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流动, 农村中出现大规模留守儿童。根据“六普”数据测算,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总数超过6 102万, 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2%, 也就是说, 每5个儿童中, 至少有1个是农村留守儿童。在城镇化进程中, 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 由于在城市中生活条件不具备、农民工流动性强及户口制度等限制, 许多被留在家乡的儿童, 处于无人监管或监管不力的状态, 一些留守儿童心理和生理变化在“被忽视”中长期积累, 导致心理不平衡、亲情淡薄、自杀、主动犯罪甚至被侵犯等质变。因此, 本文研究基于多维风险指数的农村留守儿童预警和分级干预机制, 有效的预警和分级干预有助于防止留守儿童由弱势儿童转变为“问题儿童”和“受害者”。

一、文献综述

“留守儿童”这一词汇在国内首次出现于1994年^[1]。2002年后, 留守儿童开始成为政府、社会、学界和媒体的关注焦点。关于留守儿童, 学者给予很多不同的称呼, 例如:“留守子女”“留守孩子”“留守少年”“空巢儿童”“农村留守子女”和“留守学生”等。从人口学特征出发, 对留守儿童的界定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父母外出情况, 包括父母外出的数量和外出时间的长短。在父母外出数量方面, 包括父母是双方还是一方外出。从外出时间看, 认为至少连续外出三个月。第二个因素是儿童年龄, 包括14岁以下、6～16岁、16岁以下、18岁以下等观点^[1]。对留守儿童类型的划分, 国外学者认为留守儿童包括移民留守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 国内还包括城市留守儿童^[2]。从留守儿童的监护体系看, 主要有隔代监护、上代监护和自我监护等几种方式。社会支持方面, 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主要为父母支持、老师和同辈支持、亲戚支持及社会支持。留守儿童心理状况方面, 普遍认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留守儿童, 但不存在明显的心理问题^[3]。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综合影响方面, 既有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 也有对孩子学习、教育、升学、社会交往、人格发展等方面产生的影响^[4]。

关于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及其预警的研究相对欠缺。国外主要集中于留守儿童营养风险和健康风险的研究。国内关于留守儿童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质量风险、心理风险和安全风险, 认为有必要建立预警机制^[5]。然而, 国内关于留守儿童风险的研究并不深入, 没有建立必要的风险衡量指标体系, 也没有基于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留守儿童风险干预和机制体制建设方面还有待完善。因此, 本文基于多维风险指数, 运用专家打分法和AHP法, 计算指标的权重, 并对指标进行赋值, 测量每个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程度, 最后对其进行预警和干预, 以达到保护留守儿童、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目标。

二、指标体系选取与模型构建 1. 留守儿童多维风险指数构建的理论依据

第一, 留守儿童的脆弱性。脆弱性指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敏感性, 从社会适应的角度还表现为主体缺乏应对能力, 表现为主体结构和功能的蜕变或异化。儿童是一个弱势群体, 而留守儿童又是儿童中的弱势群体, 由于与亲生父母分离, 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教育和爱, 缺乏对周围环境的分辨和处置, 留守儿童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方面均表现出脆弱性。有研究表明, 只要与父母分离半年左右, 儿童心理品质和社会的适应性就显著降低。留守儿童的脆弱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生理角度分析, 由于缺乏父母的照料, 留守儿童的脆弱性表现在健康和营养状况受到影响, 比如营养不良或者经常生病。从心理角度分析, 由于缺乏父母的爱和关心, 留守儿童更容易表现出不安全感、自卑、沮丧、焦虑、情绪失常等消极心理。从社会适应角度分析, 留守儿童在学习, 与长辈、老师、同学、朋友等的交往, 以及作为个体与社会环境的适应方面, 要低于非留守儿童。研究表明, 留守儿童在问题行为(如交往不良、攻击性、违纪)等方面的检出率要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6]。

第二, 留守儿童风险的多维性。风险, 即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或损失。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监护或者虽有监护但监护不力, 往往比非留守儿童面临更多风险。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既有自然风险, 也有社会风险, 总括起来有八个维度的风险。①意外事故风险。农村留守儿童松散的监护模式很容易使儿童遭受意外事故的风险, 诸如溺水、摔伤、触电、交通意外等。②身体亚健康风险。留守儿童由于没有父母监护, 在生活饮食方面缺乏规范性, 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或暴饮暴食等不良生活方式, 身体进入亚健康状态。③心理亚健康风险。儿童在缺乏家庭亲情和亲子情感交流的环境下, 容易产生心理障碍, 诸如孤僻、冷漠、敌对、任性等, 出现心理亚健康。④行为失范风险。留守儿童由于不在父母身边, 缺乏父母教导和生活指导, 容易产生行为失范, 比如道德品质不良、生活习惯差等问题。⑤教育失效风险。在缺乏监护或监护不力的情况下, 留守儿童容易产生逃学、厌学、不学等行为, 最终出现教育失效, 即留守儿童学习习惯差、学习成绩下降甚至辍学。⑥交往不良风险。交往不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交往不足, 留守儿童在交往中表现出退缩、不愿交往等现象; 二是交往不慎, 留守儿童容易与社会不良人员混迹在一起。⑦双向犯罪风险。留守儿童由于监护不充分, 容易成为犯罪分子侵犯的对象, 而反过来留守儿童又可能由于自身不良成为侵犯别人的主体, 产生双向犯罪风险。⑧社会环境风险。留守儿童更容易暴露在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中, 遭受坏的环境侵害。

2. 基于AHP方法的农村留守儿童多维风险指数构建

(1) AHP方法模型

AHP方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AHP), 也即层次分析法, 由美国运筹学家Thomas L. Saaty提出, 其精髓在于将复杂问题的各种影响因素划分为互相联系的有序层次。从目标层A分解隶属的一级指标B, 一级指标再分解出隶属的二级指标C, 依此类推, 形成清晰的影响因素网络结构。在确定目标层、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后, 还需对每个层次的指标权重进行计算。三个层次中, B是子层C的父层, A是子层B的父层, 目标层A与子层C通过中间层B发生间接关系。对指标权重的设置, 主要采用专家打分法, 各位专家在互相不沟通的情况下, 独立地对同一层次单元的影响因素进行两两对比, 用数字表明这些因素对事物的重要性。在专家打分后, 收集专家打分信息,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运用矩阵运算的数学方法, 计算同一层次的各个影响因素的权重。本研究中, 根据Saaty设定的“1～9值法”, 对各个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专家打分, 然后将专家打分结果输入专用软件Yaahp,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2) 农村留守儿童多维风险指数构建

基于AHP方法, 结合留守儿童风险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可以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衡量指标体系分为最终目标A(目标层)、一级指标B(准则层)和二级指标C(准则层), 据此建立多维风险指数, 如表 1所示。

对留守儿童面临的8个维度27项指标的风险, 采用五分法进行赋值。由于均是对风险程度的测量, 故可按照风险值的大小, 分为“有非常大的风险”“有比较大的风险”“有一般风险”“有较小的风险”和“基本无风险”五个等级, 分别赋值“1、0.8、0.6、0.4和0.2”。根据每个指标的赋值和权重相乘后得到的值进行加总, 最终可得到综合风险值。综合风险值越大, 说明留守儿童面临的社会风险越大, 需要更强烈和更频繁的干预, 以帮助留守儿童有效地规避风险, 安全成长。

三、实证分析 1. 调查情况

为检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多维风险, 课题组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分别在湖南湘乡市、贵州榕江县、四川乐山市和江西樟树市等4个地区收集留守儿童面临风险的数据。每个县(县级市)随机选择4个村庄, 对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850份, 回收问卷821份, 其中有效问卷802份, 有效率为94.35%。通过对问卷进行Alpha信度系数分析, 发现8个风险维度的α信度系数都大于0.7(见表 2), 说明问卷信度较好。

为了检验问卷所列问题与所要考察的8个维度风险指标的符合度, 运用SPSS 18.0软件进行建构效度分析, 测得KMO值为0.883(大于0.7), 说明问卷的建构效度也较好。

在调查过程中, 课题组发现, 留守儿童8个维度的风险均有案例发生。比较常见的有:心理亚健康风险和身体亚健康风险、行为失范风险和教育失效风险。由于长时间远离父母, 25.43%的留守儿童自认为出现“亲情淡漠、过度内向”等心理。调研中发现, 当父母生养几个孩子, 只把最小的孩子带在身边而将其他孩子留守时, 亲情关系较为淡漠, 容易引发留守孩子的心理不平衡。在学习习惯上, 由于缺少父母的管教和辅导, 而祖辈文化程度低、日常劳动量大, 没有时间和能力来辅导孩子的功课, 48.25%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下滑、爱看电视的习惯比较突出。在湖南和贵州的调研显示, 父母双方外出打工的案例中, 存在留守孩子初中未完成就辍学跟去打工的现象。意外事故风险虽然发生比例较低, 但一旦发生就会造成亲情破裂, 家庭成员反目。意外事故中, 溺水事故相对较多。课题组遇到几个案例, 父母外出打工后, 将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祖辈忙于家务, 年幼的留守儿童结伴在村子里玩耍, 掉入池塘溺亡, 导致外出打工的父母怨恨祖辈并与祖辈决裂。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风险也存在, 个别儿童存在道德品质不良、生活习惯不良和卫生习惯不良的现象。

2. 指标权重结果

课题组邀请20位专家, 在互相不沟通的情况下对一级和二级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对比打分。将20位专家的打分进行平均, 输入AHP方法的专用软件Yaahp,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一致性指标CR值为0.038 1(小于0.1), 符合一致性要求。由此可见, 专家对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的看法一致性较高, 指标的权重可以被采用。各指标经Yaahp软件计算得到的权重见表 3。

从表 3可知, 专家普遍将留守儿童面临的双向犯罪风险作为考察留守儿童面临风险综合值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频发的留守儿童遭遇的被性侵、被杀害等事故也说明, 留守儿童面临的被伤害风险需要给予极大关注。此外, 留守儿童遭遇的意外事故风险所占权重也较大, 由于缺少父母监管, 留守儿童出现意外事故的频率相对较高。运用Yaahp软件对专家所给的各指标两两对比对于目标层相对重要性打分进行运算, 各一级指标的权重值如表 4所示。

将各指标的权重与根据调研所获得的每个留守儿童各个指标上面临的风险值相乘, 并进行加总, 即可获得每个留守儿童的风险综合值。由于对五级风险等级所赋值为0.2、0.4、0.6、0.8和1, 故计算所得的综合风险值也分布在0到1之间。调查结果表明, 被调查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综合值大致呈正态分布, 高风险、较高风险、中等风险、较低风险和低风险的人数分别占5.24%、21.20%、46.38%、18.4%和8.60%。显然, 面临中等风险的人数最多, 主要是教育失效风险、心理亚健康风险和行为失范风险; 而面临较高风险的留守儿童主要是因为面临较高的意外事故风险, 如家周围有水塘等。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分布情况见表 5。

四、农村留守儿童多维风险预警和分级干预 1. 风险预警和干预分级

由于缺少父母的监护, 且和父母分离时间较长, 沟通交流机会较少, 留守儿童往往比非留守儿童面临更大的风险。有必要基于多维风险指数测算每个留守儿童面临的单维风险值和多维综合风险值, 对留守儿童面临的多维风险依据风险值的大小进行预警分级, 根据风险值预警级别建立对应等级的干预机制。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 建议留守儿童单维和多维综合风险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和五级共五个级别; 对留守儿童需要的干预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和五级。

对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进行分级并建立相应等级的预警机制, 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对应等级的干预。其中, 当综合风险值处于一级时, 启动一级预警和干预方案; 当综合风险值逐步增大时, 预警和干预级次相应提升。五级预警和干预方案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和干预方案, 对面临五级风险的留守儿童要密切关注, 高度重视其安全和引导教育工作, 专人负责, 定时干预。对较低级别的风险值, 预警和干预相对来说程度较轻, 从四级到一级逐级递减, 如图 1所示。

2. 风险预警机制探索

留守儿童风险预警包括三个子系统, 分别是风险识别系统、风险评价系统和风险响应系统。其中风险评价系统包括风险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模块。

第一, 风险识别。风险干预主体应根据农村中各种风险源进行风险识别, 包括自然环境中与儿童相关的各类风险, 也包括社会环境(如家庭、学校、公共场所等)中可能遭遇的各类风险。对风险进行识别的方法有多种, 既可以采取排查法、核查法, 也可以设置风险流程图, 还可以设置因果分析图, 通过各种途径识别农村中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

第二, 风险评价。风险评价主要是通过对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来实现。一方面, 对儿童面临的风险进行定性分析, 如留守儿童的父母是全部外出还是其中一个外出, 留守儿童的监护主体的年龄特征、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等, 留守儿童本人的年龄特征、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等, 以及留守儿童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 对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进行定量分析, 确定风险等级。对留守儿童风险评价可采取模糊综合评价法, 通过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聘请专家学者打分, 确定指标权重, 得出单维风险和多维风险评价等级。

第三, 风险响应。根据风险评价等级, 风险干预主体应对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作出风险预警响应。当风险等级为一级时, 启动一级预警响应。风险等级上升到二级, 启动二级预警响应。以此类推, 风险等级越高, 风险预警响应级别也越高。

3. 分级干预机制探索

第一, 分级干预的价值理念。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是多维的, 不同的风险维度其强度或风险等级各不相同, 比如调查中发现环境风险等的风险等级相对较低, 而意外事故风险和双向犯罪风险则具有较高的风险等级。甄别不同的风险等级并进行分级干预, 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家庭、学校和社会增强风险意识, 及时有效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化解或消除各种风险带给留守儿童的危害, 防止留守儿童由弱势儿童转变为“问题儿童”或“受害者”, 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第二, 分级干预模式。一个最基本的分级干预模式是:风险等级越低, 越应由儿童最亲近或最熟悉的干预主体实现, 而风险等级越高, 越需要加强更具管理权和资源分配权的干预主体来实现。在农村留守儿童风险干预过程中, 政府、家庭(父母、祖辈、叔伯辈等)、学校、社会(志愿者、社区组织)都是干预主体。其中, 各级政府部门是最具管理权和资源分配权的干预主体, 在实现儿童风险干预中具有更大的制约权力, 农村留守儿童风险分级干预模式见图 2。

一级风险和二级风险属于较低级别的风险, 应主要由家庭和学校共同干预; 在政府层面, 则主要由村一级进行干预。当风险等级上升到第三级, 即中等风险程度时, 风险预警上升, 此时乡一级政府应及时介入儿童风险防范。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可以参与留守儿童风险矫治。当风险等级上升到第四级, 随着风险危害的可能性加深, 风险干预的机制需进一步加强, 此时具有更大管理权限和资源分配权限的县一级政府需调动资源进行干预, 社会组织更大程度地参与防治。当风险预警进行到第五级, 即最高风险级别时, 如可能出现集体性或群体性儿童风险事件, 则需要向省一级或国家层面报告, 由国家建立儿童风险防范措施。在所有干预主体中, 家庭是留守儿童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干预主体, 其他干预主体(如学校、社会及乡村一级政府)可以通过对家庭的指导、帮助和支持实现风险干预。在8个风险维度中, 任何一项单项风险都存在五个等级的风险可能, 应根据风险程度实施逐级干预。

第三, 分级干预的保障机制。首先, 利用大数据系统建立留守儿童数据中心。鉴于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的庞大规模, 可以由国家民政部创建一套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数据信息系统, 利用大数据信息网络将留守儿童所有相关信息包括身份信息、身体状况信息、监护情况信息、就学情况信息等等集中起来形成数据中心, 实现全网络下的信息共享。该数据系统由村一级完成录入, 乡—县—省—国务院共享, 家庭、学校、民政、公安等均可查询。其次, 建立常态化预警制度。预警是干预的前提, 村委会需建立专职或兼职留守儿童巡查机构, 由专人或兼职人员定期检查留守儿童监护情况, 建立常态化的预警制度。特别是低级别的风险预警非常必要, 应经常电话或上门督促留守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员做好风险防范, 针对每一维度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方案。村一级要及时将预警方案报乡一级, 随着风险等级上升, 应实现逐级上报。再次, 建立健全留守儿童风险管理法律法规制度。要加强对留守儿童风险管理的法规建设, 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文件和相关规定。特别需明确留守儿童风险管理的责任主体、管理方式、监督职能、经费来源等, 确保留守儿童风险管理有法可依。同时需完善留守儿童风险基层管理制度, 做到留守儿童风险管理在乡村一级干预到位。最后, 建立虚拟和实体的留守儿童风险分级干预服务派送机制。信息中心建立专业网站收集和公布供求信息, 运用服务热线或智能通讯终端, 全天候为留守儿童提供医疗保健、生活照料和心理辅导等服务项目, 满足留守儿童个性化和时效性风险预警和干预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