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便表现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引的“人民至上”概念倾向，在“具体水果”与“抽象果实”、“现实群众”与“绝对精神”的思辨中阐述客观世界从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唯物主义原则，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回首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历程，其思想体系的形成皆置身于“时间”历史发展进程以及“空间”人类社会结构的“时空”范围，强调“为了实现思想, 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320，表达只有“现实的个人”才是实践力量主体的人民至上观点。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人民文艺”理论渊源，对于溯源新时代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时代发展的旋律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列宁指出：“分析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纵观中国共产党峥嵘奋斗史，不难发现其文艺思想发展实质始终围绕着人民进行运转。无论开辟鸿蒙的平民文艺、怒呼发覆的延安文艺、殷切现实的大众文艺还是意蕴磅礴的社会主义文艺，皆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主要矛盾变化所构建起的实践产物，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的成功经验与特色成果。

在国人数次变法与革命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文化层面的争论、政治制度的变革直接跨步到思维向度的觉醒，成为划分中国近代与现代文化的“思维分水岭”。其启蒙思潮也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开启文艺由“传统逸趣花哨笔墨”到“通俗写意思想渗透”的入世转换。启蒙之举意在立国，立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此“立人”非立者一人，非立之独夫，而是要激发民族之群力。此时，这场立足人性解放、高扬“除奴隶性”^[3]、支持“真我独立”^[4]的“五四”启蒙运动不再是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末代尾声，而是先觉者对“个人启蒙”的唤醒以及“民族更新”的呐喊，折射出“立人”与“经国”相统一的“化大众”意识。但从平民文艺的推广实践来看，旧章回与新通俗小说销量远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各种新办杂志报纸^[5]，可见其高姿态的审美价值定位仍呈现小众倾向以及贵族趋势。在启蒙运动迷茫之时，大众化的口号自然提出来了^[6]367。1930年左翼文艺联盟正式成立，开启只有走“大众化”路线“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7]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相比于“五四”启蒙中白话文运动的精英主义倾向，文艺大众化是“真正的启蒙”^[6]368。面对1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瞿秋白痛心地指出中国启蒙运动并未真正完成任务，因为“大众”是被压迫革命的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里的绝对新的文化革命的力量^[8]，因此大众文艺必须由无产阶级建设领导，确立文艺是由“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9]58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大众化运动中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辩证融合的，文艺的“大众化”不是降低水平向下兼容，而是打破知识分子精英圈层“同着大众去提高文艺的程度”^[9]18，此时的大众也不再是封建文化束缚下充斥着奴隶性的“愚氓”或是守旧精英主义观念下欲改良的“四民”，而是拥有“个人的自大”^[10]意识的革命主体力量，平等地追求其本该拥有的权利与尊严、物质与理想、个性与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建设。同时，相比于“五四”启蒙中执着于意识形态改造的“亭子间”局限，文艺大众化是更全面的启蒙。仅靠口头上的抽象阐说无法启迪积弱已久的民众重获主体意识，更无法在除弊布新的时局下促进“群之大觉”的国民性转变。就此，文艺大众化运动从旧垒中喊出一种新声，自觉“从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社会斗争”^[9]76，发出“到田间和工厂里去”的号召，发挥出“艺术程度很高而又是大众能够运用的文艺”^[9]20的实践力量。

在发起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自救运动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敏锐地发现“中国人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11]35，但也注意到运用“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11]35的独特效果，将文艺视为革命道路上的重要一翼。结合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来看，此时的“人民大众”是民族立场下具有抗日意识的群众联合，文艺界也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洗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文艺“为什么人”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2]857，明确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观点，并在整风运动中发展木刻运动、壁报运动、工农剧社运动、美术下乡等民众文艺实践。1956年毛泽东看出苏联文化建设的两面性，提出“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3]，此时，文艺工作者对政治的敏感度外化为自觉行为，意识形态与文艺政策立场同气连枝，承担开民智、讽逆流、抵侵略的重要使命。无论是五四时期“人各有己，而群大觉近矣”的启蒙工具论，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战线”的武器工具论，文艺始终呈现出明显的效用性与功利性。1978年春夏之交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 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切入, 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践”打破本本主义枷锁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指出“文艺政策要调整”，并在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简称《祝词》)上再次重申“双百”方针，一改伪现实主义文艺遵命性朝着现实主义真实性发展。但随着精神枷锁的破除，文艺性质“从政”“从美”的讨论愈演愈烈，对此，1989年中共中央再次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确立起“双百”需在“二为”的基础上实现的根本原则。此时文艺性质从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转变为现实生活的唯物反映，创作内容从对国家符号的崇拜转变为对大众生活的刻画，践行“美化、丑化不如真实化”的现实主义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步入了新时代。回溯文艺发展史，无论是1942年《讲话》中“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还是1979年《祝词》中“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虽始终立足于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但就人民与文艺的关联而言似乎蒙上一层“服务型”薄纱，使人民与文艺间存在一种无形的差异，甚至在被动关系下产生蔽塞与隔阂。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4]，并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明确“以人民为中心”概念，使人民从“被服务”对象转为“要依靠”对象，使文艺从“为人民”转为“以人民为中心”。虽然习近平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仍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党的文艺战线根本方向，但其只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文艺观念中一个需要继续坚持的重要部分，在体现“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15]历史继承性的同时创造性地丰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新成果。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着眼于新矛盾的诞生，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群众是一个个鲜活具体的生命个体”的唯物史观基础上提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16]12，强调人民对生活的关注不仅着眼于物质的“物”层面也在精神的“美”层面呈现出追求与执着。因此，“人民需要文艺”。文艺工作者要把创造出“无愧伟大人民与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视为实践导向，此时人民是构成社会主义文艺“历史主体”的“剧中人”，要始终将其视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这并不是自然主义下机械反映生活，而是选取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典型形象，表现时代背景下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发挥人民接受度范围内的“显性灌输”与“隐性启发”。同时，“文艺需要人民”。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14]，此时人民便是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价值主体”发展的“剧作者”，要始终将其视为文艺之母，突破“日常世界”的坚硬外壳，发挥为人民书写、抒情、抒怀的艺术诉求与价值追求，揭示文艺发展过程中“艺术性”是外在指向，“人民性”才是内在支撑的根本属性。

任何一种思想观念或政策命题的出场皆具有历史连贯性以及时代规定性。追根溯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中“人民至上”品格的形成是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人民观”为理论支撑、以中华传统文艺思想中的“重民本”为文化土壤、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实践中的“人民性”为基本经验，勾勒出蕴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新图景。

纵观中国共产党峥嵘历史，不难发现这就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其中唯物史观便是人民至上理论的立论之基。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同频共振，折射出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印记，“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16]2。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一本集中研究文艺理论的著作，我们也不应仅以原著文本中马克思谈论文艺的段落阐发其文艺思想，而应立足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就马克思理论总体精神去把握其文艺思想。其一，人民至上理论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群众史观”的根本立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文艺思想源本一样的存在创造性地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融入其中，论证早在《神圣家族》时便明确的“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思想和活动”^[1]287的群众主体论，并针对《巴黎的秘密》的“超现实”内容作出与社会众生相去甚远的文艺批判，再一次明确表达文艺要正确反映历史发展现实与人民现实发展，重申唯物主义观点下的文艺现实向度。纵观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历程，无论是“到群众中去”的文艺号召、“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要求还是“以为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方针皆是向马克思群众史观的靠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其二，人民至上理论彰显中国共产党续写“人本论”的现实观照。从《手稿》马克思首次提出“完整的人”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共产党宣言》中“个人的自由”，无不论述人的劳动实践是有意识的自觉活动，是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的目的服务的自由活动，是改造自然界、创造对象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面对“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7]的现实情况，马克思主张通过美的手段让人由“异化的人”转变为“发展的人”，融入于自我本质的全面复归以及自我发展的全部过程。可见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最终指向仍落实于现实的人，因此运用美的手段实现“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8]130是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最终落脚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定把握“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这一发展方针，不硬性强加于文艺理性外衣，也不特意渲染感性抽象形式，而是在塑美、求真、达善中助力个体完成自身发展规律的现实演进。

崇德尚艺，古来有之。面对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14]。孔子“君子不器”、孟子“民贵君轻”、荀子“庶安政君安位”等民本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并深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也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指明方向。其一，人民至上理论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养民、安民思想。“养民惠而义”“民生宽而安”思想是儒家学派提供的治国之道，在此思想理念下，古代朴素唯物论将文艺视为培养“适己孝悌”道德情感、“安民固国”稳邦障敌的教化工具，呈现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0]的情理交融趋势。“仁义”“礼乐”是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核心思想，也是古代文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哲学精神而言，仁与义、礼与乐的分歧在于“理”原则与“情”原则。“义”与“礼”离开“仁”与“乐”就会贴上“吃人”的标签发展为“无情者无理”的教条主义，“仁”与“乐”离开“义”与“礼”就会被理解为伪装在自由外套下的享乐主义。因此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文艺只有“怀仁”“行义”、“感乐”“立礼”才能助力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下“尽美矣，又尽善”的人格发展。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已实现《礼记·礼运》中“小康之世”的设想，养民、安民这一项根本任务却仍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文艺实践。无论是左翼时期“养心化民”教导大众的文艺，革命时期“普及提高”服务大众的文艺，还是新时代以中国精神贯穿始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皆是寓于情理之中“仁”“义”、“礼”“乐”的辩证统一。其二，人民至上理论创新发展中华传统文化重民、爱民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道出我国以民为本的重民、爱民思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点明人民对文艺发展的滋养与造就，凸显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从“得民心者得天下”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从“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听政于民”到“走新时代文艺的群众路线”，一路走来党的文艺发展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强调由“氓”到“民”的定位转变，重构由“君民”到“人民”的人本精神，明确从“统治”到“服务”的主体立场，最终实现从“用民”到“为民”的创新性发展。

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其“初心”便是为实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21]的人类解放而奋斗。无论是革命时期“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设时期“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还是改革时期“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不曾更改。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艺”与“工人”关系的演变史，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谙马克思文艺之道，结合中国实践构建出“人民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式。其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1942年毛泽东《讲话》“结论”中，针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早已给出答案，即“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并批评为剥削者发言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以及汉奸文艺，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在1979年《祝词》中，邓小平继承毛泽东“首先为工农兵”的服务方向，并创造性地提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二为”方针，丰富新时期“人民”涵盖性。立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时代主题、历史方位和当前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高度结合，赋予文艺“剧作者与剧中人”的新内涵，坚定“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根本立场。其二，文艺“写什么”的问题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价值本色。毛泽东认为文艺发展应坚守“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实践理性，对文艺工作者与“描写对象”“作品接受者”不熟的脱离群众现象给予批评，发出“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号召。邓小平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写什么”只能由文艺家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解决，并在《祝词》上给予“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22]的具体方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以人民意识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向，凸显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价值本色。

社会主义文艺始终坚持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并在党的领导下和现代文艺实践进程中构建出实践与批评的双重人民主体架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同一起来，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自觉“以民为师、以民为镜、以民为秤，勤恳为群众办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23]，科学厘定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诠释“人民至上”品格的核心意蕴。

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8]189，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历史主体也是使历史得以前进的实践主体。毛泽东为母校题词所写“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邓小平“改革开放是在人民群众实践中提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24]等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人民至上思想以及“以人民为师”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民文艺的逻辑源头便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并自觉立足问政于民解民意、问计于民汇民智、问需于民聚民心的人民主体地位，诠释我党文艺发展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一方面，以人民为师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人民在历史创造中的力量。如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晋中平原地道斗争是人民群众用小工铲挖出来的奇迹、改革开放是人民群众用一家家乡镇企业赶出来的“经济软着陆”，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凝聚民意民智民心才能不断创造历史伟业。纵观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历史进程，无论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还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皆是英雄史观向群众史观的靠近，无论是“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是“人民创造历史”皆是崇拜复归下人民至上理论稳步实践的有力佐证，回答了文艺“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享有”的根本性问题，提醒在文艺热点、燥点、难点不断的新时代稳扎人民主体地位，永葆“赶考”清醒和坚定。另一方面，以人民为师须视人民生活为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25]，是社会生活在人脑中反映的产物，既然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便无法脱离人民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源泉，点明文艺脱胎于人民生产生活的内在关系，以及以人民为师的绵延性；强调文艺高于生活标准的基本态度，道出文艺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外在联系，以及以人民为师的广袤性，“从思想和感情深处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先生”^[26]，诚心向人民学习、真心品生活本质、用心观时代脉动，推进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艺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并多次以“镜子论”形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观民修身”意识。自1942年《解放日报》正式刊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专栏，中国共产党便建立起“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出版物中表现自己精神”^[27]42的“人民文艺”生存空间。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前夕，随着西方现代文化潮水般涌入以及市场经济的开拓蔓延，文艺也渐有走出廊庙迎合市场的双刃发展趋势。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14]，只有坚定“镜于民”映其形取真经、“镜于己”考其行修身心的人民至上理念才能兼听则明，赓续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的美学思想谱系。一方面，以人民为镜须扎根人民，以镜映需求。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14]，若想扎好根、汲厚养便须增强行动力“身入”基层听真话，牢牢把握文艺创作方向；强化感受力“情入”基层探实情，把握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深化表现力“心入”基层取真经，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16]4，架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文艺“望远镜”、用好以社会效益为先的文艺“广角镜”、握好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文艺“显微镜”，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生活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以人民为镜须聚焦矛盾，以镜考己行。“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12]858在新的发展阶段坚持人民至上依旧是我国发展一切事业的根本立场，面对市场经济与非功利美学本质“二重化”矛盾、审丑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中梗阻”冲击，文艺界不可避免地出现重经济利益、轻社会效益和重娱乐舆论、轻人文教化等偏离人民立场的去价值化现象。针对此类忽视“以人民为中心”而仅向“收视率点击率”看齐的文艺乱象，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文艺工作者“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14]，若要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就必须拿起“自我革命”这一武器，视“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28]，敢于刀刃向内，对脱离群众固步自封的不良作品亮明态度，对腐蚀心灵扭曲价值的“三俗”作品表明立场，坚决抵制“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的“玩把戏”的文艺^[29]，明确文艺“写什么”“怎么写”“谁来评判”的指向问题，把文艺为人民服务精神落到实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30]，并置身群众史观语境道出“民心是最大政治”的底层逻辑。从马列主义“美的规律”是按照人的目的进行创造、毛泽东思想“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邓小平理论“把最好的精神粮食够献给人民”，乃至今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可见民心始终是反映政治生态的“晴雨表”以及保证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14]，视人民为最高评判者，以人民评价为“砝”，秤出满意答卷；视人民利益为最终目标，以人民获得感为“砝”，秤出初心使命，在实践发展中落实以人民为秤的考核体系与执政模式。一方面，以人民为秤须视人民为“阅卷人”，以秤验水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27]195，就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31]，同时还就文艺创作提出“大师”头衔，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大派头”，而是拥有获得人民肯定的“大作品”，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14]，避免“为政治而艺术”的口号式煽情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弧芳自赏，用人民这杆秤在良莠不齐的文艺作品中剜伪留真。另一方面，以人民为秤须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秤办实事。马克思认为人具有“为获得生产资料”的“谋生”以及“劳动是自由生命表现”的“乐生”两种生活性质。就此，自1945年随着党的七大的召开，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始终作为中国共产党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此时用文艺进行教化不再是执行临时的政治任务，而是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4]，通过文艺精品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如在以表现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艺作品中学习革命英雄的精神品质、党性修养与理想信念；在以表现人民生活为主题的作品中增加幸福感，激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人民这杆秤回溯精神文化生活，塑造民族审美理性，发挥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 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32]的最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