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女作家梅维斯·迦兰擅长短篇小说写作, 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卓越才华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由麦克莱伦和斯图尔特公司(McClelland & Stewart Ltd.)出版的梅维斯·迦兰的短篇小说集《头顶上的气球》(Overhead in a Balloon)中, 小说《莱娜》(Lena)通过对莱娜婚姻与人生悲剧的描写, 从家庭与社会两个层面探讨了女性自我疏离的原因, 指出在男权社会中, 男性话语通过法律、宗教、伦理等形式边缘化女性, 使女性成为了男权社会的附庸, 消解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因此女性必须摆脱对男权社会意识形态的依赖, 平等地参与家庭与社会, 体现自身的价值, 表达自己的话语, 从而实现身份的建构。

一、社会的拒斥与自我的疏离

社会性是人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属性, 对女性身份的研究也要将其放置在社会关系之中进行, 本文要讨论的女性身份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女性的出身、地位, 还包括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女性在这一位置上所采用的思考方式与行为规则, 进而分析该思考方式与行为规则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以便探究较为合适、可行的构建女性身份的方法。在小说《莱娜》中我们不难看出, 莱娜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当然无法避免与自我以外的对象进行接触和交流, 那么由于个体的差异性, 她所面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而这种冲突的实质就是对对象化的他者的否定。

小说《莱娜》是从莱娜丈夫爱德华的视角, 以“我”作为叙述者展开叙述的。这样独特的视角, 让莱娜作为一名移民, 与加拿大的社会冲突最开始就以否定的形式展现出来。莱娜犹太人的身份常常为其招来歧视, 周围的女人们辱骂她为“中欧的妓女”“犹太投机分子”。这种否定是社会意识的反映, 归根到底是当时的加拿大主流社会对其他民族或国籍的外来者的排斥。当这些外来者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并无力反抗时, 他们也就与社会产生了疏离。这种疏离并不是以一种激烈的形式迸发出来, 更多地是由于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而表现出的屈从与逃避。

屈从与逃避是社会的边缘人群为了融入主流社会而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基于“个人对他/她从属于特定群体的认知, 而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1]。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 特别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 若想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和认可, 就不得不主动内化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 以换取主流社会所接纳。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对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屈从是以“抹除自我的一切原有叙事来适应新的民族叙事”为前提^[2]。需要注意的是, 当自我随着个性的抹杀而与主体疏离之后, 主体也就无法自觉、自发地发现并承认自己的主体性价值, 而如果这时仍然无法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 他/她将失去任何可以证明自身价值的依据, 被社会与自我彻底放逐, 只能漠然游离在现实与精神的空洞之中。

莱娜也曾妥协, 她努力地尝试融入到加拿大的主流社会中, “她对将军的寡妻和失去亲人的单身外交官的妹妹说着有教养的、听起来有品位的、甜美的话”^[3]156。莱娜试图通过“有教养”的语言使自己看起来符合社会对“高雅”的要求, 但是莱娜是否真正融入加拿大的主流社会了呢?小说开头第二段有这样的描述:“由于她已经将近80岁了并且无法下床行动了, 所以她只能接受女人们的来访, 这些女人都是早期匈牙利移民中硕果仅存的几个。”由此可见, 一直到莱娜老去, 她所处的圈子仍然局限在外来移民之中, 并没有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她尝试通过自我的疏离来换取主流社会的接纳, 但并没如她所愿, 反而造成了对自我身份的否定, 在社会与自我的双重放逐之下, 莱娜最终选择了逃避自我与社会, 这种逃避又转化为一种漠然的态度。她的丈夫这样描述莱娜对一切的漠然:

玛格达莱娜对那些在其他女人看来非常重要的东西总是漠不关心, 比如魅力、快乐和支付完的账单, 八卦下别人的私事或者来一场亲密的闲谈。因为她绝不相信任何带有个性化特征的东西, 也从不会抱怨, 一个男人的耳朵就足够了。她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而且她也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对她的恶意, 即使这恶意从她身上碾压过去。^[3]159

对一般女性的爱好的漠不关心, 也并没有将注意力关注到自我成长上, 这都映射出莱娜自我意识的缺乏; 而对碾压过来的恶意的毫不在乎则反映出莱娜对外界刺激的漠视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疏离, 这种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并非莱娜本意, 相反, 这恰恰是莱娜逃避的一种方式, 是被自我与社会放逐后不得已的选择。但这是否意味着莱娜已经彻底放弃了自我并与之决绝地疏离了呢?来自主流社会的“认可”是莱娜所希望得到的, 但是由于能否得到这种“认可”的决定权取决于外在因素, 因此这种“认可”是不依赖于莱娜并外在于她的, 是受外在制约和束缚的。作为有自然力、生命力的人, 其自身的、来自自然力与生命力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 即使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 仍然有表现自身生命的渴望。也正是这种渴望促使主体找寻一种能够接纳并表现自己的中介。当莱娜被自我与社会放逐后, 她只能去寻找一种外在的中介:

在一次茶会上听了杰奎斯·马里坦对新托马斯主义的讲解后, 玛格达莱娜将自己的信仰改成了天主教。从那时开始, 她从未停止过将大量有关美德的玄学规则投放到对与错的争论之上。结果她构筑了一个随时会滑落的道德石堆, 只有上帝本人才能经得住这石堆的崩塌。但是在她看来, 是上帝在后面怂恿她这么做的。在从婚姻中解脱之前, 我不得不等待一个准许分居夫妻离婚的法律通过。我等了很长时间。这一期间, 玛格达莱娜不停地给主教写信, 为他对婚姻的支持而欢呼并敦促他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3]160

莱娜的丈夫用devout(虔诚的)来形容莱娜对天主教的信仰, 宗教的影响力已经扩散到她的婚姻生活之中。莱娜用宗教的教规作为自己判断对错的价值标准, 并将自己的行为理解为上帝的旨意, 她认为是上帝在推动她这么做。当来自社会的否定侵蚀了她的内心并使她否定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之后, 莱娜只能通过外在的宗教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即使是个人生活, 莱娜也付诸宗教。在婚姻问题上, 莱娜居然依赖主教作为自己婚姻的支撑, 完全丧失了对自己生活的主观能动性, 而她不断给主教写信的行为也反映出她虽然很想挽回自己的婚姻, 却因为对自我的否定、与自我的疏离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与自我疏离的同时, 她也丧失了指导自己行为的依据和勇气。“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 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4], 当莱娜选择依附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依附于宗教时, 她已经与自我疏离了, 失去了思想和行为的自主性, 无法自主构建自己的身份, 成为了没有自我的空壳。这种社会与自我的双重放逐最终导致了莱娜的婚姻悲剧。

二、自我的疏离与婚姻的悲剧

莱娜的悲剧也源自于其失败的婚姻, 当莱娜用天主教教规来维系婚姻时, 她失败的婚姻就已经注定了, 因为维系婚姻的基础是感情, 而不是僵硬冰冷的教规。当战争结束后, 莱娜的丈夫爱德华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朱丽叶特。朱丽叶特是与莱娜截然不同的女人, 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她具有莱娜所不具有的主动性, 对朱丽叶特而言, 生活的意义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与生活的主动互动:

朱丽叶特总能用自己的生动的轶事将社交活跃起来, 并常常使宾客们感到愉悦。不需要刻意地计划, 他们就能讲起自己的故事, 最后社交就像日常的谈话一样。朱丽叶特谈起她最近的旅程。她说她穿着一件由泡泡纱做的美国长裙。这件裙子洗完后一尘不染, 几乎不需要熨烫。在等待别人的回应时, 她从一旁看了下玛格达莱娜的帽子和帽子下被苍白的蓝色所遮盖的眼睛。玛格达莱娜没有看她, 但是在听她的话, 同时保持着一个法国新教贵族的姿势。^[3]160

在这段描述中, 莱娜和朱丽叶特的对比是十分明显的。朱丽叶特穿着时尚的服装, 爱好旅行, 她的话语能够感染在场的宾客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 可以说她是社交的主角。相反, 莱娜却选择了隐藏自己, 她只是默默地听, 这种自我的边缘化既有主观的选择, 也有客观的无奈。同时, 莱娜古板的姿势使她不仅远离这场闲谈, 也似乎远离了这个时代。莱娜和朱丽叶特的不同不仅是外在的举止、穿着、言谈的不同, 更是生活态度的不同。莱娜对生活抱着一种漠然的态度, 日常的生活无法唤起她的兴趣。与自我的疏离使莱娜失去了自主性, 因而无法主动地与外界产生互动, 或者说无法用自我去观照来自自身之外的刺激, 只能默默地感受, 尤其, 对宗教的依附更使她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于是, 与自我的疏离使莱娜也疏离了生活, 缺乏对生活的热情, 而这种热情的缺乏也注定了莱娜无法唤起他人的热情, 于是他的丈夫在厌倦了没有热情的婚姻后选择了对生活充满了热情、愿意“妆点”自己生活的朱丽叶特:

朱丽叶特仔细阅读了《米其林指南》, 然后选择了一个坐落于树丛中的、有着宽敞阳台和白色阳伞的饭店。在几张桌子旁坐着几名穿着制服的美国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朱丽叶特调整好我们的阳伞以使玛格达莱娜不被太阳晒到。她认为我妻子喜欢保持着苍白的肤色。……我调整了一下我的眼镜以便看清一份长长的手写的菜单。玛格达莱娜却没有检查她自己的眼镜, 由男人去看就足够了。^[3]164

在对朱丽叶特的描述里, 她给人的感觉始终是主动的、独立的。正是因为这种“主动”促使她积极地与外部世界互动。与朱丽叶特相反, 莱娜放弃了对自己生活的主宰, 她不仅用宗教代替自我, 还选择男人即自己的丈夫代替自我, 并且对丈夫的依附已经到了夸张的程度。“男人的耳朵就足够了”“男人去看就足够了”, 莱娜不仅放弃了对自我意识的主宰, 也放弃了对感官的主宰。也就是说无论内在还是外在, 莱娜都已经没有了自我的特征, 被异化成没有自由意识和感知能力的、他者的附庸。正因为对丈夫的依附, 莱娜才会执着于婚姻, 即使明知丈夫已经另有新欢, 甚至丈夫与其分居, 仍然“到目前为止, 她始终排斥离婚这一话题”。在莱娜看来, 婚姻已经成为她赖以生存的手段, 离开了婚姻, 她就失去了对丈夫的依附, 也就失去了内在的意识和外在的感知。她不是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去维持其婚姻, 而是通过给主教写信争取其对婚姻的支持, 她拒绝与丈夫谈及离婚的事, 即使她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梅维斯·迦兰通过对莱娜动作的细微描写, 将莱娜对丈夫的依附, 特别是她想要把握住丈夫却无能为力的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

玛格达莱娜和我静静地坐着, 她的手仍然抓着我的胳膊, 好像这个姿势已经持续很久很久。朱丽叶特回来了, 她的眼睛像飞溅出来的冰冷的水, 她乌黑的头发刚刚梳理过, 看到我错过了提出离婚的机会, 她微笑着坐了下来, 拿起了她的勺子。她说她最近忙于翻译一本美国小说, 这部小说本不该被写出来。……她说, 明明白白的分手难道不是一种使生活快乐优雅的方式么?这时, 玛格达莱娜的听力似乎受损了, 而圣灵也不知道到哪了。这时, 两个女人一定在想着同一件事情, 尽管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3]164

面对朱丽叶特的美貌和咄咄逼人, 莱娜只能选择逃避和忍受, 迦兰通过对她长时间地抓着丈夫胳膊动作的细致刻画展现了莱娜内心的脆弱, 她在祈求外在的庇护, 可是无论是她丈夫还是她所信奉的宗教都未回应她的诉求。失去了“自我”这一内在的庇护所, 莱娜只能如同不设防的阵营一样面对敌人的进攻。于是在面对婚姻的问题时, 莱娜不会选择主动地解决问题, 她也不会主动地探求问题的原因, 只能强迫自己无视现实, 将所有问题都交给漫长的时间, 等待这未知的结果:

朱丽叶特和我自从战后就一直住在一起, 她那时已经三十岁了, 并且厌倦了等待。我们变成了那些不安的、模糊的夫妇中的一份子, 等待着三个人中的一个去世或离婚。

……

在搬到医院去住之前不久, 玛格达莱娜听说了朱丽叶特的死讯。一个步履蹒跚的朋友在报纸上看到了讣告。她立刻恢复了我唯一的配偶和准寡妇的身份。事实上她从未将这一身份让给别人。但是现在我面前的道路变得清楚了。离婚, 那堵模糊黯淡的墙已经随着情妇的灰烬而坍塌了。^[3]163-164

莱娜用等待来逃避现实, 而朱丽叶特与爱德华不想等待却因为法律的限制而不得不等待下去, 于是最终三个人就在时间的流逝中耗费着生命与幸福。最终, 随着朱丽叶特的去世, 婚姻这个看似无法破解的难题就此解决了。但此时莱娜已经年老体弱住进了一家医院。爱德华也年老多病, 因为支气管炎的缘故, 很少出门。同时由于莱娜拒绝离婚, 爱德华与朱丽叶特始终无法成为合法夫妻。

漫长的等待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幸福, 莱娜和朱丽叶特的不幸实际是她们自我疏离的结果。莱娜与自我的疏离使她放弃了对婚姻的努力, 她将自我的全部寄托给了宗教和丈夫, 当宗教不能保护她, 丈夫抛弃了她, 逃避与等待成了莱娜唯一的选择。朱丽叶特虽然与莱娜相比表现出了主动性, 但是也只是与生活的简单互动, 她对婚姻、对幸福的努力始终局限在对爱德华这一有家室的男人的依附之中。对爱德华的感情使朱丽叶特执著于他, 但是道德与法律又注定了她与爱德华不会有什么结果, 最终她的感情和她的不理性使她被牢牢绑在爱德华的身上, 使她的自我逐渐消解。曾经爱好旅游和读书的知性、新潮的独立女性却只剩下对结婚生子的欲求, 可以说当她选择依附爱德华时, 她的悲剧就注定了。两个女人的不幸都起因于对男性的依附, 她们把生活、婚姻的决定权都交给了男性, 虽然知道爱德华无法满足她们的期待, 却没有人肯主动离开, 最终导致了三人情感的僵局。在这场悲剧中, 爱德华无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面对感情的裂痕, 他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争取幸福的婚姻, 明明知道道德与法律的要求, 却仍然选择了另一个女人来逃避感情问题。当两个女人都将生活与幸福托付给他时, 爱德华也没有主动回应两人的寄托, 只是不断地逃避和埋怨。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自我疏离的表现, 而他与自我的疏离来自于他的自私, 他为自己考虑太多, 却很少主动为莱娜和朱丽叶特考虑, 既不能在莱娜被社会疏离的时候给予鼓励和关心, 也不能与朱丽叶特主动斩断关系使之去追求有结果的幸福, 最终使两人因为他而牺牲了自己的一生, 而自己也背负着两个人的责备生活在悲剧之中。与爱德华并无不同, 两位女性也更多是将自己作为男人的“附属品”, 缺乏独立意识。那么, 女性如何才能克服与自我的疏离而实现身份的构建呢?

三、自我疏离的克服与女性身份的构建

造成莱娜与自我疏离的原因首先是社会与她的疏离。主流社会对莱娜的拒斥与否定剥夺了她的话语权, 阻断了她与社会进行互动的渠道, 将她孤立在社会的边缘, 使她丧失了与社会进行互动的能力。这种拒斥表现在对她的犹太人身份的拒斥上, 直接表现是周围人对她的语言暴力。由于主流社会占有话语权, 莱娜在无法为自己发声的情况下不得不压抑自我, 于是这种对莱娜的否定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压迫, 挤占了“自我”存在的空间。从莱娜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可以看出莱娜的自我向主流社会的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最终并未换回主流社会的认可, 反而在异化莱娜自我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莱娜与自我的疏离。

由此可见, 社会对莱娜在空间与精神上的孤立是造成莱娜自我疏离的原因之一。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剥夺了女性的社会话语权, 并被孤立在社会的边缘, 从而造成女性的失语。女性为了满足自身对社会认同的需要, 只能被动地接受主流社会话语的输入, 无法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孤立与封闭最终将外在对自我的否定内化为女性对自我的自觉否定。当女性否定了本真的自我之后, 她不得不通过对自我的消解以换取社会的认同, 以主流社会的话语作为自己的话语, 以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作为塑造自我的依据, 从而进一步使自我成为了社会的附庸, 成为了没有灵魂的空壳。因此女性的身份建构必须以打破自身的孤立状态为前提, 通过主动参与社会生产劳动, 摆脱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对女性的束缚, 并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自身价值的实现, 逐渐摆脱歧视性的话语对精神与生存空间的挤压, 成为自主行为的主体, 从而逐渐实现主体性的构建。同时, 这也需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社会分工, 打破男性参与社会劳动的垄断权力, 使女性走出家庭, 走出职业限制, 彰显自身的主体性价值。

莱娜为了寻求对自我的认可, 选择了对宗教的依附。试图用上帝即宗教领域的最高主宰, 来证明自己言行的合理性, 甚至是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是宗教不可能实现对人的解放, 因为“是人创造了宗教, 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5]3。最终解决人的问题的只能是人本身, 而不是人的创造物。马克思曾给宗教下过这样的定义:“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5]1可以说宗教本身就是“失去自我”, 对宗教的依附只会使人进一步失去自我。诚然宗教会有某种对人的精神与情感的慰藉, 但是这种慰藉是建立在对人的束缚之上的, 是以人牺牲自我并匍匐于宗教的统治之下作为代价的。莱娜的宗教热情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点。在她与生活的互动中只能看到宗教教规与现实生活的互动, 却看不到莱娜“自我”的作用, 也就是说, 莱娜的自我死亡了, 宗教占据了她的全部。因此女性身份的构建的主体必须是女性自身而不是任何外部的中介。这就要求女性首先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作用, 认识到自我的实现是由自身来完成的, 即女性必须首先在意识上是独立的, 能够主动拒绝外部力量对自己的主宰, 这样才能掌握与生活互动的主动权, 并自觉地培养自身面对压力的能力, 从而使现实生活成为女性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应该屈从的暴君。

在小说中, 莱娜与朱丽叶特的悲剧都与对男性的依附有关。莱娜作为一名犹太人, 处在加拿大社会的边缘, 而她的丈夫爱德华却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 这让她自觉将自己退位为丈夫的附属品。主流社会对莱娜的拒斥和莱娜与自我的疏离使她选择依附属于主流社会的丈夫, 并且试图借助作为当地人伴侣的角色融入主流社会; 而“生活由男人来做决定就足够了”的思想则反映出莱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因此莱娜对丈夫的依附实际上是对“男性”所体现出的社会认同标准和婚姻的领导权的屈服。这种屈服最终导致了莱娜在婚姻中的失语, 使她的丈夫拥有了婚外情的“自由”, 导致了自己极力依附的对象对自己极力地拒斥。

朱丽叶特是一名对生活有热情的女性, 至少不像莱娜那样消极地面对生活。她读书、旅游, 喜欢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 这些都证明她对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但是看似独立的她却选择作为爱德华家庭的第三者, 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压力下, 依然执拗地将自身依附于已婚的爱德华。小说中将原因归结为感情, 但这只是敷衍的一种解释。朱丽叶特在选择感情的同时忽视了由法律道德构成的现实理性, 固执地选择爱德华作为自己生活乃至生命的重心, 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爱德华身上。这实际上是对“男性”所具有的权威的过度认可。朱丽叶特认为男性具有超越法律道德的能力, 这是社会意识之中对男权过分强调的体现。男权社会通过对女性的贬抑来维护男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对男性地位的维护和固化最终导致了男性的“神化”。由于这种“神化”是针对女性而言, 最终就导致了女性对男性的过分崇拜以及过分要求。也就是说, 当男性的地位被不断夸大之后, 女性对男性的期待也在不断上升, 一旦期待不能实现, 这种现实与期待之间的落差就会爆发为女性对男性的失望、责备甚至怨恨, 而男性也不得不在这种压力下生活。

“自我身份的构建……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构建。”^[6]因此, 女性的身份构建离不开对男性身份的理性认识, 才能够实现对男性主导地位的消解。当男性这一性别所附带的地位、能力、权威等从神坛回到人间, 女性才能从对男性的依赖中醒悟, 并意识到依靠自己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理性地认识男性呢?《莱娜》中也隐藏着答案:将男性置于情感、道德与法律中进行认识, 而不是将男性夸大为情感、道德与法律之上的存在。确切地说, 是将男性置于真实的人的情感之中, 置于道德与法律的框架之中, 使人们认识到无论在情感层面、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 男性与女性一样, 享受同样的自由, 也受到同样的约束。当性别的特权被取消后, 女性可以通过摆脱对男性的依赖而找回自我并更加自由主动地对生活乃至社会进行改造, 而男性也可以从被社会意识强行附加的“神一般”的责任中解脱出来。

四、结语

在《莱娜》中, 梅维斯·迦兰选择男性的视角, 通过男性的内心独白将男性与女性、社会与女性的关系呈现出来, 并在这种关系中审视女性。她将婚姻中女性对情感需求与社会中女性对认同的渴望联系起来, 进而探讨女性身份的构建。女性与自我的疏离是情感的需求和对认同的渴望都无法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 而自我的疏离最终又使女性在社会和婚姻中不得不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由此可见, 女性身份的构建首先要打破这一怪圈, 而打破这一怪圈的关键在于恢复女性做“人”的尊严和独立的个性, 使其社会价值得以充分实现^[7], 而这一实现的起点就在于女性自身。女性必须首先回归自我, 肯定自我的主体性意义才有可能与社会、与家庭成员之间积极互动并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从另一个层面看, 自我的回归则是建立在对宗教的拯救、对男权社会的价值观的否定之上。只有认识到自己所渴望的认同不是宗教的认同, 不是男权社会的认同而是对自我的认同, 女性才能以自我作为身份构建的起点。当女性找回本真的“自我”后, 自身与生存困境的冲突就成为了塑造自我的契机^[8], 从而使由被动忍受向主动改造自我、改造生活的实践成为可能。同时社会也必须在女性的身份构建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将男性与女性作为平等的主体进行评价, 给予女性平等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权利, 使之能够体现自身的主体性价值, 在拥有经济权利的基础上拥有话语权, 加快对男权价值观的消解,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性别之间的矛盾, 将女性与男性都从男权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