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语)波德莱尔, 通过一系列城市诗歌的书写开启了现代诗歌从美丽大自然向繁华大都市的诗意转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成为象征主义诗歌赖以发端的语境, 它不仅创造了新的世界观、文学观及新的诗歌表现技法, 而且, 在现代的城市里, 许多题材更增生了全新的意义。在俄国, 象征主义诗歌风行的时期, 整个社会也正在发生吹枯拉朽般的巨变, 新兴起的现代城市成为诗人们的寄生地, 诗人面对的“现代境遇”成为诗歌创作源泉, 在现代都市社会中, 俄国诗歌获得了现代意义的新生。

城市诗歌不是简单以城市为内容或主题的诗歌写作, 它涉及到具有更深层决定因素的城市语境和城市意识^[1]。俄罗斯城市进入诗歌主题的历史虽可追溯到18世纪中期^①, 但所谓的“城市诗歌”^②却是在19世纪末才蔚然成风:勃留索夫敏感地预见到俄国现代诗歌中城市形象的独特性, 诗人的态度复杂而矛盾, 既有高昂的礼赞, 又有客观的描摹; 巴尔蒙特用精致的笔触吟唱着消沉的城市之音, 唯美地抒写着城市作为“恶魔”与“精灵”的双重形象; 而在勃洛克的诗中, 城市好像某种梦幻与虚假的幻影, 诉说着“末世论”的思想, 象征派诗人让城市诗歌获得了独立的诗学品格、审美趣味和社会价值。

①1754年, 罗蒙诺索夫曾写作《莫斯科》一诗, 主要是颂扬莫斯科城的伟岸与高大。19世纪, 普希金、巴拉丁斯基、莱蒙托夫等诗人都创作过以“莫斯科”为主题的诗歌。

②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中两个重要的城市镜像莫斯科与彼得堡, 本文在微观上将以这两大城市为主题的诗歌文本为阐释对象。

一、俄国城市诗歌:工业文明与社会革命的双重影响

俄国的城市在12与13世纪之交迅速增长, 城堡、楼房和教堂的建筑规模也得到了空前的扩大, 城市的雏形显现, 但城市主题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未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 特别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仍然是“夜莺”在主唱, 真正的都会诗歌直到19世纪末才伴随着俄国象征主义的创作出现。

本雅明指出, “在波德莱尔那里, 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 他诗中的巴黎是一座沉陷到海底的城市, 这座城市的奇异景观—“塞纳河的冷码头—”在波德莱尔那里留下了至深的印记。不过, 对于波德莱尔来说, “这座城市‘充溢死气的田园诗’中最关键的是某种社会性基质, 一种现代基质”。他献给巴黎的那些诗篇具有永久魅力, 这源自于他所表达的这座大城市衰竭的观念^[2]。

正如波德莱尔把新的诗歌主题带入法国抒情诗, 勃留索夫对俄国诗歌的革新首先体现在他把新的诗歌主题带进了俄国诗坛, 虽然彼得堡昏沉的气氛抒写、涅瓦大街的肃冷、城市人的罪恶等主题在果戈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并不新鲜, 但勃留索夫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语诗歌中第一个“都市诗人”, 却为俄国现代诗歌开启了一扇智性之门。世纪之交的俄国, 现代城市诗歌是在工业文明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的, 这也使得俄国象征主义城市诗歌笼罩了一层光明与晦暗并存的色彩。

勃留索夫的城市诗歌最初是来自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影响, 在诗人的回忆录中常常出现两位诗人在黄昏中漫步于树林中的画面^[3]。诗人也曾深情地说, “我常怀着特殊的敬爱之情缅怀维尔哈伦惠赐于我的友情”^[4]。维尔哈伦的诗歌意境非常优美, 在其代表作《原野与城市》中, 每首诗都会呈现出一幅图画, 有的描绘城市的畸形繁荣, 有的表现宁静的乡村, 另外在《彷徨的乡村》《城市的触角》《虚幻的村庄》等诗集中, 诗人又表达了这样一种转变从对富有灵性的乡村景象逐渐消失的痛心和抗拒到从城市中重获生命动力及对城市文明的热情拥抱。对现代文明之集中体现的大都市, 初期维尔哈伦面对资本主义城市“触碰到了真实的外表, 但没有深入到事物掩藏的内涵中”^[5], 而勃留索夫面对俄国日益雄起的大都市的态度复杂而又矛盾, 既有高昂的礼赞(如《巴黎》《人的礼赞》等), 又有客观的描摹(如《墙上》《画面》等), 也不乏因预见了巴比伦塔不幸明天而生的忧郁(如《石匠》等)^[6]。城市生活在勃留索夫笔下时而是底层人民凄惨处境的隐现。如《女友》一诗:

三个女人, 衣衫褴褛, 酩酊大醉,

相互搂抱着, 摇摇晃晃, 蹒跚而行。

烟雾笼罩的钟楼在暮色中颤抖,

教堂塔顶的十字架, 俯首低垂。

三个女人, 衣衫褴褛, 酩酊大醉,

唱着自己的歌, 又破口骂人……

烟雾笼罩的教堂忧伤不尽,

用十字架向她们俯首低垂。^[7]231

城市生活的景象—钟楼笼罩在烟雾中, 暮色朦胧, 酩酊大醉、衣衫褴褛的妓女们踯躅街头, “无所事事的马车夫”放声大笑, 过往的行人躲闪着走过, 忧伤的教堂、庄严的十字架也无法救赎“她们”。全诗意象虽然简单明快, 但“她们”和“十字架”的充满张力的矛盾体却暗示出整个现代社会的真实图景。

即使在俄国象征派诗人眼里, 勃留索夫也是一位大师。别雷曾评价道:“勃留索夫是位魔法师。世界的深渊早已在他创作的众多形象中张口裸露着。诗人站在城市的巅峰上, 更清晰地看见了苍穹的深邃。”^[8]在《我爱这城市的高楼大厦》中, 诗人体验着面对城市时被隐藏起的某种恐惧, 并且相信其光明的开端将是善良与智慧的胜利, 城市在诗人笔下又成了涤荡现实的强心剂:

我爱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

爱它狭小的街巷, —

当冬日还没有来临,

秋天已经送来了凉意几许。

我爱这一个个宽阔的广场,

四周筑起了逶迤的围墙, —

在街灯尚未点亮的时刻,

羞涩的星光已镶嵌在天穹,

我爱这城市和墓园,

爱它的轰鸣和有节律的喧闹, —

当我沉醉于歌声的时刻,

它那优美的和弦会令我倾倒。^[7]253

勃留索夫认为, 无论是高楼大厦, 还是逼仄小巷, 抑或都市的“轰鸣”与“喧闹”, 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相较于乡村它是一种有序又“令人倾倒”的声响, 对城市的礼赞流淌在诗人世纪末的诗篇中, 似乎在暗中预示出不久后的革命强音的奏出, 诗人渴望通过诗歌向人类传达城市规训^①的力量。

①“规训”是来自米歇尔·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的术语, 它指称近代产生的运用科层制度、现代手段等规范社会行为的方式, 较之于传统的惩罚手段更为理性和自觉。在此文中意指现代诗学话语系统中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背景之下的城市规范。

俄国“都会诗人”(鲁迅语)的另一位杰出代表是勃洛克。社会革命的爆发同样在诗人的生命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根据吉皮乌斯的回忆, 1905年革命爆发时, 勃洛克在电话里声音异常兴奋:“要知道战争—这首先是令人高兴的”^[9]26。然而1905年革命失败后, 根据吉皮乌斯的回忆, 勃洛克颓丧地坐在房间的安乐椅上, 他那张已经大名鼎鼎并深受喜爱的诗人的脸上, 带有惊诧和疲惫的印迹, 还有孤独, 不是那种平静的孤独, 也不是那种狂暴的孤独, 而是一种悲剧性的孤独^[9]17。这种情绪和思想上的转变暗合了诗人从唯美主义的《美妇人之歌》到现实神秘主义《陌生女郎》的转向。

如果死人要装活人,

装出激情, 该有多艰难!

但是应该, 该挤进社会,

为仕途要隐藏骨头的嘎吱声……

活人在睡觉。死人走出棺材,

走向银行、法院和议会……

黑夜越白, 怨恨便越黑,

鹅毛笔庄严地吱呀作响。^[10]224

戏剧化的独白是诗人后期创作的重要艺术转折点, 此诗在充满张力的“活人”与“死人”的形象交叠中再现的是城市生活的荒唐和无奈, 彰显的是现代城市和社会紧张又澎湃的气氛, 光影迷离的城市逐渐褪去朦胧的面纱, 城市诗歌陷入了“致命的虚空”, 《死神的舞蹈》是这种虚空状态的写照。

二、城市幻象的虚空

俄国长期的贵族制和农奴制社会体系, 使文艺活动仅限于地主、贵族阶层之中, 包括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的俄国艺术家, 精神上实际都是乡村人; 而都会, 作为城镇生活和现代文明的象征, 它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心理因素, 智慧和感情的过分饱和, 其结果必然在灯红酒绿中追求更新的刺激。即便是描写过都会的涅克拉索夫, 与都会也始终保持着牢不可破的深层隔膜。现代城市, 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共同的悲观主义主题, 在勃留索夫《给城市》一诗中, “城市是一个鲜活的撒旦式的存在, ‘城市—吸血鬼’是被具象化的可怕对象, 是无情和淫恶的化身”^[11]。

威风凛凛俯瞰峡谷,

闪耀的灯光刺向苍穹,

工厂的烟囱如同栅栏,

坚定不移把你围拢。

……

你钢铁铸就的脉络里,

流动着煤气和自来水。

贫困在其中痛苦呻吟,

愤恨在其中屡屡抱怨。

……

如阴险之蛇目光奇幻!

怀着疯狂的盲目冲动,

致命的毒液毒害自己,

你把刀举在自己头顶。^[12]164

随着西欧都会文明和市民运动波及俄罗斯, 都会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以往的田园文学。这一转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鲁迅先生盛赞的“都会诗人”勃洛克。

勃洛克, 从1904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美妇人之歌》开始, 他凭借作为一个现代都会诗人引起的瞩目, 成为新诗歌运动的中心人物。诗人通过一双梦幻的眼睛, 观察都会的日常生活, 并将这些朦胧的印象象征化, 他比以前的诗人更理解都会的本质。他不仅描写, 而且在所描写的事物中注入了生气, 赋之以灵魂, 在他的诗歌里, 幻想和现实参差交错, 营造出神奇的都会气氛。在组诗《十字路口》中, 他描绘和再现繁华的北方城市巴尔米拉, 在诗人笔下这是一个残酷的“魔鬼”城市, 里面居住的尽是沉默不语的“黑衣人”, “喝醉酒的红衣侏儒”, 还有哈哈大笑的“隐身人”, 几乎都是类似启示录中的人物。

勃洛克的第二部诗集《意外的欢乐》, 也充满了大量沉浸在都会气氛中的成熟而美妙的诗歌, 似乎他不能在某种田园气氛中思索, 而只能在巴黎的游乐场或彼得堡的列斯特兰这类地方获得灵感。

19世纪中期的文学记忆中, 彼得堡是幻象的、魔鬼般的存在, 用果戈理的话说, “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涅瓦大街》), 美国诗人爱伦·坡访问这座城市时也意识到“彼得堡神话的现实观照将与关于它的创作形成完美的‘和鸣’, 居于其中的各色人等与幽灵如幻影般飘荡”^[13]。勃洛克1904—1906年间的诗歌始终沉醉在都市中, 正如评论家所言:“他那非物质的纯音乐风格非常适宜再现彼得堡的雾霭和幻影, 这座如梦如幻的城市曾激发果戈理、格力高利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在勃洛克结束第一波神秘飞翔着陆之后, 彼得堡这座浪漫的城市, 从此便成为他诗歌的不变场景”^[12]219。

1906—1907年间的革命失败强化了勃洛克的失望和悲观情绪, 酒馆从此成为勃洛克诗歌的常见场景, 他的诗中开始充满美酒、女人和吉普赛歌曲, 这一切的背景则是永远丧失“美妇人”幻象之后的强烈失落和无望渴求。这一强烈无望的幻灭感, 成为勃洛克直到离世也未能走出的绝望之境。

于是, 在酒吧, 在旅馆,

老太、少妇们酒杯碰撞酒杯,

彬彬有礼的午宴难以掩饰空虚无聊,

此刻熄灭了电灯。^[7]340

诗人在声光酒色的生活中看到“饱食终日者”那无望的生命, 在“酒杯碰撞酒杯”的声响中却听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声音, 在“彬彬有礼的午宴”中预见了未来的希望在“此刻熄灭了电灯”。城市寄生生活也许会毁灭, 并且不留下一点痕迹, 《这一切都已成往昔……》:

这一切都已成往昔、往昔、往昔,

日月的循环交替已经了结。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墙的下面,

在纯净而又清澈的黎明时分,

我的故土能否还给我

心灵上最初体验到的欢愉?

在复活节之夜, 在涅瓦河畔,

狂风怒吼, 严寒逼人,

或许会有一个乞讨的老媪

用拐棍在流冰中翻动我僵直的尸体?^[7]353

无论在莫斯科, 还是在彼得堡, 俄国城市在诗人的笔下已经是一片死灰, 而这城市曾经回荡着“满含深情的春歌”(《风从远方传来》), 闪耀着“远处的霞光”和“宇宙的光辉”(《我相信圣约的太阳》), 往昔不复, 来日亦不可待, 勃洛克的诗歌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致命虚空”。

现代工业文明的机器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它必然带来都市空间的重新分割, 勃洛克在诗歌《工厂》中揭示出的不仅仅是“大门”内外的两种人生, 更是城市繁荣背后对人类美好性灵的摧毁:

隔院的房屋漆着黄色门窗。

每到傍晚每到傍晚

沉默寡言的门闩就会轧轧作响,

人们鱼贯地走近大门旁。

于是, 大门又紧紧地锁上,

而在墙下而在墙下

一个人伫立不动, 满脸凶光,

阴沉沉地把人员清点。

他们走进来, 四面散开,

苦力们背上沉重的麻袋,

从黄色的门窗内传来狞笑声,

得意地把这些穷人拐骗。^[7]336

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 城市生活经验的异质性、多样性、开放性为诗人提供了巨大的表现空间, 而同时, 这种迥异于乡村生活的交往经验, 也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从而制造出众多的城市病态:焦虑、淡漠、孤独^[14]。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经验悄无声息地见证了都市人的痛楚和悲伤。勃洛克“站在高处”, 旁观丧失自我意识的“工人”鱼贯而入, 疲惫工作, 互相冷漠, 如同观看一幕幕无望的生活悲剧。

然而, 有的象征派诗人则自始至终无法适应“城市”的喧嚣, 巴尔蒙特即是这样一位, 作为其好友的勃留索夫在1903年的日记中记载:巴尔蒙特住在莫斯科时异常狂躁, 抵达莫斯科不到一星期他就开始发作。他常常无故消失、喝醉并且有一些疯癫的行为。他有时到我这里, 有时去找索洛古勃, 或者住到斯拉维扬斯克集市饭店^①, 他常常受委屈, 并因受到嘲笑而大哭。妻子对他的表现感到非常恐惧^[15]。诗人用精致的笔触吟唱着消沉的低音, 《我憎恨这大城市的喧嚣》:

①Славянский базар, 位于莫斯科市尼古拉斯卡亚街道的饭店, 1873年建成, 1993年被烧毁, 当时是莫斯科一处地标性建筑。

我憎恨大城市的喧嚣,

我厌恶人群的流动,

我的精灵生活在森林中,

幽居在寂静深处。

我谛听无声无息的音乐,

那里的时辰不倦地奔跑,

从不满足, 从不发怒,

那里鲜花丛丛, 令人赏心悦目,

再斟满一杯清泉, 喝下是为了忘却。^[7]146

然而就是这个“憎恨这大城市的喧嚣”的抒情诗人巴尔蒙特, 曾用《致波德莱尔》向“都市诗人”致敬, 他的诗句或许可以作为其对城市生活与情感爱恨交错的注脚:

波德莱尔, 我始终感到你雄伟的存在,

你是我光辉的范例, 亲近而又庄严,

你是恐惧的情侣, 绝望和幻想的友伴。

你把女性看成理想中的恶魔,

你把恶魔看成美的精灵,

而你既是威严的恶魔, 又具有女性的灵魂!^[7]165

这位“俄罗斯诗坛的帕格尼尼^②”曾是波德莱尔诗歌的俄文译者, 他把波德莱尔“从严峻性入手去审视生活, 从复杂性入手去领会生活, 在强度上去感受生活, 在整体上去体验生活, 展现生存中的压迫感、窒息感、紧张感、分裂感、孤独感、落魄感”^[1]的诗歌精神剥离出来, 成为现代工业文明作为“恶魔”与“精灵”双重形象的最唯美的书写者。

②帕格尼尼:意大利著名音乐家, 小提琴演奏大师, 音律大师。

俄国现代的“田园诗人”叶赛宁在《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一诗中, 表达了对宁静乡村的日渐消亡发出痛心疾首的感叹:

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在诗中歌唱简陋的木桥,

站在落英缤纷的白桦前,

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16]114

这个“朴实、有点神色不安的男孩”, 无助地徘徊在城市的漩涡里, “他自己觉得偌大一个彼得堡是没有他可呆的地方”^[17]。

三、城市形象的变奏

随着城市诗歌的生成与发展, 其所容纳的内涵与外延渐渐脱离了象征主义诗人最初的期许, 从城市坚硬的现实中跳脱出来, 进入“海市蜃楼”般的彼岸境界, “彼得堡”的主题演变正是如此。

俄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在诗歌与散文中或多或少都触及了“彼得堡”主题。但是, 如果不谈细节, 需要列出四位伟大作家的话, 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勃洛克是不可少的, 在他们的创作中可以找到最充分和最明晰的艺术体现, 理解在不同历史时期彼得堡的面貌, 而勃洛克诗歌中的“彼得堡”焕发出异于他人的深厚的现代力量和光芒。

比如, 关于勃洛克, 有人写道:“真正地可以将勃洛克称为涅瓦大街的诗人, ……勃洛克是这个贫瘠街道的第一诗人。彼得堡中, 涅瓦大街的白夜、圣彼得堡神秘的妇女、漆黑的幻影、透明的承诺, ……现在俄罗斯出现了城市的叙事诗, 但是勃洛克是所有世界街道中最音韵铿锵的、最抒情的街道的诗人。漫步于涅瓦大街, 感受勃洛克的抒情诗—这些没有流血的、但欺人、折磨人的诗, 你读着, 停不下来”^[18]。谈到勃洛克的彼得堡诗歌, 彼得堡主题没有脱离诗人创作的普遍思想和道德问题而孤立存在。这个主题进入了诗人历史哲学、社会和艺术世界观并与最基本的一些主题处于紧密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勃洛克对世界、人类、历史、现代生活的观念鲜明地表现在他成熟的“城市”诗中。

勃洛克的诗体小说《陌生女郎》(1906)中的景物, 不啻为“彼得堡寂静街道的投射”, 所有的环境, 从壁纸上的船到剧中人物, 都与当时彼得堡的实景相似, 摆弄虾的先生、戴头巾的姑娘、卖珍品的人—这就是诗人在酒馆中所见到的人物群像。

酒楼林立, 夜幕低垂,

浑浊的热气令人窒息,

春天的缱绻使人萎靡不振,

引发了醉汉的呼喊和狂欢。

……

她帽子上的鸵鸟羽毛低垂。

总是在我的脑海里飘逸,

她蓝色的双眸深不见底,

光芒照亮了遥远的彼岸。

我的灵魂也宛若一个宝库,

探宝的钥匙只有我掌握!

你这酒醉的怪物言之有理,

我也深知“真理就在酒中藏”。^[7]342

俄国象征主义诗人风格各异, 但都有“寻找真理”的共同诉求, 他们在宏伟的建筑中、在阴暗的酒楼里、还在幽闭的深巷处、雾霭般的酒杯里, 透过这些意象诗人才能抵达真理所在的彼岸。在勃洛克的诗中, 绝大多数的城市都是充满幻想的“末世论”的形象, 好像某种梦幻与虚假的幻影。彼得堡在这里是个“奇怪和可怕”的城市, 其中充满着“黑色的小人”“醉酒的满脸通红的矮子”“隐形人”。这些在“幻想和妄想中产生的诱惑和欺骗的形象”, 即是对日益增长的工业资本主义持消极态度的诗人创造出的大城市形象。勃洛克信仰从黑暗中唤起破坏作用的精神, 他爱暂时荒芜的、长满野草的城市, 因为在诗人眼里, 废墟背后永远蕴藏着新的生命力, 眼前的图景越模糊、越阴暗, 就预示着彼岸的未来世界越清晰、越真实。

勃留索夫城市诗歌的顶峰则是诗集《致城市与世界》。在这部诗集中, 诗人独特的调性已经形成, 这可以说是整个俄罗斯城市诗歌发展中最本质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它预示了马雅可夫斯基都会诗歌的诞生。勃留索夫的城市诗—“这些新的诗节和隐喻, 让勃留索夫的读者大吃一惊。他几乎成为那一代人‘思想的主宰者’”^[18]313, 在这部诗集中读者看到了新生活的预言, 他们在诗人那里找到了令人狂喜的回响。勃留索夫最钟爱的主题, 即关于人类过去和未来之思考, 将肉欲之爱当作神秘的仪式, 用20年前的时髦用语来说即“日常生活的神秘主义”, 亦即将现代大都市视为一座充满神秘和象征的森林^[16]192。1900年, 在到处闪烁着“电子月亮”的城市里, 高尔基也指出勃留索夫是“披着奇形怪状的外衣, 怀着一种难以捕捉的情绪”^[5]的诗人姿态神秘又忧伤地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维尔哈伦后期诗歌转而歌颂城市的思想启蒙光芒和科技进步力量,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勃留索夫对俄国城市的态度, 而勃留索夫、勃洛克等诗人对工业文明中城市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热情关注又感染了后象征主义的诗人们。如马雅可夫斯基、谢维里亚宁、古米廖夫等人的诗作对城市的未来表达了更为深邃和清醒的认识。

谢维里亚宁自称未来派诗人, 在他的诗中勃留索夫被奉为“普通市民之抱负的理想化身”^[12]269, 普通市民所渴望的香车、美酒、豪华餐厅、漂亮女人赤裸裸地再现于谢维里亚宁用创造性格律写就的流行诗歌中, 为当时的诗坛带来一股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勃留索夫也认为这位诗人是“俄国诗歌最大的希望”^[12]269, 然而这颗“希望之星”并未闪耀多久, 他后期诗作的苍白无力使读者很快便将其遗忘。

俄国象征主义之后, 诗坛进入了一段自由发展的短暂佳期, 虽然有粗俗派、阿克梅派、未来派、列夫派等等之分, 但彼时许多诗人都是可以自成一派的。在这些诗人中有一些正是第二次革命(1917—1921)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他们对城市之梦的幻想已经转变为对切切实实的“钢铁夜莺”的赞颂, 他们仍然奉行神秘主义之倾向, 但他们的神秘主义是物和词的神秘主义, 而非思想和象征。他们认为诗人并非先知和祭司, 任何无节制拔高诗人的论调都会被嘲笑, 他们已经和城市的主体民众融为一体, 城市诗歌走向了歌唱劳动之诗意和世界之美的道路。

四、结语

在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演变中, “城市”不只是肤浅的地理概念, 而是生理、心理、精神层面的存在, 诗人们抒写城市形象的姿态从最初的冷眼旁观, 到消极融入、反思批判, 再到清醒面对, 完成了现代诗歌与城市图景深层交融的道路。

正如布尔加科夫在《莫斯科时代变化的万花筒》中所悲叹的:“这很可能是一个英雄的年代, 但也是一个萧索的年代”^[19],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历史转角处, 俄国象征主义诗人把对个体、人类、俄罗斯的希望寄放于变幻莫测的城市空间, 构想出复杂矛盾的城市形象序列, 意图在城市图景的抽象中坚守俄罗斯精神中固有的“弥赛亚”Мессия:基督教中的“救世主”。意识, 但“那一代人的最佳儿女深受绝望之折磨, 无法克服其悲观主义, 要么陷入危险含混的神秘主义, 要么在激情的旋风中寻求迷醉”^[10]231, 在历史的局限中艰难完成了对城市理想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