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过时性”是安德斯物化批判思想的核心议题。安德斯的物化批判思想在他从“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到“技术拜物教”的批判历程中出场并逐渐走向成熟。依照各项技术对人的肉体和灵魂进行物化的逻辑进路，透析机器技术对人肢体的物化、大众传媒对人眼睛和耳朵的物化、核技术对人情感和意识的物化、“人体工程学”对人类本质的物化，能在历时性上展现安德斯物化批判思想的演进脉络。安德斯的物化批判思想带有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惯有的悲观底色，却也凭借对受众劳动的发掘照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

数学不仅仅是数学工具方法，而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物”之物性的规定。数学形而上学不是狭义的数学学科或者方法，而是强调“数学的东西”面对世界的先验“筹划”。数学之所以能够对“物之物性”进行形而上学“先验”规定，得益于数学超脱经验事物的“纯粹理性”形式。不论数学纯粹理性的抽象形式多么超越现实，其根源还是要到人类生存的技术实践活动中找寻。数学超脱抽象形式之下透射出其揭示、构造外在世界的技术筹划本质，这也是“非自然”的数学何以能够有效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深层原因。

人工智能体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产生了责任鸿沟的问题，一些学者提出建构复合责任实体对智能体行为负责。实体是由多成员构成的，分布式的代理意味着分布式的责任，智能体能否像其他成员一样负责变得至关重要。按照传统的责任范式，人工智能体不具备责任主体的属性。关系主义提供了新的责任范式，在人机交互的关系模式中，受动者可以根据智能体的行动表现赋予其准责任归属主体的地位;但负责的关键不仅在于智能体的主观体验，更在于实际的权责平衡，“虚拟惩罚”不足以使智能体获得准责任承担主体的地位。必须超越虚拟惩罚，通过“补偿受动者”等方式使智能体真实地承担责任。

当代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类关于自我的理解，但传统人文主义与新兴技术的碰撞与交融诞生的各种形式的超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及其复杂关系又成为人类理解自我的重要障碍。一种清晰区分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新人类主义哲学谱系可以以人类中心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被建构。其中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人文超人类主义、悲观技术后人类主义和技术超人类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存在人文后人类主义和人文—技术后人类主义两种立场;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乐观技术后人类主义。三种立场之间既相互对立又存在内在关联，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将为深入思考技术将人类带往何方的问题提供基本的概念框架。

企业创新性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初创企业创新性的成因。基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的47个国家样本，采用fsQCA技术探讨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微观资源因素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国家政策的创业支持、社会文化的创业支持三个宏观制度因素对初创企业创新性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初创企业创新性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资源—制度组态驱动模式，即政策支持资源驱动型、政策支持文化导向型和经济支持能力驱动型。研究结论能够启发创业者如何利用资源开展创业活动，同时对于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创业政策方面具有参考价值。

随着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房地产业转型逐步提速，房地产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程度逐渐加深，科学衡量两个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变得尤为重要。基于GARCHSK模型和DY溢出指数模型，分析了房地产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溢出机制及各阶矩风险溢出，聚焦高阶矩风险溢出。研究结果表明，两市场间存在具有显著时变特征的双向风险溢出;多数情况下，房地产市场是风险的净传递方，且对不同绿色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情况有所不同。根据研究结果，围绕市场监管者、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绿色金融投资者三个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任务导向的社会组织党建实践缺乏针对高质量的图景识别，一定程度导致对有形而非有效的关注。破解社会组织党建的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局亟待回应“何为高质量党建的应然样态”。为此，跳出传统宏中观的分析定式，在“嵌入”与“统合”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统纳式”社会组织高质量党建新模式。同时，纳入“过程”维度以调和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逻辑，构建起“结构-功能-过程”的理论框架，继而从系统结构关系、功能维度呈现、动态周期过程三维度微观呈现了统纳式党建的应然图景。“统纳式”党建应体现结构上的系统性、关系上的柔性化、流程上的动态性，具体可通过“结构”维度的组织群域关系、“功能”维度的多维要素呈现以及“过程”维度的不同生命周期得以阐释。

“数字法治政府”不仅是依法治国建设的战略延伸，亦是我国政府在数字时代自我革新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不仅关乎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成效，也影响着公民对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性评价。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时代背景出发，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政府信息公开之于公民法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对公民法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公民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对政府法治水平的评价，会因地方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系统性的差异;权利保障度在政府信息公开和法治满意度的关系链条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注意力分配视角，以2003—2020年地级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精确断点回归设计实证考察了“十一五”规划中的强制性减排政策对地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强制性减排政策对地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多种稳健性检验均得出一致结论;强制性减排政策提升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注意力和降低了经济增长注意力，通过“一升一降”优化了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进而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地方官员晋升激励越强和公众参与程度越高，强制性减排政策对地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越明显。研究结论可为新时期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乃至完善国家环境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启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正处于冲刺时期，“演进韧性”视角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有效衔接”的解释框架及作用机理。以“有效性”视角提炼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学理意涵，嵌入与之合意的“演进韧性”新型范式，并以其“适应性循环”系统中的“开发”“保护”“释放”“更新”四个阶段和“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指标，考察湖南省G村的脱贫与振兴衔接历程，同时厘清其演进循环中的不同作用机理等。研究发现，“有效衔接”内含一套非线性、情境化、循环式的“演进韧性”逻辑机理，乡村经历了自然周期性“循环”和情境联动式“逆循环”，从而构建可持续演进的复杂适应性“交叉循环”系统。通过“演进韧性”解构“有效衔接”的内在学理和发展机理，为长效减贫工作提供系统思路及创新路径。

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生效，“告知—同意”和最小必要原则被确立为日常个人信息收集中的基本原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应急状态，让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暂时地突破常规原则的限制，呈现与日常规则相悖的特点。公权主体基于法定职责、公共利益和紧急权力有权推行此类特别信息处理措施，但要受到法治原则的约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收集行为的法治化框架由收集主体、逻辑模式、收集范围和收集标准四部分构成。国家机关和授权组织是实施主体，收集措施应遵照法定收集的逻辑模式。一般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都属于法定收集的范畴，但对后者需采取特殊保护措施。以人群和空间为标准可将收集对象划分为强相关、中相关、弱相关三类，强相关性主体适用法定收集、中或弱相关性主体适用同意收集。

《美墨加协定》第32.10条强行赋予缔约方不得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单向性义务。从性质上讲，该条款属于“驱逐”条款，而非“退出”条款，目的在于迫使缔约方与中国作切割，因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目前都未正式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政府官员也毫不讳言将此视为孤立中国的“毒丸条款”。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出的涉华贸易制裁新措施，我们需要正视“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背后的法律逻辑和随之而来的救济难度。在美国力图架空WTO规则的背景下，解析“毒丸条款”的非法性对于我们认清贸易保护主义本质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积极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来化解涉华贸易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在欧洲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各种共产主义思潮蓬勃兴起的背景下为科学阐释共产主义思想而逐步形成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确立为全面性和自由性的统一，其中的全面性包括全体人的共同发展、个体人的普遍本质，以及观念的总体性和个体人的全面关系等;而自由性包括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由、人的个性才能发挥的自由和职业生活选择的自由。从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角度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资本的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这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一脉相承。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对当代人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文化根脉，体现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源头。以时代化的视角诠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涵，明确其中的整体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和辩证性思维等思维方式，以及其中蕴含着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艰苦朴素的探索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等人文精神。具体而言，在新时代赓续中华文明的文化根脉，需要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加强国民教育;发展文化产业，注重实践养成;加强文化译介，推动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近年来，评分量表在口译质量评估中得到广泛运用。基于《口译能力特征量表》，采用层次分析法，比较并计算了已有口译质量研究文献中主要参数的排名和权重，从而利用交叉学科方法优化了该量表的评分机制。研究发现:“内容”被视为口译质量评估最重要的参数，其权重占总数的62%;“表达”次之，占24%;“交互”权重最低，仅占14%。研究结果有助于克服以口译经验和思辨总结为导向进行质量评估的不足，提升了《口译能力特征量表》在课堂教学评估、自主学习评价和高风险测试公平三方面的科学性。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地理学注重物质和精神合一，将旅行与地图合体，最终统一于文学绘图。《达洛维夫人》的文学绘图主要表现为三幅认知图式，蕴涵动态的情感体验和对伦敦“越界性”的想象。在“房间—街道”意象图式中，女性和男性在稳定性与流动性双重体验之间斡旋徘徊，实现性别的越界;在“威斯敏斯特区—伦敦东区”路线图式中，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在敌意与好客双重体验之间双向往返，呈现阶级的越界;在“英帝国—他国”概观图式中，伦敦人和他者在中心化与全球化双重体验之间协商交流，凸显民族的越界。藉由伦敦地图的流动性、方向性与整体性，伍尔夫缔造了不同性别、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共同在场的“越界状态”，传递出性别、地方、帝国焦虑下的纾解欲望，表达对文化本质主义的批判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