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6日, 来自深圳的贺建奎团队宣称, 他们利用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 在人类胚胎上成功敲除CCR5基因, 以期抵抗艾滋病病毒感染, 并诞生了露露和娜娜两个基因编辑婴儿。消息一经发布, 引起了来自国内外包括科学家和公众在内的强烈反响。一百多位中国科学家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 强烈谴责贺建奎这一违法违规违背伦理的行为。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科技部、卫健委等政府相关部门也陆续表态, 要对贺建奎进行依法调查和严惩。据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消息, 现已初步查明, 该事件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 自筹资金, 蓄意逃避监管, 私自组织有关人员, 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然而在贺建奎看来, 他利用CRISPR技术编辑了双胞胎女孩的基因组, 是为了保护她们免受艾滋病毒感染, 属于预防性基因编辑。那么, 预防性基因编辑和治疗性基因编辑究竟有什么区别?在一个健康的胚胎上进行预防性基因编辑为什么不能得到伦理辩护, 即便它就属于增强技术, 为什么不能应用技术进行人类增强呢?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以“反对完美”为主旨的技术伦理思想, 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

一、桑德尔“反对完美”的理由

早在2007年, 桑德尔就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伦理审视。在他看来, 借助于基因工程技术的人类增强是在逐渐破坏人的努力、侵蚀人的作用。在他出版的《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一书中, 桑德尔描述了肌肉增强、记忆力增强、身高提升和性别选择等四个生物工程实例, 指出每一个例子的初衷, 都是试图治疗疾病或预防遗传性疾病, 现在却成为一项改良的工具或消费者的选择之一^[1]10。治疗与增强的区别在于, 前者是为了治愈疾病减轻人的痛苦, 而后者的对象是医学上认定的健康体质, 目的是获得超出健康之外的某些特殊功能。诚然, 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那么十分清晰。桑德尔在此并没有对这些概念作进一步的区分, 他所针对的是“一种普罗米修斯改造自然的渴望, 包括改造人性”^[1]26。在他看来, 这样的增强, 其最终结果将使人陷入无限制地无止境地追求“完美”, 使得技术渗透和干预人的生活, 从而最终将会使人们失去自由。桑德尔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反对完美”的理由。

1. 破坏了自然的道德地位, 其目的是资本增值

桑德尔认为, 新兴的生物技术的威力使得关注“有关自然的道德地位”^[1]10的问题不可避免。自然之所以需要保护, 根本目的便是为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2]。“自然孕育的孩子”受“基因遗传乐透彩支配”^[1]9, 这虽然与克隆人类和其他遗传工程干预下孕育的孩子一样, 没有自主权, 但自然孕育孩子的过程信守人类与自然达成的默契。而生物工程和基因改良却是对自然默契的挑战, 将自然随机的“礼物”变成人类目的性的产物。在他看来, “珍视孩子为上天恩赐的礼物, 就是全心接纳孩子的原貌, 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设计的物品, 或父母意志的产物, 抑或满足野心的工具”^[1]45。父母的意志和“野心”, 促使家长对孩子进行设计和改良, 市场开发的人类增强产品应运而生。桑德尔以美国“利用生长激素提高孩子身高”为案例, 说明“非要花一笔巨款让完全健康的孩子再长高几英寸”, 其背后的目的是礼来公司为了拓展市场而开发并说服食品药物管理局许可其用于人类的。也就是说, 其背后的真实动机是资本的增值和“完美”, 而非实现人的“完美”。桑德尔通过实例揭露, 隐藏在技术背后的资本利益才是催生人类增强技术肆意发展的真实动机。

2. 新优生学弱化了对人的尊重

桑德尔指出, 旨在改良人的基因曾导致过“优生学”这个极富野心的活动。旧优生学曾让老罗斯福总统提出:“我们没有职责允许错误类型的公民生育后代”^[1]65; 也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执行影响深远的优生绝育法, 该法案阻止有缺陷的人繁育后代, 并最终超出了绝育范畴, 演变成一次大屠杀和种族灭绝^[1]67。可见, 旧优生学没有给人带来基因的进步, 反而造成了不平等、种族歧视和战争。桑德尔指出, 厘清旧优生学的教训, 是探讨基因改良道德标准的另一种方式^[1]68。与旧优生学相对应的是的新优生学(新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新优生学倡导“国家的中立立场”, 即政府不表现出对哪种类型的孩子有所偏爱, 不同的父母可以对他们的孩子进行迥然不同的人生规划, 并针对规划增强孩子的相关能力和特质。桑德尔列举了这样一个案例:一对失聪伴侣(女同性恋者)决定“定制”一个耳聋的孩子, 让这个孩子更像自己。两个人找到一个家族五代都有聋人的精子捐献者, 后来受孕成功了, 她们的孩子天生失聪^[1]3-4。桑德尔认为, 一般公众都会对订制聋人孩子这一举措表示不能接受, 然而, 增强有利的基因(比如音乐天分或体育能力), 与这一做法并无原则上的不同, 都是属于为孩子指向特定的人生进行选择。这些“新优生学”赞同的做法, 侵犯孩子为自己制定人生规划的权利^[1]8, 没有对孩子的天赋充分尊重, 损害孩子的自主权。

3. 打破善与权利的平衡

桑德尔认同康德“人是目的”的伦理原则。桑德尔说, 康德提醒我们将人看做目的, 这是人和物之间根本性的区别。人是理性的存在, 他们不仅具有一种相对价值, 而且具有一种绝对的价值、一种本质性的价值。也就是说, 理性存在拥有尊严^[3]135。桑德尔认为, 不仅人本身是目的, 与人密切相关的技术也是具有目的的, 这个目的应该是指向善的。医疗与体育一样, 有其自身的意图和目的, 正是这意图和目的指引和规范着实践的方向和方式^[1]47。桑德尔以运动员参与体育竞技为例, 指出运动员通过体育训练形成运动技能, 掌握竞赛经验, 体验努力、坚持、超越等品质的重要性, 并内化为品德。在提升自我内在素质的同时, 提高运动成绩并获得内在善。如果运动员是通过技术的改良快速地提升运动成绩, 那么, 自身努力训练的过程将被取消, 而这一过程的丧失也将使得运动训练的另一个目的即善的道德内化同时消失。桑德尔说, 使用药物给选手提供了一条快捷方式, 一条不用努力就能赢的途径。人们原本坚信赞美和报酬唯有来自努力, 如今却开始怀疑。如果努力是运动的最高典范, 基因改良的罪过就是逃避训练和辛苦。运动比赛是给培养才能和展现天赋以荣誉的人类活动, 基因改造的运动员真正的问题是破坏了这些竞赛^[1]28。桑德尔在这个案例中阐明, 虽然基因改造体现了人的权利, 然而对运动员的基因改良导致的结果却与体育竞技的目的偏离。人的价值观受到技术的影响, 人们为了追求外在价值(比赛成绩), 而忽略了内在价值(善), 让善与权利失衡。按此趋势发展, 人类自由和繁荣将不再是意志的奋斗, 而成为技术改良效果的比拼。技术在改变人的进步手段的过程中, 改变了人对成功的认知, 破坏了竞争的公平, 长久下去, 将对伦理造成颠覆性的冲击。

4. 从“市场经济”滑入“市场社会”, 带来社会不平等

桑德尔认为, 人追求“完美”的欲望将通过金钱转变成现实。技术与金钱的结合, 使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4]。“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获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5], 这也激发了“金钱能够购买一切”的“金钱万能论”。“金钱万能论”进而影响公民道德认知, 让金钱主宰一切和机械的交易原则渗透于公民的生活, 让“市场社会”下的人的道德意识逐渐淡漠。以社会上盛行的美容技术为例, 美容技术也是大众盲目追求“完美”的体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美容技术, 已经形成美容产业。部分人选择在器官、体型、外貌正常的状态下进行外表增强, 只要当事人与医疗美容机构双方同意, 便可以实施外表增强, 以让自己变得更“完美”。通过人工手段“变美”的群体, 拉大了与无力美容群体间的外貌差距, 加大了无力美容群体的竞争压力, 刺激了无力美容群体心态的失衡。一些需要美容但经济实力不足的人, 面对高昂的美容费用, 或是望洋兴叹, 或是铤而走险, 个别人不顾大比率的美容失败风险, 对这项技术趋之若鹜, 选择价格低廉、技术不成熟的美容机构开展美容, 一旦美容失败, 更是将其人生推向深渊。桑德尔担忧, 如对人类增强技术不加以限制, 将会扩大富人与穷人、增强的人与未增强的人的差距, 异化人竞争的起点, 不同程度地造成竞争的加剧, 扩大阶层的差距, 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二、桑德尔“反对完美”的实质

桑德尔“反对完美”, 主张和谐、节制、自然地利用技术, 即尊重自然之道、尊重自然的礼物、尊重自然的偶然创造、尊重自然的界限^[1]ⅩⅪ。

按照桑德尔的理解, 自然即自然而然, 自然地利用技术即以事物本来面目为根据, 遵照事物发展规律, 不强加外力, 有限度地发展技术。人、自然、技术三者的关系, 应以自然为最高准则, 人是连接自然与技术的纽带, 人是技术的主体, 人利用技术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然而, 在科学主义的自然观看来, 自然可以被还原成“一台机器”, 它不包含价值, 也不表达任何意图^[6]。科学主义的自然观引发了人把自然当成客体任意改造, 以致技术不断对自然界挑战, 人在改造自然“受益”的同时, 增强了挑战自然的欲望, 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桑德尔对这些跨越限度的技术, 表达了心中的不安。桑德尔说, 人不仅在治疗和预防大量疾病, 也在把自己改造得“比好更好”(better than well)^[1]7, 在运用技术对健康群体增强的过程中, 激发了人追求“完美”的终极欲望, 使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受到破坏。因为自然并非能够永久平衡, 量的积累引发质的变化, 技术一旦达到“完美”, 便达到引发自然失衡的边界, 物极必反, 技术势必向人原初目标的逆方向发展。由此使人的生存环境面临重大的威胁, 给人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和伤害。因此, 桑德尔希望人能够控制追求“完美”的欲望, 对技术发展方向有足够的前瞻性的伦理思考, 规划技术发展的限度, 对技术(尤其是基因技术等人类增强技术)保持高度的警觉。尊重自然之道, 以降低技术无限制发展引发社会风险的几率。

现代医学的发展, 使得人们可以扮演上帝角色, 父母可以将自己的意愿、有关生命质量的观念带进对胎儿的选择之中^[7]。桑德尔认为优生学和基因工程的问题是, 它代表了意志对天赋、支配对敬畏、塑造对守望的绝对胜利, 它将改变我们道德观中的三大关键特征——谦卑、责任与团结^[1]83。为人父母是学会谦卑的好机会, 包括深切关心自己的孩子, 不能选择自己理想中的孩子, 对孩子不期然的部分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习惯于基因上的自我改进, 社会谦卑的基础也会被削弱。对本身的天资和才能不完全是自己的功劳的体悟, 会促进人步入傲慢的倾向^[1]84。基因改良推翻了努力和奋斗, 并进一步侵蚀了人的责任感^[1]85。因为人的失败将不再归因于自身没有努力或努力不够, 而归因于没有选择良好的基因。同时, 基因改良让一部分人天生优越, 他们会不愿意与没有基因改良的人分享共同的命运, 此时, 完美的基因控制也将侵蚀人们在思考他们的天分和幸运的偶发性时所产生的真正团结^[1]89。在一个由于强调个人自治和责任、文化多样性和生活方式的异质性而四分五裂的社会中, 团结可能变得脆弱和难以实现^[8]。桑德尔认为, 人以基因改良技术追求“完美”, 本末倒置, 忽视了善在个人发展、技术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优先地位。

桑德尔希望人在发展技术之时, 不要盲目地依赖技术, 而是有节制地利用技术。其主要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维护人的实践性。桑德尔认为, 技术实践应以善为目的, 引导人通往善。人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 自身的努力是决定因素, 而人类增强技术, 给人的改变带来了其他途径, 人可以不通过努力、渐进式的实践, 直接靠服用药物、开展手术等进行能力的提升, 这将打破从古至今人类提高能力、获得善的法则。桑德尔主张, 在高新技术发展中, 要限制涉及改变人脑、人体、人的后代的技术, 防范技术动摇道德实践根基的风险。

(2) 维护人对技术的占有权。桑德尔通过人与技术的距离变化, 论述了失去占有的双重性方式:占有可能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消失或缩小。不仅是在我的人格和某一事物之间产生距离时, 我才渐渐地失去对该事物的占有, 而且在我的自我与该事物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以致距离快要消失时, 我也会逐渐失去对该事物的占有。当该物与我距离越发紧密, 它就将越来越多地变成我, 而越来越少地成为我的, 最终成为我的身份之构成^[9]72。在以往, 人占有和支配着技术, 但在技术与人日益紧密的结合中, 人与技术距离不断拉近, 如人类增强技术除了应用于改变外貌, 还正在应用于改善体能、认知、记忆、智力、遗传甚至信仰等, 技术与人日益结合, 甚至变成了人的一部分, 这也造成了对技术逐渐失去占有。桑德尔主张, 警惕技术与人距离的拉近、与人的融合, 重塑人对技术的占有权。

(3) 区别“治愈缺陷的人”和“改良健康的人”。桑德尔说, 治疗和改良之间是有差别的, 医学不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展傲慢行为或是为了取得支配权而漫天叫价。治疗的需求是从世界并不完美和完整, 需要人类不断地干预和修整的事实产生^[1]97。从桑德尔的观点可以看出, 以“治愈缺陷的人”为目的的技术和以“改良健康的人”为目的的技术是有本质区别的, 治疗生病或受伤的孩子, 并不是践踏他天生的能力, 而是创造条件使得这些能力蓬勃发展, 虽然医疗介入了自然状态, 但这是为了健康着想, 并不代表会无止境地企图控制和支配^[1]46。而无视治愈和基因改良之间的区别, 带有工具性色彩的、把健康当做使其他事情达到极大值的手段的观点是错误的。健康作为一种优点是有止境的^[1]48。应该极力避免并抵制以生殖为目的的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技术, 并提倡基因编辑技术只应该用来治愈一些遗传疾病^[10]。

桑德尔对基因增强等人类增强技术的分析和规制, 体现了他对技术发展的隐忧。技术正在全方位地改变人的存在模式:技术渗透到政治领域, 普通人希望自己的行为尽可能地从医疗角度解释, 以逃避自身的行为责任; 技术渗透到经济领域, 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不断推动技术发展进程, 以获取更高的剩余价值; 技术渗透到社会领域, 无孔不入的“增强者”, 让很多竞技项目失去了公平性; 技术渗透到文化领域, 个体趋向抛弃传统交往实践方式, 而转向虚拟的技术环境寻求心灵慰藉。可见, 桑德尔“反对完美”是让人重新回归自然、回归社群、回归人的本真, 重新让技术成为人的辅助性工具, 而非人的依赖性工具; 成为人选择的手段, 而非人追求的目的; 成为人改造的客体, 而非融入人的主体构成。

三、桑德尔“反对完美”的溯源

桑德尔对人以技术“追求完美”的拒斥, 一方面是基于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另一方面, 也是源于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回归。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 论证在“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下、“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后, 由“无牵无挂的自我”商定形成一种“词典式序列”(lexical order)的公正原则, 按照公正原则订立“契约”, 社会遵照“契约”进行分配, 即是正义。桑德尔指出, 罗尔斯认为, 分配公正与奖励德性或道德应得无关, 与之相反, 它涉及满足那些合法的期望——一旦游戏规则确立之后, 这些合法的期望便会产生^[3]182。桑德尔担忧的是, 这种按“契约”分配按章办事的过程中, 将善的考量排除, 权利优先于善将导致人本性的迷失。

首先, 桑德尔反对罗尔斯设想的“完美契约”, 认为“契约”是典型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实例。契约的道德约束力来自于两种不同的理念:意志自由和互惠性。然而, 大多数实际的契约都缺乏这些理念^[3]169。桑德尔对罗尔斯契约合理性的质疑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 契约的订立者并非绝对自由。桑德尔说, 如果我与某个具有更高讨价还价地位的人打交道的话, 我的同意可能不是完全自由的, 或者在极端情形下, 是被迫的^[3]169。事实亦是如此, 笔者以技术产品的消费过程为例:消费者通过使用技术产品追求“完美”, 用更多的资金购买技术产品; 生产商利用这些资金再生产, 推动技术产品不断优化; 技术通过市场深入人的生活, 强化了人追求“完美”的欲望和实现“完美”的信心……, 在这个过程中, 生产商和消费者并非自由, 生产商如果不更新技术, 就会失去消费群体; 消费者如果不利用更新的技术, 在技术普及的过程中便降低生产效率和生活品质; 技术必须不断革新, 否则就会被生产商和消费者抛弃。可见人与技术处于绑架在一起的状态, 身不由己、被动前行。被动的人并非完全自由, 订立的契约亦是无效的。第二, 契约的订立者并非完全平等。桑德尔说:“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处境大不相同, 这就意味着, 不同的交易力量和知识总是可能的。而只要这一点是真的, 那么协议的既成事实本身, 就不能保证该协议的公平性。”^[3]169技术交易者因所处的不同境况, 处于不对等的状态, 主要包括:地位的不对等、经济的不对等、心理状态的不对等……。例如经双方同意的代孕和经双方同意的出售器官等, 虽然双方签订契约, 但因为签协议的双方均会处于不对等的状态, 订立的契约也就缺乏公正性。

其次, 人以技术追求“完美”, 强化了个人极端主义, 这也是桑德尔反对罗尔斯等新自由主义者的依据之一。新自由主义者认为, “人要实现无条件的自由”, “人完全拥有自身”, “劳动者完全拥有劳动力”。例如, 关于生育自由、性道德以及隐私权的论证。因为女性应当自由决定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 那么政府不应该禁止代孕; 因为达到法定性成熟年龄的成人应该自由地为自己选择性伙伴, 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惩罚通奸、卖淫, 并推行一夫一妻制; 因为我拥有自己的身体, 我拥有自己的生命, 那么, 我可以出售器官, 只要我愿意就能够自由地结束生命, 比如:开展辅助性自杀, 甚至经双方同意可以吃人^[3]77。桑德尔指出人虽然“拥有自身”, 却不能把自身当做商品, “将人类看做商品——看做可以买卖的物品, 是不对的。这是因为, 人类是值得尊重的, 而不是被使用的对象。尊重和使用是两种不同的重视模式”^[3]107。

桑德尔明确反对自由主义, 主张回归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倡导“中道准则”。衡量德性的准则是“中道”, 中道德性就是善, 过与不及就是恶。桑德尔说,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 关于道德德性, 我们所能说的唯一一个一般性的方面就是, 它由各种极端之间的“中道”所构成^[3]226-227。“完美”相悖于“中道”准则是需要摒弃的。他对善及善的标准——“中道”的肯定, 是反对“完美”判断标准的来源, 善的优先性要求人在技术实践中警醒和反思, 思考技术在人的美德养成上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桑德尔与亚里士多德同样重视“实践”的重要性。桑德尔说, 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界定为“一种合乎逻辑的、真实的、根据人类善而行动的能力”^[3]227, 实质是人通过实践使内心优秀的品质得以释放。人在以往的实践中, 通过教育、纪律来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和思维能力; 通过健康的饮食和身体锻炼来改善我们的身体机能; 用武器和技术训练来保护自己不受外来伤害^[12]。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论, 成为桑德尔反对“完美”的依据之一, 因为实践体现过程, 是努力、渐进式地提升能力, 以成为“好人”为目的; 并非依赖技术手段, 直达结果、成为“完美”的人。人以技术实现“完美”, 是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内涵的破坏, 打破人获得善的法则, 这也是桑德尔反对的。

桑德尔与亚里士多德都注重对社群“共同善”的构建。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是社会性动物, 他所说的polis(城邦), 是最高级别的社群形式, 关注生活的整体, 关注人的善本身而非这样那样的善^[11], 这种“共同善”是共同的信奉和共同追求。桑德尔也主张, 社群成员在认同“共同善”的前提下, 增强自身对所属社群的归属感; 社群成员在认同“共同善”的过程中, 发展自身能力。社群则在“共同善”的宗旨下, 做好对社群成员的培育, 促进社群成员能力的“绽放”。

四、桑德尔的社群主义者视角

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判以及对亚里士多德的回归, 体现了社群主义的主旨:社群整体至上的价值观和共同善优先于个人权利^[13]。社群主义既是反契约的, 也是反极端个人主义的, 虽强调个人的绽放, 但是反对毫无约束、为所欲为的个人, 这是社群主义的平等观。桑德尔基于社群主义平等观, 阐明其如何看待社群、技术和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1. 技术干扰了社群中“我是谁”的被动设定

桑德尔主张建设构成性社群。构成性社群决定“我是谁”, 而不是由我自由选择了“我是谁”。对于社群的成员, “社群不仅表明了他们作为其成员拥有什么, 而且也表明他们是什么; 不仅表明他们所选择的关系, 而且也表明他们发现的联系; 不仅表明了他们的身份的性质, 而且也表明了他们身份的构成因素”^[9]171。在此, 桑德尔与福山的观点相近。福山说, 由于进化, 人类被紧紧联系在一起, 成为社会性的存在, 人们总是试图将自己置身于一系列的社群关系中。价值并非任意建构的, 而是起到让共同行动成为可能的重要作用。当价值与规范被共享时, 人类也感到深深的愉悦^[14]125。在桑德尔眼中, 社群是一套价值系统, 这种价值系统隐形地制约了整个社群中的“我”的价值观念, 这种价值观念是一种必要的认同, 即认同这种价值观念的“我”, 才可以成为社群中的成员; 不接纳这套价值系统, 就不能成为社群中的成员。可以说, 这套价值系统是一种必选项, 是成为该社群成员的必要条件。

在社群主义视角下考量基因编辑等人类增强技术, 就会发现, 技术在打破社群对“我是谁”的设定中推波助澜。从目前的现状看, 基因编辑等人类增强技术正在改变“我”, 让“我是谁”的追问, 由自然的、历史的、社群的指向, 转向了技术的指向, 干扰了社群价值规范的共享。桑德尔认为, “我是谁”是由社群设定的, 社群决定“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我是谁”不能由技术设定, 由技术设定的“我”缺少了应有的价值和责任。首先, 基因编辑等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肆意改造与增强, 改变了人的内在特征, 把人当成手段, 没有对人的价值给予应有的尊重。同时, 因为人类增强技术的误导, 人在技术系统中迷失,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现有的价值观, 人追求的目标更为多样、崇尚的价值更为多元, 这也会影响个人对于社群价值系统的认同, 难以归入相对一致的社群价值系统。由于人类增强技术破坏了“我”存在的基本特征, 会造成个人和社群的脱节, 社群就无法对“我是谁”进行设定。个人一旦脱离了社群关系, 则会把自己的意愿看成最高的意志, 进一步促进“我是谁”的迷失。从此, 个人行为很难得到制约, 而没有制约的行为是具有危害性和风险性的。

2. 技术误导了社群中“我是谁”的主动探寻

既然社群设定了“我”的身份, 那么是不是关于“我”的所有人生价值都由社群来界定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桑德尔既认同“我”应该接纳身处社群所赋予的价值观, 同时, 也反对社群对“我”的所有价值进行限定。即“我”在社群生活中, “我”接纳社群的文化和价值, 经由不断地反省和与他人的互动不断追求自身完善。同时, 在不与社群主要价值观冲突的同时, 发展自身潜能, 主动探寻既符合社群文化, 又有自身特色的“我”。

从桑德尔的观点出发, 社群在逐渐的形成发展过程中, 会衍生出一种主流价值观的“共同善”, 社群中的人分享共同的价值。人以技术追求“完美”的动机一旦确立, 人们彼此之间便不再密切甚至不再需要, 人也可以通过人类增强技术而无需通过社群进行关于“我是谁”的探寻。人利用人类增强技术追求“完美”, 让“我是谁”的主动探寻缺少了道德动机, 违背了对“共同善”的认同, 认为“绝对拥有自身”, 只追求符合契约精神, 看似自由选择, 实则肆意地增强自我, 忽略了个人对社群的归属和对他人的顾及, 缺少人际交往中的表达、关心、互动、分享、互惠, 冲击了社群“共同善”的稳固。

桑德尔认为, 人以人类增强等技术探寻“我是谁”, 偏离了社群主义者的主旨。这其中也隐藏着一个内在矛盾:假设人类增强技术成为某一类“社群”的价值追求, 即当人类增强技术已不是个人的选择, 而是由社会存在决定, 并经多人共同选择时, 应当如何进行价值判断?桑德尔等社群主义者对这一问题有所考虑, 但没有给予明确的澄清。桑德尔等社群主义者并没有把大多数人的选择作为共享的价值的前提条件, 社群主义不能沦为“绝大多数主义”^[9]2的另一种名称, 如果仅仅把社群定义为“绝大多数人”的聚集, 此类社群也不会在意基因编辑等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影响。实质上, 笔者认为, 人类增强技术不能作为社群的共享价值, 这是由人类增强技术的性质决定的。社群以真善美等“共同善”的价值追求为构建前提, 人类增强技术的性质则是“善恶混合”的“双刃剑”, 对该技术加以善用、善治则会为人类造福; 反之, 对该技术不加善用、善治则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可见, 人类增强技术并非“全善”, 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无法成为社群的共享价值。所以, 即使认同人类增强技术为共同价值的群体也不能称为社群, 至少不能成为社群主义者倡导构建的社群。

3. 与当事者商谈

在桑德尔的社群主义体系里, 社群维系着人的存在, 赋予人以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指引人走上善的路径。基因编辑等人类增强技术在社群主义视域下, 是需要规制的。问题是, 如何对不断创新、迅猛发展的技术进行规制?桑德尔认为, 基于每个人所处语境的不同和个人的道德认知水平差异, 每个人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探讨技术引发的道德难题, 解决问题的路径需要各个当事者之间的商谈。桑德尔用柏拉图《理想国》中记录的苏格拉底著名的“洞喻”来说明商谈的意义^[3]31。他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人的不同主张, 包括洞穴里的人看到的影像世界, 或者走出洞穴的人看到的光明世界, 但是, “洞喻”双方接受对方对于世界的看法并不容易, 他们需要通过动摇原有的立场, 积极开展对话, 才能丰富对于原有道德原则的认知。同样, 道德反思需要持不同道德原则的人开展对话, 或者一个人通过自我对话实现内在道德原则的辩证统一, 从而提高道德选择的严谨性。桑德尔认为“洞喻”描述的是以其自身的“内在的”与“主观的”经验和感悟, 去框定“外在的”“客观的”现象与事件, 尽管我们有丰富的、看似完善的形式和组织制度, 但也只是对真理的猜测。认识真理不仅仅需要经验, 也需要发现规律的理性思考。道德反思并不是个体的追求, 而是共同的努力。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内省而得出公正的意义以及最佳的生活方式。它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朋友、一个邻居或一个公民同胞^[3]30。

桑德尔说,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公民社会, 它比我们现在所适应的这个社会更有活力, 参与性更强^[3]306。在目前, 不同的人群因为不同的身份, 对人类增强技术持不同的立场。科学家的目的是推动科学的进步, 往往忽略对技术是否良善的判断; 医生通常与某一技术或医药领域有利益关系, 对技术的判断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企业家在技术的进步中不断拓展市场、获取经济价值, 他们是技术市场化的经济受益者; 公众作为技术的受众, 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地接受技术, 缺少对技术的批判和审视; 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能够深入技术, 对技术发展提出警惕和反思, 但是他们的主张和倡议要想得到与技术相关人群的普遍认同, 还存在一些壁垒。桑德尔看到不同人群在人以技术“追求完美”的过程中, 所持道德立场的不同源于其看待人类增强技术的角度不同和所受人类增强技术的影响不同。所以, 桑德尔依据社群主义立场, 提出了促进当事者开展商谈的倡议。福山的倡议与桑德尔相近, 福山提出, 要由民主政治共同体决定对新技术的管制, 因为科学家、组成民主政治共同体的成员, 主要是通过所选举的代表执行, 它拥有掌控技术发展的进度与范围的权利^[14]186。无论是桑德尔提出的共同商谈还是福山提出的选举共同体代表进行技术管制, 都是避免对待基因编辑等人类增强技术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 而是由科学家、伦理学家、技术开发者、技术受众、公众等共同商讨规则, 逐一地对不同属性的技术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判。在技术带来隐忧和困境的社会, 共同商谈可成为公民参与社会技术治理的合理路径之一。

五、结语

桑德尔技术伦理思想具有前瞻性、预警性等积极意义,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桑德尔技术伦理思想的构成上看, 以“反对完美”为主旨规制技术是优先原则; 市场与技术呈二元互动关系, 并以资本增值为目的, 要对其发展提高警惕; 社群主义思想是内在逻辑; 促进人的向善发展是其落脚点, 各层次相互联系、内在呼应、体系较为完整。

自由主义者诉诸权利优先, 政府“中立”, 既不要限制基因编辑等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 也不要引导人们追求有指向性的价值。桑德尔在对以上自由主义者观点批判和驳斥的基础上, 澄清了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 即善优先于权利、社群优先于个人、对技术的向善指引优先于中立性、团结性优先于多元性等。当务之急, 是需要加强对基因编辑等人类增强技术的前瞻性伦理审视。桑德尔说, 与其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和无性克隆研究, 倒不如使这些研究的进行受制于一些规则, 包含具体的、适合人类生命之初萌芽之谜的道德约束^[1]119。民主政治共同体成员对待新技术的管制, 需要深入到技术内部, 从国家、社群及人的发展角度商谈, 以社群主义为视角, 厘清技术对自然、技术对个人、技术对社群、技术对公正的影响, 建规立制、约束技术的发展, 排除人以技术追求“完美”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 桑德尔的技术伦理思想也存在个别理论模糊、论证缺乏系统性等局限。桑德尔“反对完美”, 但他没有系统阐述什么是“完美”。人类增强技术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技术人类学的观点来看, 人是一个文化生物, 人类发明的所有技术其目的都在增强人的体力和智力, 以适应和改造自然。因此, 问题不在于人类不断通过技术追求“完美”, 而在于如何在追求“完美”的同时, 构建一套制度和伦理框架, 并对其执行和遵守, 以防止对“完美”技术的追求凌驾于社会的基本价值诸如尊严、自由和公平之上。桑德尔虽然阐述了他“反对完美”的理由和依据, 但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伦理对策。值得注意的是, 桑德尔反对人以技术追求“完美”, 并非反对技术进步, 其实质是反对技术绝对主义, 以预防人对技术的失控。

人类增强技术是一项创新的技术, 在其发展产生争议之时, 需要运用伦理规范对其审视和检查, 以应对其不确定性, 保护人类长久生存、持续发展的空间。桑德尔“反对完美”, 基于社群主义的立场; 倡导人应信守“天赋”、技术有“度”、以实践为路径等主张, 既是立足于现实的担忧, 也是对未来技术发展的预警, 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以桑德尔技术伦理思想审视基因编辑等人类增强技术, 对我们今天构建相应的伦理规范, 以防范类似贺建奎事件的发生,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