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技术哲学、身体美学领域中, 技术化身体以及身体美学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针对“技术化身体”这一研究主题, 克里斯·席林、唐·伊德、马塞尔·莫斯等学者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其提出了赋有启发性的见解; 周丽昀、张灿则从伦理角度对之加以研究。在“身体美学”这一主题的研究中, 诸多学者将身体置于技术的背景中, 从而对其审美问题进行探讨。在这两个学术热点话题中暗含了技术化身体及其审美旨趣相结合的学术研究趋势, 为之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参考。当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社会, 现代技术对人类身体进行塑造已成为常态。身体与技术相交织, 身体通过实践活动既可以发明技术, 也可以被技术所改造; 身体既可以利用技术改造扩展自身能力, 也可以被技术所利用而退化其生物性能力; 身体既能够控制技术而使其为自身所用, 也能够被技术所控制被技术所利用。身体, 不完全是自然性的身体, 而是赋有技术元素的身体。技术化身体在现代技术下极端的表现形式层出不穷, 诸如利用生物技术“定制”婴儿、整容美体、更改性别身份, 甚至利用3D技术打印人体器官, 通过更改人类基因组结构而设定人体胚胎, 等等。技术在改变身体生存环境的过程中, 身体也同时被改变被建构。技术化身体已经成为新的主体形式而“在世存在”。本文将技术化身体置于审美视域下, 在揭示其审美追求的基础上, 剖析其审美困境, 并尝试解决其审美困境, 使其最终达到和谐、自由的审美愿景。

一、何为技术化身体 1. 技术化身体概念缘起

人类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离不开技术而在世存在。在现代技术社会中, 技术对身体的浸染体现在方方面面, 对人的行为活动、思维方式以及生产生活方式都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于其通过对人身体的塑造而彰显人的主体性, 展现技术的本性, 即通过技术让人获得了在世存在的方式。基于此, 身体既是自然的, 也是实践的, 更是技术的。从这个意义上看, 技术化身体已经成为了一种全新的主体化存在。

技术化身体, 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席林所提出。技术化身体已经不是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 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身体概念。正如席林所说:“从人类驯化了火以后, 技术对人的身体以及人所赖以生存的周围环境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当人类运用技术来转化其所处环境的时候, 也就开始改变自身及其身体能力, 突破了自己身体与其周围环境当下遇到的特定限制。”^[1]技术是为了满足涉身主体的基本需求及其欲望而被人所创造的。它在弥补身体缺陷与不足的同时也建构着身体。技术化的身体可以理解为技术外置于或内置于身体, 以身体本身为基础并嵌入技术的元素, 使身体的原初形式被改变并予以重构, 由技术与身体互相建构而形成的新的主体形式。总之, 身体的改变遵循着技术的逻辑, 进而形成技术化身体即新的主体形式面向未来敞开。

技术使人在日常劳作中得以省时省力, 技术在使用过程中肯定身体的主体性地位, 在对人身体本身塑造过程中改变其固有物理属性, 并重塑其物理属性。技术在肯定身体、解放身体、改变身体、重新塑造身体的过程中与身体间相互浸染并且融合为一体, 进而形成技术化的身体。技术化身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变化和发展。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 历史则具有文化的传承, 因此技术化身体中必然具有社会化、文化的维度。正如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唐·伊德所说:“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 也就是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体。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意指我们是活生生的、具有知觉能力以及情感能力的个体, 这个身体我们可以称其为身体一。除了我们所称之为身体一的身体, 我们也能通过实践体验活动而感受到, 我们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身体。……这个意义上的身体可称之为身体二。穿越身体一和身体二就是(身体)第三个维度所在, 即技术的维度。”^[2]

技术与身体的关系从最初的技术围绕身体需求而被建构, 使身体需求得到满足并逐步作用于身体从而建构身体。席林从技术诞生与身体关系的角度对之进行了科学的把握, 并且表明了技术对人的身体及所处环境带来的巨大变革, 及其可能引起人的身体朝向技术态的定向方式发生变化。这种技术态的定向方式的主要路向可有如下三种表达方式:第一种方式为技术对身体的促进作用; 第二种方式为技术定向方式带来的身体改变, 结果使身体朝向技术期望的方向; 第三种方式则是技术定向方式也使身体处于不确定性中。伊德关于“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的表述, 克服了席林理论的局限性, 不仅表达了身体可以是技术的作用对象, 而且表达了身体的生命性, 这就使身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技术的对象或客体, 身体成为技术尊重的并围绕其旋转的主体。这个主体不仅是生命意义上的, 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 而技术能够贯穿二者。在这一过程中身体发生了变化, 诞生了具有技术维度的身体。

2. 技术化身体新内涵

本文所探讨的技术化身体整合了席林和伊德意义上的身体内涵并作出了一定的辩证综合与超越, 既保留了二者在技术化身体研究中的优势又尝试克服二者的局限。一方面保留了席林对二者关系“历史性”的分析说明以及由于技术对身体和环境带来的变化而形成的二者相互塑造的理论洞见; 另一方面从生命的意义上理解身体, 强调对技术化条件下身体的本真状态及其客观需求的尊重并从身体、技术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理解身体具有的社会与历史文化维度。因此, 技术化身体可以被定义为处于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 由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所塑造的, 根据技术的发展由人的需要而确立的逻辑, 并使技术与身体两者嵌入一体, 朝向人的自由和发展而塑造的“新的身体”。“技术化身体”概念中, 其中“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及深刻的哲学内涵。从技术与身体的嵌入性出发, 根据“化”的程度可将“技术化身体”归纳为四个阶段:初级“化”阶段、中级“化”阶段、高级“化”阶段和超级“化”阶段。初级“化”阶段意指技术人工物外在于身体, 直接作用于身体, 诸如外戴眼镜、头盔等; 中级“化”阶段意指技术及技术人工物内在于身体, 从而重构或建构身体的物理属性, 诸如变性手术、通过DNA筛选“定制”婴儿、植入体内的心脏起搏器、内置增强芯片等; 高级“化”阶段意指技术人工物高度具身于身体, 渗入身体, 从而扩展人的物理生存空间以及建构身体的精神属性, 诸如智能手机、VR眼镜等现代技术人工物; 超级“化”阶段技术人工物与身体合二为一, 两者间再无区分的界限, 以自然身体为基础, 不以人的感官经验出发, 完全以CPU为控制的超人类——“技术人”。

技术化身体的扩展性由技术来实现, 使自然身体扩展成为技术化的身体。自然化身体不仅能够通过技术加以局部改造, 如通过技术美容美体手段塑造“人造美女”, 而且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改变其生存环境、扩展其生存空间, 甚至能够改变其性别身份、重塑其社会角色。总之, 技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对身体进行“改写”及对其存在空间进行延展。

从实践生存论的角度来看, 人在世存在的载体——身体——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具有美的属性。如果没有身体的参与, 人类所进行的全部实践活动均不能实现。因此实践活动离开人的身体不可能独自存在, 它既是身体在世存在的基础, 又是人性与物性区分的基点。实践活动的本质在于人的身体活动, 其活动本身蕴含着美的维度。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 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 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美是蕴含在人(身体)对世界进行实践活动之中的。在以现代技术为主的时代背景条件下, 技术化身体作为新的主体形式, 对身体的建构所形成的技术化身体具有美的维度。

二、技术化身体为何具有审美维度

身体是肉体与精神的结合:一方面具有物的属性, 另一方面则具有精神的属性。物的属性意味着它可以成为技术物化及其力量的对象, 精神属性意味着它在精神层面上具有审美的需要。因此技术化身体与审美两者相互交叉, 出现了技术化身体的审美问题。由此可见技术化身体的审美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技术需要美, 另一方面则为身体追求美。

1. 技术需要美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出发, 技术实践主体的活动包含着美的维度, 它具有美的一般规律性。其本质是人性的绽放以及对自由的追求, 是对身体美的维度的超越。技术在其生成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以美为导向。技术的美在于其解决产品基本功能性的同时追求纯粹的精神享受, 把实用功能与审美有机地统一起来, 从而达到自由的形式, 通达美的境界。技术的设计是以美为引导, 它在满足人的物质层面需要的同时也需要满足人在精神层面的愉悦享受。精神层面的愉悦享受指的就是技术的审美内涵。正如我国现代美学大师宗白华曾指出:“过去一提到美学就是艺术, 艺术中当然有美, 技术与美似乎没有关系, 其实, 技术也是可以美的。”^[4]技术美的本质在于技术的合目的性及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及合规律性意指技术人工物能够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 使人们的实践技术活动具有使用价值意义以及人自身对技术人工物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愉悦满足感。正如舍梅涅夫所说:“那些能使人们满意、愉快, 最终达到人们的实际目的和满足人们需要, 并使人们的劳动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劳动工具, 才是美好的, 这样的技术才是美的。”^[5]又如李泽厚所论述:“前进的社会目的性成了对象合规律(如桥造得巧、飞机有气势)的形式, 也就是说, 善成了真的形式, 人们直接看到的是善, 合目的性。飞机、大桥是为人服务的, 但它所以能建成, 却又是符合规律性的, 这就是技术美的本质。”^[6]以耳熟能详的寓言“庖丁解牛”为例, 屠户庖丁由于对牛的身体结构的熟悉, 他对牛进行宰杀的过程中能够轻松自如、得心应手地使用刀具, 他在宰牛过程中的一招一式使观看者感受到了技艺的高超、技术(技艺)美的享受, 这正是技术美在技术实践中的典型表现形式。技术美是美的本质的直接显现形式, 技术美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客观工艺美。正如保尔·苏利约在《理性的美》中所指, 美和实用的相互吻合, 使物体拥有了一种理性的美。

现代技术社会中, 高技术美的导向更加注重引发主体追求自由, 使人性不断地丰富化、深刻化。技术的审美意境通过技术化身体所呈现, 例如中央空调这一技术人工物的发明, 使“空调房”成为了人们普适的生存环境, 它的存在使人们能够抵御酷暑严寒的自然环境, 取而代之的是适宜的体感温度, 使人精神愉悦; 健身房的出现, 成为人运动的新场所, 人们运动不再受自然天气所限, 而是随心所欲地进行身体的锻炼; 再如最近香港到深圳G5711次高铁列车的开通, 使内地与香港民众之间的交流空间距离“缩短”, 更使内地与香港民众间内在情感更为紧密。这就是席林所说的环境改变人的身体。审美活动是人类的一项精神活动, 是对个体生命有限存在和有限意义的超越。对技术美的追求就是把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事物升华为审美对象。在技术以美为指引下, 人对技术的设计、技术人工物的认识都是通过“身体”这一实体所显现。美存在的价值不是脱离于身体而独立存在, 而是被身体所直观感知。美总是存在于各种具体的美的对象中, 并且被人(身体)而感知。身体既是审美对象又是审美主体。

2. 身体追求美

人类的生命体验必然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而参与其中的。从身体角度来看, 身体拥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社会实践是五官感觉社会化的深厚根源,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7]。身体感官是人感知世界的最初形式, 正如舒斯特曼所说:“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 或者说, 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它经常以无意识的方式, 塑造着我们的各种需要、种种习惯、种种兴趣、种种愉悦, 还塑造着那些目标和手段赖以实现的各种能力”^[8]。身体感官具有美的感受力的基础在于社会实践, 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成发展的。身体感官以各种感知方式参与到实践活动中, 通过事物的感性形态体会其存在的意义。正如学者程相占所说:“身体的感觉包括四种, 即嗅觉、味觉、触觉和肌肉运动知觉, 它们无疑都是‘感性的’; 当它们能够从事物的感性形态体会到意味、感受到意义时, 它们就是‘审美的’。”^[9]这也就是席勒所说的那样, 只有通过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通过身体来谈美才是审美实践活动的始基, 通往自由彼岸的有效路径。从古到今, 身体对于美的追求从未停止过, 身体审美感知阈限不断扩展。身体对于美的追求是人对于美的情怀所在, 是美存在的呈现方式, 是人性的光辉体现。“美是我们主体的一种状态, 情感是我们获得美的观念的条件。美是形式, 我们可以观照它, 同时美又是生命, 因为我们可以感知它。总之, 美既是我们的状态也是我们的作为。”^[10]

在今天, 技术化身体已经成为身体存在的典型现象。这就需要从技术审美与身体审美的衔接中, 将技术化身体的审美问题纳入研究视野, 以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答。技术化身体作为技术与身体的融合体而参与到实践活动中, 不仅具有吃饱穿暖的物质满足感, 更能在实践创造活动中直观生命存在的意义, 形成自我意识, 产生出充满个体情感愉悦、奔放的情感体验。“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 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 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1]技术化身体对于美的感知体现在创造的享受、自由的感知上, 在实践美学中, “劳动者欣赏到了自己作为族类的人的本质力量, 欣赏到了自己的理想、愿望、聪明、智慧和本领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劳动充满了喜悦, 劳动的规律成了美的规律”^[12]。技术化身体的审美是人类在技术实践活动中智慧的结晶和运用, 使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心理需求得以实现, 为人类构造出新的审美趣味及美感享受。

三、技术化身体审美困境何在

现代技术的审美与之前技术的审美具有内在联系性, 但是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 现代技术的审美增添了新的内容, 这一新内容突出表现在技术化身体的审美问题上。首先, 技术化身体“以物质和形式上的丰富性、技术和工艺上的精妙绝伦, 为人们追求多彩的生活享受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选择, 提供了保障和技术上的支持”^[13]110。技术的“上位”让人拥有了空闲时间发现美、追求美, 寻找精神家园。其次, 技术化身体使“我拥有我的身体”的这种“拥有”具有其特殊含义, 意味着“自我”得以丰富确证。再者, 技术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中, 产生出充满个体热情和情感快乐的审美表达。与此同时, 技术化身体的审美也产生了三种困境:工具性倾向的审美追逐, 符号性倾向的审美目的以及资本化倾向的审美指引。

1. 工具性倾向的审美追逐

技术化身体工具性倾向的审美追逐意指在实践活动中肯定工具(手段)的可行性, 进而追求工具(手段)的最大功能效用, 为人的功利性需求所服务。工具理性的核心价值观即崇拜技术, 以技术的发展为准绳。技术工具性嵌入到技术化身体的审美之中, 人们往往置身于众多身体意象的包围中而不知所措, 不知应该怎样来塑造自我, 从而陷入审美选择的焦虑与纠结。以智能手机为例, “手机最初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音呼叫设备, 随后变成了信息的转换器, 作为各种应用程序的媒介扩展人类生活空间。大多数的智能手机配置丰富。比如摄像头、扬声器、麦克风和传感器等。其中传感器数据可以用于各种用途, 如识别用户位置或推断用户的日常活动及其社会背景……”^[14]。智能手机从连接有限网络到无限互联网,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其交互式用户界面在方便用户的同时已经与人不可分割。人们沉浸在与智能手机为一体的世界, 离开智能手机就像失去自己的肢体一样, 焦灼万分, 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盲人的拐杖”一般不可分离。人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智能手机。借用心理学家和互联网评论家谢里·特克的话来说, 智能手机“总是开着的, 总是带在你身上的”^[15]154。智能手机与身体互为界面的连接, 与身体两者融为一体, 甚至身体机能指标都能通过智能手机数据表现出来。“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中, 移动教练系统能够监测到身体运动指标, 旨在分析身体机能, 使人了解自身身体活动中的技术特性。”^[16]智能手机这种技术化身体是人身体的延伸, 它在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成了现代技术工具性的极端表现形式。美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乔治·瑞泽把“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通过无人技术来代替人而实现控制), 以及理性的不合理性”^[17], 这种现代理性喻称为“麦当劳化”。技术化身体在这一审美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陷入工具性追逐之中。

技术化身体的审美工具性倾向导致人的审美重心从传统的艺术鉴赏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体上, 在嵌入技术元素的身体里体现着对美的关注与追求。但人把自身的身体看成可操作的对象, 并对其进行随意的处理, 揭示了让人惶恐不安的审美前景。能够按照人的意愿自由生产的身体意味着身体成为技术的对象, 具有技术痕迹的身体意味着身体的自然属性的弱化, 千篇一律的技术复制的身体意味着审美的单一性存在。技术化身体在工具化审美的倾向下, 人类的躯体正如拉美特利所宣称的那样——人是机器。人类的躯体已经陷入了技术的重重围困, 这是人类的理性为自己躯体设下的围墙。

2. 符号性倾向的审美目的

技术化身体的符号价值即其追求商品的附加意义, 其符号化审美已经成为了绽放自我的一种方式, 例如心情、美感、情调等。但如今人们对事物的审美标准体现为过于追求事物的符号价值, 人们选择商品时所重视的往往不是出于理性的判断, 商品的实用性(经济实惠、舒适)被遮盖, 商品的附加值被扩大, 即物的使用价值被轻视(亚里士多德“是其所是”), 物的象征意义(身价、地位)被重视。技术化身体的审美为符号所限制, 所束缚, 为符号所赘余, 人的精神发展在升华与坠落中相互交织。

技术化身体审美符号性倾向最突出的例子表现为微整形、整容美体。人们期待自己五官变成符号性的标志, 满足自己的感官愉悦享受, 而不注重心灵的内在满足。伴随技术的介入, 人们在对自身身体的改造过程中, 崇拜新的整形技术, 甚至整形成瘾。使身体的感官塑造变成符号性标签呈现在众人面前。“审美地认识并关照自己, 将自己作为审美的对象加以‘塑造’, 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的时髦之举。人类在改造、征服了自然以后便要对社会与人类自身加以重新规划和设计。”^[13]163微整形即通过一定的技术, 按照预定的效果, 使人在“做什么”“怎么做”都符合其预期目标, 如今已经成为人们对身体外形改造的首要选择。整形美容医院的广告语“谁整谁行”“美丽、气质、品质、安全”等不断刷新“美的标准”, 以“复制”为美的符号性审美导向, 甚至歪曲颠倒人们的审美趣味。如今整容项目品种繁多, 假体隆鼻、鼻尖整形、多维美雕、瘦脸、丰唇、开眼角、除眼袋等,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做不到的”的宣言已经成为现实。

技术化身体的审美符号性倾向使得人对外貌的观照走向了另一端, 即无休止的欲望。强调自身的身体符号性特征符合当代的时尚标准, 从传统文化中对身体的拥有感转向成了符号性的炫耀展示物品, 从对身体的遮蔽到当代的无限度解蔽。技术化身体在“面对个体自己的镜像, 既是在看自己, 同时又在将自己的身体与身体的时尚标准进行比较”^[18]。身体已经成为了福柯所认为的那样, 成为了权力的对象和目标。人们在对自身身体的改造过程中, 崇拜新的整形技术, 有人通过多次整容, 只为了模仿明星的容貌, 而使自己的脸变成“明星脸”, 甚至为了标新立异, 把自己整成“芭比娃娃”。在这一过程中, 整形技术的不可逆性导致高风险性, 手术不当所产生的伤害是永久性的。“人们在不断追逐、迎合各种时尚标准, 崇尚个性的同时是以牺牲自我、否定自我身体、破坏个性和自由为代价的。”^[19]“身体被视为主体的藩篱, 意味着它的局限性, 它的差异和自由。”^[20]4美容与整形所形成的符号性形象具有易变性及不确定性, 会随着审美观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追求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 身体成为了某种可随意摆弄的“物品”。

“审美的本质是个性化的, 美丽是散发出来的东西, 是某个人的个性, 表情动作, 存在方式。”^[21]身体五官传统象征意义在于其不仅是人精神面貌的体现方式, 并具有不会混淆的独特个性的符号特征。正如大卫·勒布雷东所说:“身体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本源。时空在这里汇合, 世界透过一张与众不同的面孔变得生动起来; 它是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人通过身体来获取人生的主旨要义, 并将其传达给他人, 为同一群体成员之间所共享的符号体系充当这一过程的媒介。”^[20]4人类最高的审美境界是诞生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自我, 而在技术的干预下这种象征意义被颠覆。技术化身体成为了“自我”的外来“入侵者”, 在技术化身体完成了“它自身”的过程以后, 其审美激发了自我提升进步的同时陷入了弃“我”而去的矛盾中, 使“自我”无处安置。究竟如何“认识你自己”其存在的意义以及价值成为了困境。在技术快速多变的时代节奏下, 人们疲于应付技术的扰动, 使“自我”以失重的状态而在世存在。

3. 资本化倾向的审美过度指引

技术化身体工具性审美倾向、符号性审美倾向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化倾向的审美过度指引。在现代技术社会中, 技术化身体已成为“自身的商品化”, 它不同于马克思所提出的作为劳动力的身体。技术直接或间接地对身体自身的重新赋值, 并且不断地丰富人的审美取向, 使资本逻辑蕴含在审美中。这一过程中, 审美活动与资本两者间的联系愈加紧密, 资本作为推手隐匿在各种审美活动之中。技术化身体由于技术的手段使其所追逐的审美目标成为可能, 这种审美目标本应契合人的自由选择, 但是在资本的过度控制推动下, 使其滥用而被迫成为资本化的审美指引。

技术化身体的资本化审美指引主要体现于审美品位的诱导。“审美的基础是‘品位’, 是想象性的和情感性的, 是对物质性、机械性、现实压抑性以及现实异化的超越和否定。”^[22]2审美品位的诱导成为了现代社会中资本形成的源头。正如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所说:“人们对品位这种个人审美判断能力所投入的关注, 逐渐与物质占有欲和享受欲相结合……它逐渐被用来满足人们对非必需品的欲望, 这种对非必需品的冲动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22]2引用人的审美品位的诱导成为了刺激消费的必要条件, 而消费是审美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每当苹果手机新品发售日, “果粉”彻夜排队购买, 经济实力欠缺的“果粉”甚至不惜损害肉体以“裸照换钱”“卖肾”“搬砖”的形式来购买。苹果手机的资本价值并不是先验的存在, 它是营销媒体对人们审美品位的诱导宣传和其产品设计两个环节所产生的。然而, 作为普通民众而言, 很多新的功能并非有用, 有些人买完新型号的智能机甚至没有使用过新的功能, 但是也会为其买单。审美品位的诱导正如美国学者尤金·雷斯所认为的那样:“整个社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以便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降低我们周围的审美能力。与此同时, 社会鼓励对各种美的表现采取一种肤浅的, 缺乏高尚趣味的, 以捞钱为目的的态度。”^[23]

技术化身体的资本性倾向过度指引无疑是“不完美的”“单向度的”。在审美品位诱导下, 以消费为手段, 暗藏在资本逻辑中, 人对精神性的追求已被“消解”, 独处内省已被遗忘。如果把“随心所欲行为的可能性”的自由看做美的基础, 那么就不是“美”的真谛。

现代社会中, 技术早已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实用目的的工具, “也不仅仅是相互联结、辅助完成任务的系统, 而是重新划分了自我与他人、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界限”^[15]154。正如希拉·贾萨诺夫所说:“技术发明已经渗入到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社会交往, 改变我们与其他人和非人的关系。”^[15]154这一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累加, 诸如技术环境的复杂化、“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标准宰割一切以及人消费欲望的增加, 使技术化身体成为了具有多样化选择的主体的同时也成为了被操控的客体,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其审美旨趣产生“异化”, 不可避免地处在工具化、符号化和资本化的审美困境之中。但是, 未来技术的发展不能停止, 市场经济格局趋势不易改变, 技术化身体这一主体形式如何规避审美旨趣的“异化”, 使其处于健康良好的发展路向的措施需要我们去解决, 从而使技术化身体的审美旨趣达到和谐、自由的审美夙愿, 诗意栖居于世是我们的期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