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省武汉市出现并迅速蔓延至全国。2020年1月26日, 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的通知》, 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 目的是减轻疫情所致的心理伤害并促进社会稳定^[1]。心理危机干预是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都分, 在突发事件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同时, 加强突发公共事件期间公众心理危机的疏导与干预是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培育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题中之义。

一、问题的提出

心理学家卡普兰(G.Caplan)从1954年开始对心理危机进行系统研究, 并提出心理危机干预理论^[3]。他认为, 当个体面临困境且惯常处理问题的方式及支持系统不足以应对困境, 即必须面对的困境超过个体能力时, 个体便产生暂时性的心理失衡, 这种失衡状态就是心理危机。心理危机的特征是高度紧张并伴之以焦虑、挫折感和迷茫感^[4]。按照心理危机的刺激源可以把心理危机划分为两种类型:成长性危机和环境性危机。其中环境性危机是源自外部事件所引发的心理危机, 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5]。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个体或群体间产生的焦虑、挫败感、迷茫、紧张等负面心理反应属于环境性心理危机。研究探索事物发生的因果关系, 增强人类对事件的确定性认识是实证研究的使命。因此, 探寻环境性心理危机的影响因素, 并对心理危机进行有效的疏导与干预是缓解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心理伤害以及保障公众心理健康的必要前提。

学界对心理危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与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具有同步性, 即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通常引起学界对心理危机的探讨。已有研究为心理危机的进一步深入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基础。研究内容上, 研究者主要从突发公共事件性质、个人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探讨心理危机的影响因素。其中, 突发公共事件的新异性、可控制性和可预见性等事件性质被认为是心理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6]。而个人人格特征、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态度与认知以及是否经历过类似的突发公共事件等是影响心理危机的个人因素^[7]。此外, 社会支持和政府信任是社会环境层面影响心理危机的重要因素^[8-9]。对突发公共事件性质和个人因素的研究中, 已基本达成较为一致的观点, 但对影响心理危机的社会环境因素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研究方法上, 现有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主要在概念梳理、现状描述、理论探讨和逻辑推理层面进行探讨, 定量研究方面尚缺乏, 目前从文献中查到的仅有少量以“非典”事件为例对心理危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定量研究^[10]。研究视角上, 现有研究主要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心理危机进行研究。然而心理危机与突发公共事件相伴而生, 心理危机疏导与干预已经成为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

综上, 本研究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的现实背景,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探析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下影响公众心理危机的社会环境因素, 并聚焦于公众的政府信任和社会支持两大社会环境因素。

二、研究假设 1. 政府信任与心理危机

政府信任是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和行为的一种心理认同及评价态度^[11]。心理危机主要是由于处境的不确定和未来的不可预期导致个体自身现有能力无法应对困境而产生的心理失衡状态。因此, 自身无法胜任当前处境的个体转而寻求外部力量以应对目前困境。突发公共事件中, 政府信任主要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管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和制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措施等行为的认同与评价态度。当公众对政府的应急管理行为产生认同时, 其应对困境的信心会随之增强, 进而减缓心理失衡程度, 即缓解公众的心理危机感。反之, 政府信任的缺失会加剧公众的焦虑与不安, 进而引发哄抢物资、谣言四起、民众恐慌等负面事件, 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 社会信任或政府信任的缺失被视为是产生心理危机或者心理恐慌的重要原因^[8]。

综上, 本研究提出假设H1:公众对政府信任与其心理危机呈反方向变动。即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越高, 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态度更为积极乐观, 进而减缓心理危机。

2. 社会支持与心理危机

“社会支持是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12]社会支持包括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 非正式社会支持是指亲人、朋友、同事和领导等非正式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物质和精神手段对公众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行为。本研究主要探讨非正式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危机的影响。相较于政府信任, 学界关于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的影响尚未形成共识。部分学者认为, 获取多维度社会支持的人群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而良好的人际交互可增加心理危机感。人际交互的过程中易于营造出特定的社会心理氛围, 与突发公共事件相关的主题内容被反复传播, 对个体造成心理暗示, 最终加剧了恐慌等心理危机^[13]。另有部分学者认为, 拥有较高社会支持的人更能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渡过难关。关于社会群体应激的研究也表明, 与他人共担应激情境风险时, 应激情境的消极影响将会大大减弱^[14]。社会支持与政府信任类似, 是个体获取外界支持的重要途径之一,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 个体因无法与困境抗衡而产生心理危机, 进而采取寻求外界支持的策略。因此, 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具有一定的抵御作用。

综上, 本研究提出假设H2: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公众心理危机具有抵御作用, 即公众获得越多的非正式社会支持, 其心理危机表现越不明显。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本研究的调查无法按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样本, 故此, 由经过培训的17名成人高等教育学生采用网络填答法对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和采集样本数据。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均为在职人员, 其所在工作单位与城市具有一定的异质性, 保证调查数据更为随机、科学。问卷调查实施时间为2020年2月2日至2020年2月21日,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1 801份, 问卷回收之后, 剔除32份回答不完整或者结果雷同的样本, 共得到1 769份有效问卷, 占回收问卷的98.2%。

2. 变量说明与因子分析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心理危机, 而目前学界对心理危机的定量研究尚未成体系, 对于心理危机的测量主要从焦虑、怀疑、创伤性和抑郁等几个维度进行^[15]。本研究借鉴景怀斌和胡斌对心理危机的测量方法^[10], 分别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16]的部分题目测量抑郁情绪, 事件冲击性量表(ISE-R)^[17]的部分题目测量创伤性, 症状自评量表(SCL-90)^[18]的部分题目测量焦虑情绪, 并增加公众怀疑心理的测量内容。询问被调查者对以下12个陈述的认可程度:“担心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即使家属和朋友帮助, 仍然无法摆脱心中对感染染病的担忧”“因为疫情而睡眠情况不好”“神经过敏, 心中不踏实”“感到紧张或容易紧张”“感到坐立不安、心神不定”“觉得疫情会再次重演”“周围的事物总令我想起疫情”“怀疑周围的人可能就是感染者”“怀疑武汉市民, 并远离武汉市民”“避免与其他人的接触, 认为接触会增加感染风险”“总是会控制不住在网上搜索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信息”。回答赋值为“1=完全不符合; 2=比较不符合; 3=中等; 4=比较符合; 5=完全符合”。最后, 通过因子分析的方式构建心理危机的代理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政府信任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突发公共事件中, 政府信任一般由两大方面构成, 即公众对政府发布信息的信任度和公众对政府采取应对措施的信赖程度。根据政府的层级不同, 政府信任被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因此, 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主体的信息和举措的信任程度进而测量政府信任。具体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于中央政府所发布的‘疫情’公告的态度是什么”以及“对于地方政府所发布的‘疫情’公告的态度是什么”, 回答赋值为“1=完全不相信; 2=比较不相信; 3=中等; 4=比较相信; 5=完全相信”。另外, 询问被调查者对“防控疫情的治理政策与措施, 使我更相信中央政府了”“防控疫情的政策与治理措施, 使我更相信地方政府了”以及“防控疫情的政策措施极其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等陈述的认可程度, 回答赋值为“1=完全不符合; 2=比较不符合; 3=中等; 4=比较符合; 5=完全符合”。

此外, 本研究关注的是公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 因此主要询问被调查者在困境中是否分别得到来自亲人、朋友、同事和领导的情感和物质上的帮助, 回答赋值为“1=极不同意; 2=稍不同意; 3=同意; 4=一般同意; 5=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则非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以此测量公众获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情况。

(3) 控制变量

如前所述, 个人因素和突发公共事件都是影响心理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 研究将性别、出生年份、受教育程度、职业、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等个人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此外, 将新冠肺炎疫情中被调查者所在地的省份^①(1=湖北或广东或河南; 2=其他省份)、城乡属性(1=城市; 2=城镇; 3=农村)作为控制变量, 尽可能控制突发公共事件性质对个人心理危机的影响, 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① 省份变量根据2020年2月21日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情况进行分类。其中, 湖北、广东和河南累计确诊病例数为当日排列前三。

(4) 因子分析结果

本研究使用SPSS 22.0分析心理危机、政府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三个变量中指标的信度。经分析,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9、0.802和0.869, 均大于0.80, 说明三个变量的指标内在信度良好。同时利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测量三个变量中所含指标的结构效度, 经检验, 三个变量指标的KMO值分别为0.878、0.698和0.861, 均大于0.6, 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 小于0.05, 意味着心理危机、政府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指标之间存在较好关联程度, 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心理危机、政府信任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公因子, 并通过正交旋转法得到各因子的载荷值。以特征根大于1为标准提取心理危机、政府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公因子, 分别对总体方差变异的68.55%、77.51%和70.36%信息进行解释。在公因子指标包含的具体内容基础上将其重新命名(见表 1), 同时根据每个变量的公因子旋转后得分及旋转载荷平方和方差累计百分比计算心理危机、政府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得分。

3. 模型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本研究设计的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均属于定距变量, 因此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评估, 模型设定如下:

(1)

其中c、s分别代表核心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与非正式社会支持, 其估计系数α₁和α₂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根据研究假设, 预期α₁和α₂均为正数。此外, CV是控制变量, ε是随机扰动项, α₀是常数项。

表 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研究中将全报告百分比及频数; 年龄=2020-出生年份; *、**、***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水平上显著部样本依据心理危机得分的均值划分为“低心理危机”和“高心理危机”两个组别, 并且进行不同组别之间的对比。数据显示, 公众对政府发布信息和措施的信任都与心理危机存在相关关系, 尤其是对政府发布信息的信任与公众心理危机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不同类型与心理危机的相关程度不同, 其中业缘性社会支持与心理危机的相关度最高。此外, 性别在心理危机的分组之间也存在显著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回归结果

表 3报告了模型回归的结果。根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 在没有其他控制变量时, 即式(1)中CV=0时, 政府信任的系数为-0.044, 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政府信任显著减缓公众心理危机的产生; 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系数为0.050, 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非正式社会支持显著增加公众心理危机感。模型(2)将城乡属性、省份、性别等控制变量同时纳入式(1)后, 政府信任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的影响依然显著, 政府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 并且影响的方向保持不变, 即政府信任显著降低了公众的心理危机, 而非正式社会支持显著增加公众的心理危机。由此, 假设H1得到验证, 而假设H2不成立。

非正式社会支持依靠个体长期亲密接触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社交接触, 个体获得更多非正式社会支持则意味着其与领导、同事、朋友和亲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交接触愈加紧密。由于进行问卷调查的时间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恶化的严峻时期, 个人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给予的互助性作用相对薄弱; 与之相反, 亲密的社会网络和社交接触可能加剧个体对与其有重要关系的他人的担忧, 进而增加个体的心理危机。此外, 新冠肺炎存在明显人传人的特点加剧密切社会关系群体的恐慌心理。另一方面, 突发公共事件发展过程中经常伴随着社会谣言的产生, 非正式信息渠道易产生或扩大社会谣言的影响, 进而增加公众的心理危机感。相反, 政府官方渠道的正确信息是防范与击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谣言的重要力量, 是稳定民心的重要途径。因此, 这也合理解释了本研究的回归结果。

在控制变量中, 性别、教育程度与心理危机具有显著的相关, 说明心理危机水平在不同性别和受教育程度者之间均存在差异, 其中受教育程度越高, 个体产生心理危机的可能及心理危机的水平越低。

2. 多重共线性与内生性

(1) 多重共线性问题

回归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即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各解释变量之间相互影响, 进而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本研究通过评估模型中变量的VIF值检验回归模型的多重线性问题。VIF值的取值区间为1~10, 值越靠近1时, 则代表模型的多重线性问题越不严重。从表 3的结果可知, 模型(1)和模型(2)各个变量的VIF值均在1.035~1.867之间, 因此, 本研究认为该回归模型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该回归结果较为准确地刻画了政府信任、非正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危机之间的关系。

(2) 内生性问题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个体的政府信任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危机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是, 从严格意义上说, 这种显著关系并不能说明因素之间有因果关系, 因为可能存在其他的解释。如对于其他可能影响心理危机水平的因素尚未加入控制变量中; 心理危机越低的个体可能政府信任水平越高或者非正式社会支持越低, 即存在一种“自选择”机制, 可能存在心理危机反方向影响个体政府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情况等。上述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导致回归模型评估结果的偏差以及不一致。

因此, 可通过两种方法评估回归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一是评估回归模型的Durbin-Watson值。Durbin-Watson值的取值范围为0~4, 取值越靠近2, 则代表残差项之间愈不相关。从表 3结果可知, 模型(1)和模型(2)的Durbin-Watson值分别为1.876和1.881, 均接近于2, 因此, 有理由认为该模型的内生性并不严重。二是评估模型的标准化残差值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经检验, 模型(1)和模型(2)的标准化残差与政府信任、非正式社会支持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综上所述, 有理由相信该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的现实背景, 聚焦于两种影响公众心理危机的社会环境因素——公众的政府信任与非正式社会支持, 通过网络调查法获得个人微观数据, 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定量考察了政府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公众心理危机的影响效应, 这是对心理危机研究的主要贡献所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 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中,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显著缓解公众的心理危机感, 而公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则显著地增加了心理危机感。政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是公众应对心理危机的重要外部力量, 突发公共事件暴发的初期阶段, 依靠官方信息和防控政策建立的政府信任有利于公众减缓心理危机的产生。与之相反, 来自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支持可能成为谣言和心理危机的放大镜, 增强公众的心理危机感。研究的意义在于, 通过定量的方法回答公众的政府信任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心理危机的影响度, 加深对公众心理危机及其社会环境影响因素的认识, 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一, 增强政府信任, 降低公众心理危机风险。疫情初期政府强有力的举措和可靠的信息是抵御公众心理危机的有效途径。因此, 政府应及时、准确地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发布具有正确导向的信息, 正确引导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发展态势的认识与判断, 防止社会谣言对公众心理的负面影响, 并及时对公众心理危机进行科学的研判和干预。政府信任既来源于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可信度, 同时也取决于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举措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就长期策略而言,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任的建立是对政府执政能力和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考验。政府应该加强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研判与预案研究, 建立长期稳定的公共危机联防联控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 以此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此外, 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专业精神卫生机构、工会和基层社区等社会主体的正式支持作用, 优先、妥善干预重点区域和重点群体的心理危机, 如女性、医务工作者、返工的非城市户口人员等的心理危机。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心理疏导与干预网络。

第二, 防范非正式社会支持在突发公共事件初期的负面影响。个体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对公众心理危机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政府应加大心理疏导与心理危机干预的力度, 防止心理危机在一定的非社会网络蔓延和扩散。提高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及其心理危机的认识, 普及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与舒缓心理危机负面影响的常识是科学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途径之一。尤其需利用多种途径加强广大基层社区(村)和工作单位的作用, 通过各种宣传和教育, 将心理疏导与干预延续到复产复工阶段并融入各复工复产人员中。

尽管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对心理危机的社会环境因素进行了研究, 但也存在采用的调查数据方面的缺陷。一方面, 特殊时期通过网络平台发放调查问卷, 无法确保数据完全符合概率抽样的要求; 另一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仅是突发公共事件的类型之一, 因此结论对于其他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是否成立仍有待探讨。此外, 数据采集的时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高峰期, 其属于卡普兰危机理论的第二阶段, 即当事人面对失衡的现状开始具有求助动机, 但是该阶段的求助会进一步增强当事人的焦虑情绪^[19]。景怀斌和胡斌对“非典”时期心理危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 社会支持性因素对心理危机的影响发生在非典的后期^[10]。也就是说, 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的影响可能存在突发公共事件不同阶段的差异性。这些都是后续研究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