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后, 美国南方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遭受重创, 失去了曾经的文化中心地位, 甚至被称做“文化沙漠”。南方知识分子普遍带有复杂的情感, 他们从骨子里对过去的辉煌依旧留恋, 同时这种建立在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之上的辉煌又使他们感到羞愧。因战争失败、经济萧条而造成的困境加剧了他们普遍存在的负罪感。20世纪30年代, 南方知识分子试图重建南方文化的中心地位, 但在解决南方危机的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派集中于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 被称做“区域主义者”; 另一派集中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新批评派”的早期成员“重农派”。“区域主义者”主要是研究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 “重农派”中除了极少数是社会学家之外, 大多数为范德比尔特大学的诗人、小说家等知识分子。由于学术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迥然不同的思想进路。“区域主义者”试图超越南方所承袭的文化, 着眼于未来的新南方; 而“重农派”则普遍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解决南方现代社会困境的出路, 故而有浓重的保守主义倾向。二者针锋相对之时, “区域主义者”指责“重农派”用浪漫言辞混淆视听; 而“重农派”却称“区域主义者”表里不一。本文通过对“区域主义者”与“重农派”代表人物奥德姆、兰色姆的比较分析, 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方文化视域出发, 分析美国南方文艺复兴中的传统与未来、激进与保守并存这一复杂内涵的起因。

20世纪30年代, 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W. Odum)与路普特·万斯(Rupert Vance)、约翰逊兄弟(Guy Johnson and Guion Johnson)、哈里特·赫林(Harriett Herring)、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等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著作, 推动了南方文艺复兴的进程。他们就是集中于教堂山的“区域主义者”。这些学者为南方文艺复兴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詹姆斯·柯博(James C. Cobb)在《北国佬的塔尖:南方文艺复兴人物范恩》中提到, 1934年, 25岁的伍德沃德(Woodward)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生入学时, 已身居南方文艺复兴的塔尖^[1]。由此可见, 以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为中心的区域主义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源头之一, 而且, 在30年代中期已经初露端倪。可这一点却被国内很多学者所忽视。霍华德·奥德姆是“区域主义者”中的领军人物, 这在很多关于南方文艺复兴的著作都清晰可见。

路易斯·罗宾(Louis D. Rubin Jr.)和罗伯特·雅各(Robert D. Jacobs)的著作《南方文艺复兴:美国现代南部文学》^[2]、理查德·金(Richard H. King)的著作《南方文艺复兴:美国南方的文化觉醒1930—1955》都将奥德姆视为南部文学主题的代表人物之一, 前者还专门将其论文《南部文学和南部文化》收录于著作之中。奥德姆及其追随者认为南方应具有现代意识, 作为平等的一方重新融入整个国家体系之中, 故应放弃对传统文化、种族与社会的保守态度。这意味着“区域主义者”在文化身份上毅然斩断了与南方复杂历史的纠结关系。这种观点主要由奥德姆提出, 而后得到其他区域主义者的认同^[3]。

奥德姆的思想形成与其成长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从其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奥德姆心中始终交织着羞耻与怨恨, 而其成长环境中也恰好存在着两个有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他的两个祖父。一位祖父性情温和, 在内战中他不得不承认失败, 放弃了作为邦联士兵保卫南方的事业, 或许是从他那里, 奥德姆产生了南方失败的羞耻感; 另一位祖父是种植园主, 当然也是奴隶主, 或许从他那里, 奥德姆继承了对北方的怨恨。这些影响都使得奥德姆的思想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奥德姆早年曾在乔治亚州的埃默里大学学习古典文学, 但当他到了密西西比农村教书后, 兴趣由文学转向了社会学。1910年, 他发表了《黑人的社会和心理特征》, 主要探讨黑人的“发展”问题, 即黑人该如何适应后奴隶制的南方。奥德姆认为, 黑人的落后不仅在于出身, 而且在于成长环境, 在白人的帮助下, 黑人能够取得繁荣^[4]。因此, 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学著作中建议教育应跨越种族界限。1944年, 他在给约翰·格拉夫(John T.Graves)的信中提到, “如果种族隔离被永久实行, 那么则会妨碍科学、民主和基督教戒律”^[5]41。然而, 这种跨越界限、种族融合是建立在白人的优越性及其对黑人的救赎功能这一前提基础之上。他既想改变黑人的生存现状, 又不肯放弃作为白人的种族优势, 这也就预示着他未来社会学研究基本思路中存在的内在矛盾性。

从社会学角度审视并试图解决南方的文化危机是奥德姆等“区域主义者”秉持的宗旨。奥德姆在乔治亚大学主要研究农村社会学, 这也成为他思考南方问题的进路。在奥德姆看来, 要想恢复南方曾经的辉煌, 建立与北方平等的文化语境, 促进区域的改革与发展, 构建新南方精神, 必须通过现代化这一途径, 而这一途径只有通过合作而不是冲突才能达成。此时的奥德姆在两种观点中摇摆不定:保守的达尔文进化论观点强调发展是自然地循序渐进, 作为自然选择与必然进化的趋势成为奥德姆理论的前提预设与总体框架; 但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 他又强调人为的规划, 认为发展始终要通过合理的规划才能够得以实现。在总体趋势与人为规划的矛盾中, 他的思想很难做到一以贯之、协调一致^[6]ⅻ。他清楚地认识到北方文化在社会进化论中代表着进步和总体趋势, 而传统的南方代表着落后, 只有人为的规划才能保留部分的南方传统^[6]ⅻ。这种抛弃与保守之间的两难也体现出了南方知识分子共同存在的纠结心理。这种思维的游移反映在他后来的所有作品中, 特别是《南方地区》一书。这部奥德姆的代表作, 被认为是区域主义的“圣经”。奥德姆认为“重农派”的主张保守落后, 而他本人所代表的区域主义不只是一种理论, 还应该是一种实践, 旨在帮助南方重新融入国家。他进而指出这种融入不能以削弱南方经济为代价, 而是要让南方摆脱其殖民地位, 在此基础上, 南方将重新获得自尊地位, 而且不会破坏联邦国家的统一^[6]ⅻ。奥德姆在这部作品中完整地阐释了一个主题:尽管南方拥有充足的物理资源和文化优势, 但在其政治领导力方面是一大败笔。在这里, 奥德姆辛辣的言辞针对的是汤姆·沃森(Thomas E.Watson)早期的政治主张。沃森是佐治亚州著名的政治家和律师, 后在社会理论和政治主张上支持“重农派”的观点。然而, 在批判沃森的言辞中, 奥德姆并没有详实地论证沃森观点的荒谬, 而是抓住沃森在黑人种族问题上的错误, 进而攻击整个保守派的阵营。奥德姆强调南方黑人从未被给予过自然发展的机会, 因而除了在某些领域外, 就普遍意义上而言, 黑人远远落后于白人。这似乎与他所坚持的保守的达尔文进化论有关。在种族方面, 奥德姆坚信, 倘若黑人被给予自然进化的机会, 作为一个种族, 黑人完全可能与白人一样优秀。因此, 奥德姆呼吁抛弃黑人是劣等种族的观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隔离将被废除, 仅仅是想让两个种族变得平等而已^[6]ⅻ。有些人认为奥德姆模棱两可的言辞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种族在生物学上本来就是平等的, 因而这种种族完整性的观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奥德姆的这种矛盾性正是延续了其早期专题论文《黑人的社会和心理特征》的观点。

奥德姆最初倡导以现代社会科学民主的变革方式解决南方问题, 也逐渐认识到消除误解是复兴南方文化的关键。1920年, 奥德姆来到教堂山, 并于1922年创办了《社会力量》杂志, 号召南方对自己的问题采取一种开放乐观的态度, 放弃陈旧的浪漫主义, 粉碎所有不宽容的文化氛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在《社会力量》中发表的文章涉及科学与宗教, 激起了北卡罗来纳牧师和商业团体的普遍反对, 奥德姆不得不采取折中的态度, 以至于20世纪20年代末, 他不得不承认, 《社会力量》是一本专家读物, 不针对普通读者。从奥德姆与宗教和商业团体的冲突中, 他得出了较为客观的结论, 即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之间所有冲突的根源在于彼此的误解^[5]42。因此, 奥德姆等“区域主义者”提倡消除南北方之间、南方各阶层之间和过去与当下的误解, 以期获得某种一致性或找到和解的出路。奥德姆曾在《美国时代》中将自己的家庭经历作为探讨南方过去的一种方式。他首先赞美殖民者的贵族统治, 但同时也提到, 种植者和自耕农是从同一种血统繁衍而来, 继而评价贵族统治的不切实际性。这种批判表面上承认了南方的辉煌历史, 但实际上已经动摇了南方文化的根基, 也否定南方种植园经济的传统, 这委婉地表达了对北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认同。作为一种折中手段, 他也批判了北方的自我正义感, 这种自我正义感表现在对待南方的方式上, 特别是在重建过程中对战败的南方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的彻底否定。他认为掌握着话语权力的北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不仅摧毁了南方传统的农业社会, 而且重创了南方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失败与被占有的遭遇, 导致了南方自信心的缺失。作为臣服于北方话语霸权的知识分子之一, 奥德姆在呼吁南方理解国家背景之后, 也呼吁南方相较于未来不要太高看过去。他认为, 带着这种对南方过去的批判眼光, 南方应该能够摆脱过去痛苦的记忆, 同时也能摆脱潜在的阻碍和发展的掣肘。奥德姆相信, 只有到那时, 南方才能真正重新融入这个国家^[7]。这也就是奥德姆努力想要与北方文化达成一致性的艰苦努力, 也恰恰是在这里, 奥德姆领导的“区域主义者”与兰色姆领导的“重农派”在立场上产生了尖锐的冲突。“重农派”认为南方社会及其文化衰退是由于北方资本主义的压迫、征服造成的, 因此兰色姆选择改变南方的方式与奥德姆截然相反, 他们不认为屈从于北方的文化可以拯救南方, 而是从人类文化和艺术审美的角度指出了北方文化的野蛮与弊端。“重农派”进一步指出, 南方只有转向农业社会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有问题, 这实际上表明, 北方应该努力与南方文化达成一致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总体看来, 奥德姆所主张的是面向未来, 走向现代; 而兰色姆等人则认为尊重农业就要回归过去, 避免人类危机。

实际上, 奥德姆作为南方区域主义的代表, 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南方发展之中。他认为大众教育和开明的领导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一旦区域问题得到解决, 种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也会平息。尽管奥德姆等南方“区域主义者”清晰地意识到南方的殖民状况, 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中, 他们没能深入分析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他们对南方发展的解决方案往往过于激进, 如对地区计划经济的呼吁, 甚至提出教育可以取代政治的位置, 认为如果大众都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那么南方的繁荣将指日可待。从奥德姆的成长历程及作品所持观点来看, “区域主义者”们确实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信仰, 他们对南方的希冀寄托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向前看”的主张, 对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方无疑产生了一种向前的拉力; 也正是由于他们对过去的轻视, 引发了与“向后转”的“重农派”的观点冲突。

“重农派”是怀念过去的一派, 向往着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他们渴望重塑传统、恢复战前南方的社会秩序, 力图“从更加深远的传统中去挖掘出某种济世良策”^[8]。他们通常具有文学素养, 并且对自然科学、现代科技和进步哲学保持敌意, 如兰色姆和他的学生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都倾向于将文学视做反映世界的一面镜子, 呈现现代世界复杂而混乱的意象和韵律。文学这面镜子与科学不同, 后者反映的是世界所具有的秩序、规律、一致性, 而文学则在世界秩序上添加了偶然、变化与流动的特质。“科学满足了一种理性或实践的冲动, 显示出最少量的感觉。艺术满足了一种感觉上的冲动, 显示出最少量的理智。”^[9]正是这种特质, 让“重农派”用批评的眼光看待战后的美国南方, 但这种批评的眼光并未脱离历史本身, 正如乔伊斯对都柏林的暴露、艾略特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一样, 南方作家对南方的批判并未改变他们的保守主义性质。因为他们在同自己“争吵”时“不是眼望未来, 而是望着过去”^[10]。

以兰色姆为代表的“重农派”的文化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受“卡特尼主义”(Catonism)的影响。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其著述中创造了这一词语, 他的“卡特尼主义”所秉持的态度来源于农村贵族阶级对政治经济迅速改变的反应^[11]。“卡特尼主义”反映了地方上层阶级及其代言人们的意识形态, 其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迥然不同, 它否认需要进一步的变革, 特别是革命性的变革。“卡特尼主义者”担心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其他商业力量的介入会扰乱他们长期维系的贵族秩序, 因此他们努力捍卫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领域的传统。兰色姆承袭了“卡特尼主义者”们“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 力图寻求能够复兴过去的途径, 呈现出明显的保守观念。兰色姆所领导的“逃亡者”是“重农派”的前身, 他们似乎更愿意带着物性与沉思, 将自身从南方传统文化的多愁善感中剥离, 而在20世纪30年代, “重农派”却萌发了“南方家族浪漫史”等更为感性而复杂的视角, 使怀旧之情因昂扬的斗志而增添了苦涩的意味。正如马克·玛尔维萨在《未获重生的南方》中总结的:“对于‘重农派’而言, 在大自然和上帝面前, 南方的传统在失败中辅以克制和谦卑。”^[12]这是一种试图继承南方传统却又无法剥离其原罪本质的纠结。

带着这种迷恋过去的审慎态度, 兰色姆等人认为, 美国南方在经济和文化上是一个被北方控制的殖民地, 尽管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反对资本主义, 但他们的态度唤起了一种基于个人私有财产的土地秩序, 不是寻求更为平等的分配制度, 而是拒绝接受现代工业经济。特别是在1930年《我要表明我的立场:南方和农业传统》问世之后, 有关土地问题的争论进一步扩大。在南北战争之前, 自耕农和种植园主之间存在着一种恰当而和谐的平衡, 种植园主掌管着自耕农与黑人奴隶, 相互之间分工明确, 形成了合作的家庭关系。“家庭的和谐是一种美, 这种美也是一种美德”^[13], 这种美根源于旧南方依赖于土地的农耕经济。苏格拉底曾对此进行过表述, 他认为, 土地的美来自其德性, “从事农业的人可以接受大地严格的教育, 使他们学会公正和维持生活的技艺”^[13]。南方种植园经济与北方日渐扩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截然相反。兰色姆等人将美国南方这时的土地关系视为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演变为多种文学艺术形式。他们在主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大量文章, 占领了主要的学术阵地, 尤其是《美国评论》、《南方评论》以及《弗吉尼亚季刊》, 并试图通过恢复人文精神找到回到过去的那把钥匙。以约翰·克劳·兰色姆为例, 在他所发表的诸多以“重农主义”为主题的作品中, 农业不是一种商业化的经济形式, 而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而存在。这些代表人物及作品集中地反映了他们抗拒工商业文明入侵美国南方, 试图从过去的传统和辉煌中觅得一方精神天地的典型心态, “重农派”的怀旧情结是这种心态最无可辩驳的注解。以兰色姆为代表的12名南方知识分子发表了《我要表明我的立场:南方和农业传统》, 被视为南方传统的一次回归。这些南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正在腐蚀南方, 因此南方应该回到其传统农业文明, 回到和土地相连的生活方式, 以便于建立和谐有机的社会, 而这样的社会才能孕育出优秀的文化和艺术^[14]。他们强烈抗议北方工业文明入侵南方农耕社会和文化传统, 主张保持南方独特的社会、文化身份。

随着1929—1933年大萧条的加剧, 南方也陷入困顿, 其经济自足与自我救赎显得遥不可及。同时, 由于美国南方传统在“一战”后愈发难以维系, 很多南方知识分子转而忽略了其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和曾经饱受诟病的奴隶制, 宣扬传统的农业社会对人的精神自由、社会稳定与艺术审美的滋养作用^[5]52。另一方面, 美国南方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 政治、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 像迷恋过去一样, “重农派”也被罗斯福新政所吸引, 认为新政能够对社会和文化施以影响。正如马克·贾科维奇总结的:“新政期望建立一种稳定感、集体感和国家身份, 这符合重农主义者的兴趣。”^[15]为了宣扬南方传统的优越性, “重农派”并没有将奴隶制归结为道德问题, 而是更多地将其定位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现实存在, 进而将战争也看做是经济系统和生活方式的斗争。在这种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之中, 奴隶制并未影响南方的艺术审美和社会稳定, 因此, 南方的传统便成为了“重农派”心中理想的社会模式。《我要表明我的立场:南方和农业传统》的主编路易斯·鲁宾(Louis B. Rubin)强调:这部书的“构思和设计是以谴责物质主义倾向, 纠正对工业进步的盲目崇拜, 以及重新肯定人类精神和审美需求为出发点的。它既非经济学著作, 也不是一个政治行动的指导, 更不是一幅社会发展的蓝图, 这部论文集是对美好生活可能状态的生动描绘”^[16]。

1930年, “重农派”的领袖兰色姆出版了《不打雷的上帝》, 阐释了“重农派”的南方哲学, 其核心论题即是“农业劳动和农业文化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场之上, 这种劳动和文化使得感性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 整个人作为一个实体也就能发挥其作用”^[17]。带着宗教关怀与审美救赎, 兰色姆认为西方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并对现代宗教自由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无论是对农业问题还是对宗教危机的阐述上, 兰色姆都带有明显的回归倾向和明显的“反新南方”精神。兰色姆等“重农派”倡导农业经济, 但并非完全反对科学进步, “我们并非真的反对科学, 除非当科学垄断、歪曲我们; 很多时候人生活在现象的世界中, 对此我们十分满意, 这就是人, 我们不愿做婴儿或动物, 我们只要求生命的充实, 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能力中的存在”^[18]。《不打雷的上帝》将所有困境的解决方案都归结为依存于农业社会和艺术审美, 认为真正的宗教信仰免不了要依存于农业化社会, 而非工业化, 因而批评家们认为兰色姆及其叙述世界的方式既不是哲学也不是神学, 而是神话创作式的。

“重农派”在倡导农业经济、恢复南方传统的道路上, 遇到的最大挑战依然是种族问题。他们所支持的“分离但平等”的政策, 不仅没有质疑特殊制度的道德, 他们也同样没有怀疑白人的种族霸权。在对黑人社会学家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种植园的阴影》一书的评论中, 兰色姆将种族矛盾的原因归结为黑人对于种植园的破坏, 因而是一种经济结构的问题。更有南方知识分子辩解称, 对黑人而言, 奴隶制度实际比自由更利于黑人发展。事实上, “重农派”偏爱能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种族平等的攻击结合起来的意识形态, 认为激进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

“重农派”逐渐认识到回归传统社会这一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于是便将这种理想转移到了文学艺术领域, 这也促成了“新批评”的形成。尽管学界目前并无证据表明“新批评”是“卡特尼主义”的直接表达方式, 但也不能完全将二者彻底割裂开来。“新批评”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理论与实践方法, 与大多数学者脱离自由主义的主张不无关系, 他们的思想与区域主义者相比多了一重批判主义的色彩。不可否认的是, 不论是传统“重农派”还是“新批评派”, 无论是对过去的怀念抑或批评, 其立足点都是过去, 但是他们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相比兰色姆的兴趣是文学批评和新批评的建立, 艾伦·泰特(Allen Tate)则在从事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同时, 参与小规模辩论, 与反对者争论重农主义的实质; 沃伦(Robert Warren)很少注意社会、经济或是政治话题, 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限定在文学批评与诗歌的层面上; 弗兰克·奥斯利(Frank Owsley)、安德鲁·莱特(Andrew Lytle)和唐纳德·戴维森, 则成为20世纪30年代“重农派”文学运动的主要发声者。泰特和兰色姆笔下的南方比戴维森和奥斯利有了更多的象征话语, 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文学性。奥斯利和莱特尔更多从农民的视角出发, 而唐纳德·戴维森则受沃伦关于黑人的论文的影响, 带有更多的近代社会学的意味。泰特用温和的口吻讨论种族问题, 而唐纳德·戴维森则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在对工业化的态度上, 一些“重农派”强烈地反对工业化, 另外一些则呼吁更为平衡的经济状态, 如泰特就反对将科学与文学相分离的做法。他曾问道:“主体和语言难道不是同一的吗?”^[19]泰特承认科学在现代社会不可替代的作用, 并将文学当做科学这一主体的表达方式。从这一视角来看, 科学与文学形同表里, 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方式。然而更多的“重农派”成员认为, 南方一旦被打败, 将不得不接受北方的经济习惯和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 北方将会通过控制教育和文化改变整个南方社会, 以大工业生产为代表的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的邪恶已经侵入了南方的美丽家园。总之, 他们试图以回望过去的方式对战后美国南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带有浓烈的乡愁意识。

在20世纪30年代, 美国南方的“区域主义者”与“重农派”思想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具有深远影响, 其代表人物无论在美国思想史还是美国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从以上比照分析不难看出, 虽然“重农派”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想带有明显的怀旧色彩, 但兰色姆、泰特和沃伦等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批判和艺术审美观却指向了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以其回归本源的闲适生活满足了人类精神的需求。从历史上来看, “重农派”及其追随者所宣扬的感性审美试图打破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 以期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正是沿着“审美—文学—社会”这一途径, “重农派”领导了文学与批评的革命, 推动了南方文艺复兴的进程, 使文学具有了与科学同等重要的学科地位, 改变了文学教育的理念与方法, 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 统治了美国文学研究。以此为基础, 通过对《肯庸评论》《西璜尼评论》和《南方评论》的实际控制, “重农派”构建了一个文学共和国。在这个国度里, 他们对过去的怀念, 对传统南方文化的热爱, 对艺术审美的追求都得到了实现, 这就是在文学领域内的“新批评”运动。这样, 保守怀旧的南方文化以美国南方文艺复兴为起点, 最终在文学领域内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然而, 当重新梳理这段历史, 我们会发现美国南方文艺复兴并非单纯是保守怀旧的、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式的南方文化、艺术的复兴; 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进步哲学”为南方提供了面向未来的现实依据。因此, 从某种角度来看,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不仅是对南方传统文化的怀恋与复兴, 它还包含着资本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多重矛盾纠葛的元素。“区域主义者”与“重农派”的论辩一直伴随着南方文艺复兴的进程。这段历史既有“重农派”一度因其对南方农耕制度的捍卫而被扣上保守落后的帽子, 但“新批评”的出现与发展, 使人们重新思考南方重农主义思想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在另一方面, 虽然“区域主义者”对南方发展起到了向前的拉动力, 但也存在对过去的淡漠与忽视, 而有失偏颇。“区域主义者”较之“重农派”更为专注于当下的社会生活, 他们清晰地意识到南方的发展现状, 认为如果大众都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那么南方的繁荣将指日可待。在这里, 教育取代了政治的位置。通过教育改变传统南方的保守思想成为解决南方困境的出路, 这种教育主要是现代科学知识的教育。当然, “区域主义者”和约翰·杜威所倡导的教育也包括文学教育。从出发点来看, “重农派”和“区域主义者”都试图通过文学艺术重塑美国南方新形象, 进而达到完成文化身份重构的目的, 并没有从根本上失和。这种目的的一致性和方式的迥异性让美国南方文艺复兴呈现多重视角交织的复杂内涵, 包含着南方知识分子们对美国南方发展的迷茫与期许。正如福克纳所说:“我既爱它又恨它。那里有些东西我一点也不喜欢, 但我出生在那里, 那里是我的故乡, 所以我仍然要保护它, 即使我恨它。”^[20]福克纳的复杂情感是南方文艺复兴的一个缩影。他的精神中既有“重农派”对过去的留恋, 也有“区域主义者”对未来的渴望。这种散布在知识分子中的复杂的精神与情感构成了文艺复兴保守与激进、审美与实用并置的变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