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对我国发展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时代化回应,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们发展的基本指针。从价值视角剖析共享发展理念, 明确其逻辑范畴及方法, 探索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指向, 显然是一项兼具学术内涵和实践意义的工作。

以价值作为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视角, 就要回到价值的人类学本体论意义, 在价值属人性质的指导下展开共享发展理念内涵的阐释, 这是研究共享发展理念价值向度的起点和关键。首先, 从价值视角切入, 必须严格遵循价值因主体而异的本性, 价值向度表现在共享发展理念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劳动者的规定性。其次, 从作为哲学概念的价值所蕴含的内在规定性出发, 价值的“应然性、理想性、目的性、过程性等特性决定了共享发展理念既是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1], 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及社会发展目的性与过程性的统一。最后, 从价值的实践与实现看, 离不开价值主体的参与、价值目标的设计、价值方法的选择、价值路径的遵循。因此, 共享发展理念是基于人的价值应然性逻辑与历史发展逻辑的统一价值目的性逻辑与社会发展结果实现逻辑的统一、价值过程性逻辑与社会发展实践方法论逻辑的统一、价值理想性逻辑与发展过程现实性逻辑的统一, 是社会发展之于人的意义, 以及人在社会发展实践中的目标追求。据此, 从价值基点、价值目标、价值方法、价值指向探索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向度, 寄望在对共享发展理念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能够对实践有所启发。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维度看, 人类发展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社会发展人化和人目的化的统一, 这使人类发展的自身追求同人自身价值实现的实践追求达到了逻辑的一致。当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确证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 人自身价值实现的追求天然地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也内含于这一基本观点。它不仅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逻辑, 而且天然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为基点。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的价值应然性逻辑与历史发展逻辑的统一, 达到了共享发展理念与人类价值追求的统一。

科学社会主义无论是价值根基还是价值追求在逻辑上都与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要求相一致。从价值基点来说, 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 是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阻碍生产力发展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 其价值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实现他们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具体地说, 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 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统一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和目标。剩余价值理论目的是明确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唤醒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斗争以争取共享机会、共享资源、共享劳动、共享发展、共享成果。马克思指出:“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2], 这种分配方式的逻辑与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价值要求是一致的。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看, 无产阶级解放自己乃至全人类后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联合体内部, 他们共享生产资料、共享劳动机会、在自身发展与劳动中实现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统一, 并直至达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共享发展理念不只是共享改革发展的现有成果, 而是要建立起一个共享发展资源、发展机会、发展过程、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只有共建才能共享, 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4]136, 这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动建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推动自身成长、发挥个人能力、充分享有机会、实现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因循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逻辑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在不同的时代, 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既一脉相承又有不同侧重, 但总体上承袭着既有的价值逻辑。

在毛泽东时期, 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注重社会资源的平均分配, 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提供了生存和劳动的基本资源与机会, 这一时期的价值追求侧重于基本资源和劳动机会的共享, 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使社会主义发展速度保持在了较高的水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 明晰社会主义本质、不断调动人民积极性将改革引向深入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认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效率化以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其价值追求侧重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共享机遇和总体发展, 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成就与问题同在是共享发展理念在这一时期践行的现实写照。

在新的历史时期, 继续探索实现生产力发展、人民共同富裕价值追求的建设实践, 既要恪守既有的价值逻辑, 又要符合价值追求的时代化要求, 共享发展理念理所当然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必然逻辑。所以, 习近平提出了“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136。共享发展理念不仅内含着毛泽东时期基本生产资料和劳动机会的共享、改革开放以后共享机遇和总体发展, 还内含着发展机会、发展过程和发展成果的共享。在此理念的指导和感召下, 建构起完善的制度体系以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必然逻辑。

任何政党的执政理念都蕴含着特定的价值诉求, 它代表政党的价值主张, 内含在政党的宗旨、路线、纲领之中, 内化和规范政党的行为, 是政党性质的根本标识。党的宗旨、路线、纲领乃至“执政为民的核心理念”均内含着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5], 实现了共享发展理念与党的执政理念的价值契合。首先, 共享发展理念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价值契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包括进行制度建构形成完善的制度、稳定的社会、快速的经济发展, 还包括使广大劳动人民享有同等的学习机会、均等的就业机会、获取合理收入的机会、享受公平的社会保障机会、充分的权利行使机会等。从此角度看, 共享发展理念与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其次, 共享发展理念与党的基本路线的价值契合。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行动纲领, 它概括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基本途径和根本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针。无论是奋斗目标、基本途径, 还是根本保证和依靠力量, 都需要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最后, 共享发展理念与党的基本纲领的价值契合。基本纲领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从经济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 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共享政治权利, 文化上发展面向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人民共享文化繁荣, 到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 再到实现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实现了与共享发展理念价值的天然契合。从宗旨到路线再到纲领, 中国共产党都在贯彻着共享发展理念, 实现了共享发展理念与党的执政理念的价值契合。

自然界不以人的目的和意志为转移的非人格化特点, 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引入成就了人格化的价值世界。在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践中, 人类的实践活动无疑打上了目的的印记, 一切实践活动也当然成为人化目的性的价值世界。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 无论是“历史地思”还是“现实地思”, 物质、财富、劳动乃至机会的共享都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 它显然是价值目的性逻辑与社会发展结果实现逻辑的内在统一。虽然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在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 但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贯彻和落实绝不是也不应仅仅是“十三五”时期的任务。

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目标首先表现在价值主体最高目标的实现, 进而是围绕保障价值主体最高目标实现的次级目标, 最后是基于价值目标实现而进行的制度环境、体制机制等的调整和建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人民的最高价值目标毫无疑问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在“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理念, 必然要制限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之下, 也即是说, 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探索、创新与实践, 皆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最高价值目标, 共享发展理念的最高价值目标也归于此。然而, 基于共享发展理念围绕保障价值主体最高目标实现的次级价值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是具体的。因此, 现时期共享发展理念的次级价值目标就是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在实现共享上深化实践, 在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上实现进步乃至跃升。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生产关系的决定性要素。因此, 无产阶级革命绝不是为某个人谋私利, 而是为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进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 它的首要目的就是消灭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所有制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 取而代之的是以全体人民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此时, 公有制不仅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自由结合, 而且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行使自由、民主、发展等各项权利的经济基础, 还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取人自身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共同基础, 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所以, 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是发展成果共享的基础, 维护并继续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即是共享的次级首要价值目标。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享有充分地接受教育、学习成长、参与劳动并展示个性的机会, 唯此才能在社会中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收入分配, 实现全面发展。当然, 教育机会均等不是教育结果均等, 它一方面是指人们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在接受教育方面享有充分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指国家和社会应提供保障这种机会均等的经济基础、政治条件、法律体系、文化环境、社会氛围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当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的时候, 劳动者需要提供自己的劳动而获取劳动报酬以维持自身、家庭的存在、发展和延续。因此, 通过公平竞争且只有通过公平竞争获取相应的劳动岗位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 劳动者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发挥了自己的职能, 在找到自身存在感的同时也挖掘了自身潜力、实现了自身发展。“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 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6]供给劳动机会以实现劳动者的公平竞争与获取, 是劳动者参与社会发展、发挥个体能力获取劳动报酬并实现个人价值的关键。在此意义上, 共享不是结果, 而是一个需要并必须把握过程的实践。通过发展机会的均等拥有能够不断成长并使个性得到张扬进而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是劳动者自我发展的动力, 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

使广大劳动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改革的共识和重要目标。学术界对这一目标也多有研究, 并且主要集中于这一目标, 但学术界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探索发展成果的共享, 我们认为这必要但不充分。当然, 建立合理有效的分配制度和分配体制, 适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不仅能够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也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提升社会发展的动力,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 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还应该包括其他各个方面的成果。在社会建设方面, 包括医疗体制对劳动者健康的保障、教育体制对社会主体成长的保障、社会保障体制对老年群体及残障群体的保障、公共服务体制对社会服务的保障等。在政治建设方面, 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政治权益的享有, 包括民主表达合理诉求、合理开展社会监督、依法行使个人权利等; 在文化方面, 充分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与文化繁荣; 在生态方面, 享受良好的生态环境等。当然, 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推进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也应是未来发展改革的重点。

如果说认识方法以主体趋向客体为特征, 价值方法则以客体趋向主体为宗旨。从起始或出发点来说, 价值方法的起始或出发点是价值主体; 从过程或步骤看, 价值方法的过程或步骤是实现价值方法的核心, 这一核心的出发点又必须是价值主体; 从完成或结果看, 价值方法以实现价值主体的价值目标为检验标准, 其核心是价值实现。马克思主义内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为人类认识自身和认识世界提供了科学的范式。源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共享发展理念, 无疑也暗含着价值方法。明确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方法, 有助于在实践中自觉运用、不断调适, 推动共享发展理念价值目标的实现。

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 “任何存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7], 而历史的主要特征恰恰在于它的过程性, 人们创造历史的结果, 是实践过程与实践结果的统一。毫无疑问, 过程与时间又是相伴而生的, 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时间, 经历时间的过程也才能够产生结果, 任何阶段的结果只是这个阶段的结果, 相对于整个过程来说它只是过程中相对静止的点。对于人们的实践来说, 任何过程都会产生一定的结果, 任何结果的产生也都是一定实践过程的产物。所以, 人们在追求结果的同时, 必须认真把握实践的过程。

基于我国发展实践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 既是对发展结果的期许, 也是对发展过程方法的要求。脱离了发展过程的共享单纯追求发展结果的共享一定不能达到我们实现共享的目的, 这也就意味着, 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方法首要的要求就是回到发展本身, 关注发展过程与实践, 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共享, 实现发展过程与结果的共享统一。为此, 回归发展实践, 加强对发展过程的调控, 通过过程控制实现过程共享也必然实现结果共享。

马克思主义是在面对实践问题中的逻辑展开, 是针对具体问题逻辑凝练的概括升华, 因此, 它理所当然地面向实践并直面问题。马克思指出, 问题总是与解决问题的办法相伴而生。但问题并不是自动出现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轻易就能找到。问题需要人去发现, 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人们去探索、试验和总结。

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是问题反思的结果, 是马克思主义面对问题特质的时代显现。“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暴露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等的不相适应是我国发展实际与共享要求的不适应, 它向党和国家提出了呼唤, 认真面对我国在发展成果共享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关的政策进行调整成为“十三五”时期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命题。习近平多次强调, 我们的责任就是“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9]。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取得更大的发展成果是实现济贫到保障转变, 也是进行问题反思进而实现过程修正的基础, 不能为了共享而放弃发展, 也不能不当共享妨碍发展, 只能是在不断反思与不断的政策、体制修正中实现发展与共享。

马克思认为, 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个体的人, 不仅和实践相联系, 而且实践的目的首先是自身的现实需要。他们为了自身存在、延续和发展而从事的系列活动构成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实际内容。因此, 基于现实的个体研究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把握人类社会规律的首要和基本要求。做到这一点, 是更具体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前提。把握价值主体个体与整体的统一, 要求既要关注到个体的具体问题, 又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制定宏观的政策, 最终实现所有人发展成果的共享。

把握共享发展理念实践中个体与整体的统一, 前提是明确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及所有的劳动者。坚持个体与整体的统一, 一方面要关注具体个人, 以具体人为手段, 以整体为目的。以个体为手段, 即是说在共享实践中关注个体、个体问题乃至个体现象, 以解决个体问题为手段和基础实现解决整体也就是人们整体共享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要关注整体, 以社会成员整体为手段, 以个体为目的和检验方法, 也即是说, 从人们的整体出发去制定政策、实行改革, 进而作用于个体, 实现个体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 并以个体的实际情况检验我们制定的政策和改革是否能够适合国情、解决问题。

社会发展不仅是自然的历史的客观过程, 也是人不断追求实现价值目标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践是价值主体预设的社会发展的应然状态, 它在为价值实现创造条件的同时, 通过价值追求实践的反思与重构为价值主体提出了更加明晰的价值指向, 对于推动实践进程、价值目标实现提供了遵循的原则和方向。共享发展理念不仅因循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逻辑, 更是指明了党自身存在和发展应承担的价值使命及价值方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每一次创新都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具体要求, 在不同的时代又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这告诉我们,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不仅仅是理论的要求, 也是中国实践发展的需要。从实现人民解放到人民获得相应的权利, 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从解决人们温饱问题再到共同富裕乃至今天的共享发展理念, 中国的革命与改革实践无一不是与理论创新同步,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一步步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推进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使理论不断回应时代需求并及时创新, 将理论的主动创新与实践推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为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 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再一次昭示了理论创新的价值指向, 既符合理论要求又顺应时代需要才能够指导并推动实践的发展。

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地思”的价值逻辑, 就需要不断推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价值引领、路径依循、动力迸发。使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需要不断赢得人民的信任, 使道路探索、建设实践科学和高效, 唯此才能够更多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社会主义才能够更广泛地凝聚人心、获得更强的动力。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 将改变过去过度注重发展而弱化分配的状况, 对于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 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共享程度较低等问题划定了时间表、明确了方法、规定了方向。同时, 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并深入实践将改变过去人民在教育、医疗等问题上的状况, 提升劳动者对社会主义发展成果分配、共享感受上的满意度, 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升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提升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支持力度, 形成凝聚力量支持发展的强大动力。毫无疑问, 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以探索新的更高形式和更高效率为价值指向, 在不断破解各种问题中把握规律、汇聚多方力量, 为今后解决其他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革命和执政过程中坚持依靠这一法宝, 把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了党的周围, 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才能够无往而不胜, 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将发展的成果普施于民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在“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一个阶段的目标和追求。实现这一目标, 就要关注民生需求, 解决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生需要与滞后的民生供给是当前民生建设的主要矛盾”^[11]。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 为当前民生建设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导,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作出了战略选择, 是党的宗旨时代化践行的战略抓手。党的宗旨的切实践行, 民生需求的切实满足, 无疑将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到新的高度, 为今后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立下了标杆, 对于夯实党的群众基础,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路径选择和价值导向。

总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 实现了理论创新、道路探索、党的宗旨价值追求的逻辑统一, 既符合理论要求、承袭前人, 又基于时代需要、切近问题, 是党在新时期推进理论创新与解决发展问题的理论自觉, 具有高度的时代价值。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党执政为民的价值目标, 而且启示了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成果分配的价值方法, 也为后续其他问题的解决明确了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