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Baker^[1]的《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启示和应用》一文标志着语料库翻译学的发端。这种研究范式以语料库语言学和描写翻译学为基础, 借助语料库及其工具和方法, 在翻译共性、译者风格、翻译规范及翻译教学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 “翻译共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研究是语料库翻译学最重要的贡献, 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概念。在过去20多年中, 这一概念经历了从提出到引起争议、从实证研究到理论解释的过程。翻译共性的基本思想是:翻译的语言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变体, 相对于原语和译入语文本在总体上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特征。翻译共性也许是当代翻译学中最具有翻译学本体理论潜质的概念之一, 这个概念对于翻译学的“独立”地位具有关键作用。本文将在简要评述翻译共性研究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 探讨翻译共性的解释路径和可能的理论模型。

一、翻译共性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翻译共性即“翻译文本而非原创文本的典型特征, 这些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1]。基于这个概念, 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翻译共性特征, 如:简化、显化、规范化、净化、整齐化/集中化、译入语独特性呈现过度或不足及原语干扰等。二十多年来, 对这些翻译共性的实证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2]17-46, [3-4]}。这些共性假设对了解翻译语言特征, 探索翻译过程的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尽管如此, 翻译共性研究仍存在几个瓶颈:其一, 共性概念界定模糊、相互重叠。有的共性定义以形式为标准, 有的以意义为标准^[5-6]。其二, 研究方法缺乏统一的标准或框架。研究者选择的语言特征往往针对语言的不同层面, 有的关注标点符号、词长、句长等形态特征, 有的关注词汇使用, 有的关注短语、句法结构等, 造成不同研究者在对不同的翻译文体特征进行分析时往往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例如, Laviosa^[7]和Malmkjaer^[8]支持简化假设, 而Mauranen^[9]和Xiao等^[10]却不支持简化。其三, 解释性研究严重缺乏, 理论深度不够。大部分研究止于对翻译语言特征的描写和共性假设的验证, 而对于造成这些特征的深层原因缺乏深入挖掘, 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解释框架或理论模型。

二、翻译共性的解释路径和理论模型

尽管解释性研究较少, 但还是有不少研究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语料库翻译研究中发现的一些翻译语言特征加以解释并试图建立理论模型。以下从社会文化、语言学和翻译认知过程三条主要的解释路径来考察这些潜在的理论模型。

1.社会文化解释路径

这一路径主要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 认为社会文化规范、译者选择和读者接受等因素会影响翻译活动, 进而影响译文语言特征。“翻译规范说”和“译者避险说”是这一途径下的两个主要理论模型。

(1) 翻译规范说

“翻译规范”是Toury^[11]61-92、Hermans^[12]、Chesterman^[13]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研究的一个概念, 主要从翻译的社会文化制约角度, 考察翻译文本中译者所作出的规律性选择。胡显耀以Toury的翻译规范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 对翻译汉语小说各个层面的语言特征进行了分析, 以语言层面的操作规范和社会层面的期待规范(传统化与陌生化期待)来解释译者在不同规范下的选择。他认为翻译规范的实质就是特定文化在特定时期内翻译行为的规律性选择, 各种语言文化中规范的异同可以用于解释共性^[2]4。

(2) 译者避险说

Pym提出译者的风险规避意识(risk averse)可用来解释翻译语言的显化现象。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在全新的语境中进行的交际活动, 工作条件、社会地位、交际情境和社会事件等会对译者产生影响^[14]。“文化奖励系统”普遍存在于译者的工作环境中, 因而与其他交际形式相比, 翻译的风险更大。为了避免交际失败, 译者往往有规避风险的倾向。“显化”能够产生更清晰和容易阅读的译本, 因而可达到避险的目的。Simeoni^[15]认为译者的地位也是导致译本显化的一个因素, 如果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地位较低, 则会更加谨慎。Bernardini & Ferraresi^[16]也研究了译者地位与翻译语言特征的关系, 他们通过对译文借词和外来词的使用情况统计分析, 发现译文比原创文本更趋于保守和规范。

翻译规范说和译者避险说以社会文化语境等外在因素解释部分共性(规范化、显化)特征, 认为翻译共性的存在是由于译者根据不同的社会规范对译文进行主动操控从而导致译文存在某些特征, 这两种解释无法说明不同的社会文化中, 不同的规范或译者地位如何能够导致相同的翻译共性？此外, 很多翻译共性特征实际上是翻译文本“去意识化”后的特征^[17], 即翻译过程中译者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意识的、自动翻译的状态, 正是这种状态导致了翻译共性。因此, 单从社会文化途径很难完全解释所有翻译共性特征。

2.语言学解释路径

语言学解释路径聚焦于语言使用和语言类型之间的差异, 将翻译语言特征归因于语域、文体规范、语言类型差异、编辑干预、语言接触等因素。例如, Steiner、Teich、Delaere和de Sutter等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来解释翻译共性, 研究语言类型、语域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Steiner认为, 翻译过程中译者需将原文的语法隐喻先解包(unpacking), 再重新打包。在重新打包过程中, 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将原文全部信息打包,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语言系统类型、文本类型、语域特征、译者的努力和能力及其他因素有关。他将翻译视为一个“语域变体+外语实现”的综合模型, 提出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观和语言类型观来探讨翻译文本的特征。他认为:翻译是一个语域, 译者要去隐喻化, 去除模糊性; 译文中情感标记减少, 译文加长等特征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法去隐喻化过程有关^[18]。这一模型可用于解释显化、简化等翻译共性。

Teich^[19]、Delaere & de Sutter^[20]、Kruger & van Rooy^[21]等发现规范化和原语干扰与语域特征相关。Delaere & de Sutter^[22]发现语域差异对译文的影响大于原语差异, 甚至可能抵消原语的影响。Delaere等^[23]、Kruger^[24]发现编辑干预对翻译语言显化、简化和规范化的影响。庞双子和王克非^[25-26]从语言接触的角度, 对翻译汉语中显化现象进行历时考察, 发现翻译语言接触可以对译入语的显化程度产生影响。胡显耀和曾佳^[27]从语言类型距离角度研究造成共性的原语干扰。

这些研究说明去隐喻化、语域、语言类型、编辑干预、语言接触和原语干扰等因素与翻译共性存在关联, 拓宽了翻译共性研究的视野, 但并不能证明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导致翻译共性, 也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些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将翻译视为一种语域变体有利于进一步精细化描写翻译语言特征, 但并不能解释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更重要的是, 语言学路径的解释几乎不涉及译者自身的因素, 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角度。

3.翻译认知过程解释路径

社会文化路径关注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学路径聚焦于翻译产品, 而从翻译认知过程的角度解释翻译共性则主要关心翻译过程。这一路径主要有两个理论模型:关联理论模型和“引力假设”模型。关联理论模型主要研究意义的“隐”与“显”, 进而解释翻译语言的显化和隐化现象。引力假设以认知语法和双语表征理论为基础, 探讨翻译过程的双语认知机制, 从而对一些翻译共性作出解释。此外, 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翻译过程研究也为翻译共性提供了一些解释^[28]。

(1) 关联理论模型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交际过程中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 言者意图不是由语言原则而是认知原则控制的^[29]。关联理论将翻译视为一种推理交际行为, 提出翻译本质上是译者在原语认知语境与译入语认知语境中寻找最佳关联的过程。与交际的因果效果(cause-effect)相似, 译者可以评估译文能否获得接受者的认可。翻译过程中, 语言差异只是交际的障碍之一, 原语与译入语认知语境的差异才是最大的阻碍。因此, 当译者认为一个信息值得传达时, 可能会采用补偿手段来弥补语境差异, 而最常见的补偿手段之一就是“显化”。

Elisabet-Titik^[29]认为传统语言学基于语言编码和语境推理(encoded/inferred)划分的“显/隐”不合理, 导致显化研究的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她将关联理论中意义的“明示”(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概念用于显化/隐化研究, 把显化定义为:将意义从“暗含”转为“明示”或将“明示”转为“更明示”; 前者是范畴的显化, 而后者是程度的显化。反之, 将意义从明示转为暗含及将暗含转为更隐, 则被称为“去显化”(de-explicitation)。翻译过程中, 译者将原文中的明示语义通过语言编码手段(如增加连接词、使用下义词代替上义词等)变得更显化, 属于程度显化; 而将原文中暗含的语义在译文中表达出来属于范畴显化。显化和去显化是译者构建交际线索的资源^[29]。程度显化可以解释翻译文本中连接词增多、下义词代替上义词等特征; 而范畴显化则更复杂, 需要参照原文本, 而基于可比语料库的显化研究无法得知有哪些显化是原语中暗含意义转化而来的。

Alves & Goncalves^[30]3-24试图建立一个翻译推理过程模型, 用来解释翻译语言的现象。翻译过程被视为在一对翻译单位之间寻找解释相似性的持续、反复过程^[31]。他们将关联理论中“程序—概念(procedural/conceptual)编码”用于研究译者对不同编码信息的处理过程。程序编码信息由非开放形态编码, 如否定、时态、词序等, 而概念编码信息由开放词类编码, 如动词、名词、形容词等。Alves & Goncalves^[30]19-20发现译者在处理不同编码信息时有不同的处理过程:原文的程序编码信息容易识别, 因此, 译者决策发生在语言结构层, 不同译者之间具有相似的推理过程; 而概念编码信息主要靠语境推理, 所以译者决策是以语境为导向, 受译者个体因素影响较大。这一研究有利于构建译者动态认知模型, 探索翻译过程中译者为达到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解释相似性而采用的策略和问题解决过程, 解释明示与暗含在不同认知环境中的表达。然而这些研究尚未深入探讨翻译共性特征与译者决策之间的具体关系, 也缺乏大规模的语料库实证研究支持。

Gutt认为关联理论是一种解释翻译现象的理论^[32], 将交际的推理本质和意义的“显/隐”概念用于翻译共性研究, 将译者与原文、读者与译入语语境关联,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译者为达到交际目的而对原文意义的或显或隐的处理, 但是这一理论关注语境和推理, 侧重于研究语言的非字面意义表达与传递, 对翻译个性特征具有解释力, 能否解释其他共性特征尚待深入挖掘和实验研究。关联理论模型虽然探讨了译者的认知行为, 但并未探索译者作为双语者的认知机制与其他言语交际行为的区别, 没有探究翻译行为的独特性。House认为合理的解释模型应以语言文本和译者认知为核心, 解释和描述译者双语大脑的认知机制和翻译过程^[33]4。

(2) “引力假设”模型

Halverson^[34]在《翻译共性的认知基础》一文中构建了一个解释翻译共性的认知语言学模型。她认为语言系统间语义构造的不对称性导致了翻译语言的共性特征; 而如果不对称性降低(即语言之间相似性提高), 则会出现与共性相反的特征。Halverson将认知语法理论框架中的图式网络、认知突显和不对称性等概念用于解释翻译共性, 结合双语语义表征理论提出了“引力假设”(gravitational pullhypothesis)模型。这一假设可用于解释简化、规范化、净化、传统化、译入语特征夸大以及Toury的标准化提高法则^[11]267等。

认知语法理论将语义结构看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由符号单位通达的图式网络, 网络中某些节点和关联比其他节点更为显著和重要^[34]。有三种因素决定某一节点的突显程度:一是认知域, 通常空间、视觉和感知域强于抽象域。二是图式化程度, 通常基本层次范畴(如table)强于其上层(如furniture)或者下层范畴(如coffee table)。三是固化的程度, 即被激活的频率。语言使用事件中, 突显的语义项或结构更容易被选择和使用。译者双语大脑中的两层表征(词汇和概念)也存在不对称性, 高突显的节点和关联在翻译中容易被选择, 并随着使用频次的增加而固化下来。翻译过程中, 原语文本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激活一个语义网, 其中也包括译入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在网络中高突显的结构会产生引力作用, 导致与这些高突显相对应的译入语结构在译文中过度使用。简化假说中关于译文偏好使用上位词和常见同义词的现象及译者对高频词的偏好等可能反映了高级图式与原型的引力作用。语法结构的原型的引力作用也可以解释传统化的一些发现。

Halverson^[35]通过英语—挪威语的翻译实验证明了她的假设模型, Hareide^[36]也在西班牙语译文中验证了这一假设。不过, Halverson也强调引力作用并非决定性作用力, 其他控制因素增强的情况下, 引力可以被克服。例如Toury的翻译专有词项现象^[11]206可能受文本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诸如原作者身份、译者角色、L1与L2的距离、翻译方向、原作者在译入语文化中地位等。所以认知语义结构及其引力作用并不是一个闭合系统, 文本和语境因素等也在既定翻译事件中起作用, 但就翻译共性的成因而言, 认知因素要多于社会因素^[34]。

(3) 跨学科的翻译过程解释路径

翻译是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复杂认知活动, 对翻译语言特征的解释必然不能仅聚焦于某一方面。既不能忽视社会文化的影响, 也不能过分强调译者主体性, 翻译研究应该将语言—文本和译者大脑(认知)结合起来^[33]4。跨学科性是翻译研究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 例如双语研究^[34]、编辑研究^[23]等, 已经对造成翻译语言共性特征的原因、认知机制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翻译过程研究(TPR)结合了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行为科学及神经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其研究成果, 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探索翻译共性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目前看来, 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供借鉴。

其一, 直接聚焦于翻译过程和译者大脑。翻译过程研究借用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些手段和方法, 通过观察译者翻译过程, 获得一些新发现。例如, 关于翻译方向的研究发现译入(母语)和译出可能具有不同的处理路径, 译者翻译过程中存在翻译偏好路径(translation preferential pathways), 而低频词的使用会耗费更多的检索资源^[37]。这些研究可以解释译者的一些选择行为, 例如高频词的超用等。

其二, 提倡整体认知观。研究发现, 翻译行为不是独立于其他认知活动的, 而是嵌入于译者整体认知活动之中^[38], 因而倡导4EA(embodied, embedded, extended, enactive, affective)的翻译认知研究, 将译者的工作环境、译者情绪、性格和态度等多方面因素纳入研究之中, 为全面了解翻译过程, 解释翻译现象提供可能。虽然翻译过程研究目前存在理论构建滞后、研究方法上生态效度低、研究设计可重复性不足、取样不合理等问题, 但是不难看出, TPR仍具有广阔的前景。

三、结语

本文详细回顾了三个主要解释路径及这些路径下重要的理论模型, 这些模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部分翻译共性特征具有解释力, 但均存在各自的一些局限或不足。

社会文化层面的解释, 将翻译视为一种选择行为, 与普通创作的区别是原文的限制和交际目的、意图的不同。这一路径将共性研究视野拓宽到外部因素, 把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 使得翻译共性研究摆脱了纯产品研究。然而, 社会文化的解释路径涉及多种多样的影响因素, 难以掌控, 不利于实证研究证实或者证伪。

从语言层面解释翻译共性, 将语域, 语言类型、文本类型、语言接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用于翻译研究, 增加了翻译共性研究的限制条件和控制因素, 进一步精细化了翻译共性研究, 弥补了以往可比语料库研究范式的一些不足。然而, 去隐喻化的观点只能解释部分共性, 这一观点没有可供验证的实证模型。从语言系统差异、语言类型距离等对比语言学角度的解释只与特定两种语言相关, 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跨语言翻译共性。

从认知和翻译过程角度解读翻译语言的隐与显则为我们探索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交际行为、认知活动及双语表现等提供了理论假设和模型。Halverson的引力假设模型探索了语言认知结构的不对称性和双语大脑机制, 对很多共性特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 她的研究提供了可用于实证的研究框架。当然, 这一假设和理论模型还需要其他语言(如汉语)的研究来检验和丰富。

总体而言, 对翻译共性的解释研究目前仍缺少公认的理论模型, 尤其是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证实或证伪的模型假设。就现有的研究来看, 造成翻译共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语言系统、翻译认知交际行为的语境、社会文化、译者个体、翻译活动的参与者等。这与翻译本身具有的复杂性有关。我们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或者理论假设全面解释造成共性特征的原因, 仍需要对比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双语研究和翻译学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探索文本、语境和认知相结合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