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 在特殊的城乡二元制度背景下产生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尤其是在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后, 人的城镇化更是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和根本要求^[1]。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城镇化推进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在经历了土地城镇化、人口非农化等一系列的发展之后, 在人口城镇化方面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随着农民工年龄结构的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主力群体, 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差异较大, 在城市生活的社会融合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 社会矛盾突出^[2], 主要体现在:①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水平和就业的行为方式与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 ② 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更多, 超过第一代农民工; ③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能否得到良好的解决, 与城乡的社会稳定关系密切。

有学者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合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上整体融入城市并认同自身新的身份^[3-4]。尽管中国在农民工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但由于地方利益、群体利益的调整和制度本身的问题, 其收效甚微^[5]。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有很多利益保障问题得不到解决,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容易增加农民工个人或团体反叛社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失序和社会混乱的可能性, 导致社会风险的发生^[6]。

传统的博弈理论都是建立在参与者的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的, 这使得博弈理论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兴起的演化博弈理论将人的行为模型化为具有某种适应性学习能力的渐进演化过程^[7-9]。该研究范式为分析社会风险发生的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 以刘德海为代表的国内相关学者针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问题建立了演化博弈模型, 并分析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下的事态演化过程^[10-11], 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启发。国内学者悦中山等人研究得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对中国未来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 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问题^[12]。目前,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问题虽然研究较多, 但是随着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变化,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并没有跟上社会形势的发展, 不能解决社会融合中出现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本文基于博弈理论建立了相应模型, 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过程中社会风险的发生机理, 分析并解释了目前国内新生代农民工造成社会风险的原因, 以期能够为有关部门及相关学者提供理论基础, 更好地应对和解决农民工群体产生的社会风险。

一、社会风险产生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1. 阶段博弈的基本结构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加快, 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对于未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政府当前的制度安排还不能保证农民工与当地市民一样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13]。因此,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和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博弈。我们借鉴经典的鹰鸽博弈模型建立了相应的博弈矩阵, 见图 1。

其中, 一方参与人政府标记为A, 另一方参与人农民工群体标记为B。政府所面临的策略集合为{合作, 强硬}, 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策略集合为{妥协, 抗争}。博弈双方支付矩阵分别为(b, f), (d, e), (a, g), (c, h)。对于政府来说鹰策略为强硬, 鸽策略为合作; 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鹰策略为抗争, 鸽策略为妥协。支付表里的值表示的是在每一种策略组合下博弈双方获得资源的数量。根据政府和农民工群体所处的博弈环境, 不同的策略组合的支付具有以下特征:政府占据着社会上的主要资源, 在博弈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属于较为强势的参与人。因此, 在资源争夺的过程当中, 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强硬的策略来获得更大的收益, 即强硬是政府的占优策略。因此, a＞b＞c＞d。此外, 农民工群体社会参与不足,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指出, 虽然农民工关心城市社会的发展, 愿意参与到单位或社区管理和选举活动中, 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利益诉求渠道不够通畅、社会参与渠道狭窄、业余文化生活不够丰富^[14]。农民工未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 在社会群体利益博弈过程中, 难以发出共同的声音, 不利于整个群体摆脱弱势地位, 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 当政府采取合作策略的时候, 抗争策略所能获得的支付最高, 当政府采取强硬策略的时候, 相反抗争策略所能获得的支付最低。因此e＞f＞g＞h。对于每一个策略组合, 由于政府占据着社会上的主要资源, 因此, a＞g, b＞f, c＞h, d＞e。根据上述各种策略相应的收益假设, 运用求解Nash均衡的最优反应分析法得出该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为{强硬, 妥协}, 支付分别为(a, g)。这也符合目前的一种现状, 政府占据着资源的主导地位, 总是采取强硬的策略; 而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通常倾向于采取妥协策略。

有限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最后通牒博弈、鹰-鸽博弈等大量的实验博弈研究结果表明, 参与人处于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之中, 其决策时要考虑公平原则等社会文化规范^[5]。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 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能获得的支付除了包括获取的资源数量, 还应该包括作为弱势群体心理上的公平因素。为了在博弈的过程中表示出农民工群体由于公平因素所带来的支付上的变化, 我们设定一个参数, 并定义为心理平衡系数α_B(α_B＞0), 表示农民工群体考虑公平因素, 由于资源分配差距所带来的收益的变化。因此, 考虑公平因素的博弈模型农民工群体的支付函数为:

$ {U_{\rm{B}}} = {p_{\rm{B}}}-{\alpha _{\rm{B}}}({p_{\rm{A}}}-{p_{\rm{B}}}) $

(1)

其中, U_B表示考虑公平因素的农民工群体的收益; P_B表示农民工群体所获得的资源的数量, 也就是图 1支付矩阵的支付; P_A表示政府所获得的资源的数量。

2. 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各社会群体对其采取的某种策略获得的相应收益进行评价后, 根据一定的学习规则调整可行的策略空间集合, 从而导致了社会结构(即博弈结构和外部环境)本身处于动态化过程中^[15]。在农民工群体和政府的博弈过程中, 我们假设以每一个月为一个阶段, 由于政府处于强势地位, 在经济平稳社会稳定的情况下, 政府的政策和态度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因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一阶段的博弈在不考虑公平因素的前提下, 博弈双方所获得的收益(资源的数量)是基本不变的。当考虑公平因素条件时, 随着博弈阶段的增加, 农民工群体累积的收益差距越来越大, 第t期的博弈双方的收益差距μ为:

$ \mu = t({p_{\rm{A}}}-{p_{\rm{B}}})\;\;\;\;\;\;t = 1, 2, 3, \cdots $

(2)

由于累积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因此使得心理不平衡导致的收益的减少越来越多。设μ_B为由于公平因素导致的收益的变化:

$ {\mu _{\rm{B}}} = {\alpha _{\rm{B}}}t({p_{\rm{A}}}-{p_{\rm{B}}})\;\;\;\;\;t = 1, 2, 3, \cdots $

(3)

因此定义博弈双方的第t期的支付函数表达式为(考虑公平因素α_B):

政府:

$ {U_{\rm{A}}} = t{p_{\rm{A}}} $

(4)

农民工:

$ {U_{\rm{B}}} = {p_{\rm{B}}}-{\alpha _B}t({p_{\rm{A}}}-{p_{\rm{B}}}) $

(5)

二、单阶段的农民工群体的策略空间分析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在不考虑公平因素的前提下, 图 1所示的政府与农民工群体博弈的支付矩阵的Nash均衡为{强硬, 妥协}, 当考虑了公平因素的情况下, 新的政府与农民工群体博弈支付矩阵如图 2所示。

当考虑了公平因素的情况下, 农民工群体有可能会根据政府的策略选择偏离纳什均衡的策略, 导致非预期的突发事件, 从而获得更高的支付, 而政府也会根据农民工群体策略的改变重新选择策略。由于政府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 使得政府在博弈的过程中具有主动权, 拥有先动优势, 同时也可以根据农民工群体的决策作出策略改变, 拥有后动优势。因此, 我们只需要考虑农民工群体在考虑公平因素的情况下, 会怎样应对政府作出的决策, 从而分析农民工群体选择妥协(C)或者抗争(S)策略的约束条件。

1. 政府的无条件合作策略分析

当政府选择合作(C)策略, 农民工群体有两种策略。

农民工群体选择妥协(C)策略的支付为:

$ {U_{\rm{B}}}({\rm{C}}) = f-{\alpha _{\rm{B}}}t\left( {b-f} \right) $

(6)

农民工群体选择抗争(S)策略的支付为:

$ {U_{\rm{B}}}({\rm{S}}) = e-{\alpha _{\rm{B}}}t\left( {d-e} \right) $

(7)

比较两种策略的支付收益, 设ω₁=U_B(C)-U_B(S), 即

$ \begin{array}{l} {\omega _1} = f- {\alpha _{\rm{B}}}t\left( {b- f} \right)- [e-{\alpha _{\rm{B}}}t(d-e)]\\ = \left( {f -e} \right) -{\alpha _{\rm{B}}}t(b -f - d + e)\\ = \left( {f - e} \right) - {\alpha _{\rm{B}}}t(b + e - f - d) \end{array} $

(8)

根据阶段博弈模型的假设条件e＞f, α_B＞0, b＞d, 可知ω₁＜0, 即U_B(C)＜U_B(S)恒成立。因此, 可以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1 当政府无条件地选择合作策略的时候, 或者说, 当农民工群体知道政府会无条件地选择合作策略的时候,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抗争策略, 以便能够获得更高的支付。这里我们发现农民工群体选择抗争策略, 跟心理平衡系数α_B的大小没有关系。因此, 可以解释为农民工群体采取该策略主要是因为政府息事宁人的处事态度, 而并非自身心理上的不平衡。

处于{合作, 抗争}策略组合的实际情况体现为:农民工群体抓住地方政府息事宁人, 一味迁就的处理态度, 无休止地提出无理要求, 以闹事制造“压力”要挟地方政府, 使得处理工作严重扭曲变形, 给政府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目前一些专家和社会媒体已经发现很多地区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并进行了相关报道。但是, 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能够采取合作的策略, 在上文中提到, 由于政府处于主体地位, 拥有先动优势和后动优势, 因此, 如果出现命题1所描述的情况, 政府会利用后动优势改变策略而采取强硬的策略, 使得农民工群体在决策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从而使得策略组合变成{合作, 妥协}。

2. 政府的强硬策略分析

当政府选择强硬(S)策略, 农民工群体有两种策略。

农民工群体选择妥协(C)策略的支付为:

$ {U_{\rm{B}}}({\rm{C}}) = g-{\alpha _{\rm{B}}}t(a-g) $

(9)

农民工群体选择抗争(S)策略的支付为:

$ {U_{\rm{B}}}({\rm{S}}) = h-{\alpha _{\rm{B}}}t(c-h) $

(10)

比较两种策略的支付收益, 设ω₂=U_B(C)-U_B(S), 即

$ \begin{array}{l} {\omega _2} = g- {\alpha _{\rm{B}}}t\left( {a- g} \right)- \left[{h-{\alpha _{\rm{B}}}t\left( {c-h} \right)} \right] = \\ \left( {g - h} \right) - {\alpha _{\rm{B}}}t[\left( {a-g} \right)-(c-h)] \end{array} $

(11)

根据阶段博弈模型的假设条件, g＞h, a＞g, c＞h, α_B＞0, 还无法确定ω₂的正负, 为了方便分析, 我们设(a-g)为S_sc, 设(c-h)为S_ss。

当S_sc≤ S_ss时, ω₂＞0, 即U_B(C)＞U_B(S)恒成立。因此, 可以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2 在政府普遍采取强硬态度的情况下, 若农民工群体选择妥协策略, 博弈双方获得的资源的数量差异(a-g)不大于农民工群体选择抗争策略双方获得资源数量的差异(c-h)时, 不管农民工群体的心理有多么地不平衡, 他们仍然会选择妥协的态度, 因为如果选择反抗策略, 会使得他们的收益更低。

这种策略组合也可以反映现实中政府和农民工群体相对的一种状态, 通常体现为, 政府在某一特殊时期, 为了防止农民工群体闹事, 给社会和城市造成不好的影响, 而采取的一种短期的强硬的态度, 迫使农民工群体只能选择妥协。典型的案例为2011年深圳在筹备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 为了给国内外的关注者展示深圳的发展风貌, 出台了一系列不合理的法规来维持社会稳定, 其中文件的第六条显示:“在严肃处理期间, 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 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追究其刑事责任”。该案例发生的根本原理是政府采取的不合理的措施, 使得农民工群体的S_sc小于S_ss, 迫使农民工群体无奈只能选择妥协策略。

那么, 当S_sc＞S_ss时, 即(a-g)＞(c-h), ω₂无法确定, 因此, 我们假设:

若ω₂＞0, 则上式满足:

$ \left( {g- h} \right)- {\alpha _{\rm{B}}}t\left[{\left( {a-g} \right)-\left( {c-h} \right)} \right] > 0 $

(12)

得出心理平衡系数α_B的约束条件为:

$ {\alpha _{\rm{B}}} < \frac{{\left( {g- h} \right)}}{{\left[{\left( {a-c} \right)-\left( {g-h} \right)} \right]t}} $

(13)

反之, 若ω₂＜0, 则上式满足:

$ \left( {g- h} \right)- {\alpha _{\rm{B}}}t\left[{\left( {a-g} \right)-\left( {c-h} \right)} \right] < 0 $

(14)

得出心理平衡系数α_B的约束条件为:

$ {\alpha _{\rm{B}}} > \frac{{\left( {g- h} \right)}}{{\left[{\left( {a-c} \right)-\left( {g-h} \right)} \right]t}} $

(15)

根据动态博弈模型的假设条件, t的取值为正整数, 因此, 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多, $\frac{{\left( {g- h} \right)}}{{\left[{\left( {a-c} \right)-\left( {g-h} \right)} \right]t}} $呈递减趋势, 当在初始时期(t=1) 博弈时, 若${\alpha _{\rm{B}}} < \frac{{\left( {g- h} \right)}}{{\left[{\left( {a-c} \right)-\left( {g-h} \right)} \right]t}} $时, 则ω₂＞0, 即U_B(C)＞U_B(S), 随着重复博弈的进行, 由于右边是递减的, 因此总会出现当第t期的时候, 满足约束条件$ {\alpha _{\rm{B}}} > \frac{{\left( {g- h} \right)}}{{\left[{\left( {a-c} \right)-\left( {g-h} \right)} \right]t}} $, 即U_B(C)＜U_B(S), 策略发生转变。因此, 可以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3 当政府采取强硬态度的策略, 农民工群体选择妥协策略双方的收益差距较大时, 即(a-g)＞(c-h)时, 若在博弈的初始阶段(t=1) 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平衡系数α_B小于农民工群体两种策略的收益差(g-h)除以政府两种策略的收益差(a-c)与农民工两种策略收益差(g-h)的差值, 则农民工群体会选择妥协策略。但是, 随着重复博弈次数的增加, 当在第t期时, 若$ {\alpha _{\rm{B}}} > \frac{{\left( {g- h} \right)}}{{\left[{\left( {a-c} \right)-\left( {g-h} \right)} \right]t}} $, 则农民工群体忍无可忍会改变策略, 选择反抗策略, 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种特殊情况, 若农民工群体处于一种心理极度不平衡, 对社会不满的状态时, 即α_B值较大, 在初始阶段就出现$ {\alpha _{\rm{B}}} > \frac{{\left( {g- h} \right)}}{{\left[{\left( {a-c} \right)-\left( {g-h} \right)} \right]t}} $的情况, 则农民工群体会一直选择抗争策略, 直到政府采取其他策略改变现状。

处于{强硬, 妥协}策略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 政府作为社会主体部门, 作为社会的管理者, 农民工群体在初期并不愿意采取信访、集会、游行等群体性事件惹是生非, 与政府对抗, 更倾向于服从妥协的态度,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农民工这种心理上的不满意会积累得越来越多, 现有研究表明, 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在社会冲突中的诉求主要是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基本经济利益^[16-17]。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该模型和相关数据信息, 及时地发现潜在的社会风险, 并提前采取措施, 避免风险的发生。

三、多阶段社会风险的机理分析

在上文中我们分析了在单阶段博弈的情况下, 农民工群体依据政府采取的策略, 选择相应的策略及每一种策略的约束条件。下文, 笔者将基于整体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通过社会风险发生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状态的策略组合, 选取三阶段博弈过程分析农民工群体选择不同策略的约束条件。

根据策略设计及假设条件, 农民工群体采取抗争策略, 形成社会风险, 政府为了平息风险而改变策略, 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此时, 博弈的均衡路径为{强硬, 妥协}, {强硬, 抗争}, {合作, 妥协}。因此, 我们假设在博弈的第t-1阶段双方的策略组合为{强硬, 妥协}, 第t阶段策略组合为{强硬, 抗争}, 第t+1阶段的策略组合为{合作, 强硬}。考虑公平因素的农民工群体三阶段博弈模型的收益表达式U_B为:

$ \begin{array}{l} {U_{\rm{B}}} = g-{\alpha _{\rm{B}}}\left( {t-1} \right)\left( {a-g} \right) + g - {\alpha _{\rm{B}}}t\left( {c - h} \right) + \\ f - {\alpha _{\rm{B}}}\left( {t + 1} \right)(b - f) \end{array} $

(16)

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农民工会一直处于妥协状态, 博弈双方的策略组合始终为{强硬, 妥协}, 基于博弈模型的假设, 如果农民工群体在第t期采取了抗争策略, 形成社会风险, 并在第t+1期跟政府达成一致, 采取{合作, 妥协}策略组合。根据博弈策略的选择原则, 农民工群体这三阶段博弈获得的总收益应该大于他们一直选择妥协策略所获得的总收益。这样才会选择改变策略进行反抗, 采取上访、集会等群体性事件形成社会风险。根据博弈模型, 在第(t-1)、t、(t+1) 期农民工一直选择妥协策略所获得的总收益U为:

$ \begin{array}{l} U = g-{\alpha _{\rm{B}}}\left( {t-1} \right)\left( {a-g} \right) + g - {\alpha _{\rm{B}}}t\left( {a - g} \right) + \\ g - {\alpha _{\rm{B}}}\left( {t + 1} \right)(a - g) \end{array} $

(17)

根据假设, 当社会风险产生时, 即U_B＞U时, 约束条件如下:

$ \begin{array}{l} h-{\alpha _{\rm{B}}}t\left( {c-h} \right) + f-{\alpha _{\rm{B}}}\left( {t + 1} \right)\left( {b - f} \right) > \\ g - {\alpha _{\rm{B}}}t\left( {a - g} \right) + g - {\alpha _{\rm{B}}}\left( {t + 1} \right)(a - g) \end{array} $

(18)

整理得:

$ \begin{array}{l} {\alpha _{\rm{B}}}t\left( {c + b-2a} \right) + {\alpha _{\rm{B}}}\left( {b-f-a + g} \right) < \\ \left( {h + f - 2g} \right)({\alpha _{\rm{B}}}t + 1) \end{array} $

(19)

在本研究中为了方便分析, 我们设:

$ {M_1} = \left( {c + b-2a} \right) $

(20)

$ {M_2} = \left( {b-f} \right)-(a-g) $

(21)

$ {M_3} = (h + f-2g) $

(22)

因此, 上述约束条件可以写成:

$ {\alpha _{\rm{B}}}t{M_1} + {\alpha _{\rm{B}}}{M_2} < \left( {{\alpha _{\rm{B}}}t + 1} \right){M_3} $

(23)

在该表达式中, M₁表示政府在{强硬, 抗争}策略组合与{合作, 妥协}策略组合所获得的总收益与{强硬, 妥协}策略组合所获得的双倍收益的差距。M₂表示{合作, 妥协}策略组合双方的收益差距与{强硬, 妥协}策略组合双方收益差距的比较。M₃表示农民工群体在{强硬, 抗争}策略组合与{合作, 妥协}策略组合所获得的总收益与{强硬, 妥协}策略组合所获得的双倍收益的差距。

根据博弈模型的假设, a＞b＞c, b＞f＞g＞h, α_B＞0, 可知:M₁＜0, M₂＜0, 因此, 我们需要讨论M₃的取值情况, 以此得出约束条件。

当M₃≥0时, 上述不等式恒成立, 即U_B＞U恒成立。社会风险一定会发生。

当M₃＜0时, 整理上述不等式, 得出约束条件如下:

$ \frac{{t{M_1} + {M_2}}}{{{M_3}}}-t > \frac{1}{{{\alpha _{\rm{B}}}}} $

(24)

当在社会风险发生时的第t期博弈, 博弈双方的收益与心理平衡系数α_B满足上述不等式关系。根据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4 从社会风险产生的整体过程来看, 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合的过程中, 社会风险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① 主要影响社会风险产生的因素为农民工群体在{强硬, 抗争}策略组合与{合作, 妥协}策略组合所获得的总收益与{强硬, 妥协}策略组合所获得的双倍收益的差距。如果改变策略所获得的总收益较多, 则农民工群体会采取上访、游行等行为造成社会风险, 该情况下产生的社会风险与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平衡系数无关, 是由不同策略所获得的收益决定的。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条件下无法预测会在哪一期产生社会风险。② 当收益情况不满足上述情况, 则社会风险的产生是由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平衡系数、策略选择的收益及时间有关。当在第t期的时候, 收益与心理平衡系数满足上述约束条件, 则会发生社会风险。

四、结语

本文基于社会风险理论, 利用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别从短期单阶段和长期整体多阶段两个角度分析了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过程中社会风险的发生机理和约束条件, 并结合相应的案例分析了农民工群体在政府采取不同策略时产生社会风险的原因。结果表明:① 在短期的情况下, 若政府为了息事宁人, 态度软弱反而会导致社会风险的发生。若政府态度强硬, 则社会风险的发生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平衡程度及不同情况下所获得的资源的差异。为了避免社会风险的发生, 政府应当尽量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选择不同策略时所获得的收益的差距。② 从长期的角度看, 农民工群体产生的社会风险取决于改变策略获得的收益总和与不改变策略所获得的收益总和的比较, 除此之外还取决于时间及心理平衡的程度。当在某一期的心理平衡系数与农民工群体的收益之间满足相应表达式时, 则社会风险就可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