证。例如,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如此这般对人的生命的权利的尊重, 我们将无法想象这个社会如何生存于当代。但是, 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确认今天的人们是否应该一如既往地享受天赋的权利, 而在于没有足够谨慎地对待或深刻洞察那些人们藉以享受这些生命的权利的新手段。

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这些手段是否可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实现天赋权利的工具?换个角度看, 我们或许应该质疑这些技术工具所体现的是人的天赋权利, 还是技术的权力?考察现代医疗实践, 我们不难发现, 许多新的医疗手段已经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医疗, 医疗的作用方式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据英国《星期日镜报》的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艾德华达·奥巴拉在处于植物人状态长达45年之后于2014年去世, 成为世界上昏迷时间最长的患者。现代医疗所延长的这段生命是原本就包含于生命的权利中从而应该获得现代技术的保护, 还是由现代技术所创造的额外的一段生命呢?前一种情况预设这段生命先在于现代医疗技术, 但这段生命的技术依赖性在逻辑上否定了这一点, 因为这段生命必须以现代医疗技术为前提; 后一种情况肯定了现代医疗技术对这段生命的先在性, 从而侵害了生命的神圣性, 使生命等同于技术, 结果使生命俗化, 最终动摇了生命的权利天赋的结论。因此, 量变引起质变, 现代医疗技术所达到的水平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本体论难题。传统医疗技术条件下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来说显得捉襟见肘。我们是否还可以继续在维护人的生命权利的旗帜下将各类新的医疗技术毫无疑问地推向峰值,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被人们普遍作为言论自由的工具的网络技术。正如密尔所言:“进步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是自由。”^[16]马克思则指出:“没有自由, 对人说来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17]74, 而“没有出版自由, 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17]94。因其“自由”的精神特质, 网络技术被作为言论自由的革命性工具备受推崇。自1969年阿帕网试验成功到90年代走向成熟, 网络技术从一开始便持续处于峰值状态, 风靡全球。遗憾的是, 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坚持促进信息交流的初衷, 提供信息背后的主要目的更多地是为了影响和控制他人, 从而赚取钱财或博人眼球, 信息交流由目的蜕变为手段, 从而导致网络信息技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发生明显变化。功利性的信息交流是否还可以被看做是维护人的言论自由的工具呢?在批判资本家鼓吹资本主义自由的时候, 马克思说到, “然而事实上, 他们 (资本家) 当然更不自由, 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18]84。至于那些提供虚假信息, 损害他人利益的信息交流, 更不可能成为维护自由权利的方式, 正如马克思所言, “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18]571, 个人的自由必须通过共同体才能得以实现, 不顾他人利益追求自己个人利益, 完全不考虑人性类存在的本质, 注定与自由背道而驰。

网络交流工具虚拟化的发展对人的社会性正在产生重大影响。哈贝马斯认为, 广义上看, 我们可以“把社会看作是由符号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 那么, 社会的形成和再生也就的确只能依靠交往行为”^[19]。但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 通过交往而实现社会化的主体并不包括网络交往中其存在不可确认的虚拟性主体, 因为虚拟性主体无法实现哈贝马斯赋予交往行为的三大功能:①  理解功能, 传承和更新文化知识; ②  协调功能, 实现社会整合, 建立社会规范和秩序; ③  社会化功能, 塑造个体社会特征。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随着网游、微信等网络互动或交流工具的成熟, 网络交流技术目前已经走入每一个可能的社会角落, 表现出典型的峰值特征, 正在侵蚀交往行为应该扮演的传统角色。除造就大批宅男、宅女和网络瘾君子外, 网络交往对代际交流的潜在危害更是令人担忧。年轻的父母虽然可以以天赋权利的神圣性驳斥一切限制自己利用网络工具进行交流的权利, 但年轻的父母大量步入“低头族”的行列, 直接导致家庭中未成年人所需的“有效陪伴”急剧减少。一个最为明显的后果是, 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语言刺激, 语言能力发育迟缓的儿童数量急剧增加。目睹语言障碍儿童病例近年来蔓延飙升, 曾有儿科专家向媒体求助, 希望媒体“向广大家长进行呼吁, 别再做低头族, 多些交流陪伴, 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语言环境”^[20]。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 网络技术所实现的交往活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有社会意义的交往活动?更具普遍性的一个问题是, 言论和交往自由的权利是否可以自动地不加区别地延伸至任何新的交流工具?这是一个我们趋向于忽视的问题, 正是这种忽视导致相关的技术在不受节制的情况下大行其道, 从出现之初便直奔峰值状态。

四、问题的紧迫性及出路

1989年, 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指出, “欧洲人发起了工业革命, 导致了空气污染, 如今他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强迫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12]ⅩⅥ。无疑, 发展中国家人民追求经济发展的权利不可剥夺, 但布氏的前半句话也同样重要:工业革命促进了发展, 也带来了污染。发展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但不能由此证明破坏环境的合理性。客观的结论是,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因为自己拥有追求发展的权利而对现有技术无所不用其极。据《中国日报》2015年12月的一份报告, 加拿大Vitality Air公司已经开始向中国、印度和中东国家销售罐装空气。虽然在中国的头两个月只售出500罐, 但随后生意红火, 两个星期之内预定交货4 000罐, 每罐售价129元人民币, 支持呼吸不到8分钟^[21]。空气会不会像饮用水一样走上完全商品化的道路?4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拥有免费的、清洁的、天然的饮用水的记忆, 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环境的恶化促使水被彻底商品化。今天, 即便是生活在远离工业的山脉、森林或湖泊地区的人们也只能使用管道输送或罐装的饮用水, 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方便, 而是为了安全。对人的生命来说, 水和空气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不喝水能够存活5天, 而不呼吸只能存活3分钟。毫无疑问, 空气不能像水一样完全商品化。令人担忧的事实是, 以GDP人均1万美元的公认标准来计算,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2015年人均收入不及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另外, 最发达的32个国家人口不到10亿。这些事实意味着世界上80%的人口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而且人类的发展可能永无止境, 因此全球环境由于发展而导致的恶化可能才刚刚开始。目前空气商品化的萌芽确实令人不安。世界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其名著《技术垄断》中认为, 技术在一定的语境中可能会变得十分危险, 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 以及为什么技术会出现如此转变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9]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更是提醒我们:“20世纪末将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决定性时刻, 其后, 人类发展的大局将难以更改。当世界进入21世纪, 国际社会将走上两条可能的发展道路中的一条:要么联合起来, 共同扭转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趋势; 要么走上一条不归路, 陷入环境恶化与社会分崩离析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22]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问题》中将隐含于技术的本质“座架”中的危险称为“最高危险”, 因为座架使人类迷失本真的人性, 而这种危险源于“人在座架中被迫将自身降格为持存物”^[2]311。海德格尔提醒我们, 人类的希望同样存在于技术的本质中。“座架即决定命运的揭示过程, 不同于我们日常更常见的关于命运的谈论, 这些日常的谈论认为技术即我们这个时代的天命, 这种天命意味我们的时代必须接受一条不可更改的路线。但当我们将技术的本质看做决定命运的揭示过程, 我们就已经身处一个决定命运的自由的空间, 这种对命运的决定绝对不会使我们受愚昧无知的冲动的束缚, 要么盲目地追求技术, 要么徒劳地抵制技术, 要么认为技术是魔鬼撒旦对人类的诅咒。相反, 当我们明确地将自身置于技术的本质中, 我们便猛然发现自己拥有了解放自己的权利。”^[2]313学者中普遍的观点认为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为技术所“建构”“垄断”的世界^[9]20。从海氏的观点来看, 更确切地说,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为座架所促逼的人建构、垄断的世界, 而恰恰就是这一点蕴含着当今人类社会获得解放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援引18世纪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名言“哪里生危险, 哪里也生救渡”, 认为人类必须意识到自己在技术性解蔽中的不可或缺性, 只有当人类牢记技术中人性的存在, 认真思考技术的动态本质, 人类才能够“培育出救赎的力量, 并让其壮大”^[2]314。因此, 要解决技术危害性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而且只有技术中的人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 目前普遍流行的技术性修复的观念, 以更先进的技术来治理之前的技术产生的副作用, 并没有击中技术问题的关键, 因为技术中的人的自由权利如果没有受到合理的指引, 更先进的技术最终必然将相关的技术峰值推向更高的高度, 带来更加严重的问题。为避免技术负面效应, 我们所需要的人的权利不是绝对的, 而是语境化的, 是一种全人类、全世界视域下的人权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