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速, 我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也在逐渐提升, 尤其在学术发展上更是成绩显著。从当前各个大学对学术发展的推动方式来看, 尤其从科研发展的角度来看, 俨然带有体育场域中的锦标赛色彩。关于锦标赛理论, 在管理学中, Lazear & Rosen于1981进行了锦标赛模型研究, 该模型对代理人业绩的高低进行排名, 以此确定各自的报酬, 且证明“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取决于‘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报酬差距, 且随着报酬差距的扩大而增加”^[1]。而大学的学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锦标赛的激励模式, 并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学术锦标赛则是大学与科研人员分别扮演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色, 通过相应的业绩规则, 建立起科研人员的工作业绩与奖励报酬之间联系的一种激励制度。从学术管理的角度来看, 由于学术锦标赛制与一所大学的科研环境、科研人员的培养甚至整个国家的科研绩效密切关联, 其设计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从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 有的学者通过对比美国和德国的学术等级系统, 分析了当前我国的学术等级系统以及学术锦标赛制在人才引进、培养上的利弊关系^[2]。有的学者分析了学术锦标赛对大学科研的激励与扭曲, 并对学术锦标赛制下学术产出的量高质低问题进行了阐释^[3]。有的学者对学术锦标赛制的作用机理进行剖析, 认为学术锦标赛制尽管短期效果明显, 但影响了长期的社会贡献力, 并主张对其进行修正^[4]。还有的学者通过学术锦标赛制来解释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增长状况, 并认为中国学术锦标赛制的激励逻辑在于通过利益联结和信念共识将国家、大学和学术人员统一起来^[5]。整体看来, 该领域的研究仍然相对稀缺, 同时当前环境下中国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应该如何优化也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有鉴于此, 本文以状态-结构-绩效理论为视角, 建立学术锦标赛制的状态-结构-绩效的逻辑链条, 分析学术锦标赛制的成效与限度, 为当前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优化提供对策建议。

一、状态-结构-绩效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阿兰·斯密德在研究制度与绩效独特关系的基础之上, 建立了制度演化理论模型, 即状态(situation)-结构(structure)-绩效(performance)模型, 以此作为制度与绩效分析的一种范式。在此模型中, 状态是“指与制度变量相互影响有关的一系列自变量中所包含的制约人们相互依赖性的环境”; 结构即可供选择的制度方案, 简称制度安排; 绩效则是对制度方案选择后所获取收益的回应^[6]。该模型具有较强的逻辑线索性, 状态是逻辑起点, 正如阿兰·斯密德所指出的决定人类相互依赖性的个体特性、集体特性、物品特性等, 实质上就是一种制度环境, 由该环境引起后续的制度选择。结构是逻辑中介, 根据产品的内在特性, 人们可以进行相应的制度选择, 即制度安排过程。绩效是逻辑终点, 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 必然产生相应的制度绩效, 这是对所安排的制度的一种效果检验。简言之, 状态-结构-绩效就是一种分析框架, 在该框架下, 制度环境、制度选择以及经济绩效得以链条式分析, 这对于制度的系统性分析及其相应的策略优化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状态-结构-绩效模型在研究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研究者们逐渐将其引进相关学科, 并形成一种研究范式, 进而在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中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该研究范式对于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存在于特定的环境关系中, 而该环境又导致学术锦标赛制的选择与安排, 学术锦标赛制的选择与安排又直接产生相应的制度绩效。一方面大学学术锦标赛制作为制度的一种, 与状态-结构-绩效范式下所研究的制度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 另一方面,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同样存在状态、结构、绩效关联。

二、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状态分析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状态分析, 即是对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 其环境因素成为逻辑出发点, 并影响后续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绩效。尽管影响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环境因素有很多, 但相比较而言, 互惠激励、科研量化、资源竞争构成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核心状态。

1. 互惠激励

互惠激励是大学与大学教师在学术发展上的一种激励相容模式, 大学通过科研奖励机制激发大学教师的科研动力, 在此过程中, 大学教师因成果产量的提升而获益, 同时大学也因教师的学术贡献量而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在学术成果的激励上, 大学教师和大学组织属于“互惠”状态, 二者都因学术成果的积累而从中获益。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 科研竞争力在大学综合实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大学的综合实力。科研竞争力包含了科研生产力、科研影响力、科研创新力等, 并通过大学教师的论文收录、论文引用、专利发明等得以体现^[7]。因此, 在大学组织和大学教师之间存在学术成果上的激励联结, 以学术成果为中介, 大学教师在提升自身学术能力的同时, 也在提升所属大学的学术水平, 而对大学教师进行科研奖励自然成为大学组织自身发展的路径之一。互惠激励模式对于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生成而言具有较强的助推力, 也正是大学组织与大学教师共同的“利益联结”, 使学术锦标赛制的激励功能得以扩充, 鼓励大学教师的科研产出。由此可见,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与互惠激励模式相适应。

2. 科研量化

科研量化既是学术评价的范畴, 又是学术发展的环境背景。科研量化在高校学术评价中主要表现为以EI、SCI、SSCI、A & HCI、ISSHP等科学引文索引上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为评价基础。作为一种学术评价工具, 科研量化能够呈现学术发展水平的直观状况, 也提供了一种相对简易的学术评价方式。这是数量视角下的学术评价思维, 再加之其可操作性强, 科研量化被绝大多数大学所接受。尽管当前科研量化评价的弊端已经显现, 如忽视了学术评价活动的综合性与复杂性、违背了学术创新规律、影响了学术发展质量的提升以及学科间的共生发展局面等^[8], 但科研量化已然成为一种拉动学术发展的评价机制。随着高校管理层对该工具使用的强化, 科研量化已经成为科研管理体制的一部分。由于科研量化突出学术成果量的积累, 这就为大学学术锦标赛制提供了发展环境。大学学术锦标赛制中由于激励机制的拉动, 学术成果量的追求也是重要方面, 并且学术成果量高将会带来激励回报的激增。

3. 资源竞争

资源的一大特征就是稀缺性, 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对于一所大学而言, 要想汲取更多资源, 就需要体现自身的实力或者竞争力。而在这一过程中, 科研能力成为一所大学资源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之一, 且在现实中资源也往往向更具科研竞争力的高校流动。正如有的研究指出, 大学的科研业绩与资源分配具有紧密关系, 并决定哪些大学能够向“211”“985”或“双一流”大学进军^[5]。有的研究也显示, 无论是竞争型还是指令型的政府支持模式, 资源始终向优势学科、优势平台、研究型大学流动, 且政府的支持力度较大^[9]。对于“双一流”大学、拥有“双一流”学科的大学而言, 该类大学以强科研实力保持政府资源支持的优势地位, 而对于非“双一流”大学而言, 通过增强科研实力向“双一流”大学或“双一流”学科进军来提升资源竞争力, 则是自身发展的路径之一。在资源竞争的环境下, 学术锦标赛制的出现有利于激发大学组织和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动力, 加速学术成果形成的进程,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学资源竞争力提升的助推器。伴随大学资源竞争的加剧, 学术锦标赛制推行的条件也更加充分。

科研量化、互惠激励、资源竞争这一系列的状态因素相互作用, 并为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推行合力施压。互惠激励以科研量化为核心内容, 并与科研量化共同形成资源竞争的强力工具。三者形成环境压力圈, 强化了学术锦标赛制的推进, 同时也为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结构的形塑提供了动力来源。

三、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结构分析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结构分析即对大学学术锦标赛的制度进行剖析, 而其制度的形成离不开状态因素的影响, 并从内容设计、目标设定以及推行风格上与状态因素高度契合。在互惠激励驱动下,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在目标设定上呈现标杆式; 在科研量化驱动下,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在内容设计上呈现驱赶式; 在资源竞争驱赶下,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在推行风格上兼具集权式与运动式。

1. 目标设定上的标杆式

在互惠激励的状态影响下,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设立标杆。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在考核标准上规定了对国际、国内的高级别期刊论文的激励措施, 同时为学术发展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动力。通过设立标杆,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实际上是在引导大学教师的科研取向, 落到实处就是以数量和质量为导向的论文生产。在此过程中, 大学教师学术产出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 那么越能够与学术锦标赛制的精神相适应, 因为在该赛制中处于优胜段位, 反之亦然。在一项对大学教师学术论文发表的实证研究中也显示, 鼓励高级别国际期刊的发表不仅有利于引导大学教师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还有利于提升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影响力、专业化程度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度等^[10]。这种对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积极观点, 表达了一部分大学教师对学术锦标赛制正向的科研推进功能的认可与支持, 但同时也体现出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标杆式特征, 实际上就是通过树立标杆来激励大学教师的科研激情。

2. 内容设计上的驱赶式

在科研量化的因素作用下,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在内容设计上也以量化的方式驱动科研竞争, 促使大学教师在科研活动中呈现“赶超式”的工作状态。在学术锦标赛制的内容设计上, 最为显著的就是业绩考核与职称晋升。相关研究指出, 在大学教师的业绩考核中, 成果载体的级别成为重要指标(如影响因子), 还包括期刊论文数量、被引用次数、被转载次数等^[11]。也即大学教师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越高、论文数量越多、被转载次数越多, 那么大学教师的科研绩效考核就高, 这直接构成驱使大学教师在科研活动中的量化思维。在职称晋升中亦是如此, 大学教师需要一定数量的科研论文(SCI、SSCI、CSSCI期刊论文)才能满足职称评聘的基本条件, 而面对众多数量的大学教师, 在一定条件下谁拥有期刊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优势, 谁便占据职称评聘的上风。因此, 其内容设计具有较强的驱赶性, 驱使大学教师在科研目标的引导下积极完成科研任务, 甚至“超额”完成科研目标, 成为学术锦标赛制中的优胜者。

3. 推行风格上的集权式

从推行风格看来,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属于自上而下, 即学院和学校的领导层作为学术锦标赛制的主要决策者, 掌握学术锦标赛制的规则, 并在对哪类教师以及哪些科研成果进行激励上占有决定地位。尽管基层学术组织有权利对学术锦标赛制的运行进行建议, 但该过程并非由下而上进行“赛制”建构, 且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学院和学校的领导层中, 从而体现学术锦标赛制的集权性特征。从当前学术锦标赛制的形式来看, 在学院层面, 学术锦标赛制以特定的学科、专业为基础进行激励; 在学校层面, 学术锦标赛制的激励范围则普遍覆盖所有学院。这种激励制度的权力发生源在于学院和学校的领导层, 对于大学教师而言, 更多体现为对学术锦标赛制的遵照、服从和适应, 有且只有大学教师的学术发展与学术锦标赛制相适应时, 其利益才不至于减损, 从而实现学术锦标赛制在影响力上由学校、学院的高层向基层传递。在集权风格下, “检查、评估、验收、评价、评比、排名”等成为常态, 大学教师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集中在项目、论文、考核、统计等方面, 虽然专家学者也会邀请参与其中, 但行政权力的控制与主导仍然是不变的事实^[12]。

四、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绩效分析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大学科研生产力, 甚至可以认为其促进了特定时间段内的“学术繁荣”。但这种“繁荣”却是一种残缺性的“繁荣”, 因为大学学术锦标赛制也产生了科研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此消彼长, 这也是绩效分析中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 可从学术资本、大学功能、研究取向等角度来加以观测。

1. 学术资本角度

从学术资本的角度来看,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推行, 加速了学术资本的积累。相关研究指出了学术锦标赛制与学术成果量之间的关系, 认为学术锦标赛制在中国近些年学术产量高速增长上具有较强解释力。根据统计, 近三十年来中国科研成果量的增长相当显著, 以2000—2015年为例, 中国学者的论文发表数量增长接近8倍, 在数量和增速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5]。2009年11月, “全球创新报告”也指出中国科研产出相比于2004年实现翻番, 成为全球论文数量增长最快国家, 科研产出呈现爆炸式^[13]。由此可见,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在推动学术资本积累方面功不可没, 这是其积极效果的体现。但另一方面, 也抛出了学术资本转化的问题, 且该问题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一项专访显示, 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远低于10%;同时以国内某所领先的工科大学为例, 每年其专利超过1 000件, 但成果转化数量却是个位数^[14]。这仍然是一种科研成果的量化取向,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科研量化过程, 从而导致科研成果的“质化”缺乏。因此, 从学术资本的角度来看,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在推动学术资本积累的同时, 也衍生出学术资本转化的问题, 进而产生学术资本积累与转化的失衡。

2. 大学功能角度

大学包含诸多功能, 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 而学术锦标赛制的推行在大学科学研究功能的深度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在学术锦标赛制的推行下, 中国大学科研逐渐走向国际化, 并形成一定程度的科研实力, 与发达国家的科研能力相较量。其中, 国际期刊论文的产出状况就是重要的衡量指标。相关统计显示, 2012年, 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数量为19.01万篇, 占世界份额的12.08%, 排在世界第二位; 以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为指标, 共计发文16.47万篇, 占世界份额的10.3%, 排名第二, 仅次于美国^[15]。由此可见, 从学术锦标赛制推行以来, 大学的科研成果量不仅在国内激增, 在国际上也占有较大的比例, 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得到双向发展, 科学研究的功能得到相对充分的施展。但另一方面, 也产生了大学功能发挥的失衡问题, 尤其在科研与教学关系处理上, 教学功能无疑处于相对低度发展状态, 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学术锦标赛制对科研和教学奖励的不均衡。在一项调查研究中, “55.9%的教师认为工作的重点倾向于科研, 24.7%的教师认为工作重点倾向于教学, 19.4%的教师认为工作重点没有变化”^[15]。因此, 结合大学其他功能来看, 尽管科学研究功能发展相对较好, 但仍然是一种“残缺性”绩效。

3. 研究取向角度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特性之一就是奖励的时效性, 即在特定的时间内对研究成果进行相应的奖励。而研究周期相对较短的热点性问题、实时性问题等更能适应学术锦标赛制的青睐, 因为热点性问题、实时性问题需要及时研究与跟进, 并迅速促进科研成果的形成, 该类研究的时效性特征与学术锦标赛制的内在特性相吻合。因此, 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周期相对较短的“下游研究”的成果增长, 也间接强化了对热点问题、实时问题的关注, 保持研究问题的前瞻性。但另一方面, 学术锦标赛制也导致了研究中的“短视行为”, 缺乏对“上游研究”的重点投入, 如比较耗时的真正原创性研究、理论模型类研究等。有关研究指出, 以经济学科为例, 虽然研究成果众多, 但真正的原创性思考鲜有, 大多数研究具有跟踪性、模仿性, 实证类文章较多, 理论模型类文章匮乏, 并将其归结为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不利影响之一^[16]。由此可见, 当前的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时效性激励措施在推动短期研究的同时, 却对耗时性的、周期长的、投入力度大的研究造成不利影响, 导致了“上游研究”与“下游研究”的失衡。

五、状态-结构-绩效视角下学术锦标赛制的域外经验

尽管科研发展具有国际化特征, 但不同国家的学术状态因素与结构因素又具有差异性, 从而影响制度绩效。在此主要分析两种重要情形:第一, 与中国学术状态相同的国家的结构与绩效如何; 第二, 与中国学术状态不同的国家又具有怎样的结构与绩效。从而归纳出状态-结构-绩效视角下学术锦标赛制的域外经验。

1. 相同状态因素下的结构与绩效分析

从学术发展状况来看, 不少国家也存在学术竞争激烈的现象, 从某种角度来看, 与中国学术发展的状态因素具有相似性。但在相同状态因素下通过结构调整, 也实现了科研绩效的显著提升。以澳大利亚为例, 澳大利亚的科研竞争状况也比较激烈, 其科研考评标准也比较严格, 但其制度设计内容遵循了弹性和特殊性的原则, 有效避免了科研制度的僵化执行。如悉尼大学在科研制度设计上的分类评价模式, 相对有效解决了以引证为基础的学科和以引证为主要分析方法不充分的学科之间的评价差异, 在引证分析不充分的学科评价上, 就不能单纯看待引证数量、影响因子等, 而要辅以学术机构的学术奖励和荣誉、科研领导力以及标准数据库未能呈现的相关成果形式^[17]。这对悉尼大学高质量科研成果的甄别、鉴定和支持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与我国一些理工科高校在科研评价上“一刀切”的做法形成对比。从韩国的科研发展状况来看, 其不仅具有激烈的竞争状态, 同时在科研制度上也具有繁杂的程序, 其科研评价体系繁杂且重复, 指标体系纵横, 但由于其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 在评价过程中更加重视大学的科研创新与转化问题, 因此, 韩国大学与企业之间往往形成紧密的联系, 且具有较高的创新成果转化效率^[18], 这对于我国科研成果转化效率问题的应对无疑提供了制度思考。

2. 不同状态因素下的结构与绩效分析

从国际学术发展实践来看, 也有不少国家是由于具有良好的学术环境, 从而产生了高效的制度运行状况并提升制度绩效。以美国为例, 美国也是相当重视科研发展的国家之一, 但其科研状态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影响力评价。在影响力评价之下, 其科研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关注研究人员的科研影响力。如美国有的教授甚至一生只有一本著作, 只要有很大的影响力, 即使没有期刊论文的支撑, 也能得到其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在课题与讲座中如有影响力的见解, 也能够得到相应的认同, 尤其在哲学领域^[19]。即便在这种科研状态和制度下, 美国的科研绩效仍然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便值得去思考科研领域的绝对量化是否一定能促进科研创新？再以英国为例, 英国的科研评价中“质量导向”可谓核心状态, 其质量导向占据将近65%的评价权重, 在制度内容上也主要衡量科研成果是否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 因而英国的科研治理水平和教师科研动力始终具有较高水平^[20]。这也从科研状态的角度为我国学术状态的优化提供借鉴。

六、结语

通过对具有状态因素和不同状态因素国家的科研制度和绩效进行分析, 我国大学学术锦标赛制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重构, 才能有效提升大学学术锦标赛制推行的绩效水平。一方面, 需要进行环境重构, 为大学学术发展营造一种质量导向、影响力导向的学术评价文化, 尊重大学教师在学术影响力中的独特贡献, 尊重学术研究的效率的同时更加重视学术研究的公平性, 从而实现学术环境优化。另一方面, 需要进行制度重构, 通过学术锦标赛制内容的设计, 增加学术评价活动中的分类评价原则, 防止“一刀切”, 注重不同学科评价的特殊性; 同时还需坚持实用性原则, 强化学术成果的转化趋向, 将大学学术成果与现实实践活动紧密结合, 从而促进大学学术锦标赛制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