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意义与形式之间的对应程度, Martin & White将评价意义的实现方式分为铭文和标记[1]61-68。铭文是与评价意义直接对应的语言形式, 多是包含积极或消极意义的态度性词汇。标记是间接实现评价意义的语言形式, 它们不具有明显的态度, 但却可以通过反预期、词汇隐喻等语言机制获得积极或消极的意义。这种间接的评价形式后被称为“隐性评价”。
隐性评价在马丁的论著中并没有明确、稳定的术语, 对标记的识解也缺乏系统的语言学依据[2], 但由于评价理论被广为运用于语篇分析[3], 标记在语篇中又有着大量的分布, 这使得隐性评价的研究受到重视, 并成为热点话题。研究者从概念意义[1]61-68, [4-5]和语篇意义[6]49, [7]角度出发, 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隐性评价的语言机制, 为语篇分析中隐性评价的识别提供了线索。然而这些语言机制之间缺乏关联, 各自处于离散状态, 缺乏整体的、系统的考虑, 以至于对有些隐性评价现象缺乏解释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价理论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和对语篇中人际意义的全面挖掘。本文拟从语义关系视角, 通过分析马丁等国内外学者提出的隐性评价语言机制来挖掘其底层共性, 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完善, 以期推进评价理论的发展, 为语篇分析中评价意义的识别提供依据。
一、语义关系研究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在作为其属性的关系中获得其全部存在[8]。世界的关系性已经在现代物理学[9-11]、神经生理学[12]、社会学[13]等领域得到证实。这使得语义关系成为所有涉及语言、意义或心智的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14]。
语义关系是两个语言单位在意义上的联系。语言单位可以是一个词、一个短语或一个小句。对语义关系的系统阐述始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他指出语言系统最基本的关系是句段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和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15]。句段是语言单位按线性排列形成的组合。联想是指“在话语之外, 各个有共同点的词语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 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16] 371。句段关系以语言单位的同现为基础, 具有联想关系的语言单位则构成潜在的记忆系列。联想关系后被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改称为“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 句段关系也被汉译为“组合关系”[17], 自此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说法被广泛采用。
在索绪尔所阐述的语言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著名的语义关系理论, 如语义框架理论(frame theory)[18]、意义文本理论(meaning text theory)[19]和语义场理论(semantic field theory)[20]等。由于语义场具有确定词义的作用[21], 可用于标记的识别, 对隐性评价语言机制在词汇层面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虽然语义关系并不仅限于词汇层面, 但相关研究多倾向于词义关系研究。对词以上级阶的语义关系研究最为关注的当属系统功能语法。该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索绪尔及叶尔姆斯列夫、弗思(Firth)等结构语言学家的关系思想基础上建立的, 是一种关系理论[22]。再者, 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朝向语义的语法[23] 15, 它从语义出发描写语法资源, 有利于我们对标记与隐性评价意义之间关系的挖掘。鉴于此, 本文拟在语义场理论和系统功能语法的相关研究基础上, 从聚合和组合两个维度, 词汇、短语/词组、小句三个层级, 考察标记与其所实现的评价意义之间的关系。
根据语义场理论, 词语的聚合关系可总结为上下义、部分—整体、同义和反义四大类。上下义关系指表示总的概念(上义)和具体概念(下义)的两个词之间的关系。下义词包含上义词的义素, 如上义词“say”和下义词“claim”。部分—整体关系指两个词中一个词所指的事物是另一个词所指的事物的一部分, 如“week”与“Sunday”。同义关系是外延意义基本相同, 而在内涵、习惯用法等方面不同的词之间的关系, 如“happy”和“delight”。反义关系指意义相反、相对或相矛盾的词语之间的关系, 如“police”与“non-police”。值得注意的是, 聚合关系主要涉及词层级的语义关系, 但同时具有跨级阶的特征。同一个意义可以由不同级阶的语言单位体现, 如“it is possible that”与“possibly”, 一个是小句, 一个是词语, 它们虽然处于不同的级阶, 但都表示“可能”, 本文将之视为同义关系。
组合关系涉及小句和复句内部各成分间的关系。根据系统功能语法[24], 小句内关系包括参与者、过程和环境成分之间及词组和短语的各个成分之间的搭配关系。如在小句“She broke a cup”中, “she”与“broke”搭配体现主动语态; 在名词短语“a professional man”中, “professional”与“man”搭配体现修饰与被修饰关系。复句(即小句复合体)的关系可以分为扩展和投射。扩展指的是一个词或小句在语义上对另一个词或小句进行扩充。扩充的方式有三种:详述、延伸和增强。投射是指第二个小句通过主句投射为话语或者思想。
本文以此语义关系框架为基础, 分析马丁等研究者提出的隐性评价语言机制, 以挖掘其底层共性。
二、隐性评价语言机制分析显性评价与隐性评价之间的差异在于铭文与评价意义的直接对应关系和标记与评价意义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给听话者留下广阔的协商空间, 他(她)可以识别或不识别隐含意义, 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说话者的立场或情感绑定。另一方面, 被评价的对象经常不是能够被讨论的对象, 评价变得难以挑战[25] 8。这也是隐性评价在功能上与显性评价的差异, 它能给予听话者更多的尊重并避免与不同声音产生正面冲突。多数情况下, 读者/听话者可以成功地依靠直觉来填补这段距离。然而, 语言学家和语篇分析者却需要更为理性的方式以获得对语言本质的深入理解和用以支撑其观点的坚实证据。正是出于这种需要, 评价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各种隐性评价的语言机制。
马丁等认为隐性评价主要与概念意义的选择有关, 并提出非核心词汇、词汇隐喻、语义韵和反预期等隐性评价机制[1]63-67。White提出了新闻语篇读者定位的分析框架:态度类型、铭文/标记、引发/诱发、施事/受事、话语源[26]39-65。其中, 与隐性评价相关的语言机制有以信息内容引发评价、联想与诱发评价和信息源评价。马伟林强调了语篇意义的评价功能并补充了五个语言机制:衔接手段、信息结构、句子结构、话语源及语境[6] xvi。张大群针对学术语篇提出隐性评价识别的三个方法:语言层面(主语、转述动词等)的比较、共享价值观的设定、显性评价的辅助[7]。
去除重叠部分, 主要的隐性评价语言机制整合如表 1。
Martin和White认为, 像gallop、smash、gulp等这样的非核心词汇(non-core vocabulary)可以激发隐性评价意义, 因为它们在对应的核心词汇(如run、break、eat等)基础上包含了表示方式的环境因素[1] 65。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核心词汇与非核心词汇是上下义关系, 下义词总是比上义词包含更具体的、具有语境偏好的意义, 这正是评价意义的来源。在例①中, 下义词“gallop”和上义词“run”之间的差异是“like a horse”, 当语境中不存在对马的积极评价因素时, “gallop”暗示着对男孩奔跑方式的消极评判。标记作为下义词总是通过凸显与上义词之间的语义差异来实现评价意义, 即标记本身包含评价因素, 但是要通过对比将其突出才能实现评价效果。
在语篇展开的过程中, 不同的语言选择之间会形成共鸣, 构成“韵律性的”的选择模式[27] 63。如“I suppose he might possibly have, mightn't he?”显性评价资源建立了语篇的基调, 构成了评价者的“立场”, 并且指引上下文概念意义的解读, 使概念意义渲染上超出其局部语法所表达的评价色彩。在例②中, 显性评价词汇“remarkable”形成了积极的评价韵律, 引导读者赋予非态度词“accomplishment”和“achievement”以积极评价意义, 使其增添了“good”的意义成为近似的“magnificent feat”下义词(组)。虽然读者/听话人看(听)到的是没有感情色彩的标记“accomplishment”和“achievement”, 但实际体会到的是下义词(组)“magnificent feat”或“the achievement of something good”的意义, 并会根据对这个意义的理解而采取阅读立场。
词汇隐喻和级差是Martin和White提出的另外两个受到普遍认可的语言机制[1]64-67。例③是他们用以证明词汇隐喻引发(provoke)评价意义的例句。从语义关系角度看, 例句中的“fence”和“sheep”分别是“treat”和“animal”的下义词。这个小句可以使人产生“They treated us like animals”的语义联想。由于在英语文化中人是高于动物的智慧物种, 把人当做动物一样对待是对人的贬低, 而贬低人是不对的。所以整个小句使人对“they”产生了负面评价。
级差标示评价[1] 67。评价系统的核心是态度, 级差是态度的强度(包括聚焦和语势), 没有态度就没有强度; 反过来说, 有了强度必定会有态度。如在例④中, 精确聚焦资源“real”表明“policemen”一词包含了超出其外延意义的态度意义。从语义关系角度看, “real policemen”将作者/说话人意识中有关“non-real policemen”的知识及两者在社会语境中的实际差异前景化, 进而凸显了评价意义。
我们借此例句讨论一下一个被遗漏但却常用的隐性评价资源——时间副词。当级差资源“real”被去掉, 可以发现小句仍表现出对警察身份的积极评价, 比如:
例④a: We are policemen now.
这时, 时间副词“now”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提示听者说话人目前的警察身份是评价性的, 因为“now”与“before”或“then”具有反义关系(或换位关系), 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在同一情景中一个词的存在就意味或暗示着另一个词的存在[28]。“now”让人联想到“before”或“then”的情况, 即“我”还不是警察时的身份, 进而形成“policeman”和“non-policeman”的身份对比。在一个警察受尊重、享有特别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now”会激发出这一身份包含的积极评价意义; 若说话人以前具有比警察更加受人尊敬的身份, 那么会形成消极评价意义。
由此可见, 不论是级差还是时间副词都是在语义关系基础上, 将语境中的评价意义附加在标记之上而实现隐性评价的。时间副词的评价作用是隐性评价的众多语言机制遗漏的部分, 以关系视角可以予以很好的解释。
信息结构是一个有待商榷的语言机制。马伟林[6]xvi认为信息结构具有评价潜势, 因为已知信息是读者所知晓的, 与读者之间没有磋商, 既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又不留主观痕迹。如在例⑤中, “this limitation”虽然表达了“What is previously said is a defect”的观点, 但是以语法隐喻的方式将这个消极评价设定为主位而回避了对此观点的争论。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既然已经表明了态度, 又如何是隐性的呢?可以看出, 无论是名词形式, 还是命题形式, 这两种表达方式体现的是同一个(显性的)评价意义。也就是说, 语篇利用了同义关系, 将命题中的态度设置为已知信息。此时, 语篇明示了消极的态度, 却通过同义关系取消了其他立场的空间, 实际上实现了隐性的介入。①
① 虽然Martin和White描述的很多介入资源都是隐性的, 如隐性的情态评估和归属、第三人称(包括单复数)投射等, 但他们的隐性评价研究仅限定于隐性态度, 并未区分介入意义的显性和隐性资源。
信息源是很多研究者一致认可的隐性评价手段。声音来源的数量、地位、权威性、不同引述借言的动词等都能体现评价意义。如在例⑥中, “said”和“claim”体现出作者有意与Ticker及土著妇女的观点保持距离, 而两者相比, 对土著妇女的观点更加不认同。因为“claim”作为下义词与上义词“said”相比包含了“质疑”的消极意义。
衔接手段是作者/说话者使用连词和附接语等评价在它们之前或之后的命题[6]。这些连词和附接语实际上是相邻小句之间逻辑语义关系的标志。两个小句要么评价倾向相反(即反预期), 要么评价倾向相同, 一句是另一句识别评价意义的依据。如在例⑦a中, 连接词“however”连接的两个小句评价倾向相反, 后续小句是积极还是消极评价需依据前文识别; 在例⑦b中, 两小句的评价倾向相同, 两句可作为彼此识解隐性评价的依据。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看似各自独立的隐性评价机制之间确实存在着共性, 即以语义关系为底层机制实现标记与评价意义之间的联系。在聚合维度上, 标记获得评价意义的方式有两个:一是通过意义对比凸显差异来获得评价意义; 二是通过附加语义来渲染评价色彩。在组合维度上, 小句通过逻辑语义关系获得评价意义。
从整体上看, 目前发现的隐性评价机制较多在词层级发挥作用, 而词以上层级的语言机制研究较少。下面我们将着重探讨短语/词组和小句级阶的隐性评价机制。
三、关系视角的隐性评价语言机制 1. 短语/词组层级:逻辑关系错配系统功能语法认为, 词汇与语法处在同一抽象层面上, 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界限[23] 47。这使得词汇和语法之间的短语/词组级阶更加难以完全区别于前两者。语义的跨级阶性使很多词组和短语发挥着词汇的功能, 与其他词汇构成聚合关系。此处仅探讨词组和短语中各个成分之间的搭配关系。词组包括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副词词组、介词词组、连词词组、形容词词组等, 短语由介词和名词词组组成。每类词组/短语都有特定的逻辑结构, 如名词词组的结构是以主词为中心, 主词前的所有成分是前修饰, 后面的是后修饰。通过拆解和错配逻辑语义关系可以构成评价效果。例如:
⑧ (一个蹩脚的技术人员C在帮助女同事D处理电脑问题)
A: She needs a professional man.
B: He is not a professional, but he is a man.
这个对话中, B拆解了“professional”与“man”之间修饰与被修饰的逻辑语义关系, 将这个名词词组刻意曲解为两个并列的名词“a professional”和“a man”。因此“man”的意义发生了改变(从“人”到“男人”), 激活了“强壮、有力”的隐含意义, 进而实现对C的肯定评价。
2. 小句层级小句层级的逻辑语义关系可分为小句内和小句间。
(1) 小句内:责任推定
在小句内, 参与者-过程之间的关系可形成评价。参与者可以分为动作者和目标。过程首先与动作者发生联系是主动语态, 首先与目标先发生联系则是被动语态[16]96-97。主动语态的动作者也叫施事, 经常被理解为一个事件的发起者, 应该对事件负责; 而目标即受事, 是被动参与者, 没有责任。被动语态有两个实现语义的结构:“目标+过程+by+动作者”和“目标+过程”。前者出现动作者, 突出了动作者的责任; 后者未出现动作者, 则弱化了他(她)的责任。责任的推定通常引起评价, 例如:
⑨ a. The crack of shotguns was heard in the streets of South Africa's parliamentary capital yesterday aspolice opened fire on Muslims demonstrating against a visit by Tony Blair.[26] 43
b. Four peoplewere wounded in a gunfight between Muslim extremists and police about 100 yards from Tony Blair in Cape Town yesterday after officers spotted men handing out guns to demonstrators baying for the Prime Minister's blood.[26] 43
⑩ a. Mrs. Bessie Smith donated the first prize.
b. The first prizewas donated.
例⑨a和例⑨b中带有暴力色彩的过程“opened(fire)”和“wound”的动作者都是“police”, 但两者选择了不同的语态, 暗示着对动作者的不同评价。例⑨a的主语是“police”, 引起消极过程, 对事件负责, 暗示对“police”的消极评价; 而例⑨b没有将他(们)选为小句的动作者, 淡化了他(们)在消极事件中的责任和随之引起的消极评价。同时, 被动语态也可以用于避免积极评价, 如例⑩b就缺少了例⑩a对动作者Mrs. Bessie的赞扬。
(2) 小句间:逻辑推导
杨信彰提出, 复句的逻辑语义关系能表达人际意义, 实现评价[29]。复句的逻辑语义关系中, 投射作为介入资源已有比较详尽的描述[1]126-135, 然而扩展关系的评价潜势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处于扩展关系的两个小句, 根据前一个小句的评价意义, 可推导出后一个小句的隐含意义。下面对扩展的三种方式(详述、延伸和增强)逐一进行说明。
详述就是改换一个说法来表示已经表述的语义, 新的说法和原来的说法在内容上是相同的。在前句构成评价的同时, 后句起加强语气的作用, 可作为级差资源实现隐性评价意义。例如:
⑪ Mary is John's wife. But when she was in danger, he ran away; he didn't stay.
延伸是在原有的语义上增加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常与旧信息形成比较时产生评价意义。例如:
⑫ When she was in danger, you left, but he stayed.
增强是第二个小句用时间、地点、原因、条件等情境成分来增强第一个小句, 两个小句之间形成的因果关系、让步关系等可用来表达评价意义。例如:
⑬ I wish I could manage my work like you(because you do your work very well).
在例⑬中, 两个小句构成因果关系, 前句暗示了后句的存在, 即使不说出来, 听者/读者只要能识别这个因果关系, 就能识别其中的隐性评价。
让步关系是反预期的基础, 反预期既是介入的手段[27] 56, 也是暗示态度的手段[1]67。例如:
⑭ 你去我也不去。
⑮ 她把自己嫁给国家, 然而国家却把她“休”了。
例⑭中的让步关系体现了听话人期待; 例⑮的让步关系不仅监控了读者期待, 还暗示了对“她”(指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否定态度。
语义关系是语言系统的内部关系, 是隐性评价的语言基础。标记与评价意义通过聚合或者组合关系联系起来, 更多的时候是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同时发挥作用。除了语言系统的支持外, 标记的识别还需要语境的支持。因为一个语言单位往往处于多重语义关系之中, 如“move”与“run”是上下义关系, 与“stay”是反义关系, 与“shift”是同义关系。如何在多重关系中进行选择要依赖于语境的框定作用。
四、隐性评价与语境Martin和White多次提及语境对隐性评价意义识解的重要性, 并提出人际意义的韵律性构成评价的语境特征, 即语篇中显性评价决定标记的评价意义[1]63-64。小句复合体的逻辑推导也属此类。这是上下文语境对语义关系的框定作用。除此之外, 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影响隐性评价的识解。
情景语境从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三个方面框定语义关系的选择。Halliday和Hasan认为, 语篇与(情境)语境之间是一种双向的预测关系, 通过语境可以预测语篇的意义[30]。知道了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 任何一个话语参与者都能对后面即将产生的语篇结构甚至遣词造句作出大体正确的推测。同理, 说话人可以借助情境语境限制语义关系的选择, 引导听话人领会隐性评价意义。例如:
⑯ What a lovely boy!(男孩在乱扔东西)
参与者参与的活动——乱扔东西, 框定了“lovely”与“annoying”之间的反义关系的选择, 而不是与“cute”的同义关系。例⑧中, 语境提供的话语基调的信息(如被评价的两个人是异性同事关系, 都是单身, 女方除了有技术方面的需求, 还有情感上的需求等)框定了“man”两个意义间的关系。
文化语境为评价提供价值判断的标准。无论对情感表达的社会评价、对行为的道德规范, 还是对事物的审美, 都需要一个比较的标准。比较是评价的三个本质属性之一(另外两个是主观性和价值负载)[25]35。而这个标准蕴涵在文化语境中, 如例③。语境对语义关系选择的作用方式可见表 2。
标记是评价意义的一种实现形式。标记的识别是评价分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国内外研究者提出的隐性评价语言机制为语篇分析提供了依据, 但是各个语言机制之间缺少联系, 且对很多评价现象缺乏解释力。本文借鉴语义场理论和系统功能语法对语义关系的相关阐述, 从聚合和组合两个维度, 词汇、短语/词组和小句三个级阶, 对各个语言机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 语义关系不仅可以解释马丁等学者提出的隐性评价机制, 为之提供深层的理论依据, 并且可以解释若干尚未解释的评价现象, 发现新的语言机制。分析发现, 发挥评价作用的语言机制在词组/短语级阶还有语义关系错配, 在小句级阶还有责任推定和逻辑推导。除了语言系统中的语义关系, 隐性评价的识解还需要来自语境的支持, 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都对语义关系的选择起到框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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