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关涉人之生存, 人之生存就是人道, 因此技术哲学与人道主义的关联是天然的。技术在人类的生活中无所不在, 人类被技术带来的问题与需要技术来解决的问题所包围。人道主义的“人道”就是要为被问题所包围的人类蹚出一条出路, 技术哲学就是对技术的哲学反思, 因此必须从人道主义的视野来审视技术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人道主义”一词关键落在“人道”:“人”的含义比较明确, 既有个人也有人类之意; “道”的内涵比较丰富, 依《庄子·天道》所载, “古之明大道者, 先明天而道德次之”。也就是说, 明“道”者, 既体验宇宙变与不变的道, 也把这个道推演到社会与人类^[1], 这就意味着“道”具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双重含义, 以此来看, 可以把人道主义一方面理解为对人的本质的探索与强调, 另一方面理解为要求单个的人与作为团体的人在其行为与实践过程中既要遵从人的本性又要有利于人的发展。在中英文翻译中, 学者们把“humanism”和“humanitarianism”都译为人道主义。“humanism”一词形成于19世纪, 其源头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本主义的复兴, 强调对人的情欲、理性与意志的尊重^[2]。维基百科将“humanitarianism”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对人类生命价值的信仰, 即人类出于道德、利他的原因, 对他人进行仁慈的对待和帮助, 从而使人类变得更好。正是在这种哲学信仰的指导下, 联合国设立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 The UN Organization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将每年8月19日定为人道主义日。

“humanism”与“humanitarianism”这两个词都出现在1800年之后, 在此之前, 与“humanism”相关的思想一方面表现为反对天主教对人的宗教禁锢, 要求重视与实现人的价值, 另一方面表现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改革中被指称为人道主义的行为和事件开始出现在社会中。1833年和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工厂法对儿童与妇女工作的规定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史实进行了详实的分析。此外, 他还使用“真正的人道主义”^[3]和“人道自由主义”^[4]这样的词语, 通过对费尔巴哈、鲍威尔等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批判, 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 这些思想是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一部分^[5]。几乎在同一时期, 孔德提出应该像过去崇拜神那样崇拜人, 他基于“人类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将人类的各个部分联络在一起的相互之间的关爱”这一认识创立了人道教^[6]以践行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基于人道主义的理念,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1875年成立, 进入20世纪以来,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道主义运动活跃在世界各地, 而且可以看到杜威、海德格尔、萨特、弗洛姆等在内的众多哲学家对人道主义进行哲学反思, 因此可以说自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人道主义彰显的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已实现了理想中的完美社会, 而是说人道主义的思想与行动遍行于世。结合“人道主义”概念的中英文词义以及人道主义理念践行的历史与现实, 我们可以在本体论上把人道主义理解为对人的本质的追问, 在认识与实践上理解为对道的践行, 以及对人类平等、自由与价值全面实现的追求, 人道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知人与行善的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1877年德国学者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出版了自己的技术哲学代表作《技术哲学纲要》 (Elements of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这本以“技术哲学”为名的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名实相符的技术哲学^[7]的诞生, 在本书中卡普基于技术发挥作用的方式与人的活动的关系提出了“器官投影说”。事实上, “‘技术哲学’这种说法在苏格兰化学技术专家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制造业哲学’(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思想中已初显端倪”^[8]。此后, 马克思在其哲学与经济学研究中不仅大量地借鉴和评论了尤尔的技术哲学思想, 并且对工具、机器、劳动等概念进行了全面的哲学分析。因此, 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使用技术哲学这样的术语, 但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在推动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批判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消极后果, 因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注重的同样是技术与人的关系。卡普之后, 对技术进行哲学反思成为工程师和哲学人文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他们从不同的视角阐释技术与人的关系, 技术哲学这一术语也因此迅速地流传开来。技术哲学正是诞生于19世纪至今这个人道主义彰显的时代, 以此为起点, 工程师和哲学人文学者基于不同的出身背景展开了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深层次反思, 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哲学反思体现了早期技术哲学家们的人道主义关怀, 因此技术哲学自其诞生起就被打上了人道主义的烙印。

自1877年以来, 以技术与人的关系为核心问题的技术哲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 发生了数次转向, 但每一次转向都没有改变技术哲学的人道主义立场。阿特胡斯(H.Achterhuis)在其主编的《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中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技术哲学发生了经验转向^[9]6, 因此我们可以以此为节点, 将经验转向之前从卡普到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哲学称为早期技术哲学。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技术哲学史家卡尔·米切姆把这一时期的技术哲学分为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10]20, 可以说这两者最明显的差别就是所有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家都是工程师, 其主要代表有卡普、恩格迈尔和德绍尔, 而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则几乎都是人文学者或哲学家, 其主要代表是芒福德、海德格尔、奥特加和埃吕尔。

虽然米切姆明确指出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是“从内部对技术的分析”^[10]50, 但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家们并没有深入分析具体的、个别的技术, 他们分析的是抽象的、大写的、作为“类”的技术, 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经验来给日常语言中一般的“技术”下一个恰当的定义。一旦他们开始这一工作, 他们就跨越了技术与人文之间的界限, 他们都不再只是纯粹的工程专家, 他们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对技术进行了哲学反思。

首先, 从他们的身份来看, 他们都具有深厚的人文背景, 技术哲学的创始人卡普既是一位农夫和发明家, 也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第三位使用“技术哲学”这一术语的化学工程师伯哈德·席梅尔(Eberhard Zschimmer)也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 他认为技术是“物质的自由”^[10]38。作为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弗里德里奇·德绍尔(Friedrich Dessauer)是新康德主义者, 俄国工程师彼得·恩格迈尔(Peter Engelmeier)则受到了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 这是工程传统中几位代表性的技术哲学家, 他们在对技术进行哲学分析的时候, 不自觉地展现了他们自身的人文背景, 因此他们的技术哲学思想中自然蕴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色彩。

其次, 在回答“技术究竟是什么?”这一技术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将技术视为人的本质的发展, 其代表性的人物是卡普与德绍尔。如同黑格尔把人类历史视为绝对精神的实现, 卡普的“器官投影说”把“技术发明看成是‘想象’的物化, 把人体器官看成是一切人造物的模式和一切工具的原型”, 认为整个技术文化“只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11]。德绍尔则认为技术发明在本质上是人类认识物自体的过程。

再次, 在技术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他们都乐观地认为技术是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社会的有效途径。卡普指出:“新黑格尔主义反映的是对技术的一种赞美, 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黑格尔的另一种洞察力的确认方式, 即找到真正的自我。”^[12]席梅尔从新黑格尔主义的视角解释技术, 认为技术是“物质的自由”, 技术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人类自由, 把人类从自然界的限制中摆脱出来^[10]38。恩格迈尔分析了技术的定义、机器、技术创造性和发明等问题, 认为技术是一切有目的行动的内在动机, 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座巨大的世界大钟, 技术正是推动这只大钟运动的原动力。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 恩格迈尔认为社会经济的巨大增长是由技术推动的, 同时也表现为技术性专业的拓展, 因此我们人类必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10]36-37。

最后, 我们以对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家中影响最大的德绍尔的分析来展示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家们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德绍尔的研究对象是占有时间和空间的技术客体, 他认为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 技术的“产生和存在是作为客观力量介入历史并发挥作用的”^[13]49。基于康德的“三大王国”理论, 德绍尔通过对技术发明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的“第四王国”理论, 试图用技术来弥合现象界和物自体之间的分裂^[13]64-65, 技术发明的过程就是通向物自体的过程。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德绍尔认为技术物的发明是上帝意志的实现。人类是无法认识那些在自然界中天然存在在动物和植物背后的物自体, 但是人类能够完成发明的任务使原本可能存在的事物成为现实中存在的事物, 这就意味着人类是能够认识存在于这些事物背后的物自体的, 因此正是技术发明打通了现象界和物自体之间的通道。

德绍尔是一位受康德哲学熏陶的新康德主义者, 也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 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这三重身份在其技术哲学中都有所呈现, 表现为他不仅将技术发明与康德认识论联系起来赋予了技术以认识论价值, 更是将技术活动实践纳入了道德哲学的基本范畴。在他看来, 技术活动的道德价值被认为是技术本质的内在要求。基于此, 德绍尔不仅将康德的绝对命令赋予人们对技术的追求, 而且将实现团结协作有序和谐的天主教的理想社会的任务赋予对技术的追求^[13]68-69。德绍尔认为技术通过参与文化、职业、工作来介入社会, 以消除社会发展的障碍, 确立人类的地位, 实现人类更高的自由, 达致真与善的统一。对个人来说, 人们正是通过技术来认识世界、实现自身的价值; 对人类而言, 则通过技术来进入一个基督教的博爱社会。

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从人的本质与目的出发对技术的本质进行分析, 试图从宏观上阐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技术的内在人性本质, 把技术视为实现人道主义的有效途径, 因此可以说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是从“人”到“人”的人道主义。毫无疑问, 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家的分析是基于自身的技术经验的, 但他们并没有分析具体技术实践对人的行为活动的影响, 这就为技术哲学从分析大写的、抽象的“技术”到分析小写的、具体的“技术”的经验转向埋下了伏笔。

阿特胡斯将早期技术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雅克·埃吕尔等人的技术哲学思想称为经验转向之前的“经典技术哲学”(class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9]2。这几位都是米切姆所说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 而人道主义本身就具有人文的内涵, 因此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也是人道主义的。在此,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海德格尔明确地拒绝自己被贴上的人道主义标签, 但其对人类生存的忧虑、对人类现实与未来的关怀, 不仅与人道主义不相矛盾, 而且体现了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人道色彩。与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相比, 经典技术哲学有以下特点:首先, 经典技术哲学家们关注的是使现代技术成为可能的历史和先验条件, 而不是伴随技术文化发展的真正变化^[9]2。其次, 经典技术哲学家们的研究不涉及具体技术的实践和发展。最后, 大多数经典技术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在技术面前完全是被动的。总之, 经典技术哲学只是对技术整体的反思, 既没有打开技术的黑箱, 也没有把握到技术与社会、文化、自然的动态互动, 因此相对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家来说他们是“置身于外”的。这种置身于外的立场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使得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对现实中的技术持一种批判的、否定的态度, 其解决技术带来问题的方法往往也是缺乏经验的空想。

1.对技术的否定与批判

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没有从具体的技术开始对技术的分析, 而是试图通过哲学的反思澄清抽象的技术内涵, 他们认为现存技术的背后是一股既不为人所控制也不为自然所控制的野蛮力量。美国学者芒福德称之为巨型机器, 它将政治、经济、军事、官僚制度等都囊括在内, 因此是一种高度权力化的机器。从技术上来看, 它是一种技术运作方式, 为后世一切机械组织提供了基本范式, 因此也是当今过分机械化文明的源头, 但自其诞生起它的全部好处就被它的大规模破坏所取消^[14]。在古代, 这种巨型机器是以巨大的代价来确保少数人通向天堂的装置^[15]53, 今天, 虽然它有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建设性的力量, 但是在核时代它却使人类面临着暴力毁灭的危险。

海德格尔从存在的角度将技术与现代技术区别开来, 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解蔽, 使存在者得以展现, 而现代技术虽然也是一种解蔽但更是形而上学的实现, 是将自然与人类都解蔽为持存物的座架, 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16]135-156。座架是对人与物的限定与强求^[17]58, 在座架中人与物唯一地在与技术的交往中得到自己的规定性。如果我们察看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批判, 我们会发现他对人道主义的态度与对技术的态度如出一辙, 他反对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 认为它在规定人之人性时不仅不追问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 甚至还阻止这个问题^[18]380。人道主义的“人道都是从一种已经固定了的对自然、历史、世界、世界根据的解释的角度被规定的, 也就是说, 是从一种已经固定了的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的角度被规定的”^[18]379, 当技术成为座架, 这种人道主义规定也就成为了技术的规定。以此来看, 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人道应该是对人之本性以及人与存在关系的自由的追问。

马尔库塞既继承了卢卡奇、阿尔多诺、霍克海默等人的批判理论, 也受到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术批判理论, 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对人的技术性利用, 它要求人类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进行开发, 可以说技术已经变成物化的重要工具, “在技术的中介中, 人和自然才变成可以替换的组织对象”^[19],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 对人与自然进行开发的这种工具理性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 它以一种新的方式对人类进行控制, 使人类完全陷入对物质生产的追求, 丧失了对自由与美好生活的追求。他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 但毕竟还是奴隶。”^[20]在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理论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资本主义发达社会人类生存状态的悲观与失望, 在他看来, 当今人类走在一条异化的道路上, 背离了人的本质是不人道的。

2.缺乏经验的空想

在人文传统的学者们对技术的哲学反思中, 海德格尔虽然不像马尔库塞那么激烈地否定现代技术, 但海德格尔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技术座架似乎却最为绝望。德国学者冈特·绍伊博尔德认为处于座架之中的人只能“听任耗尽和替代”^[17]56, 海德格尔说“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 便是最高意义上的危险”, 他对危险的回答是“哪里有危险, 哪里也有救渡”^[16]128。海德格尔没有提出任何走出危险的方法, 他浪漫地认为, 只要我们洞察了技术的本质, 就能走出危险, 得到救渡, 实现真正地“人道”。

不同于海德格尔只是对技术进行反思, 并对技术的危险听之任之, 芒福德基于自己的分析设想了一种与现实中非人道的技术相对的人道主义的技术, 马尔库塞则开始辩证地看待技术的影响。芒福德认为:“在所有的学科中, 有机体和生命的概念都在复苏……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 改变机器体系的本性, 创造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器体系, 他们能够有效地适应新的环境, 为生命服务。”^[21]不同于巨型机器只是将人类野蛮地组织起来进行劳动, 新的机器体系强调相互之间的协调, 为了达到整体的和谐与平衡, 力求避免个体只在一个方向狂飙突进, 这样残缺不全的人性将会重新获得活力。因此, 技术的发展不仅是为了满足科技自身发展的需求, 更多地应该是基于人道主义关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所有方面。毫无疑问这些想法对于实现人道主义具有很多建设性的意义, 但是芒福德既没有提出要实现这种针对生活的机器体系的具体操作, 也没有分析任何一项重要的针对生活的具体技术, 因此可以说他的建议是缺乏实际的空想, 并没有提供一个现存的方案能够把人类从巨型机器中解放出来^[15]53。

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 技术使人异化, 因此他对现存技术持一种绝对批判的态度, 但是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开始以一种辩证的态度来看待技术。他说:“日益加深的异化也有积极的方面……异化理论表明, 人不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 他的生命成了劳动的工具, 他的工作及其产品独立于他的形式和力量。但是, 要摆脱这种状况, 就必须完成而不是阻止这种异化, 必须消除而不是恢复被压抑者及其生产性人格。”^[22]91这就是说要变压抑人的技术为解放人的技术, 对人的身份定位不再是其进行的生产性劳动, 这样人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的人, 但是在此马尔库塞只是辩证地看到了技术与压抑性利用的对立, 把技术作为节约生产时间, 降低劳动强度的手段, 以使人能够“发展出那些不属于必然王国和必要消费的需要”^[22]80。不可否认马尔库塞对技术的这种辩证态度有启发性的意义, 但这仅仅是对其在《单向度的人》中对技术激烈态度的缓和, 对于解决马尔库塞提出的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这一问题在实际上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技术哲学诞生于人道主义彰显的时代绝不仅仅是一次历史的偶然, 人道主义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探求, 对人类行为的本真的人性要求, 它不是观念的, 而是实践的。技术指称的也绝不仅是技术物, 而是以技术物为焦点的人类实践, 而且人类也绝没有完全抽离技术的实践, 因此, 技术对于人类来说是基础性的, 人道主义对人性的探求也就不能无视技术, 技术哲学也以技术本质、技术与人的关系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 关涉人之本性。近代以来, 技术的发展是革命性的,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各种前所未有的问题也相继出现, 人道主义的产生离不开这一背景。因此, 可以说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 人道主义正是因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而出现, 而为人类社会疗伤的哲学正是抓住了技术这一症结所在, 技术哲学也就此诞生。因此技术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质正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原则的表征。早期技术哲学家们对技术本质的探讨, 对技术影响的沉思, 以及技术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质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哲学的发展中得到了传承。

虽然20世纪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工程的技术哲学对技术的态度是一种盲目乐观, 而人文的技术哲学的思辨色彩虽然既深刻又引人注目, 但对于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却鞭长莫及, 因此无论是工程传统的还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在现实问题面前都显出“大”而“空”的特点, 但解决现实问题却是技术哲学人道主义的本质诉求, 这种诉求在20世纪中叶因核危机与环境问题的出现而日益强烈。

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哲学的发展秉承了早期技术哲学的人道主义色彩, 后续的技术哲学家们立足于早期技术哲学人道主义对人的关切, 力图克服以上两种传统技术哲学“大”而“空”的不足, 反思技术存在对人的生存产生的具体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的技术哲学发生了“经验转向”, 技术哲学家们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 开始尝试去打开技术黑箱, 不仅对技术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 而且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23]。这样就把对技术实践活动的哲学分析建立在了具体的经验研究之上, 使技术哲学的人道主义特征深入到了人类的实际生活之中。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唐·伊德(Don Ihde)、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和休伯特·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等人。

汉斯·约纳斯师从海德格尔, 他通过对医学技术的分析回答了现代技术何以是哲学与伦理学的对象这一问题, 试图在医学技术中实践责任原理。伊德结合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提出了后现象学, 他否定了早期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对技术的敌托邦态度^[24], 分析了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对嵌入在不同文化中的技术持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 分析了同类技术在不同文化中的存在形式。德雷弗斯以对人工智能的现象学批判著称, 他的名著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 通过对计算机与人的比较来揭示人之本性, 他对计算机的否定对人的肯定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

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倾向于对具体技术及其实践的哲学分析, 这就使技术在其产生与使用过程中的伦理与价值负载醒目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直接导致了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这一转向并非意味着在此之前的技术哲学就不关心伦理问题, 相反这一转向正是技术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质及其伦理关怀的必然要求, 早期技术哲学的伦理关怀更多地体现为对技术本质的追问, 缺乏实际价值与意义, 无法实现人道主义“行善”的价值指向, 因此技术哲学发生了伦理转向。它不是“简单地向经典技术哲学的回归, 它对技术的伦理反思不像早期技术哲学先驱那样对抽象的技术进行猛烈的批判, 而是开始关注具体的技术对人类生活的伦理后果”^[25]。伦理转向意味着从对具体技术的描述性研究转向了规范性研究, 同时伦理转向后技术哲学的人道主义也贯穿在技术哲学家的理论工作与社会实践之中。1987年杜尔滨主编的《哲学与技术》系列丛书第三卷以“技术与责任”为题^[26], 体现了技术哲学家们的人道主义关怀。

明确地提出与推动伦理转向的主要是技术哲学中的荷兰学派, 技术哲学这种转向对伦理问题的强烈关注从本质上来看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行。1995年阿特胡斯在其发表的《器具的道德化》(De morelisering van de apparaten)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道德物化”的概念, 这一思想经过他的学生彼特-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深化与发展形成了系统化的道德物化思想。维贝克批判性地考察了海德格尔等人的经典技术哲学思想, 吸收了经验转向时期伊德等人的研究成果, 将技术物视为一个道德主体, 提出在设计中道德物化的实践, 因此他认为设计师有义务秉承人道主义的理念来发明和设计好的产品^[27]。此外, 技术哲学家也开始关注那些新兴的发展迅速的技术领域, 形成了那些关注具体技术伦理问题的技术伦理分支学科, 包括纳米伦理学、基因工程伦理学、信息技术伦理学、工程设计伦理学等, 在技术发明中提出了负责任创新的问题。负责任创新要求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必须像医学创新一样以有效与安全为前提^[28]。

与此同时, 技术哲学家们也开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 实践自己的人道主义理念力图实现其行善的追求, 米切姆不仅关注工程设计中的伦理问题, 在其任教的大学开展工程伦理教育, 而且发起并推动了人道主义工程。丹麦奥尔堡大学技术人类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更是走进了医院、工厂、学校、公园等公共场所去考察这些场所中的技术工具与技术设计是否有人道主义的理念与应用。技术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证明以负责任创新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追求是有现实依据的^[29]。

总之, 技术哲学自其诞生起就不同于传统哲学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 而是以反思人类的技术实践活动为主要内容, 自觉肩负了从技术出发为人类寻求美好未来的任务。一百多年的历史与发展不仅证实了技术哲学的实践性, 而且彰显了技术哲学的人道主义色彩, 技术哲学对经验与伦理的关注是对技术哲学力图解决现实问题诉求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