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全国各地区发展的差距也日益增大, 地区分化现象十分突出。而地区分化的表现之一便是许多资源型地区占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经济发展速度却远落后于非资源型地区。这种现象在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被称为“资源诅咒”(the resource curse)。“资源诅咒”概念由Auty^[1]提出, 相关理论认为一个地区如果有较多的自然资源禀赋, 反而会对当地经济增长起到负面作用。那么“资源诅咒”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当前的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分化现象, 中国“资源诅咒”现象形成机制又有着怎样的自身特色呢?

在讨论这一问题前, 首先回顾一下国外经济学家如何归纳“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 这些机制可以分为五点。

第一, 贸易条件恶化与“中心-外围”体系说。Prebisch^[2] & Singer^[3]认为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会不断恶化。Prebisch^[4]认为工业化国家是中心, “而原料生产和输出国以其自然资源同中心发生联系, 构成广阔而复杂的外围,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广度加入到这个体系中来”。这样的“中心-外围”体系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在一国之内建立起来, 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肖劲松和王东升^[5]认为,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 资源型地区长期按照指令性计划廉价或无偿地向加工制造业地区输出资源性产品的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周喜君和郭丕斌^[6]的经验研究指出, 比起山西, 内蒙古将更多的资源留在当地进行开发利用, 从而有效规避了“资源诅咒”。

第二, “荷兰病”效应说。Corden & Neary^[7]指出, 自然资源产业的短期繁荣导致本币大幅度升值, 导致本土制造业因大量流失劳动力而萎缩, 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 出现了“反工业化”现象。当自然资源产业短期繁荣结束时, 依赖制造业的本土经济增长受到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

第三, 价格波动效应说。自然资源产品价格比其他类型产品更为波动, Auty^[8]的分析指出这种波动将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大多数时候这种影响都是负面的。这也得到了王石等^[9]的经验检验支持。

第四, 要素效应说。要素效应分为内生的要素挤出效应和外生的要素条件效应。要素挤出效应认为自然资源会挤出其他生产要素, 对经济增长起到负面效果。例如自然资源会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 并且开采资源并不需要高技能劳动者, 从而使教育的机会成本过高、人力资本积累变慢和外流^[10], 进而导致研发投入与创新降低^[11]。要素条件效应认为其他生产要素是外生于自然资源的, 影响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例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劳动力等。

第五, 制度效应说。制度效应分为内生制度效应和外生制度效应。内生制度效应主要指寻租效应, 即资源会使个体从生产性行为上偏离, 去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例如资源会使得企业从生产活动转向寻租活动^[12], 或使政府为了保住(分配资源的)权力而滥用资源、扭曲资源配置^[13]。外生制度效应认为一些外生的制度会影响资源的作用机制, 例如财政分权程度高^[14]的地区更容易发生“资源诅咒”。

上述研究表明, “资源诅咒”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得到很大的发展, 但相关研究仍有深化的空间。

首先,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40年的体制转型, 这40年的体制转型在中国“资源诅咒”现象的形成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却没有在相关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

其次, 一些计量方法很难避免夸大“资源诅咒”效应的现象。在进行解释变量的选择时, 经济学家通常倾向于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搭配控制变量的方式, 以此来控制自然资源以外的变量, 即“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这就要求样本内个体在自然资源以外的差异尽可能地小。这个要求在研究某些发达国家样本或者是小国样本时是可以满足的, 但在研究中国这样内部差异极大的大国时很难满足, 特别是一些国内研究以省级行政区为样本个体, 这些省级行政区在政策和历史方面差异极大, 不但许多数据缺失, 而且有些因素也几乎不可能去量化。这个时候将它们进行对比就存在问题。例如, 那些以金融业、旅游业为主导产业或是享受政策红利的非资源型地区, 发展得比以采矿及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地区更好, 这是无法证明“资源诅咒”存在的, 因为二者不具有可比性。这就要求研究过程中将样本个体进一步细化, 并且仔细甄别剔除离群个体。

为此, 本文的新视角是:第一, 将对中国体制转型的分析与国外“资源诅咒”理论相结合, 以规范的方式描述中国体制转型如何促成“资源诅咒”现象; 第二, 采用地级市层面的两期面板数据, 并对样本个体进行仔细甄别, 剔除了可能给估计带来偏差的个体, 更可靠地验证了“资源诅咒”现象中的体制转型因素。

二、中国体制转型及价格双轨制

本文解读中国“资源诅咒”现象的出发点主要是制度效应。具体而言, 即体制转型是如何催生“资源诅咒”现象的。因此, 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的一个特色制度:价格双轨制。

1. 中国体制转型

1949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7—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1978—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1992年至今)。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中国完成了一批重点工程, 在短时间内促进了国家的工业化; 同时, 计划经济体制也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维持住了社会的稳定。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中国几乎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这主要是由于“一五”时期中央在资源型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 使得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获得了充足的资本要素推动。由于既有充足的资本, 又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 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得以高速增长。

1978年改革开放, 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从单一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转型。这种渐进式转型, 在初期更容易做到帕累托改善, 成为一种“没有受损者的改革”^[15]。但是吴光炳指出:“在改革初期, 几乎是人人从改革中受益, 后来发展为多数人受益, 少数人受损。”中国“资源诅咒”现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来源于此:转型初期全国都从中受益, 后来发展为非资源型地区从中受益, 资源型地区从中受损, 或者至少相对受益更少^[16]。

2. 作为体制转型工具的价格双轨制

作为体制转型工具的价格双轨制, 在促成“资源诅咒”现象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双轨”, 指的是计划轨与市场轨; 而价格双轨制指的是价格既遵循计划轨, 又遵循市场轨。1985年3月, 国务院发文首次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 这标志着价格双轨制作为一项合法制度正式实施。

价格双轨制有两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是“比例”双轨, 指的是就一种生产资料而言, 其价格同时分别受到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的调节, 一部分比例的商品置于计划轨上, 另一部分比例的商品置于市场轨上。第二种是“板块”双轨, 把全部生产资料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种类的生产资料置于计划轨上, 另一部分种类的生产资料置于市场轨上, 但就一种生产资料本身而言, 它只具有一种价格。这一标准实际上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还在使用的, 即使价格双轨作为一项制度消亡后, 它也会继续存在。例如以市场势力作为标准, 自然垄断行业实行计划价格, 竞争性行业实行市场价格。

到1997年, 除对自然垄断行业依旧进行价格管制外, 绝大部分商品都实现了“并轨”, 即只保留市场轨。当然, 也有少数商品的“双轨”又延续了多年, 例如煤炭, 直到2010年后政府取消对电煤的价格管制, 才使得煤炭价格管制彻底结束。虽然价格双轨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其作为中国体制转型的重要制度, 在中国“资源诅咒”现象的形成中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包含价格双轨制的“资源诅咒”理论模型

鉴于价格双轨制可以大体分为两种类型, 那么它导致“资源诅咒”的机制也要分两种类型看待。

1. “比例”双轨对“资源诅咒”的推动作用

借鉴Murphy等^[17]的模型, 可作如下假设:第一, 资源型地区有两个部门, 自然资源产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 非资源型地区则只有制造业部门。自然资源产业部门只生产一种自然资源产品, 两个地区的制造业部门也都只生产一种制成品。资源型地区的自然资源产品供应给两个地区的制造业部门作为原料。第二, 同等产量的自然资源产品, 其计划价格P^P小于市场价格P^M。计划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原因主要是原材料的低价可以刺激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 而且这种“剪刀差”的存在可以使制造业产生高额利润以便支撑政府运作。第三, 政府仅控制计划价格P^P, 而不控制各部门的产量。

在不同的条件下, 这些假设将得到不同的结论。

条件一, 两地区三部门都处于计划控制之下。图 1(a)表示资源型地区自然产业部门的福利。图 1(b)和图 1(c)分别表示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的制造业部门的福利。在图 1(b)和图 1(c)中, 由于供给是计划好且无弹性的, 所以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线。在计划中, 资源型地区的自然资源产业部门在计划价格P^P下会生产Q_R^P单位自然资源产品, 并以计划价格P^P分别向两个地区制造业部门供应Q_b^P和Q_c^P单位自然资源产品。此时, 资源型地区的福利W₁=A₁+B₁+B₂, 非资源型地区的福利W₂=C₁+C₂。在两个地区的制造业部门是同质的情况下, 显然W₁>W₂, 这时候自然资源是一种“祝福”而非“诅咒”。

条件二, 体制转型时“计划”与“市场”并存, 且计划配额能得到严格执行。鉴于资源型地区通常全民所有制企业比例较高, 而且通常都不是改革试验区, 因此有理由假设:资源型地区的制造业部门仍旧是计划导向部门, 其原料价格和产品价格都受到计划控制; 与之对应地, 非资源型地区的制造业部门成为不受计划控制的市场导向部门, 其原料价格和产品价格都随行就市。而资源型地区的自然资源产业部门则采用受计划配额约束的双轨形式:它的产品必须优先满足计划内的需求, 然后剩余部分才可以去满足市场需求。正如Murphy等^[17]所证明的, 如果自然资源产业部门是一个纯市场导向部门, 就会发生“供给流失”效应——自然资源产业部门会优先向能出高价的市场导向制造业部门出售, 而所售剩余才会出售给计划导向制造业部门。进行激进改革且缺乏政府控制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但中国的渐进改革和政府的强控制力则避免了这种情况。这样有可能得到一个更有效率的而且是帕累托改善的均衡, 见图 2。

图 2(b)表明, 由于自然资源产业部门计划配额的存在, 计划导向的资源型地区制造业部门的情况与原来一样。但图 2(c)表明, 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 市场导向的非资源型地区制造业部门的情况与原来有所不同:其供给曲线不再是垂线, 而是一条斜线。于是如图 2(a)所示, 在自然资源产业部门, 那些边际成本在P^P之上但在市场均衡价格P^*之下的企业可以加入到生产中, 于是整体来看自然资源产业部门获得了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更多的生产者剩余, 于是资源型地区的福利为W₁=A₁+A₂+B₁+B₂。对应地, 这部分计划之外的产出被输送给市场导向的非资源型地区制造业部门, 使其获得了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于是非资源型地区的福利为W₂=C₁+C₂+C₃。两个地区的社会福利都增加了, 所以综合来看, 整个社会福利增加了——这说明价格双轨制是有效率的; 而且在社会福利增加的过程中, 没有产业部门受损, 这说明价格双轨制是由帕累托改善的。另外, 此时仍旧是W₁>W₂, 自然资源仍旧是一种“祝福”而非“诅咒”。

条件三, 体制转型时“计划”与“市场”并存, 且计划配额未得到严格执行。图 2表明在自然资源产业部门中, 那些边际成本低于计划价格的企业严格地保持在计划配额之内, 这样价格双轨制才是有效率的。但它们却有动机将其产品转移到市场中去销售, 以获得更大利润, 这就是“串轨”问题。这时价格双轨制可能是非帕累托改善的, 甚至是无效率的。

图 3表明, 如果自然资源产业部门中边际成本较低的企业没有去履行计划配额, 而是将其产品拿到市场中销售, 那么那些边际成本较高的企业就只能代为弥补计划配额中的缺失。而且, 尽管它们的边际成本要高于计划价格, 却也只能按照计划价格将产品出售给计划导向的资源型地区制造业部门, 于是这部分企业获得了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更少的生产者剩余, 于是资源型地区的福利为W₁=A₁-A₂+B₁+B₂。市场导向的非资源型地区制造业部门仍旧以市场价格获得自然资源产品(当然这部分产品是由边际成本较低的自然资源企业供应的), 使其获得了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于是非资源型地区的福利为W₂=C₁+C₂+C₃。这时候, 资源型地区的福利减少了, 说明价格双轨制在资源型地区是无效率的, 而且是非帕累托改善的。而且, 当C₃>A₁-A₂时, 还会产生“资源诅咒”现象。

2. “板块”双轨对“资源诅咒”的推动作用

相比于“比例”双轨, “板块”双轨对“资源诅咒”的作用更易理解。为了加快工业化, 中国的自然资源产品价格一直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而制成品价格则被放开到较高的水平。这造成了地区间贸易条件的不平衡。杨圣明和李军^[18]就指出:“一个地区或部门, 如果调出品的计划价格比重大、相应地市场价格比重偏小, 则这个地区或部门就吃亏; 反之, 在调入品中, 如果市场价格比重小, 计划价格比重大, 这个地区或部门就占便宜。”中国的资源型地区正是普遍存在这种“调出品计划价格比重大、调入品市场价格比重大”的情况, 其贸易条件被人为地恶化了; 而非资源型地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 其贸易条件被人为地优化了。在价格双轨制下, 奉行“市场”轨的非资源型地区依靠自己的体制优势, 盘剥了处于体制劣势的奉行“计划”轨的资源型地区的福利。

四、包含价格双轨制的“资源诅咒”实证模型 1. 实证模型

考察政策的影响最常用的方法是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简称DID)。需要验证的假设为:价格双轨制对非资源型地区比对资源型地区更有利。模型设定如下:

(1)

其中, lny是地区工农业总产值的对数值, 以此来表示经济增长; β₀是常数项, 度量了1984年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

T是时间虚拟变量, δ₀度量了1984—1986年总体经济增长的平均变化情况。由于1985年3月被认为是价格双轨首次作为制度被确立, 故选择1984、1986两期来验证。

R是地区虚拟变量, β₁度量了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需要指出的是, 在区分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过程中, 最合理的指标是计算各地区的自然资源总存量后折合成货币价值, 但这在中国显然是难以做到的。故本文参考了刘云刚^[19]和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对资源型地区的界定, 作为本文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划分依据。

TR是虚拟变量交互项, δ₁度量了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在政策实施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 如表 1所示。

此外, C代表若干控制变量, 它尽可能包含了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的变量, 这样虽然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但却可以避免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控制变量也尽可能包含了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其他结构性因素, 从而缩小扰动项的方差。控制变量中, 政府支出比重(G)计算方法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工农业总产值; 新增固定资产比重(F)计算方法为地方新增固定资产/工农业总产值; 实际利用外资比重(FI)计算方法为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工农业总产值, 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在原始数据中以美元计, 故采用当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折合成以人民币计; 人力资本比重(H)计算方法为地区科技人员数/地区年末人口数。

如前所述, 样本时间为1984、1986两年, 地区涵盖了当时全国254个地级市。有一些个体由于政策影响过大难以衡量, 未被包含在这254个地级市中。这些被剔除的个体主要为以下四类。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1979年7月建立的出口特区(1980年5月更名为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1984年5月起陆续设立的沿海开放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营口、威海。1983年起陆续设立的计划单列市: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哈尔滨、广州、西安、青岛、宁波。相关数据均来自1984年、198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实证结果

表 2报告了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1)~模型(5)分别为无控制变量, 以及依次加入G、F、FI、H四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回归采用了稳健标准误。为节省篇幅,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体现在表 2中。

模型(1)~模型(5)的回归结果中系数和显著性都比较接近, 表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定, 可以展开分析。其中时间虚拟变量T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表明1984年和1986年, 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速都有了显著的增长。在没有其他重大外生冲击的前提下, 可以认为是1985年3月的价格双轨制的正式确立给各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如前所述, 价格双轨制可以给中国带来总体的效率改善和福利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得益于在维持计划内情况不变的前提下, 催生一种“计划外的增长”^[20], 从而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地区虚拟变量R的系数符号也显著为正, 表明平均来看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要显著快于非资源型地区, 即自然资源在这里起到的是一个积极的作用。这并非与前人的研究矛盾, 而只能说明在1984—1986年的特定历史时期,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起到的是积极作用。在这一时期, 资源型地区仍旧具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积累下来的工业基础和自然资源优势, 延续了之前的增长势头, 所以相对于非资源型地区仍旧具有优势。

交互项TR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 表明1986年资源型地区对非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速优势比1984年缩小了, 也就是说价格双轨制对非资源型地区的影响比对资源型地区更有利。如前所述, 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以后, 虽然整体来看中国实现了效率提升与福利增加, 但它并非是一个帕累托改善。通过“比例”双轨和“板块”双轨, 资源型地区的效益被输送给非资源型地区, 令两个地区的差异逐年缩小, 进而导致非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赶上乃至超过资源型地区。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回归分析的稳健性, 更换被解释变量, 模型设定如下:

(2)

其中, lnw是地区职工工资总额的对数值, 以此来表示居民收入的增长, 其他变量均保持不变。表 3报告了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1)~模型(5)依旧分别为无控制变量, 以及依次加入G、F、FI、H四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回归采用了稳健标准误。为节省篇幅,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体现在表 3中。

稳健性检验模型(1)~模型(5)的回归结果中系数和显著性都比较接近, 并且同表 2回归模型(1)~模型(5)的回归结果中系数和显著性也很接近, 说明替换变量后, 结果是稳健的。其中, 时间虚拟变量T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说明从1984年到1986年, 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的职工工资总额增速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地区虚拟变量R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说明平均来看资源型地区的职工工资总额增长要显著快于非资源型地区; 交互项TR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 表明1986年资源型地区对非资源型地区的工资增速优势比1984年缩小了, 同样说明了价格双轨制对非资源型地区的作用比对资源型地区更有利。但值得注意的是稳健性检验中交互项TR的显著性要低于此前的回归结果中交互项TR的显著性, 这说明价格双轨制的施行对经济增速的作用要比工资增速的作用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回顾、历史回顾、理论分析, 基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实证分析, 从价格双轨制的角度, 就中国“资源诅咒”现象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 中国式“资源诅咒”现象出现, 一个重要原因是价格双轨制。从“比例”双轨的角度看, 资源型地区边际成本较低的自然资源企业有动机去突破计划配额形成“串轨”, 导致边际成本较高的自然资源企业不得不亏损满足配额, 造成了资源型地区的非帕累托改善, 甚至是无效率, 而同时非资源型地区仍旧能享受到价格双轨制带来的福利增加。从“板块”双轨的角度看, 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 中国的自然资源产品价格一直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而制成品价格则被放开到较高的水平, 这就造成了地区间贸易条件的不平衡, 从而使得资源型地区优势不复存在, 而非资源型地区取得了体制上的优势, 进而导致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缓慢, 非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更快。

第二, 通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 对价格双轨制的影响进行检验, 发现在实施了价格双轨制后的1986年, 资源型地区对非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速优势、工资增速优势, 均比1984年缩小了, 说明价格双轨制对非资源型地区的作用比对资源型地区更有利。由此可见, 价格双轨制是造成我国地区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第三, 分析中国体制转型尤其是价格双轨制在“资源诅咒”形成机制中的作用的意义在于, 明确中国“资源诅咒”现象并非是资源型地区单方面的原因, 而是资源型地区在中国的体制转型过程中承担了其必要的角色, 为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提供了物质保障。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的过程中, 应当对资源型地区在教育、医疗、科研等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产业升级、环境治理等方面给予必要的阶段性的产业、财政等政策支持和投资支持, 以吸引人才和技术, 增强其内生动力和市场竞争力。进而达到资源型地区效能最大化, 从而降低社会总成本, 有效平衡各地区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