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毫无疑问是当今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诸多现代性论域中, 社会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流动现代性等层出不穷, 再加之现代与前现代、后现代的交割纠缠, 现代性题域俨然变为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星丛”, 对其把握如果不抓住核心问题则会使解析和论述变为“一地鸡毛”。现代性问题域中的核心问题自然是现代性与人的关系问题, 最为基础的便是现代性为人的生存究竟带来了什么?有哪些对人不利的维度急需规避?这是当下亟须我们思考的一些问题。

西方文化和历史的近现代发展, 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发现与高扬了“人”, 又埋没与葬送了“人”。问题的尖锐性在于, “人的发现”与“人的葬送”源于同一个事件、同一个基础:现代性。所以, 我们对现代性视域下人的生存困境的解答必然要从何谓现代性这一母题出发, 包含其基本内涵、主导原则和运行机理, 在此基础上洞察现代性所建构的历史语境中人为何会面临生存困境。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定位, 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从时间范畴上, 认为“现代性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1]2;有从制度维度上, 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2];有从叙事方式上, 认为理性、自由、解放的允诺等“元叙事”是“现代性”的突出标志^[3];有从时代意识上, 将“现代性”指认为“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4]。可以说, 以上几种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现代性的某一方面或特征。加以总结, 我们便可大致勾勒出现代性的全貌:“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精神”^[5]。这就包含了社会结构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两重维度, 人的生存困境也因这两个维度而产生。

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来看, 现代社会的特征无疑表现为理性化的经济运行体制、科层化的行政管理手段、契约化的公共生活模式。与传统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模式相比, 我们发现现代社会的如上表征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共同的理性基础。当然, 这种理性的发展有其毋庸置疑的历史推动作用, 特别表现在人类对自然的有效改造和对社会制度的建构上。但理性的沙文主义式的扩张无疑产生了问题, 因为它遵循的是抽象还原、定量计算的标准化逻辑, 以这种“合理性”来笼罩人必然会出现生存困境。从内在的文化心理层面来看, 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内心的感性主义趋势。启蒙带来的“脱魅”使神圣的源泉终止了, 人们相信的不再是“上帝”“真主”“佛陀”等超越性的意义, 而是自身的、此岸的、世俗的感觉与心理。故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现代性突出的是人的感性原则, 是以感觉为主导的。这样, 现代人的体验结构变为一种感觉性, 是“一种与传统的断裂, 一种全新的感觉, 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眩的感觉”^[6]。

可以说, 现代性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因理性原则过溢与在文化心理层面因感性原则泛滥共同导致了人的生存困境, 这一困境具体表现在人的生存时空、生存情态、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上。

其一, 生存时空的压缩化。“时空压缩”也许是对现代性中人的生活背景的最恰当概括。戴维·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7]而这一切都是现代性中工具理性及其效率原则的结果:一方面, 工具理性的效率原则要求人类在规定时间内不停的运转, 不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另一方面, 科技的发展使人们跨越空间的能力不断增长, 使得我们感受到自己生活在“地球村”上。如此一来, 现代人在其生活时空中能产生的唯一体验便是“忙”, 正如梁启超的批判式调侃:“现代西方人急急忙忙地不让一件事情放过, 进学校, 忙上课, 忙考试, 忙升学, 忙毕业, 忙得文凭……, 还有最后一忙忙死”^[8]。

其二, 生存情态的物质化。现代人有着怎么样的生存情态呢?海德格尔用“畏”和“烦”来描述它, 萨特则直接指出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是一种“恶心”感。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会感到“烦”与“恶心”, 主要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商品堆积的社会, 是一个被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体系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被资本逻辑所控制的物质化社会中, 人们面对的要么是铜墙铁壁的生产机器, 要么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 但无论是什么, 人们总能在其中发现商品与货币的影子。马克思指出:“我是丑的, 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 我并不丑, 因为丑的作用, 丑的吓人的力量, 被货币化为乌有了。”^[9]244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的生活感受已被如此的扭曲, 唯有商品货币(物)才是人们所认可的真实。

其三, 生存方式的技术化。人们将当前的现代社会冠名为“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等, 这就反映了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技术生存”。从人与动物的生存区别而言, 人类生存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技术生存。但没有哪一个时代能达到当前我们对技术的依赖程度, 诚如伽达默尔所言:“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 并且, 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10]。对技术的过度依赖给人们也造成了生存的灾难。一方面, 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 技术化的生存方式使得“天人分离”的状态不断加剧,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爆发。另一方面, 技术化的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 使得社会中人文关怀的尺度失落, 人们的道德水平不断下滑, 人与人之间呈现出原子化的趋势。

其四, 生存意义的虚无化。生命与生活富有意义, 是人与动物生存方式的最大区别。然而, 在现代性视域中人的生存时空、生存情态、生存方式的变异, 必然导致生存意义的失落。现代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物的世界, 无数多彩之物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 使我们眼花缭乱。在这样的环境中, 人类的基本生存就变为了对物的生产、占有和使用。面对着庞大的生产体系与商品世界, 人们面临着传统意义和价值世界的陨落。现代性的理性原则使得一切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 这样超验的精神源泉便消失了, 人们只关注当下, 关注自身所处的物的世界。这样, 人生意义被降低到与商品并无异处的物的水平, 失去了其形而上的品质。

面对因现代性而产生的人的生存困境, 社会思想家们作出了各自的反思, 也从理论上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按照对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思路, 大致可将他们的回应分为对现代性的解构批判和修正批判两大类。

对现代性的解构批判主要来自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他们抓住了现代性的核心观念, 即理性与主体性, 加以批判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 理性意识与主体意识使人们得以摆脱无知与贫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理性和主体性分别朝着工具理性和感性欲望的方向急速扩张, 使得“‘理性’与‘人性’的假定……, 陷入莫大的危机之中”^[11], 从而影响了人在现代性中的生存境遇。故要解决人的这种紧张的生存状态, 必须对理性和主体性进行彻底地否定解构。

对待理性主义, 利奥塔、福柯、鲍曼等后现代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解构。利奥塔对理性的批判, 集中在对“元叙事”的否定上。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理性话语变为一种以同一性为特征的“元叙事”, 要以非理性主义, 以后现代游戏的多样性来取代理性的同一性。福柯则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 通过对理性的历史考察实现对理性霸权的瓦解。在福柯看来, “古典时期开启了一种对人类的强有力的统治模式。这种统治模式在现代时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43, 这一模式便是理性。他认为理性通过话语、实践、社会制度等方面来实现对个人的压迫, 因此要求从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等方面实现对理性的全面批判。鲍曼则是通过对现代理性规训的深刻怀疑来批判现代性的, 他认为理性的规训使得一切不符合理性原则的都会被视为混沌而排除出去。如此, 现代性中出现像大屠杀这种泯灭人性的事件便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了。鲍曼认为要消除大屠杀发生的可能性, 必须改变理性的规训, 从根本上否定理性。

同样, 后现代主义认为造成人的生存的“现代困境”的原因还有主体观念的泛滥。他们察觉这种主体观念将人视为可以不顾一切的世界中心, 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尽情地放纵自己, 不顾自然或他者的存在。在后现代主义看来, 要消除这种主体性观念, 必须从思维方式的根基处入手。他们认为主体性原则导致危害的重要向度在于“中心主义”思维模式, 必须要“去中心化”。保罗·韦波纳指出:“就是对这样一种观念的批判, 即社会现实的任一要素或部分可以被规定为本质的、基本的、决定的要素。”^[12]德里达用“延异”来取代“逻各斯中心主义”, 福柯用“差异性”和“片段性”来超越“总体性”和“普遍性”, 费耶阿本德用“怎么都行”来反对“方法论中心主义”, 等等。这种“去中心化”解释了现代主体观念不过是形而上学的虚构, 从思维根基处对其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否定。

现代主义思想家普遍对现代性持大体赞同的态度, 认为现代性中存在的问题只需通过内部修正就可以使其正常运转。对于人的生存的“现代困境”, 他们看到了原因在于工具理性的扩张和对主体间性的忽略, 因此他们提出了要对现代性进行修复与重振, 这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为主要理论表征。哈贝马斯的一贯主张是必须对现代性启蒙理想和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加以继承, 但他同时也看到了现代社会对于工具理性的片面强调导致了价值理性的丧失, 他意识到要走出理性的片面化窠臼, “只有转向一种新的范式, 即交往范式, 才能避免做出错误的抉择”^[13]。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分析主要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社会的理性化体系与生活世界、公共空间及个人生活的矛盾对立。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了经济理性化和行政管理的科层化, 但并未实现社会关系的合理化。这使生活在日常世界的人们都按照工具理性和主体原则各自行事, 难以形成一种共识, 无法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解。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借助不同于工具理性的交往理性, 这种理性既非本体论的, 亦非认识论的, 而是语言性的。通过这样一种语言的交往行为, 主体间可以获得彼此的理解、增加彼此的合作, 以此来走向共同发展。如此一来, 这种交往理性便克服了现代性存在的工具理性与主体原则独树一帜的霸权病症, 拯救了现代性的启蒙理想, 使人能够摆脱生存困境。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围绕人的生存困境问题, 对现代性展开了各自的批判。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都对现代性问题有着深刻的关切与自觉反省, 使人们不至于沉溺现代性的陷阱无法自拔。然而通过现实透视,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对人们摆脱生存困境的帮助并不明显。原因主要有二:其一, 思维方式的单极化。后现代主义诉诸“局部”“差异”“多样性”和“边缘”的做法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改善帮助不大, 相反, 对于整体、共性和统一的抛弃会引发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泛滥;现代主义坚持现代性内部修正的理路, 往往会使得他们把西方现代性作为普遍有效的解释依据, 在诸多方面走向一种“普遍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其二, 侧重于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 忽视社会历史经验本身。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围绕“理性”与“主体性”对现代性加以批判反思, 这就侧重在精神和意识的指向上理解现代性, 以意识哲学思维来寻求现实历史困境的根源。这样一来, 这种批判还停留于“意识哲学”的范畴, 不能真正解决人的生存的“现代困境”。

现代主义的“不可超越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外在超越论”貌似对立, 而实质上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封闭了。依据这样的理论框架, 显然缺少一种对现代性内在的发生、发展与矛盾变化的认识, 从而也只能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探讨人在现代性中的生存问题。除了这两派观点之外, 还有着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介乎两者又超越两者的思想理论, 即马克思对现代性下人的生存困境的辩证批判。我们大体可以从马克思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指认与超越的不同, 来领会马克思对现代性下人的生存困境批判的思维方法与理论内容。

其一, 在思维方式上, 马克思要求以实践的思维方法来分析与解决现代性中人的生存困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从“理性”与“主体性”等意识与观念出发来思考人在现代性中的生存困境, 这就难免会陷入意识哲学的窠臼。与前两者的出发点不同, 马克思认为要分析人的生存问题必须要从经验可观察到的、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这就强调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应是“纯粹思辨”, 而要坚持“实践首要”。正如马克思所说:“思辨哲学, 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 要能够给以回答, 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智的形式, 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14]这段话就指出了意识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缺陷, 即将现实的问题思辨化, 并想通过思想的方式予以解决。而马克思对现代性中人的生存问题分析的思维方式则正好相反, 它要求一切从人们的生活实践出发, 并在“实践”中通过“现实”的方式予以解决, 这主要是因为实践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方式, 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从存在方式上来说, 人不同于动物的消极适应自然, 人们的存在是以“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为基础的。这种活动便是实践, 它使得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 以人的存在方式来确证自己。实践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 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 也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故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分析与解决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入手, 去理解人与自然、世界及自身的各种对立统一关系, 仅仅停留于意识层面的探讨显然是无益的。

其二, 在批判领域上, 马克思要求对现代性中人的生存困境作整体性与根基性的批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中人的生存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思, 这是其缺点之一。在实践思维方式的基础上, 马克思强调对现代性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指认不能局限于文化与意识领域, 而应侧重于经济领域和整体社会领域。马克思认为对现代性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指认, 最恰切的证据就是工人阶级无家可归的命运,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 他的产品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 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9]156。这样, 马克思便开始了思考, 为什么现代社会在精神层面会产生理性与自由叙事, 而在事实层面却出现了工人阶级的“非人般”的生存状态?随着对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 马克思发现在启蒙运动中, 人们以“理性”“主体性”来对抗“神性”, 但当上帝这一超验精神源泉被终止后, 人的地位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凸显, 反而另一种抽象存在资本获得了理性的主体地位。马克思认为,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出现生存困境的现实原因正是受到资本这一抽象力量的统治。一方面, 资本的最大特性是增殖性, 它为了自身增殖就必须与雇佣劳动之间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通过具体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来获取剩余价值, 不断实现自身扩张。另一方面, 以“资本”为核心的庞大的生产体系因资本增殖的要求而不断运转, 这就为现代社会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供人们享受的商品和服务。当生产过剩不断出现的时候, 也就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物的世界”, 最终人迷失在物中。这样一来,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5], 人们陷入了无尽的虚无。

其三, 在超越方法上, 马克思强调具有扬弃性质的“内在超越”。要使人们摆脱生存的“现代困境”就必须超越既有的现代性, 这就涉及到超越方式的问题。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内在超越”, 正如他所言:“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6]。马克思认为以“内在超越”的方式让人们走出生存的“现代困境”, 并不是对现代性的否定, 而是对现代性发展的社会形式的改变, 要由“资本主义现代性”走向“共产主义现代性”。这样, 这种超越里面就涵盖了“可超越部分”和“不可超越部分”。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来看, 可以超越的恰恰是价值增殖乃至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的资本主义, 而不可超越的则是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对于各种现代性形式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积极文明成果。这就是一种辩证的扬弃思路, 正是马克思的高明之处。马克思看到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核心理念的资本具有“伟大文明作用”, 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 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7]。资本所创造出的文明的一面是我们所需要的, 于是马克思提出要在资本所创造出的文明的基础上, 克服资本的不利一面, 构建一种适合人的生存发展的新的现代性形式。按照马克思的思路, 超越资本主义的正是在前者母体中孕育生长出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通过这种历史运动而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 就是对现代性的各种矛盾的解决及分裂的整合:“这种共产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185。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建立起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 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 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8]。

面对现代性中人的生存困境问题, 马克思以一种辩证批判的思路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行理论借鉴, 故我们主张回到马克思。但回到马克思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照搬照抄, 这样所达到的效果只是一种教条式地理解与套用。应当看到, 当下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与马克思那时已有不同。在这种条件下, 之所以能回到马克思, 是因为现代性与人的生存问题的总体题域没有变, 但在具体细节上我们必须让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与当代实际紧密结合, 来为现代人摆脱生存困境提供几点现实启示。

其一, 注重以“实践理性”观来取代抽象理性观与技术理性主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就指出了要纠正现代性的弊端还需借助现代性, 也就是说现代性中提倡的理性仍然是我们走出生存困境所必须依靠的力量。当然, 这里我们所提倡的理性显然不能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抽象理性, 亦不能是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抽象理性与工具理性实质都是对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的遮蔽:抽象理性不能正确看待自身, 将自身看做是一个自明的实体, 最终陷入盲目的乐观, 造成现代社会的深刻危机;工具理性是对价值理性的排斥, 这样人的价值意义便被物与技术等替代。从马克思对现代性弊端的指认中,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所提倡的是一种“实践理性”。在马克思看来, 理性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能力, 它是在人类实践中不断产生与发展的。这种“实践理性”将理性归结为主体能力, 那么理性的运用和发展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这样一来, 它既规避了抽象理性对人的观念统治, 也克服了技术理性对人的价值意义的排斥。

其二, 保持“发展资本”与“限制资本”的内在张力。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中, 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既有“善”的一面, 也有“恶”的一面,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控制它。当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在畅想共产主义社会时提出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程度, 因此我们必须直面资本、承认资本。为了进一步增加社会所需的物质财富, 我们必须进一步利用与发展资本。对当前中国来说, 我们既要利用好公有资本, 又要积极发展私有资本, 形成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的资本形态。在发展资本的同时必须保持警惕, 注意“限制资本”, 因为资本的增殖本性会造成一些不可化解的矛盾, 如生态破坏、道德沦丧、人的贫困与异化。对资本的限制主要有伦理约束和法律约束两重维度。资本的伦理约束在目前主要应强调一种企业的社会责任。在道德约束的同时, 也要增强法律监督, 以法律的强制性力量对资本的不良运行进行纠正和打击。

其三, 充分发挥自由结社的功能。现代性的发展摧毁了传统的氏族、部落等初级群体, 使得现代人呈现原子化趋势, 必须独立地面对自然与社会的压力。而人是一种社会动物, 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人们总要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寻求精神慰藉。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当然是人们彼此生活的最佳状态, 但从目前的实际出发, 我们并不具有构建这一联合体的现实条件。从当下出发,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由结社的作用。通过自由结社, 人们按照自己的行业、兴趣、利益等方面进行一种新的自由聚合。人们可以收获新朋友, 寻找自己事业与情感的寄托, 获得一定的归属感。一定程度上, 这种自由结社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一种初步形态, 它既能满足人们主体性的发挥, 又在一定程度上以主体间性来规避主体性的过分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