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进入全面变革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 与城市发展相比, 农村、农民依然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社会中甚至产生现代化就是消灭农村、消灭农民的观念。这时,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1]。这就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再次明确了“三农”问题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显然, 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 在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方面, 政府奉行一种单线性行政推动逻辑, 如有学者就指出“新农村建设以‘多予少取放活’为基本思路, 就具有典型的‘行政推动’特征”^[2]。自上而下的单线性整村推进、大规模的村庄整合和迁村并居中, 政府不仅在乡村治理手段和政策选择上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而且在资源下乡和分配中也具有绝对优势, 突出了政府在乡村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但是, 片面的政府主导、资源下乡、项目治村, 使得乡村治理效率低下, 乡村治理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因此, 学界开始对政府行政推动型乡村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乡村的内部化机制来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由此, 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行政推动和强调乡村内生性力量培育的内源式发展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两条基本脉络。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今后“三农”问题的系统谋划, 开启了我国乡村发展的新征程。如有学者就认为, 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乡村主位的新时代, 其核心应是将原子化的农民组织起来参与到乡村振兴中^[3]。然而在实践中, 许多地方忽视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参与权利和内源性发展动力机制的培育, 以致引发诸多的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事件。因此, 乡村如何有效承接外部资源, 最大限度地提升乡村振兴实效, 并激励原子化的村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 从而形成内源式发展,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基础 1. 文献述评

首先, 从外生性力量角度探讨了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刘祖云等坚持“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命题, 认为“城市利益让渡”缘起于城市中心主义发展模式的诸多弊病, 试图通过外部型力量的城市让渡部分利益达到乡村振兴^[4]。幕良泽认为, 加强外部型的城镇化建设和城镇治理, 既是推动城镇化的现实需要, 也是今后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引擎^[5]。张红宇从企业家责任角度对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进行了论述, 认为伊利、蒙牛等广大企业要在乡村振兴中勇担使命、主动作为^[6]。此外, 刘守英等认为制度供给滞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制约。因此, 政府应该在乡村振兴中有所作为, 不断增强制度供给^[7]。

其次, 从土地产权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实现乡村振兴。邢伟认为产权是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产权一明, ‘三农’皆活; 产权一清, 发展畅通”^[8]。剧宇宏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变革历史的梳理, 认为明确农村土地产权绩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9]。龙花楼等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 分析了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并从乡村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三方面提出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10]。

最后, 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从内源式发展的角度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如于建嵘从公民参与角度出发, 认为通过构建“政府—乡村社会组织—农民”的多主体协同共治,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11]。张文明等从资源、参与、认同三维视角出发, 认为内生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12]。渠鲲飞等则从村社理性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发展^[13]。

以上三种路径从各自的视角探讨了乡村振兴“何以可能”的问题, 为全文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但仍有可拓展的空间。首先, 目前学界在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上主要从政府、市场(资本下乡)等外生性力量角度进行了探讨, 而对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研究较少。其次, 从目前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现有研究来看, 研究多依赖自有的逻辑框架进行研究, 或集中在对内源式发展的内涵、条件以及理论基础的总结提炼上, 而缺乏对内源式发展的理论框架、关键要素、内在机理和体制机制的系统研究。基于此,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Y村从贫穷村“蝶变”成“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实践过程、背后的体制机制进行系统梳理, 从理论上对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关键要素进行了系统审视, 然后基于内源式发展理论, 明确了外部主体在乡村振兴中所应有的价值取向和角色定位, 提炼出乡村振兴中内生型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

2. 内源式发展的理论架构

在内源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语境下, 厘清什么是内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关键要素是文章研究的基础。1969年, 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对西方传统发展理论研究和反思的基础上, 提出了内源式发展理论, 认为内源式发展是“不同地区的人们, 适应本地区固有的自然生态环境, 立足于传统的文化遗产, 结合外来的知识、技能、制度等, 自律地创造出来的”^[14]。1988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内生发展战略》一书, 对内源式发展的形式和价值取向作出了基本的描述, 认为“内源式发展有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 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 在目的上, 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15]。由于这一概念关乎民生和政府合法性, 所以迅速引起学界的关注并成为一种新的乡村发展研究范式。

从上述内源式发展的特征来看, 内源式发展将乡村看成是理想的、有序的、和谐的社会, “具有相互合作、支持、参与和相互帮助的特点”^[16]。此后, Picchi通过对意大利乡村案例的考察, 提出了内源式发展的六大要素^[17]。Lowe等认为内源型发展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地方参与; 二是推动培育地方认同; 三是乡村资源的利用^[18]。内源式发展实现了乡村发展“自下而上”的转换, 从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导向式(self-oriented)”的发展, “一方面使乡村达到自己想要的发展形式, 另一方面把利用地方资源创造出来的价值重新分配在该地区”^[19]。

后来, 内源式发展也进一步得到修正和发展。如Ray认为, 在乡村发展中, 如果不借助外部力量, 仅仅依靠乡村自身内源性力量实现“纯粹”的内生发展, 这在全球化背景下只能是一种理想^[20]。在此过程中, 乡村发展是由内源力量和外源力量相互编织的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 乡村发展是由乡村内外部力量综合作用的, 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完善后的内源型发展理论更好地解决了乡村发展中的动力机制问题^[21]。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炼出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三个基本要素, 即资源内生、组织动员、身份认同, 同时明确了政府、非政府组织等超地方力量的促进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定位, 构建出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理论框架(见图 1)。

第一, 资源内生是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基础。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应实现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有机整合, 其价值取向应该是以地方居民获益为最终目的。第二, 组织动员是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核心。组织动员应以重塑有效的地方居民参与为出发点, 它主要包括体制内、非体制内组织动员。第三, 身份认同是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保障。在如何实现地方力量和超地方力量有效衔接和整合地方居民的问题上, “地方—文化认同”的概念被构建出来^[22]。“地方—文化认同”通过唤醒地方居民的本土意识, 为村民的整合提供了共同的情感和记忆, 克服了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文化因素所带来的弊端, 为乡村发展赋予了独有的文化意蕴, 构成了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重要保障。最后, 外部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角色定位在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中也至关重要, 其在乡村振兴中主要起着服务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和责任。

以上四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构成了互动耦合的有机体系, 促成了乡村振兴长效发展机制的建立, 并搭建起地方与超地方力量有效整合、相辅相成的互动格局, 实现了理论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多元主体行动格局的有机统一。基于此, 文章通过对上海市Y村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 论证上述理论逻辑的可行性以及提出实践中的可行推进路径。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文章选择案例研究的方法, 置于案例情境下探讨乡村内源式发展的实践路径。案例研究需满足:“研究的问题类型是‘怎么样’和‘为什么’”“研究对象适合于研究发生在当代但无法或极少能够对相关因素进行控制的事件”^[23]。从案例研究的问题类型、研究对象的控制程度来看, 文章对上海市Y村“蝶变”的探索符合案例研究的基本要求。此外, 文章选取上海市Y村作为案例的典型性^[24]在于:Y村在“蝶变”之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 产业结构单一、村庄组织管理无序、一家一户小农经营、人才流失等问题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主要瓶颈。可以说, Y村集中了当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发展困境的主要特征和属性。深入挖掘上海市Y村能够从贫穷村“蝶变”成“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背后的原因和体制机制, 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

2. 资料来源

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实地访谈和互联网。其中, 一手资料主要是2018年10月和2019年1月通过深度访谈F镇政府主要干部、Y村“两委”主要成员、村民、合作社和主要企业负责人等, 出于保护隐私的需要, 文章对相关被访人员姓名做了编码处理。二手资料主要来源于相关报道和互联网信息。

三、案例引入:乡村振兴的Y村实践

Y村位于上海市金山区F镇南部, 交通便利, 农业基础较好, 2002年由原Y村和X村两村合并而成。村域总面积4.34平方公里, 下辖20个自然村落, 共689户, 总人口为2 286人, 其中党员96人。2006年以前, Y村还是“一穷二白”贫穷落后村, 但是2006—2018年短短十多年Y村取得了惊人发展, 从贫穷落后村“蝶变”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

1. 乡村发展的启动:陷入“内忧外患”的Y村

Y村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紧邻上海新沪上八景之一的枫泾古镇, 区域内旅游资源和农业资源丰富。按理说, 凭借着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 Y村能够在实现乡村发展中大有作为。但是, 2006年以前, Y村仍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贫穷村。

当时, Y村的经济发展状况是F镇23个村中倒数第一, 基础设施落后, 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 村容村貌“老大难”问题突出, 村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小麦、水稻等农作物。村里经济长期不景气, 发展停滞不前, 村级负债近100万元。这种乡村发展的停滞局面, 使得村民对村“两委”干部产生极大不满, 村民怨声载道, 以至于在前任村主任卸任时, 出现了无人愿意接任情况, 乡村公共治理成为众人眼中“烫手的山芋”。正如访谈现任村委会主任YLM回忆说:

“当时接任村主任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由于上任村委会领导班子思想观念保守, 老是守着自己的饭碗, 缺乏变通, 使得村里的发展一塌糊涂。原有的几个村办企业也负债累累。村里基础设施差, 村里的几条河道污水横流, 屋前屋后垃圾乱扔。由于没有钱, 村干部走到哪里都会被村民嫌弃, 在刚接任村主任的头几年, 过年都不敢回家, 村委会门口停满了车, 都是来要债的。”(YLM, 2018-12-15)^①

① 括号中大写字母为访谈对象名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 数字代表访谈日期, 下同。

基于此, 在F镇党委的动员和支持下, 刚刚从部队退伍, 原本有机会进入企业的YLM, 回到自己的故乡, 参与本村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从村支部委员助理做起, 经过一年的锻炼, 2006年, 按照法定程序, YLM当选村委会主任, 并在2010年7月, 实现了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一肩挑”, 成为上海市金山区最年轻的“村支书”。

2. 乡村发展的实践过程:2006年换届选举后的Y村

(1) 坚持乡村发展的“底色”逻辑

乡村底色决定特色。新领导班子上任后, 怎样实现乡村发展？实现什么样的乡村发展？在村主任YLM的带领下, 村委会成员深入所有农户进行摸底调研, 提出了保持乡村“底色”的发展思路。

首先是招商引资。如何最大限度地盘活村办企业闲置资源, 克服招商引资的难题？Y村的做法是, 将村内厂房出租给第三方公司, 由其代资翻新。此后, 又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方式, 将招商企业的返税比例提高到10%。通过该方法, Y村新建4个标准厂房, 共计4 000多平方米, 为村里的招商引资搭建了良好平台。其次是环境治理。Y村抓住作为F镇“乡村更新”战略试点基地的有利契机, 全面推行“十个一”美丽乡村行动, 对村里的道路、河道、污水纳管等进行了集中整治。2016年, 为推进国家“河长制”工作, Y村和全国广大农村河道治理一样, 全村17条河道都安排了“河长”和河道养护员, 村内水域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再次是激活文化。文化是保持乡村“底色”的历史根基, Y村主要做法是积极挖掘和传扬岳文化, 并以“讲故事”的方式实现文化传播和乡村整合。2016年5月, Y村成立“毛一昌工作室指导站”等一批用于培养业余故事作者和演讲者的机构, 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向村民传播先进典型。2018年Y村又积极实行“众创入乡”田园综合体项目, 依靠上市公司专业团队打造, 在保留传统历史风貌的基础上, 修缮和重建乡村古民居、古建筑, 形成了“文创+乡村”的文化振兴模式。最后是转变农业结构。如何转变单一农业结构, 实现多产融合发展？Y村的主要做法是通过村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 采用“村干部—村民”的运作模式实现产业结构调整。2010年, 为带动村民种植黄桃, 村主任YLM身先士卒, 带头种植50亩黄桃。随后, 又动员亲戚和村“两委”成员带头示范。如今, Y村黄桃种植面积占到全村农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成为远近闻名的黄桃种植大村。

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保留“底色”的治理思路, Y村实现了乡村治理与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吸引人才和发展旅游的有效衔接和互动, 有效解决了乡村治理中缺钱、缺技术、缺人员的“老大难”问题, 乡村状况整体得到改善。

“当时决定将公司搬进Y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我看中了能够激发团队创作灵感的美丽环境, 这种融合乡村特色的江南水乡小镇, 是城市所没有的。”(HW, 2019-01-16)

(2) 乡村公共治理变革:服务于民

如何推进乡村治理？或者说, 寻求何种形式的乡村治理？从Y村的实际情况来看, 探索出一条自下而上、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四治五建”^①社区工作方法。

① 所谓“四治”就是共治、自治、法治、德治, “五建”就是建成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建好以党组织书记为带头人的村居新班子, 建立聚集各方力量的社区服务新模式, 建构联动联勤联办联管的网格化新平台, 建立依法依规、自我管理、民主协商、睦邻互助的群众自治新社区。

从内在机制来看, “四治五建”社区治理方法突出了党建引领、村民参与的重要性。具体来讲, 村“两委”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第一, 在有关乡村公共事务的议题上, 通过村民议事厅、乡贤理事会和喔哩厢党建服务点等组织渠道, 让村民广泛商议乡村事务, 群策群力激发村民的主人翁精神。第二, 通过让村民参与制定村规民约、签订环境整治承诺书、农户互评等方式, 进一步激发村民的自治意愿。第三, 通过成立由村监督委员会牵头、农户参与的考核队伍, 完善以“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的考核机制, 形成了互查互评的良好局面。在充分激发和尊重村民参与的基础上, 将党组织工作重心下沉, 通过编实党群服务责任网, 上下联动深入收集梳理群众需求, 建立“需求”和“供给”库, 以两张清单实现了对村民需求的精准对接。

从根本上讲, 上述举措在激发村民参与意愿、满足村民需求的同时, 也加强了村民的组织化程度。此外, Y村也成立了各类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34家。与目前大部分乡村自组织的“娱乐”趋向不同, Y村的自组织“互助、专业”导向较为明确。通过体制内基层党组织和民间草根组织的有效衔接和互动, 村民的参与能力和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 形成了上下联动的组织网络。

(3) Y村的新貌

经新一届“两委”班子10多年的治理, Y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全力打造成为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具体表现在:经济方面, 已形成以黄桃、草莓、有机蔬菜等为代表的特色产业化基地。村集体可支配收入由初期的负债累累到2018年底的318万,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 000元。环境方面, 以乡村庭院文化和水系文化为依托, 通过“五个一”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开展, 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观。特别是2018年, 《Y村村庄规划(2017—2035)》得到F镇党委和政府的批复和支持^②, 建立起乡村发展的长效治理模式。在乡村风气方面, Y村坚持“风俗、乡规、民约共融”, 形成了良好的乡村氛围。截至2019年1月, Y村先后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国故事村”和“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以及首批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等称号。

② 目前, 为推动乡村振兴, F镇政府已安排3 000万专项资金, 只要哪个村里制定出乡村振兴的路线图, 就可以得到500万的资金资助。

四、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

为了从内源式发展视角寻求上海市Y村“蝶变”的关键要素,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F镇政府干部、公职人员、F镇社会组织联合会负责人, Y村“两委”成员、村民、合作社主任、村办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 并在整理和分析大量原始资料和文献的基础上, 结合内源式发展理论, 提出Y村内源式发展的动力要素在于资源内生、组织动员和身份认同。

1. 资源内生:促进乡村优势产业发展

乡村资源整合在本质上属于乡村治理的范畴, 其关键就是在乡村内部资源进行整合的基础上, 对外部行政、市场资源加以综合利用, 以实现乡村内外部关系网络之间的良性互动。然而, 当前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存在着较大差异, 故实现乡村资源内生的核心就在于突出特色资源, 植根于乡村资源禀赋进行整合利用。

基于资源禀赋和乡土规则, Y村资源整合使得依赖传统资源生存的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不断增加, 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源开发中的集权化和私有化问题。具体方式是挖掘整合资源、组织化的制度保障、乡村能人带头。

首先, 立足乡村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 深入挖掘并整合资源, 打造符合自身发展的特色产业链。Y村在资源整合中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我发展意愿, 积极探索适合当地自然规律的农业产业(如Y村的黄桃产业), 在挖掘产业资源生产时间、区域分布、发展空间等特征的基础上, 加强对产业资源的规划指导, 使各产业在点、线、面之间实现深度融合, 形成种植业、加工业、观光旅游业等多业态融合的产业链条, 使乡村各资源要素叠加、融合发展, 形成整体效应, 力图克服和摒弃因循守旧、温饱即安的“生存道义”逻辑。

其次, 建立产业发展中的相关规划和保护制度, 完善乡村产业发展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通过完善乡村社会规范和制度约束, 培育信任、规范、公共精神等社会资本, 改变个体小农原子化的存在方式, 巩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农户基于经济利益而展开协商和讨论,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基本经营制度, 使村民的主体需求同政府支农惠农资金有效衔接。从市场考察、风险评估、项目运作和管理, 都应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由村民自主协商和决策, 保证村民的主人翁地位, 这也是乡村治理的内在要求。

最后, 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作用。通过精英引领、辐射村民的运作模式, 使知识、技术、市场等现代要素进入到乡村内部, 并通过土地流转、产业连片形成集聚效应。在乡村振兴中, 农民处于主体地位, 而乡村精英(如Y村支书)的“领头雁”精神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乡村资源产业发展中, 应重视乡村精英的带头作用, 要坚持乡村内部培养和吸引外出学习和工作的村民回乡, 使其所学知识、技术反哺乡村。

2. 组织动员:重塑乡村公共空间

乡村善治依赖于乡村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 以及乡村场域内利益诉求和价值的合理表达, 帕特南就认为, “在一个共同体中, 公民参与网络越密, 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25]。因此, 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应以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为基础, 以促进乡村组织化建设为目标, 通过激活乡村内部各积极要素, 培育和提升乡村公共治理能力, 重塑乡村公共发展空间。对于乡村的长远发展来说, 相较于短期的经济效益, 应更加注重社会效益, 即在组织动员过程中, 积极促成乡村治理实践所寻求的信任和组织网络, 乡村公共治理演化成为依托乡村组织系统的良性发展态势。

首先, 乡村组织建设的逻辑重心就在于普遍受惠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当前独特的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乡村精英在政府、社会组织、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 “缺乏精英主体的乡村, 无法期待用‘共’的资源来支撑那里的基层治理”^[26]。Y村充分依托村干部、经济能人等乡村精英, 利用市场资本对Y村传统公共空间进行修复重建, 运用“四治五建”工作法, 采用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和渠道, 整合乡村多元价值偏好, 形成公意和共识, 尽可能争取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其次, 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为保障, 确保乡村自组织发展。目前, Y村以上海市委“1+6”和金山区“1+7”文件精神为依托, 积极探索“四治五建”社区治理工作法, 建立起一套“党组织+合作社+农户”的共生共建模式。通过“四治五建”社区治理新模式, 乡村形成群体合力, 并加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讨论、决策乡村公共事务, 使乡村自组织渗透、嵌入到村民自主发展的整体框架中, 从而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乡村发展中外部力量一旦撤出, 乡村经济、社会、环境保护将无法持续运转的困境。

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动力形成的基础就在于乡村自组织的建立, 其目的是将农民从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状态转变为“组织化”, 最大程度地扭转乡村自组织“弱、散、虚”等问题, 并逐步演变成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 提升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参与力量。Y村通过“党组织+合作社+农户”模式, 使农民基于利益捆绑而参与到乡村集体经济事务, 并延伸到乡村公共性、集体性事务的深度讨论和民主协商, 对于乡村振兴中农民组织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 身份认同:凝聚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

在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下, 城市文化以强势姿态进入乡村社会, 不断解构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社会中蔓延的“贱农主义”和城市拜物教思想^[27], 使得人们认为乡村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留在乡村就是不求上进, 逃离乡村似乎成为“乡下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正确选择。通过身份认同的强调和塑造, 不仅确定了农民的身份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也培育和塑造了农民对土生土长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首先, 收集、整理乡村传统文化。文化记忆作为乡村世代相传的精神内核, 其“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 即记忆、传承、保存和延续的过程, 又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结果, 即被筛选、揭示、被重新发现和重构的结果”^[28]。乡村振兴也是文化的振兴, 乡村振兴必须注重文化记忆的传承和重构。Y村以成立“岳飞文化研究会”为契机, 深入挖掘和传承传统文化, 并以“故事叙事”的方式实现了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 开辟了崭新的文化传承之道。

其次, 恢复、重建传统公共空间。乡愁、乡情并非乌托邦, 它多依托于乡村古建筑、古树木、古井、历史街道和祠堂等载体而存在。如果其载体不复存在, 乡愁和故土情怀也将失去依托。近些年, 在F镇政府的规划指导下, Y村以“众创下乡”田园综合体项目为契机, 依靠上市公司专业团队打造, 在保留传统历史风貌的基础上, 修缮和重建乡村古民居、古建筑。通过恢复和重建传统公共空间, 使其展现出的凝聚共识、塑造认同等方面的意义在现代语境下得以延伸。村民、乡村组织、民间组织在公共空间的互动和交流, 不仅为乡村治理营造良好的舆论场域, 而且也可以实现乡村振兴所依赖的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

五、结论与讨论

文章结合内源式发展理论, 构建出一个探讨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理论框架, 并通过对上海市Y村的案例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于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 通过资源内生、组织动员和身份认同三个环节的相互作用和衔接, 激发和形成地方居民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行动机制。具体来讲, 政府、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支撑和保障是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前提。首先, 依托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通过精英引领、辐射村民的运作模式, 深入挖掘和整合乡村资源, 使各资源要素叠加、融合发展, 形成规模效应, 实现资源内生。其次, 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基础, 形成基于一定规则、目标和行动结构的乡村自组织, 并使其嵌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 改变农民的“原子化”存在形式, 实现组织动员。最后, 通过身份认同, 唤醒村民的乡土意识和乡土情感, 最终激发当地居民对乡土社会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一结论无疑以内源式发展理论拓展了既有乡村振兴的研究视角, 并以上海市Y村乡村振兴的实践验证了内源式发展理论的适用性。Y村以村民为主体的发展思路, 通过培育和锻造村民的协商议事、合理表达诉求的能力和意愿, 加强同政府、社会组织的合作, 以“众创入乡”田园综合体项目的创新和尝试, 成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次微观技术层面的升级, 不仅实现了乡村发展中赋权与增能的动态均衡, 也促进了乡村的包容性发展和乡村善治, 很可能成为当前强政府、弱社会治理现状下如何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更具操作性、温和性的模式选择。

然而, 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如何把握外部力量的角色定位和介入程度仍是需要研究的课题。片面强调乡村仅仅依靠自身内生型力量实现“纯粹”的发展必然难以实现。为此, 外部力量介入对乡村振兴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外部力量应立足于服务者、促进者的角色定位, 避免产生破坏乡村社会地方性知识的倾向。政府应依托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多重优势, 加强对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等层面的投入力度, 为乡村振兴提供基本保障。社会组织应以其专业知识、服务理念和关系网络为乡村发展提供支撑, 加强组织建设, 尽可能实现与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协调。只有将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等外生力量与乡村社会的内源力量有机结合, 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理想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