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城镇化必须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 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 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集中已经成为必然趋势^[1]。一方面, 随着城镇化建设逐步推进, 乡村工业蓬勃发展, 城镇建设对于高素质、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产业工人的需求迫切, 特别是35周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另一方面, 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数量巨大,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传统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有所提升, 但技术能力却仍难满足乡村工业建设的需求。因此, 大力推进当地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将农村剩余人口转化为较高素质和技术能力水平的产业工人势在必行。

通过对辽宁省内14个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与访谈发现:一方面, 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整体素质不高、职业技能不强、纯体力劳动者所占比例过大、工作效率较低等问题, 难以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因此, 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卓有成效的职业教育培训势在必行。另一方面, 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存在差异, 找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 实现“因材施教”, 对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质量、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基于此, 本文以来自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工作状况和社会支持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其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

一、研究假设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和培训是以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的一系列活动^[2]。因此, 进行卓有成效的职业教育培训, 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 进而创造较高的收益。培训内容和培训形式是培训工作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调研与访谈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内容的需求主要包括一般技术类和高新技术类培训两种, 对培训形式的需求主要包括面授、实习操作和在线教育三种, 且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的个体特征、工作状况和社会支持会对职业教育培训需求产生影响。基于此,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作为因变量, 由培训内容(一般技术类和高新技术类)需求和培训形式(面授、实习操作和在线教育)需求两个维度构成,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工作状况和社会支持三方面出发, 探讨其对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

1. 个体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有无子女是五个重要的个体特征, 本部分将从这五方面分析其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

从性别上来讲, 一方面,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 这种风险性会对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产生影响^[3]。而参与职业教育培训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相对于男性而言, 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 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要远大于男性, 这就使得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相对较弱。另一方面, 受传统分工的影响,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比女性担负着更多的家庭与社会责任, 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进而提高收入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综上, 性别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从年龄上来讲, 一方面,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 年龄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成本具有正相关关系^[4], 即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成本逐渐增加, 这就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随之减弱。另一方面, 随着年龄的增加, 新生代农民工会产生“求稳”的心态, 更加趋向稳定的工作, 对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减弱。综上, 年龄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从文化程度上来讲, 一方面, 相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事物、新观念更容易接受, 相应地有较强的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另一方面, 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实际能力较强, 花费的时间较短, 更容易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尽快应用。综上, 文化程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从婚姻状况上来讲, 婚姻状况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稳定性的追求态度^[5]。一方面, 对于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对工作稳定性预期较高、需求较强烈, 属于风险规避型人群, 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另一方面, 对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家庭顾虑较少, 离职成本较低, 工作流动性较强, 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提升自身的需求较为强烈。综上, 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从有无子女上来讲, 没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已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培训需求^[6]。家族观念在中国农村根深蒂固, 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是振兴家族与延续香火的头等大事。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 已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均会对子女投入大量精力, 加之兼顾繁重的工作任务, 一般难有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职业教育培训中去。综上, 有无子女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H1a: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H1b: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H1c: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H1d: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H1e:有无子女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2. 工作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

行业类别、工作收入、工作年限、日工作时间是四个重要的工作状况特征, 本部分将从这四个方面分析其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

从行业类别上来讲,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7]。不同行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准入门槛的高低不同, 对其需要具备的胜任素质的要求也存在差异, 准入门槛与胜任素质要求越高的行业, 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越高。综上, 行业类别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从工作收入上来讲, 收入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面临着工作条件较差、生活质量较低的情况, 对现有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满意度不高, 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改变现状的需求较为强烈。目前我国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工作采用“政府主导、多方配合”的模式, 不收费或低收费的公益性职业教育培训较多, 这就为低收入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提供了可能。综上, 工作收入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从工作年限上来讲, 一方面, 工作年限较短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流动性、更低的离职成本、更大的上升空间, 其改变现状、提高收入的需求也更强烈。另一方面, 由于工作年限较短, 导致其工作经验不足, 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 更需要选择实地操作学习形式。综上, 工作年限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从日工作时间上来讲, Pedersen等(2012) 关于弹性工作时间的研究表明, 日工作时间较短的员工更有精力和意愿从事日常工作本身以外的事情^[8]。日工作时间较短的新生代农民工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有余力参加职业教育培训活动, 以获得能力的提升。而日工作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重心大部分放在日常工作中, 无暇考虑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综上, 日工作时间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H2a:行业类别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H2b:工作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H2c:工作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H2d:日工作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3. 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

依据肖水源(1994) 对社会支持的研究^[9], 本部分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方面分析其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

主观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活动中感受到的情感上的支持, 包括被尊重的情感体验与受到支持的满意程度。杜志丽和刘连龙(2011) 的研究表明, 主观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存在着明显正相关关系, 且获得社会支持的农民工存在主动寻求社交活动和教育培训的可能^[10]。主观支持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减小, 幸福感提升, 有利于更好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和困难, 因此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我能力提升的职业教育培训活动。综上, 主观支持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客观支持是指客观存在、实际、可见的物质支持或社会关系网络支持。社会客观支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发挥着促进就业、增强职业技术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提升的主动性、提高收入等功能^[11]。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客观支持主要源自政府、同事资金帮扶, 配偶的扶持及工友、老乡的支持。一定的资金能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解决面临的经济困难, 或支付社交活动与技能提升培训的费用支出。而新生代农民工配偶、工友、老乡的帮助能够使得他们迅速高效地解决问题, 进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职业技能提升的培训。综上, 客观支持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支持利用度是指个体获得主客观支持时接受与利用程度。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生长环境、个性特征存在着差异, 获得支持时采取的态度也并不相同, 有些人乐于获得别人的帮助, 并在别人需要时提供相应的帮助; 有些人由于自尊心强、性格内向等原因, 当获得社会支持时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若本身有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 但当政府、社会及他人提供支持时, 对社会支持利用度不高的人将其误解为一种怜悯行为, 拒绝接受任何帮助。综上, 支持利用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H3a:主观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H3b:客观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H3c:支持利用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二、研究方法 1. 变量设计

在本研究中, 社会支持为连续变量, 主要参考肖水源(1994) 的社会支持量表, 总共10个问项, 来测定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三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9]。选择肖水源(1994) 的社会支持量表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 该量表在以往的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且被该领域学者频繁引用, 共计1 324次(截至2015年11月23日); 第二,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一支庞大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力群体, 肖水源(1994) 社会支持量表是基于中国情境开发而成的, 笔者对该量表进行了相应的情景化处理, 使得问项更容易被新生代农民工所理解, 适合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情况的测量。其余变量为类别变量, 各类别变量又存在着不同的水平。为此, 我们对各变量作如下设计, 如表 1所示。

2. 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本次调查主要选取来自辽宁省14个城市34周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行业涵盖建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 职业涵盖工程建筑工人、沥青制造工人、燃油销售员、美容美发从业者、医疗器材销售员、KTV服务员、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保安、保洁等多种职业。本研究发放问卷360份, 回收问卷320份, 其中有效问卷290份, 有效率90.63%。在性别方面, 男性占59.30%, 女性占40.70%;在年龄方面, 18~23周岁占18.02%, 24~29周岁占42.44%, 30~34周岁占39.54%;在文化程度方面, 初中及以下占22.09%, 高中占40.12%, 大专及以上占37.79%;在婚姻状况方面, 未婚占36.62%, 已婚占63.38%;在有无子女方面, 有子女占44.76%, 无子女占55.24%;在行业类别方面, 建筑业占34.31%, 服务业占33.13%, 制造业占32.56%;在工作收入方面, 1 000元及以下占8.14%, 1 000~2 000元占49.42%, 2 000~3 000元占27.33%, 3 000元及以上占15.11%;在工作年限方面, 1年以下占13.80%, 1~5年占37.15%, 5~10年占24.23%, 10年以上占24.82%;在日工作时间方面, 1~4小时占5.81%, 4~8小时占46.51%, 8~12小时占34.30%, 12小时以上占13.38%。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培训内容需求和培训形式需求)是类别变量, 且自变量为连续变量或具有连续变量特性的虚拟变量, 故使用Logistic模型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12]。对于职业教育培训内容需求, 由于其是二分名义变量, 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对于职业教育培训形式需求, 由于其是三分名义变量, 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综上, 构造如下模型:

$ \begin{array}{l} {\rm{Logit}}\left( {P\left( {Y = j} \right)} \right) = {\rm{ln}}\left( {\frac{{P\left( {Y = j} \right)}}{{P\left( {Y = i} \right)}}} \right) = \\ - {\alpha _j} + {\beta _{1j}}{X_1} + L + {\beta _{pj}}{X_p} + {\varepsilon _j};{\rm{ }}j \ne i \end{array} $

(1)

其中, X为自变量, Y为因变量, P(Y=i)为Y取i值时的概率, α、β为系数, ε为常量。

三、数据分析 1. 培训内容需求与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培训内容需求作为因变量, 将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有无子女)、工作状况(工作类型、工作收入、工作年限、日工作时间)转化为虚拟变量, 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作为自变量, 放入回归模型, 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2所示。

2. 培训形式需求与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培训形式需求作为因变量, 将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有无子女)、工作因素(工作类型、工作收入、工作年限、日工作时间)转化为虚拟变量, 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作为自变量, 放入回归模型, 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过表 2可以看出,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内容需求的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日工作时间、工作类型、工作收入、工作年限、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 通过表 3可以看出,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形式需求的变量主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年限、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综上, 假设H1b、H1c、H1d、H2a、H2b、H2c、H2d、H3a、H3b、H3c得到验证; 假设H1a、H1e未得到数据的支持, 可能的原因分析如下:

首先, 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内容和形式的需求影响均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第一,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年龄层的农民工普遍接受过国家九年义务教育, 较第一代农民工思想更加开放, 传统的“男女有别”观念已不再深入人心。第二, 与我国偏远地区相比, 辽宁省城乡观念上的差距并不特别明显^[13], 虽然少数地区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 但男女平等的观念基本得到认同, 众多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也投身到工作中去, 渴望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提升自我价值。

其次, 有无子女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内容和形式的需求影响均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第一,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均在34周岁以下, 其父母年龄基本上在50~60岁之间, 身体相对较健康, 有能力也有意愿帮助子女抚养下一代(这样的观点在前期的访谈中也得到了佐证),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第二, 辽宁省对农民工子女的帮扶体系建设较为健全^[14], 新生代农民工抚养子女的压力并不十分巨大,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有无子女对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四、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提供了政策建议。

第一, 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特征, 设计多元化的培训方案。研究发现, 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行业类别、工作收入和工作年限这六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 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时要注重因材施教,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特征区别对待, 针对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行业类别、工作收入和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开设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 确保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内容与形式趋于多元化。

第二, 避免新生代农民工过劳工作, 确保有余力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研究发现, 工作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由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可知, 日工作时间较少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需求更强。基于此, 政府部门应该制定农民工工时参考标准, 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制度化, 避免过劳工作的现象发生, 使其有余力参与职业教育培训活动, 在提高自身技能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 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 提高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主观能动性。研究发现, 社会支持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 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发展战略, 着力构建城乡一体社会支持网, 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帮扶力度,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 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从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我能力提升的职业教育培训活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