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 网络已经成为信息传播和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网络以其开放、自由、互动等特征, 促进了政治参与, 扩大了对话协商。但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容易导致网民的非理性、群体极化等问题, 引发网络舆情事件, 形成“情绪式民主”。网络舆情事件中协商作用的发挥, 有赖于网民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探讨网络协商不可回避的问题。从网络舆情事件中网民评论的内容分析其参与的公共理性程度, 探索不同政治过程阶段、不同网络协商平台下网民公共理性的实际情况, 有助于优化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协商过程和提升协商的公共理性和有效性。

一、文献回顾 1. 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协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重要的舆论场。在特定的时空内, 网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舆论表达迅速集聚进而形成网络舆情事件。与传统舆论传播渠道相比, 网络提供了一种双向的交互式的平台^[1]。公众与政府可以透过网络创造新的互动空间, 进行沟通协商, 以实施民主的理念^[2]。舆情表达与协商民主的精髓高度契合^[3], 网络被视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的平台^[4]。网络舆论通过政治输入使公众诉求进入政治过程, 政府进行回应并产生决策输出, 二者在网络公共领域中不断互动^[5]。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 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公共问题得以纳入政策议程, 同时网络舆论也给政策备选方案及其完善提供了更多参考意见^[6], 促进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效性^[7]。公众在网络公共领域的协商影响了政治权力的运行过程^[8]。从政治体系和政府过程看, 舆情表达反映的信息和氛围贯穿于政治过程, 协商民主提供了解决这些诉求的决策方式, 二者的关系可以抽象为信息、环境与决策的关系^[9]。当前, 学界关于网络舆情中协商对网络议程设置和公共决策的重要作用已经形成普遍共识, 并形成了较多理论和定性研究, 但对于实践和定量的研究相对不足, 缺乏对于整个政治过程及网络协商自身的研究, 研究不同政治过程阶段网络协商的具体情况, 有利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 增强协商的实效性。

2. 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公共理性

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公共理性一直是网络是否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实现了协商民主理想的争议焦点。公共协商诉诸公共理性, 没有公共理性的指导约束就难以展开协商讨论, 难以实现民主理想^[10]。公共理性存在于理性协商情况下公民理性对话的共识之中^[11]。有学者认为网络舆论并非基于理性和事实出发, 网络对话协商是非常困难的^[12]。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 可能导致舆论的情绪化、过激化^[13]。网民们不成熟、非理性的言论可能出现“群体极化”, 导致“多数人的暴政”^[14]。网络舆情事件主要归因于非理性网络舆论, 一旦这种非理性的情绪表达愈演愈烈, 就会影响政府的判断和决策^[15]。因此, 网络空间并非理想的公共领域, 对网民非理性及情绪化的表达需要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16]。也有学者认为, 网络协商使公众了解了更全面的信息, 偏好发生了转移^[17], 网络舆论在群体传播的过程中, 信息经过博弈逐渐呈理性趋向^[18]。政府对舆论的引导不能通过压制来实现, 而应通过平等对话达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共识, 明确公共事务的公共利益之所在^[19]。目前, 关于网络协商的争议仍然存在, 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网络舆情事件的非理性及其治理, 对于公共理性的研究相对不足。个体的理性或者非理性并不等同于公共理性, 要解决争议还应从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出发, 科学衡量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公共理性, 通过定量分析明晰网络协商中公共理性的状况, 进而采取正确的策略。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从整个政治过程出发, 选择不同的网络协商平台进行定量研究, 从总体上把握网络舆情事件中协商的公共理性情况, 分析不同政治过程阶段以及不同制度约束的平台中网民协商的公共理性变化及差异情况。

2. 研究框架

鉴于以上问题,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构建网络政治过程中协商与公共理性的分析框架(见图 1), 据此对不同政治过程阶段和不同网络平台中的协商与公共理性展开立体全方位的比较研究。

时间上, 舆情表达是政治过程的第一个阶段, 政治需求的产生和提出意味着政治过程的开始。公众在网络平台进行对话协商, 形成初步共识, 网络舆论的集聚使之进入公众、媒体议程, 实现了议程的自我设置。政府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作出回应, 启动政策议程, 此时的协商共识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和备选方案, 进而促进决策结果下的共识, 形成决策输出。网络协商与公共理性伴随着整个政治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网络协商是否具有公共理性, 是形成了理性共识, 还是走向了群体极化, 随着政治过程的深入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 公众媒体议程、政策议程以及决策输出的不同阶段构成了研究的时间轴。

空间上, 网络平台给予网民自由讨论空间的同时, 也受到网络技术和制度的约束。网络技术决定了网民互动的方式, 微博、微信等即时传播工具的出现实现了信息即时性、交互性的传播。制度约束着网民的言论和行为, 由规范、规制和认知三个部分组成^[20]。虽然当前环境下, 不同网络平台舆论表达的规制和规范并无明显不同, 但在认知要素上却存在较多差异。长期存在的价值理念、习惯等认知要素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意义框架。认知制度框架下, 基于线下传统渠道的认知, 公众会认为政府官方平台(政府自身网络平台, 如部门网站、官方微博等)更加正式、具有较强的制度约束, 非官方媒体平台(不具有官方背景的一般网络平台, 如头条新闻)相对宽松自由, 而官方媒体平台(具有管办背景的媒体平台, 如人民日报)制度约束介于二者之间。比较认知制度框架下不同网络平台中协商与公共理性是否存在差异, 制度约束和相对宽松自由的网络平台哪种更能推动理性协商, 构成了研究的空间轴。

3. 研究样本

选取2016年社会影响较大的网络舆情事件“山东非法疫苗案”作为研究对象。该事件网民的关注和参与度高, 舆情事件比较典型。一方面, 该事件的政治过程完整, 从公众议程进入政策议程, 并带来了最终的决策输出, 网络协商贯穿于整个政治过程。另一方面, 该事件的协商平台全面, 各个平台都有参与, 关键词集中便于全面地收集样本。为了便于分析, 研究摘录相关网络协商平台每个阶段博文的所有评论作为分析数据。

根据“新浪舆情通”对“山东非法疫苗案”的微博分析, 头条新闻、人民日报与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微博平台在意见领袖排名、核心传播媒体排名和核心传播机构中排名相对靠前且比较具有代表性。头条新闻是新浪新闻中心24小时播报全球重大新闻微博平台, 粉丝5 174万, 属于非官方媒体平台。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粉丝5 123万, 属于官方媒体平台。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是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博, 粉丝2 959万, 属于政府官方平台。选取这三个网络平台, 对其博文评论进行分析。

根据“山东非法疫苗案”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事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月18日至22日), 案件信息通报和各方政府协助调查阶段; 第二阶段(3月23日至28日), 案件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和责任单位处理阶段; 第三阶段(3月29日至4月14日), 国务院组成特别调查组及疫苗管理规定的出台和责任人的处理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政治过程中的公众议程阶段、政策议程阶段和决策输出阶段。

4. 研究方法

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 从总体上把握网络舆情事件中协商与公共理性的实际情况。协商民主强调公共决策需要通过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对话、讨论的协商过程达成共识。在协商的过程中, 公民就共同关心的议题, 通过讲道理的方式, 为自己的主张说明理由进行辩护, 运用理智审慎地评判其他观点, 以促进偏好的转移、解决分歧、达成共同接受的合理方案^[21]。作为协商民主的核心所在, 公共理性是在公共事务的协商中体现出的论辩理性, 它不依靠外在的权威, 而是在对话沟通中达成共享的理念^[22]。协商民主是一种对话民主, 公共理性在协商对话中得以体现。网络舆情事件中, 网民就相关公共事务发表观点、反复讨论, 逐渐形成具有一定共识的公共意见, 将言论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影响决策输出。语言文本作为网络舆论的主要呈现形式, 能够反映网民讨论的社会心态和思维认知状态。因此, 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网络评论进行分析可以有效测量网络协商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以个体理性为基础, 就公共问题进行讨论协商, 寻求互惠共识^[23]。一方面, 通过网络评论中理性词、情绪词及其比例, 衡量网民的个体理性。个体理性是公共理性得以达成的前提, 要求参与讨论协商的主体能够就讨论的问题提出观点并论证其理由, 审慎、客观地对待其他观点, 言论具有逻辑推理关系而非情绪化的宣泄。理性词如因果词和洞察词的使用可以反映人们对事物认识的逻辑推理和评判过程, 情绪词的使用可以反映人们的心理情绪变化和感性程度。二者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讨论的理性情况。另一方面, 通过网民评论中应和词、否定词及其比例衡量协商讨论的共识情况。个体理性是多元化的, 处于不同利益、不同背景和环境的人们, 都有自己的推演逻辑。公共理性在于寻找多元理性的交融点, 形成共识。公共理性的“公共”即公共领域, 公众就公共问题进行交流、讨论以实现公共的善。公共理性是所有公共事务参与者的理性共识^[24]。应和词和否定词体现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认可与否, 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看法的一致性即共识情况。

应用中科院心理所计算机网络心理实验室研发的TextMind软件和正体中文C-LIWC词库进行内容和文本分析。TextMind软件是目前广泛应用的中文文本语言分析系统, 其词库、文字等处理针对简体中文语境, 词库分类体系与C-LIWC兼容一致。C-LIWC词库可以针对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 包括总词数、每句词数等一般性描述, 情感词、因果词、认知词等心理特性描述, 应和词否定词等副语言学分析等,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三、研究过程 1. 研究样本的总体情况分析

根据新浪舆情通关于“山东非法疫苗案”的微博分析整个事件的爆发点是2016年3月22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网民的关注经过2016年3月18日之后的发酵, 在22日达到顶峰, 之后逐渐消退。这说明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协商具有明显的时效性, 网民参与缺乏持续性。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每篇博文平均评论数统计结果显示, 以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为代表的政府官方平台篇均评论数最少(259次),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平台次之(900.2次), 以头条新闻为代表的非官方媒体平台最多(1 826.4次)。即便考虑到三个微博粉丝数的差异, 也可以说明网民更愿意参加非官方媒体平台的网络评论。在公众议程阶段, 非官方、官方媒体和政府官方平台微博评论数分别为2 193.2、1 453和342.5。非官方媒体平台的参与积极性远高于政府官方平台和官方媒体平台。政策议程阶段, 非官方、官方媒体和政府官方平台微博评论数分别为2 390.1、1 130.2和243, 非官方媒体平台评论数有一定增长, 而另外两个平台都发生了减少。决策形成阶段, 非官方、官方媒体和政府官方平台微博评论数分别为258.8、71.2和108, 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急剧减少, 政府官方平台和非官方媒体平台的评论数高于官方媒体平台。从网民参与评论的数据可以看出, 网民参与的积极性随着时间逐渐消退。在制度框架相对宽松自由的非官方媒体平台中网民的参与积极性高于政府官方平台和官方媒体平台。事件进入政策议程后, 网民的参与积极性在政府官方平台和非官方媒体平台表现出了一定的持续性。

在每句评论的平均词数上, 人民日报微博平台的评论相对较长为17.55,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微博平台的评论最短为13.79, 头条新闻报微博平台的评论长度居中为16.34。可以看出, 网民在政府官方平台的发言数量较少且长度也较短。在官方媒体平台虽然评论的总词数不及非官方媒体平台, 但每句平均词数更多, 评论较长, 表达的内容更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网民在不同制度框架平台上的参与度具有明显差异。

2. 不同网络协商平台上网民的公共理性分析

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实现了协商的广泛参与, 但网民在参与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化表达, 在不同平台网络参与主体通常表现出不同的理性, 见表 1。

① 表中情绪词包括脏话(如去你的、智障), 焦虑词(如不安、挣扎), 生气词(如可恶、抱怨), 悲伤词(如心痛、沮丧)等, 理性词包括洞察词(如了解、体会), 因果词(如引起、使得), 差距词(如不足、期待), 认知历程词(如理解、质疑), 相对词(如相比、达到)等, 正面情绪(如信心、满足), 负面情绪(如担忧、猜疑), 应和词(如厉害, 了解), 否定词(如不要、没有)等。参见:「语文探索与字词计算」词典之建立, 中华心理学刊2012年第2期185-201页。

从表 1中情绪词的比例来看, 非官方媒体平台和政府官方平台评论的情绪词相对较多, 如网民“乌衣过客”在非官方媒体平台评论“两个人?5年?5.7亿！真尼玛刷新我的常识”, 网民“善良才有福报”在政府官方平台评论“贩卖可耻, 购买更不要脸, ……应该重罚, 认定为杀人凶手”。而官方媒体平台评论的情绪词占比相对较少, 比其他两个平台的比例少16%左右, 说明网民在官方媒体评论时的情绪较为平和、稳定。

从表 1中理性词的比例来看,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平台评论的理性词占比较少, 其他两个平台评论的理性词比例比其多7.6%和11.4%。从理性词与情绪词的比例来看, 官方媒体平台比政府官方平台以及非官方媒体平台分别高出32.4%和22.8%, 且评论中每句词数和正面情绪表达较多。这说明官方媒体平台的讨论质量相对较高, 一方面体现在网民的发言语句较长, 有较深入的思考, 另一方面体现在较理性的探讨方式和积极的正面情绪, 如网民“鹤鸣话语”在人民日报微博平台评论“食药监局日常重点监管的应该是医院及防疫注射单位, 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唯一的批进货渠道, 特别要定期对疫苗存放及使用情况监管, ……要建立严肃的问责制度！”

从表 1中应和词和否定词的比例来看, 非官方媒体平台表现出了较强的共识性, 如在其评论中“有毒、杀人、彻查、严惩”等词语频繁出现。结合情绪词和理性词的分析可以看出非官方媒体平台上主要是情绪化的意见表达, 并得到多数网民的支持和应和, 容易走向群体极化。而随着平台的制度约束提升, 网民讨论逐步趋于理性。但结合评论数, 可以发现随着平台的制度约束提升, 参与主体也逐渐减少。

3. 不同政治过程阶段网民的公共理性分析

不同政治过程阶段政府对事件作出不同的回应, 也是协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公众议程阶段, 主要是政府对事件的一般信息发布, 通报事件情况。在政策议程阶段, 政府进行了立案调查, 开启政策过程。在决策输出阶段, 国务院成立了调查组, 对立案调查的责任进行处理, 并出台了相关政策。

(1) 公众议程阶段网民的公共理性分析

在事件信息发布初期, 网民更多地会通过制度内平台进行情绪发泄和思想表达, 希望引起政府的关注和回应, 而非官方媒体情绪化表达要小于制度内平台。从表 2中情绪词的比例可以看出, 官方媒体平台情绪词的比例较非官方媒体平台高出7.9%, 政府官方平台较非官方媒体平台高出14%左右, 随着制度约束的提升情绪化表达逐渐增多。

从表 2中理性词的比例来看, 在事件信息发布初期非官方媒体平台、官方媒体平台相差很小, 政府官方平台评论的理性词比例较其他两个平台低7.4%和6.9%。这说明在公众议程阶段平台的制度约束越强网民理性越差。从理性词/情绪词的比例关系来看, 非官方媒体平台评论的理性较好, 共识度较高, 政府官方平台评论的理性较差、负面情绪较强, 观点缺乏一致性。官方媒体平台的评论表现中等, 但正面情绪较强。结合评论的每句词数可以看出, 这个阶段网民表达主要是情绪的宣泄, 以寻求官方的回应, 希望政府重视并处理事件。

这一阶段, 网民围绕“山东非法疫苗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表达了对事件的不同看法, 其中有愤怒、担心, 也有冷静的思考, 但基本指向一个共识即希望政府对事件予以处理。如人民日报微博平台网民“越越宝贝成长点滴”评论“想知道流到哪里了”, 网民“vickyYmiko”评论“能不能给大家讲清楚这些毒疫苗是怎么回事, 有哪些批号”。

(2) 政策议程阶段网民的公共理性分析

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 事件进入我国中央政府的立案侦察阶段, 开始对事件进行实质性的处理和政策过程阶段。这一阶段, 官方媒体平台和政府官方平台的情绪化表达迅速减少, 情绪词比例比非官方媒体平台分别低16.4%和37.0%, 而非官方媒体平台的情绪化表达则表现出一个稳定状态, 见表 3。

从表 3中理性词与情绪词的比例来看, 政府官方平台表现出了较好的理性, 比非官方媒体平台和官方媒体平台分别高出59.2%和30.2%。政府开启政策议程之后, 网民对政府官方平台的信息发布也给予了较好的回应, 表现出对政府的信任。这一阶段, 两个媒体平台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 而政府官方平台表现出了协商的积极态度和理性表达, 其评论较长、阐述体现了一定的逻辑性和正面情绪, 但一致性较差, 共识度上与其他平台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这一阶段网民主要围绕事件的处理展开讨论, 焦点集中于事件的责任归属, 如公安部打黑除四害微博平台网民“KGB高级特工”评论“都几天了, 现在才出来说话。警察都是等打完架才来的……”, 网民“西岩道人”回复@“KGB高级特工”:“监管不是警察的职责, 正是药监这些部门监管不到位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

(3) 决策输出阶段网民的公共理性分析

事件进入决策输出阶段, 三个平台的情绪化表达随着平台的制度约束提升逐渐降低, 见表 4。这说明在政府处理责任人和决策形成的过程中政府官方平台的协商日趋平和、理性, 而其他两个平台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化表达。

从表 4中理性词的比例上看, 官方媒体平台表现出了较强的理性, 其他两个平台相对较差。从平台对比中可以看出政府开始对责任人进行追责和出台相关政策时, 官方媒体平台表现出了较好的公共理性。一方面, 在官方媒体平台的理性词占比较高, 反映出较强的理性。另一方面, 网民正面情绪词和应和词占比较高, 反映出较强正面情绪及共识。结合评论的每句词数可以看出, 网民在官方媒体平台更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反映了较好的参与度, 官方媒体平台成为网民主要的协商平台。

这一阶段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事件处理结果的看法, 虽然网民对于政府的处理表示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网民认为“处罚太轻”, 有网民认为“大快人心”, 但总体上呈现了相对正向和理性的评论, 如人民日报微博平台网民“怀歌蜗牛”评论“干得漂亮”, 网民“庸君cc”评论“总理亲自抓！请相信绝对到位！”

4. 网民的公共理性总体分析

将政治过程的时间维度和网络平台的空间维度结合, 对网络舆情事件中网民的公共理性进行立体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不同政治过程阶段中网民在不同网络平台表现出了不同的公共理性, 如表 5所示。

从表 5中理性词/情绪词可以看出, 随着事件的深入发展以及政府的不断回应, 在时间分布上, 三个平台理性词的占比不断上升, 最终阶段分别比最初阶段高了40.7%、70.3%和87.1%, 网民在事件发生之后的意愿表达也从开始的宣泄慢慢变为理性思考, 体现出网民对政府的期待和信任。结合每句词数可以看出, 网民在不同平台讨论时的思考程度, 官方媒体平台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都表现出网民的较为深度的参与, 政府官方平台在政策议程阶段表现出较强的网民参与, 网民在政府官方平台更容易进行事件内容的深度探讨。而非官方媒体平台的情况变化并不明显。这表明非官方媒体平台的深度参与较少, 网民更多地是简单的情绪表达, 缺乏深入的思考, 没有用全面的评论表达自己的诉求。随着事件的不断深入, 网民正面情绪不断增强。这说明网络舆论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并非走向群体极化, 而是随着政府的回应和事件的处理, 出现了态度的转变, 政治信任感有所加强。这在政府官方平台表现最为明显, 在公众议程阶段, 负面情绪比例较高, 而随着事件的处理, 正面情绪明显增加, 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从表 5中应和词/否定词可以看出, 非官方媒体平台的协商一致性越来越差, 结合前面对于情绪、理性的分析可以发现非官方媒体平台主要是网民情绪的表达和宣泄, 在相对宽松的制度框架内, 事件爆发初期容易走向群体极化, 而随着事件的不断深入, 网民的理性有所增强, 正负面情绪开始夹杂在一起, 从而一致性也表现出从强转弱。在官方媒体平台, 网民保持相对较好的理性和情绪, 从最初的多元看法, 经过沟通协商过程逐渐形成了趋于一致的共识。而在政府官方平台, 从公众议程阶段更多情绪化、非理性的表达期待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回应, 共识度较高, 随着事件的处理意见逐渐多元, 但一致性高于非官方媒体平台。

四、结论与反思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网络成为公共协商的重要平台。网络舆情作为网络民意的集中反映起到了连接公民与政治系统的作用。网络舆情表达构成的非正式协商, 能否形成公共舆论, 开启政策议程, 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输出, 其关键在于这种讨论协商中是否通过理性对话达成共识, 即是否具有公共理性。围绕协商及公共理性的核心概念, 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 对“山东非法疫苗案”的网络评论进行定量研究发现, 随着政治过程的深入, 网民的公共理性逐渐增加而非走向极化。在时间维度上, 公众议程阶段网民更多地进行情绪化表达、理性不足。而随着政治过程的深入网民表达从最初的发泄情绪转向理性思考, 特别是政策议程开启, 政府的回应和对事件的处理, 引导和促进了公共理性的形成。决策输出阶段, 网民的正面情绪和理性共识明显提升。在空间维度上, 基于网民对三种平台的不同认知制度框架, 协商平台中制度约束作用明显。在非官方平台中, 网民在整个协商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较强的情绪化、理性不足。在官方平台中, 事件初期网民也带有一定的情绪化, 随着事件进入政策议程逐渐趋于理性, 但后期网民的参与相对不足。在官方媒体平台中, 网民则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参与和公共理性情况。综上所述, 随着政治过程的发展, 网民可以通过对话协商逐渐形成理性共识, 使网络舆情表达更具公共理性。其中政府积极有效的回应和政策议程的开启是促进公共理性的关键因素, 而要维持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实现协商的公共理性, 需要在宽松自由和制度约束之间寻找平衡, 构筑良好的网络协商平台。

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 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协商只是网络协商的一个方面, 本文亦是单案例研究, 其他网络协商中公共理性状况分析需要更详实的数据、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着眼于对网络舆情事件中协商与公共理性的描述性推论, 而对于这一过程中政府回应及不同制度框架对网民公共理性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未作出具体分析, 尚待进一步深化。研究采用的内容和文本分析方法, 虽然是比较普遍的舆情分析方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协商的公共理性情况。但仅对语言文本的词语分析不能完全反映字面之外的深意, 且研究是以评论的整体文本作为研究对象, 缺乏对个体网民理性变化的考察, 难以判断其偏好是否在持续的协商中发生了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