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我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 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2018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8, 这说明居民收入分配水平差距依然较大, 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 063元, 远低于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 359元。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分方式划分不同收入阶层, 农村家庭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差距较大, 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家庭的9倍左右。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40%, 2018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仅占全国总消费21.4%, 农村居民消费对总消费的拉动情况并不理想。农村家庭消费主要以衣着、食品、居住、设备和日用品这些生存消费为主, 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这些非生存消费占比不高, 农村居民消费整体呈现出消费水平持续走低、消费结构不均衡的态势^[1]。

鉴于现阶段我国农村家庭收入阶层之间差距较大、消费水平不高和消费结构不均衡等特性, 在充分考虑农村家庭收入阶层、消费水平差异的基础上, 使用分位数回归等实证研究方法对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消费水平农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研究, 能够引导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合理消费, 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优化, 同时发掘农村家庭巨大消费潜力, 促进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可持续增长。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对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 二是收入差距对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在收入对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以下主要观点。聂荣^[2]利用辽宁省960户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对消费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王小华等^[3]通过对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和变化规律进行跨期分析, 得出居民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结论。聂荣等^[4]利用辽宁省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 农户的消费和收入显著正相关, 农户收入对消费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陶醉等^[5]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收入对各项消费影响不同, 转移性收入对各项消费影响最大, 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各项消费也有刺激作用, 财产性收入对非生存消费拉动效应显著。贾小玫等^[6]认为工资性收入、老年抚养比都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正向变动有促进作用。冯元元等^[7]研究得出农村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对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是正向的。丁梦等^[8]认为农村家庭消费受收入和资产影响显著。在收入差距对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观点:Aguiar等^[9]认为收入差距能够导致消费不平等。Frank等^[10]认为收入不平等会对家庭消费有促进作用。Fisher等^[11]通过对美国1987—2011年消费支出数据研究发现, 人们整体消费水平受收入差距扩大化影响较大。高艳等^[12]利用我国1993—2012年31个省的面板数据, 构造联立方程模型, 分析得出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有区域性差异。何宜庆等^[13]利用2000—2014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结论, 收入差距对中、东部地区消费有抑制作用, 对西部地区消费有促进作用。纪园园等^[14]利用城镇入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收入差距扩大抑制家庭消费效果显著, 但是加入地区平均收入后, 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显著下降。李江一等^[15]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结构, 对生存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 但以往研究主要是从整体来研究收入、收入差距对农村家庭消费、消费结构的影响, 对不同收入层级、不同消费水平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研究不足。本文在充分考虑农村家庭收入阶层和消费水平差异的基础上, 使用分位数回归等实证研究方法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将农村家庭消费分成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 分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 二是基于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 分析不同收入阶层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三是基于区域视角, 分析不同区域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差异。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这一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 该中心从2010年开始对全国25个省份正式实施调查, 2012年对全部个人样本及所在家庭开展了追踪调查, 主要是从社区、家庭和个体三个层面跟踪收集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样本量较大, 覆盖范围也十分广泛。本文使用2016年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①, 其覆盖25个省市的7 042个农村家庭, 通过对数据的整理, 纳入实证分析的农村家庭为4 728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1所示。

① 因2018年数据尚未全部公布, 故本文使用2016年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2. 模型构建

收入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分析主要采用传统回归模型, 实质上是分析收入对各项消费条件期望的影响, 而条件期望只是反映条件分布集中趋势的一个指标, 是一种均值回归。传统回归模型没有考虑到收入对整个条件分布消费的影响, 即在各项消费的不同值域上, 收入对各项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结构上的变动, 使得收入对各项消费影响刻画的准确性降低。另外, 最小二乘模型中残差平方和易受极端值影响, 回归结果难免出现偏误。

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采用Koenker & Bassett(1978)^[16]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是对均值回归的拓展, 可以估计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在每个分位点上的影响, 分位数回归有相对宽松的假设条件, 当数据出现尖峰或厚尾的分布时, 不易受极端值影响, 可以避免偏差的出现, 更具有稳健性, 能够更精准地刻画数据。本文建立分位数归回模型如下:

其中, y_i表示农村家庭人均消费, 参考田龙鹏^[17]的研究, 考虑到农村家庭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在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方面消费明显增加, 将农村人均消费分为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生存消费包括衣着消费、食品消费、居住消费、日用品和设备消费, 非生存消费包括交通通讯消费、文教娱乐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x_i表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z_i表示消费习惯、金融资产、贷款、医疗保险、公路、企业及家庭人口学特征。在生命周期框架下, 农村居民会将家庭资产分配到各期消费中去, 对农村家庭消费有促进作用, 选择金融资产作为家庭资产因素指标, 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股票和基金等。考虑到前期消费对本期消费有重要影响, 用前期消费作为消费习惯因素指标^[18]。贷款和医疗保险可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具有分担风险的作用, 选择是否有银行贷款作为家庭贷款因素指标, 户主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作为医疗保险因素指标。村居特征对农村家庭消费也会产生影响, 选择是否有村级公路和是否创建村级企业作为村居特征因数指标。家庭人口学特征也能影响农村家庭消费, 选择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作为家庭人口学特征因素指标。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考察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 先总体分析, 然后用分位数回归进一步考察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 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 不仅会促进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总量的增加, 还会影响农村家庭对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质量的追求, 有助于消费结构升级; 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金融资产越多, 农村家庭会增加在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消费; 消费习惯对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有显著影响, 棘轮效应显著, 短时间消费不易调整, 而且是向上调整容易, 向下调整难; 贷款可以缓解流动性约束, 平滑消费, 对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都有正向显著影响, 贷款有助于农村家庭释放消费需求; 公路对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公路为商品流通提供基本条件, 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选择机会; 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教育能开拓视野、提高消费意识, 能提高非生存消费意愿。

在不同消费水平上, 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对消费水平较高的家庭影响更大, 通过增加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改善消费结构; 消费习惯对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影响也是随着生存消费水平提高而增加, 应通过改变农村家庭固有消费观念来激发农村家庭对生存消费品质、非生存消费的追求; 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影响随着生存消费水平提高影响而逐渐增加, 金融资产越多抵御风险能力越强, 对当期消费促进作用越显著; 贷款对农村家庭不同消费水平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贷款对于消费水平较高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最大; 健康状况对非生存消费水平较高的家庭影响最大, 当健康状况差时, 消费水平较高的家庭增加医疗保健消费会更多, 即非生存消费会增加更多。

2. 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按照家庭人均纯收入将全样本三等分, 分成高、中、低收入三组, 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

在生存消费方面,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高、中收入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增加人均纯收入对中收入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最大; 消费习惯对高、中和低收入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都是显著正向的, 但是影响依次减弱, 高收入家庭“棘轮效应”更显著; 贷款对高、中收入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对高收入农村家庭影响大于对中收入家庭的影响; 公路和企业分别对中、低收入农村家庭的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户主年龄对各收入阶层农村家庭生存消费的影响都是显著负向的, 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 生存消费随之减少; 医疗保险对低收入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负向的, 低收入农村家庭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在面对未知风险时, 就会减少生存消费, 医疗保险对低收入农村家庭生存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在非生存消费方面,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高、中收入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大于对中收入家庭的影响; 消费习惯对各收入阶层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低收入家庭棘轮效应更显著; 金融资产对各收入阶层农村家庭影响是正向显著的, 对于高、低收入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大于中收入农村家庭; 贷款对中、低收入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对中收入农村家庭影响更大些, 贷款可缓解流动性约束, 刺激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 医疗保险对高收入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负向的, 医疗保险能够分担部分医疗保健费用, 降低医疗保健消费, 从而降低非生存消费, 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调整有促进作用。

3. 不同消费水平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虽然通过表 3能分析出不同收入阶层对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影响, 但是不能区分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影响的异质性。因此, 进一步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不同收入阶层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4、表 5所示。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高、中收入阶层农村家庭生存消费的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对于低收入农村家庭, 家庭人均收入对不同消费水平生存消费影响总体不显著, 低收入农村家庭有更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消费保守, 收入的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生存消费刺激的作用非常有限。消费习惯对各收入阶层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金融资产对低收入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最大, 尤其是对消费水平中等、较低农村家庭影响更为明显。贷款对不同收入阶层消费水平较高的农村家庭生存消费总体存在正向影响, 并对高、中收入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的, 贷款可以用来修缮住房、购买家电等。户主年龄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都是负向的, 对消费水平较高的农村家庭影响最大, 随着户主的年龄增加, 消费水平较高的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减少的越多。对于中、低收入农村家庭来说, 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水平较低和中等的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教育能够获得高收入回报, 缓解流动约束, 促进生存消费。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各收入阶层家庭非生存消费的影响都是随着消费水平提高而增加, 对于低收入农村家庭, 家庭人均收入对不同消费水平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都是不显著的, 用收入促进非生存消费作用十分有限。消费习惯对各收入阶层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金融资产和贷款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对于中收入家庭来说, 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水平较低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教育能改变消费意识和消费方式, 促进非生存消费, 改善消费结构。健康状况对非生存消费的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高、中收入农村家庭对健康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当健康状况不好时, 高、中收入农村家庭会增加对医疗保健消费投入的规模, 低收入家庭会也增加医疗保健消费, 但对非生存消费促进作用不显著。

4. 不同区域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家庭消费存在差异,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家庭消费总量呈两极分化趋势^[19], 家庭消费结构也存在差异。将全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①地区三个子样本, 对不同区域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的区域,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辽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在生存消费方面,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 并且基本影响程度相近。消费习惯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影响大于对中部地区农村家庭影响。金融资产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金融资产能提高家庭抵御风险能力, 促进生存消费; 贷款对东、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显著, 贷款更能促进东、中部地区农村家庭提高生存消费的品质。公路对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显著正向的。

在非生存消费方面,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东、中部地区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对中部地区农村家庭影响大于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影响。消费习惯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最大, 对中部地区农村家庭影响次之, 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影响最小。金融资产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贷款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对中部地区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大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影响。健康状况对东、中部地区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健康状况不好, 看病、保健等费用会增加, 从而促进非生存消费增加。医疗保险对中部地区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是显著负向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1. 结论

(1) 基于全样本回归分析, 得到家庭人均纯收入、消费习惯和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有重要影响, 对于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消费水平和不同区域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都有促进作用, 有利于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

(2) 基于不同收入阶层, 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高、中收入的农村家庭的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的影响都是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并且收入阶层和消费水平较高农村家庭表现出更高的收入效应, 而低收入农村家庭, 家庭人均纯收入只对消费水平较低的生存消费影响显著, 收入对低收入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刺激作用不显著。

(3) 除了收入阶层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有重要影响外, 消费习惯、贷款和医疗保险也对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消费结构有促进作用。消费习惯对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的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增加而提高, 总体来说对低收入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最大。贷款对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结构影响存在差异, 对高、中收入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显著正向, 对中、低收入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显著正向, 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村家庭, 贷款能充分释放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需求, 消费水平越高, 贷款对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促进作用越大。在未来面对健康风险时, 医疗保险可以有效降低医疗保健消费的不确定性, 补偿部分医疗费用, 因此, 参加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医疗保健消费, 有助于有效释放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4) 从区域视角来看, 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不同区域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影响程度相近, 对中部地区农村家庭非生存消费影响高于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影响。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受棘轮效应影响最大, 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在短期内不易改变。贷款对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的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都有显著影响, 对中部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结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

2. 政策建议

(1) 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收入是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不同收入层级、不同消费水平、不同区域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都有促进作用。应通过扩大农业生产来提高农村家庭的农业收入, 给农村居民提供从事非农工作的机会来提高非农业收入。对低收入农村家庭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和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来提升农村居民综合素质, 进而提高消费水平和改变消费观念, 也可以鼓励创办村级企业带动农村居民非农就业, 进而提高收入。

(2) 引导农村居民改变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有很重要的影响, 对低收入和西部农村家庭影响更为强烈。农村居民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生活简朴、消费观念落后, 引导农村居民合理、适度消费, 发挥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 从而缩小不同区域农村家庭消费水平, 引导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合理化发展。

(3)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现有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引致效应有限。应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 不仅要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 更要不断完善保险报销结构和范围, 满足不同农村居民的需求, 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 有助于改善农村家庭消费结构。

(4) 大力发展农村信贷业务。信贷对农村家庭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有促进作用, 对不同收入阶层和消费水平农村家庭的非生存消费促进作用不同。应放宽信贷条件, 开发满足不同收入阶层、消费水平的信贷产品, 拉动农村家庭消费, 优化消费结构, 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