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点, 是马克思科学阐述人类社会历史理论的重要媒介。学术界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虽已在多个层面展开,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对于“社会形态”概念本身的历史生成与逻辑演进关注较少。本文侧重从概念溯源的角度进行梳理, 呈现出马克思文本中“社会形态”概念生成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揭示出马克思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方面所秉持的科学思维方法, 这是厘清和回应当前西方学术界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方面诸多争议的重要突破口。

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的生成与深化经历了意蕴形成、术语提出与概念深化三个重要阶段。通过回归文本, 阐明“社会形态”术语和相关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与特定内涵, 呈现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演进规律的深化认识过程。

马克思最初在新唯物主义思维框架下阐述人类社会内部结构和发展问题时, 主要使用“社会形式”“市民社会”“社会”等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反映出马克思抓住了科学表达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的核心要素, 为他进一步实现术语创新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对“社会形式”一词的使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了“社会形式”一词, 他在解释自然宗教问题时, 在边注中提到:“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 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1]534。“社会形式”一词在这里主要是指对人们意识的形成与产生具有决定作用的社会交往关系。马克思在谈论国家政权问题时说道:“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 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 就像无产阶级那样, 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 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 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536-537这里马克思用“旧的社会形式”来具体指代被新社会所取代的旧社会。从一般意义讲, “社会形式”一词主要指特定历史阶段上所形成的社会结构,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与交往关系, 可延伸为指代具有不同特征的特定社会。这是马克思从静态方面论述人类社会存有不同类型和发展阶段的最初术语表达。

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把这一概念吸收过来, 并进一步加以完善, 深化认识了现实的社会结构。“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主要有两种用法, 一是具体指代以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为原则的资产阶级社会。二是用来表示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产关系总和。他曾说:“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 就是市民社会。”^[1]540“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最初表达“尘世的生活”“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主要术语。此后, 马克思通过不断反思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原有概念, 在新唯物主义基础上逐步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等概念, 奠定了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内在结构和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础。

对“社会”概念的把握。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对“社会”概念作出界定, 说道:“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 构成所谓社会, 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 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2]。1846年, 他在给安年科夫的回信中写道:“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 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3]。马克思对“社会”概念的科学把握与他的哲学观变革密不可分。他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基础上, 把劳动、生产与实践结合起来, 认识到人们的感性实践活动, 尤其是劳动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人们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随着物质生产与交往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对“社会”概念的准确把握, 表明马克思摒弃掉纯粹的直观描述和抽象的道德批判, 从主客观相结合的实践层面去挖掘社会的本质, 彻底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维模式, 确立了理解现实社会的唯物主义之基。

“社会形态”术语的使用表明马克思提出了能够更好地表达出人类社会发展内在历史之维的理论范畴。“社会形态”术语最早出现于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 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4]这里, 马克思用“新的社会形态”具体指代资产阶级推翻封建贵族阶级后建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更广范围上说, “社会形态”一词被马克思较多地用来表示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定社会。追溯“社会形态”一词的起源, 日本学者大野节夫对此曾有过详细考证。他认为,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接触到了地质学方面的知识, 发现了具有地层之意的“formation”一词, 并将其引入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中。“社会形态”术语的使用是马克思充分吸收其他科学知识后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成果。

“社会形态”术语与上述“社会形式”“市民社会”“社会”概念间的联系与区别。在指代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时, “社会形式”与“社会形态”意思较为相近, 有的学者认为“只要在社会形式概念前置以一定的标明历史发展阶段的定语, 社会形式概念就可以作为社会形态概念的同义语来使用”^[5]。在把握具体社会结构方面, “市民社会”与“社会形态”两个概念有着内在联系, “市民社会”重在强调对政治和意识层面具有决定作用的经济社会, 凸显“社会形态”概念内部的经济要素。在对社会总体把握上, “社会”与“社会形态”概念经常交叉使用, 侧重从社会生产实践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总和方面去把握社会有机整体。“社会形态”与上述其他概念相比, 更强调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总体进程, 凸显社会发展的运动图式, 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时空想象, 具有动态的历史意蕴。

“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深化认识“社会形态”概念内部要素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一词。他说:“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 他谈到:“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7]。“经济的社会形态”主要指代依托不同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特定的经济社会。马克思起初从既存的现实社会入手, 遵循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分析方法, 从总体上抓住了理解和把握社会形态演变的主要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在此基础上, 他在通过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后, 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结构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以及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看到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运行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在发生作用。“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伢助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工具, 更加细致地考察社会有机体内部要素的理论成果。

“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间的联系与区别。后者是马克思在不断深入理解前者所包含的内部要素后提出的新概念, 两者在表达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类型的社会形态方面具有内在关联性。但两者不可完全划等号, 前者凸显社会整体结构, 囊括社会有机体所包含的全部要素, 主要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所构成的总和, 具有全面性。后者强调社会整体结构中的经济结构, 侧重指一定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的总和, 并不涉及上层建筑领域, 具有局部性。

“社会形态”概念的生成与深化折射出马克思在思考和追问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现实性、历史性与整体性的科学思维方法, 反对从抽象的、僵化的和孤立的视角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及两者间的内在联系。这是马克思能够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 推进理论范畴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思维特质。

现实性思维是马克思提出和深化“社会形态”概念的根本立足点。马克思通过从“现实生活”出发, 以“现存社会”为切入点来分析“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 不在一般意义上抽象地谈论“社会形态”概念。

从“现实生活”出发。马克思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 在现实生活面前, 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526他不把理性视为衡量现实生活存在与否的标准, 彻底抛弃掉早期把人性作为判断社会存在与否的依据, 转而一头扎进现实生活之中, 把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看做是创造现实世界的行为主体, 把产生于物质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看做是现实生活发生的真实场域, 从而指认出用理性无法消解与和解掉的异质现实。卢卡奇认为, 自康德以来直至黑格尔, 德国哲学家们一直都在试图实现方法论变革, 只有马克思真正完成了变革任务。他突破了伦理学和逻辑学的范围, 真正触及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生活层面, 把淹没在理性深渊之中的“现实”解放了出来, 明确指出现实生活与理性之间的异质性。“社会形态”概念的提出和深化是马克思摆脱在思想范围内寻找“现实生活”, 牢守现实社会唯物主义之基的理论成果。

以“现存社会”为切入点。马克思沿着寻找现实社会的思维路径, 通过深入考察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实现了对“社会形态”概念的具体化认识。马克思基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考察, 指认出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劳动异化、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关系物化等日益加剧的客观事实; 揭示出从生产和交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 对政治和观念的上层建筑起着具有跨越时空的物质基础作用, 是影响社会形态更替的主要现实力量; 暴露出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间的现实矛盾, 以及资产者与无产者间的利益冲突是推动现存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马克思实现了与唯心主义者和旧唯物主义者的彻底决裂, 从彼岸的现实转变到此岸的现实, 时刻在“现实的人”所处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审视与批判现存社会, 拒绝在一般意义上谈论“社会是什么”“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

历史性思维是马克思提出和深化“社会形态”概念的重要思维方式。马克思通过从生成和发展的角度着手, 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性, 凸显“社会形态”概念内在的历史之维。

从生成和发展的角度着手。马克思把有关社会形态问题放在历史维度中加以研究, 走出了传统理性主义认识的困境。传统理性主义主要是使抽象化的内容服务于不变的自然规律, 以不变的理性应对变化的事实。历史的变化, 新的内容的产生, 都是传统理性主义极力规避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 如果放弃事物运动的具体存在形式, 只停留在抽象的规定中, 最终会使人丧失理解人类社会真实的现实运动。马克思极力批判蒲鲁东随意杜撰出的政治经济学非历史的抽象概念, 指出观念、概念是依托于现实存在的一种历史产物, 而不是源自于人们精神与意念的永恒存在。他说道:“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 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8]603“社会形态”概念的提出与深化, 反映出马克思扎根于变化的现实社会, 运用抽象的理性思维, 在理论范畴层面真实地呈现出人类社会历史辨证发展过程。

关注“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变化以及“古代社会形态”的历史生成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资本不是物, 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9]他认为资本作为扩大化流通的产物被创造出来, 是生产日益社会化和普遍化的客观结果,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马克思始终在历史辨证的思维模式下考察既存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来源与发展, 不在一般意义上空谈。此外, 马克思晚年认识到, “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 在历史的形态中, 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的衰落的历史, 还有待于撰述”^[10]。史前社会的历史并非像以往描述的那样同质和无差别, 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将抽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概念重置于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 去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展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空境遇, 凸显出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逐步演进的历史发展图式。

整体性思维是马克思科学提出和深刻把握“社会形态”概念的核心思维方式。马克思以社会有机整体为立足点, 把握社会总体运行的规律, 抓住影响社会形态更替的关键要素, 在宏观的视野下理解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把握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是一个依托于多种社会关系存在且相互发生作用的有机体。他批判蒲鲁东主观构建共时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或机械地在纵向维度上依次构建出单个社会, 丢掉了社会有机体真正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8]603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五个方面对人们现实的生产进行描述:一是维持个体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 二是人的再生产; 三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四是自然关系的再生产; 五是精神的再生产。这些与“现实的人”的生产和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不可能孤立的存在, 而是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之中。马克思始终站在把握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人的总体性以及社会运行的系统性的基础上, 去回应“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什么”等具体问题。

以社会有机体中的关键要素为分析基点。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为切入点, 强调基于物质生产所建立起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 影响着其他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地位与作用。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路径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科学认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规律的方法论指南, 但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内部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 以及其他未能简单纳入到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要素之中的社会要素所起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晚年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明确说道, 他和马克思始终认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但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社会形态”概念的逐步深化, 折射出马克思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通过具体实证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 进一步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形态”概念内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由上可知, 马克思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上始终坚守现实性、历史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在此基础上, 他不仅提出了“社会形态”术语和相关概念, 也阐明了更能详尽展示人类社会发展图式的“五形态”和“三形态”学说。这两种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学说尽管在切入视角方面存有差异, 前者侧重生产方式的变更, 后者凸显个人存在状态的发展, 但两者在把握社会发展总趋势和社会进步尺度方面具有一致性, 并都具有内在的逻辑合理性, 是马克思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社会历史问题所形成的重要成果。

西方学者在具体历史语境下, 围绕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展开了众多讨论, 使得重释、回归与解构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不同学术流派纷纷登上学术舞台。回溯这些思想流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旨趣, 不难发现它们在多个层面上都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密切关联。厘清这些不同学术分支在分析马克思社会形态问题上存有的争议, 指出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有利于进一步打开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新视角。

经过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以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理论推进, 正统马克思主义逐步发展成为带有“经济决定论”和“单线论”特征的僵化思维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尝试从“社会形态”内部要素入手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打破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固化的解释模式。

一是人本主义倾向。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突出强调“社会形态”概念内部属于上层建筑层面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要素。卢卡奇放弃经济具有优越性的解释原则, 通过推崇总体辩证的方法论, 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全面变革现代社会的关键所在。柯尔施驳斥一种拒绝革命和改变现实的思维倾向, 通过复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哲学维度, 将革命落实到理论与实践的领域, 强调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实现现实社会的变革。在他看来, “对现代辨证唯物主义来说, 重要的是, 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 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待它们”^[11]。葛兰西通过提出实践哲学, 力图消灭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的僵化观点。他认为实践哲学“它是‘历史主义’的最伟大形式, 从任何形式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主义’中全面解放出来, 对历史世界的真正征服, 一种新的文明的开端。”^[12]马尔库塞强调要在哲学维度上理解“劳动”“价值”“资本”等概念, 肯定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人学辩证法是马克思思想的至高点, 试图把淹没在经济术语和经济关系中的马克思所关注的中心议题解放出来。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扛起人道主义大旗, 强调主观因素和阶级意识的作用, 这是对“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反抗, 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重视“社会形态”概念内部经济要素而忽视主体精神层面作用的抵制。

二是科学主义倾向。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注重“社会形态”概念内部要素的多元决定作用。首先, 强调社会是一个有结构的复杂整体, 指出这种复杂整体存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 在他看来, “马克思讲的统一性是复杂整体的统一性, 复杂整体的组织方式和构成方式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统一体”^[13]。其次, 主张打破关于马克思社会结构二分法的决定论模式。他认为用一种一般矛盾或基本矛盾去理解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已缺乏解释力, 只有充分认识到“多元决定的矛盾”的存在事实以及所起的客观作用, 才能真正理解社会革命的发生以及社会形态的具体演变。最后, 提出历史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生产方式特有的内部结构影响着历史结果, 且这种结果既不具有运动上的辩证性, 也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社会形态的演变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的结构调整,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呈现出一个无主体的客观过程。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分支与人本主义分支不同, 它从结构主义的视角重新阐释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偏向从事实维度展开对人类社会内在结构和发展进程的分析。

当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新的解释维度下不断被重新建构时, 侧重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核心概念和理论进行重新阐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逐步进入人们视野, 展开对传统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进行辩护与反思。

一是着重解读“社会形态”概念内部的经济要素。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柯亨主要聚焦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概念的分析, 很少谈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国家, 他说道:“我要辩护的是一种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 一种传统的概念, 在这个理论中, 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 社会形态的兴起和衰落要以它们促进还是阻碍这种增长为转移”^[14]。在他看来, 经济结构作为社会的最基础结构是判断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参考点, 这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立足点。柯亨坚持经济解释首要原则, 反对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混淆起来。但他提出要将这一原则限制在解释那些具有经济关联的经济现象上, 不要跨出这一界限。这一分析路径不同于人本主义倾向与科学主义倾向, 而是回归到经济分析上来, 利用分析哲学的清晰性和确定性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进行辩护, 使其成为一个“站得住脚”的社会历史理论。

二是激活政治经济领域生产关系概念。罗伯特·布伦纳通过提出“社会财产关系”概念, 力图激活“社会形态”概念中的“生产关系”要素。他首先指出一个初始性难题, 即如果缺乏自然选择机制运行的大环境, 马克思依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得出的社会发展一般模式将无法给予解释。罗伯特·布伦纳针对特定条件下社会生产力自身增长缓慢, 先进生产技术无法全面推广的社会发展状况, 开始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他通过赋予生产关系概念更多的主动性和更丰富的内涵, 使其拥有更多的独立生存空间, 脱离开对生产力的严重依附关系。在此基础上, 他论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过渡问题, 并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城市起源学说的新见解——农村起源学说。罗伯特·布伦纳通过凸显不同历史条件下特殊的社会财产关系, 强调生产关系要素的重要性, 呈现出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以及个体化趋势, 打破人们头脑中生产力单向度直线发展的惯性思维, 这进一步拓宽了人们理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解读模式是当代西方学者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出现的新倾向, 他们在理解和反思现代性问题上直接或间接地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发生关联。

第一,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倾向。福柯主要是在一个特定的结构中去考察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结论, 通过一个个具体领域的专门史(精神病史、性史、监狱史)研究来丰富自身对特定社会的认识。他研究特定社会主要聚焦在权力问题和主体问题上, 试图用“话语”来分析权力关系, 用“身体”来分析主体塑形。这种“权力—话语”与“主体—身体”的分析路径, 把人们通常需要借助于马克思话语体系中“经济要素”“阶级关系”等概念才能予以分析的社会现象成功地转移到“话语”与“身体”的分析机制之中。福柯通过借助于语言学和后现代精神分析学, 在凸显非同质化和差异生成机制的理论框架下, 从碎片化、非连续性的微观视角来重新反思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现代化问题, 突出强调主体原则, 力图解构宏大叙事, 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社会中诸多问题的新视角。

第二, 以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等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倾向。利奥塔认为, 在当代社会和文化中“正统叙事说法已经不能奏效, 无论其说法使用哪种整体系统, 或属于纯粹思辨性的叙事, 还是属于独立的解放叙事”^[15]。对利奥塔而言, 只有对社会的变动性、开放的可能性和所有以真理命名的观点持有怀疑态度, 才能真正凸显人类的自由, 他拒斥一切具有确定性的见解。鲍德里亚认为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密切相关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的解释力逐步减弱, 只有脱离经典马克思的生产分析范式, 借助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范式, 才能解释清楚当代社会的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 揭示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压迫性。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多元主义倾向致力于最大化地消解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存在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彻底告别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的核心要素及其理论基点。

综上所述, “社会形态”概念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引发西方学者争议的一个焦点。不同学术流派纷纷从马克思思想中提取与“社会形态”有关的范畴或概念, 借助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范式, 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重新阐述, 从而为自身理论提供理论支撑或树立理论靶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新的解读视角, 从多种维度上激活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中被忽视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 西方学者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主义化和实证主义化的过程中, 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刻意遮蔽经济和生产在当前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偏离了真正靠近马克思理论的解释路径, 放弃了马克思把握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所坚持的现实性、历史性和整体性思维方式, 难以呈现出马克思思想内在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因此, 既要肯定西方学者在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核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所作出的积极探索, 又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这对当前正确把握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