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自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之后，围绕这个新概念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专门对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进行了改革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符合开放发展的理念，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扩大高水平开放，为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系统角度理解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系统，从系统论角度看，一个系统可从“要素—结构—功能”这三个维度进行解构^[2]。从系统构成要素看，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组成。不同时代，生产力系统要素内涵变化不同，新质生产力从要素上看，既要有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能的新型劳动者，还要有诸如海量数据和信息可以被有效地收集、处理和利用的新型劳动对象，更重要的是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诸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机器人、物联网、自动化制造设备等迭代涌现的新型劳动工具。

从新质生产力系统的结构看，新质生产力是以新型要素优化组合形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现代化产业的体系构成正是新质生产力的结构体现。与一般意义产业体系的一次产业、二次产业、三次产业构成的三次产业体系分类相比，以技术成熟度为主要划分标准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的产业体系，更能体现出新质生产力的新型要素内涵和创新的本质特征，其中，处于孕育和萌芽期的未来产业涉及到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重点方向和领域^[3]。近些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202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3%；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往往是处于成熟期，一般是产生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处于支柱和主导地位^[4]。总体而言，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增加值占比大约80%。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直接体现在通过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还体现在以新一轮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从而促进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从新质生产力系统的功能看，则体现新型生产要素和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带来的生产能力提升和效率改善，体现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进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内在统一地把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安全发展。具体而言，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指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综合要素指资本、劳动、能源及其他要素等两种或多种要素的组合，全要素生产率全面体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二、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短板”

首先，从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看，在劳动力要素方面，总体上我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是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还存在短板。例如，2023年科睿唯安统计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共6 849位，美国、中国占比分别为37.5%、17.9%，美国约为我国的2倍；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要素投入看，2023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33 278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64%，其中基础研究经费2 212亿元，占R&D经费支出比重为6.65%，总体上基础研发经费投入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从专利角度看，我国在应用型专利方面具有优势，2023年全球PCT专利申请共27.26万件，但在基础性、原创性、前沿性技术创新方面仍有不足。如果我们把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要素来理解，尤其是算力产业，它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很重要一个基础设施。在算力产业链上，无论是芯片、存储器、操作系统还是云计算，我们都存在着明显的短板。2022年芯片进口额4 156亿美元，占全球72%；2022年我国购买的存储器占全球市场的30%，而自给率不足10%。

其次，从新质生产力系统的结构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遵循一般意义现代产业发展的规律，沿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又要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形成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协调性、安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产业体系。所谓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性，意味着产业体系包含多个不同领域和层面的产业，从而构建一个全面的产业生态系统；所谓先进性要求产业体系在技术、管理、创新、制度等方面具备国际领先水平，安全性关注产业体系的安全和可靠性，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具备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特点；协调性体现了不同产业领域之间、区域布局之间和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和协调运作；包容性强调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普惠性和社会责任，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开放性展现了一个国家产业体系与全球环境的互动和融合程度。总体上我们通过设计指标体系，构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六维评价指数，然后进行国际比较。2019年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表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梯队，中国正处于从第二梯队向第一梯队攀升的阶段。2019年中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得分为0.54，低于第一梯队的美国(0.68)、日本(0.64)和德国(0.62)，处于第二梯队的领先水平。其中，完整性在全球遥遥领先，但在先进性、开放性和安全性有差距，尤其是先进性甚至不足美国和日本的二分之一。总体上从新质生产力承载的产业体系看，先进性、开放性和安全性是我们的短板，完整性是我们的最大优势。

最后，从新质生产力系统功能看，我们聚焦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推进，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快速提升。虽然经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1998年、2008年呈现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波动的谷值特征，但1992年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5.7%。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达到6.2%。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显著提升均与改革开放红利密切相关。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急速下降，并在之后多年持续徘徊在1%左右的水平。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骤降至-1.4%，2021年又有所恢复。我国人均GDP还相对较低，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改善潜在增速。这样才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三、以高水平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实现生产力系统从传统向现代的跃迁，关键路径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需要集聚创新要素推进产业体系先进性的提升，通过推进高水平开放打破创新要素流动壁垒，以全球资源配置激活本土创新潜能，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一，营造有利于集聚全球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一流的国际化营商环境。这要求主动对标高标准的市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具体而言，关于人才要素，要积极探索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可以考虑针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领域设立外籍人才配额的“科技移民”专项计划，参照上海张江科学城建设国际科学家社区，集成签证、教育、医疗等便利服务，考虑对顶尖科学家实行“一人一策”税收优惠；关于技术要素，建设全球新型要素交易市场，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科技期权交易、碳金融衍生品等新型交易品种，主动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领域先行先试，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升级，考虑探索设立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中心，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5]，吸引全球数字巨头参与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在推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要充分发挥我国庞大市场需求、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产业配套体系的优势，为跨国公司创新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推动电信、医疗等领域扩大开放，开展放宽科技创新领域外商投资准入试点，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要培育全球产业新生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三角驱动的未来产业发展机制，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全过程全球化创新链，尤其是聚焦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领域，建设跨境产业链，打造开放型产业创新集群。具体从研发环节看，一方面要加快全球研发网络构建，鼓励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实现“逆向创新”技术溢出。另一方面，要支持本土企业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抢占尖端技术制高点。

第三，使自贸区成为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平台。要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以自贸区试验经验为基础，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6]。具体而言，对标CPTPP、DEPA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自贸区进行数字贸易、知识产权、国企中立等领域的压力测试，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治理体系；深化跨境数据流动试点，在自贸试验区建立“数据海关”，分类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探索建立数据确权、交易、安全流动制度框架；通过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度，定向放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技术准入；依托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等平台，发展“两头在外”的离岸研发与制造；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发挥香港、澳门在以高水平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