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不仅发展了一种意识形态技术拜物教，即互联网拜物教，“而且还有一种内生于生产关系的互联网拜物教”^[1]。这种根植于网络数字技术的物的价值形式正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杰作”。作为资本与技术的新耦合模式，平台逐步实现了对资本运作机制、社会劳动形式、价值创造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刻变革，具有强大的技术介入性和社会吸纳性。平台资本对社会关系的重塑亦是其同网络信息、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动态融合的过程。身处日趋庞大复杂的平台资本主义社会操控体系，人将如何看待和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在工人的阶级意识与革命信念被不断消解的数字智能时代，如何寻找超越平台资本主义的进路？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平台本身，深入剖析平台技术的意向结构，给予平台资本主义一种技术哲学透视。

什么是平台？平台资本主义的提出者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认为，“从最普遍的层面来说，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2]50。帕克(Geoffrey G. Parker)等将平台定义为“一种基于外部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价值创造互动的商业模式”^[3]，平台为这些互动建立起开放的参与式架构的同时，也为之设定了治理规则。由此，可以把握平台概念的两个要点：一是平台的生成和运作以不断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为基础；二是平台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其参与者的交互持续创造价值。

回溯平台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其产生源于资本主义挽救经济下滑和应对危机的要求，而数字与网络通信技术的兴起恰好为平台这一吸纳和联结多元主体参与价值创造的资本运作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撑。于是，资本逻辑不可避免地内生并深嵌于网络、终端、算法、数据等一切架构平台技术的意向结构，设计和操控人的活动。技术哲学家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将技术对人的支配方式称为“装置范式”(device paradigm)，装置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内在由“机器及其所带来的商品”构成，“商品的集合构建了消费世界和技术的未来前景”^[4]。“装置范式”不断弱化和消解人同他者、环境交互的涉身参与，使人对装置的操作系统和界面日渐依赖和痴迷。随着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传感技术和处理技术等不断聚合于“装置范式”，其日益成为一个巨大的、交织的、包罗万象的技术架构。

技术与资本的多向度耦合，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消费生活、价值认同和政治参与等都聚集于这一进阶“装置范式”，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称之为“堆栈”(the stack)。他认为：“平台不是指平台上运行的内容。它们将很多事物吸引在一起，组成临时性的高一级组合，原则上，对被带入平台的事物和平台自身都增加了价值。平台可以是物质技术设备或一个字母数字系统，可以是软件或硬件，或各种组合。……平台既是高度技术化的组织形式，又是提供超常组织复杂性的技术形式。”^[5]平台相比于过去技术体系最大的功能性特征在于其对数据的提取和应用。“平台将数据提取技术植入其DNA中，作为一种模型，它能够将其他服务和产品以及技术建立在自身之上。”^[2]98平台技术的持续更迭与耦合又使得平台能够在多层次、多维度上重置权力结构。

平台内嵌并指涉社会关系，而社会价值的总和构建了平台技术的意向结构。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认为：“不是技术性的机器(他自身已经是一种要素的集合了)，而是社会性的或集体性的机器、是机器的配置决定了某个时刻的技术的要素。”^[6]无论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还是数据提取与应用方式的变革，都无一例外地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强烈的政治诉求所规定。温纳(Langdon Winner)强调指出：“重要的并不是技术自身，而是技术所根植于的政治或经济体系。”^[7]信息、数据、算法等一切构成平台运行的技术，都基于特定的社会诉求和政治选择，它们深嵌于平台之中，并在其演进过程中持续吸纳承载多元价值的新技术。具有强大吸纳功能的平台使人、技术、物不断聚集于此，并以隐匿的方式重置和操控人及其与他者、世界的关系的构建。

技术、资本与人的政治选择的相互嵌入，规定了平台的内生政治性。资本与技术的新式联姻催生了平台资本主义，深度变革了社会劳动形态和价值增殖方式，形成以数字技术资本和算法技术权力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操控新向度。

数字技术在平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而该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则要归功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制造业产能过剩和阻止经济下滑的迫切需求。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采取超级泰勒主义等多番尝试均宣告失败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求劳动力更为灵活且兼具时效性和竞争力的方式。彼时，互联网技术诞生于1969年的美国，随后该技术被用于商业领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扭转经济颓势的救命稻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出台多项政策并让渡部分权力来支持互联网产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美国更是作出了网络自由化的政治承诺，“授予网络商业用户以及网络设备/服务的独立(非AT & T)供应商以广泛的自营权利，以便它们展开各种基于网络的专业拓展。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的节节上涨正是这一政治决定的结果”^[8]。网络自由化的政治选择强化了信息技术本身联结的意向结构，极大促进了其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又一次经济增长模式的“范式转换”，数字和平台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获取的核心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正式进入平台时代。

资本主义为实现资本积累和价值增殖而不断探索新获利渠道与剥削方式的努力，使得技术不断打破劳动及所有创造价值活动的边界，将越来越多的非生产性实践纳入资本运作体系中，衍生出诸多新劳动形式。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即数字技术时代从事“包括网络控制与计算机控制”以及“与商品内容的生产相关”工作的劳动^[9]。哈特(Michael Hardt)等认为“非物质劳动”除了融入通信技术的信息化工业生产过程的劳动之外，还包括“带有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的任务”的劳动(主要指软件开发、数据分析、平台维护等工作)，以及“涉及情感的生产与控制”的“情感劳动”^[10]，而后两者正是平台的产物。资本逻辑深嵌于平台技术并支配平台体系的运作，逐渐形成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和剩余价值的攫取方式。于是，资本家对平台劳动者的剥削“不仅体现在对其生成的数据信息的无偿占有和使用上，还体现在对其感觉、情感等感性认知活动的控制和利用之中”^[11]。资本在与平台、数字动态合谋过程中，不断生成资本主义新的剥削模式和操控向度。

如果说平台之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进一步整合与协调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以高效攫取剩余价值，那么算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平台基础的互联网技术，其本身是多层次算法协议构成的互联互通的网络结构，开放与分享构成其最初的意向结构。自20世纪末起，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互联网技术能够独立于资本和国家权力，进而缔造全社会的共同繁荣。然而，这一乌托邦式的期许很快被随之而来的平台公司商业垄断打破。“商业巨头以平台公司的形式垄断了作为社会公共财富的互联网，并在上层设立新‘集权点’，通过优化调整人的行为来获得巨大商业利益。”^[12]资本逻辑的强势介入使得互联网技术开放与共享的意向性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集中协调与整合，平台模式使开放式的互联网协议算法参与资本运作和价值创造。

在构成技术系统环境的社会模式中，装置和系统几乎都同权力和权威的具体组织方式有着稳固的关联。“这种状态来源于一种不可避免的、针对事物自身内在难以处理的性质的社会回应。”^[7]平台资本对技术的回应集中体现在通过网络和算法技术的资本化、权力化来尽可能多地获取剩余价值。帕斯奎内利(Matteo Pasquinelli)提出“资本算法”(algorithms of capital)的观点，认为算法有着明显的政治取向，其本身是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制，“数字代码和软件程序应被识别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用于剩余价值积累和增殖的机器形式”^[13]，其通过权力的集中重置实现新的社会操控，显示了算法的价值非中立性以及内生政治性。

随着算法霸权、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问题不断凸显，人们逐渐意识到平台算法对于社会的影响不仅限于资源整合与优化，而是作为一种操控性社会权力。算法“以决定性或探索性的方式挑选、转换和生成数据和知识”^[14]，并以此全面收集、干预和控制社会个体的行为，进而构建起福柯意义上的社会规训机制，形成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基于算法技术生成的社会操控体系使社会个体被监控、设计和支配的程度不断增强，从娱乐偏好、消费习惯到审美旨趣、价值认同，人们每个活动细节似乎都无法逃脱算法的支配与摆布。德勒兹指出：“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15]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操控力量，算法权力致力于将包含生命活动在内的人的一切活动数字化和可算化，并随着资本逻辑的运作进一步商品化，形成平台时代特有的技术拜物教。

早在机器工业时代，马克思已然发现机器劳动对工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的剥夺，他指出，机器的进化并不能够使工人摆脱劳动，只是降低了工人劳动价值，因为机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16]227。相似的逻辑发生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以网络化、智能化和集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平台经济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更易于价值创造，但人的劳动实践、社会交往、身份建构与价值认同也愈加依赖平台。零工、无酬劳动者与新无产阶级，成为平台时代被资本与技术权力塑造的工人的样态。

平台的崛起使分散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得到进一步协调、整合与优化，以灵活用工、网约车、外卖服务、网络直播、短视频等为主要形式的零工经济一跃成为数字时代社会生产劳动的重要组织方式。网络技术和平台算法的创造性使用，在不断打破时间和空间对劳动限制的同时，也对劳动者作出了自主、自由和自治的承诺。然而，这种承诺本质上是对资本的维护，它成功掩盖了平台资本家规避和转移自身风险的事实，看似灵活自由的工作实则处于平台严密的监控下，零工成为了被权力规训的风险承担者。

构成平台基础性技术的意向性指向高效率的价值创造和资本的合理配置，而非使劳动者获益或维护社会公正等伦理目标。零工经济关于自主、自由和自治的承诺，不过是对平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高度碎片化、监控化的一种粉饰。为了更好地进行过程管理和效果评估，商业平台无孔不入地收集和利用用户数据，通过不断更迭、增设条款以及持续的算法“优化”和监控，实现对零工的支配。例如，优步(Uber)应用程序通过软件升级为每个司机添加导航、陀螺测试仪和加速感应器，以监测司机的驾驶状况和服务；自由职业者平台Upwork的用户可以随时查看自己服务方的状况：只要自由职业者接受了时薪工作，平台的软件就会定时从其电脑屏幕上截屏，计算按键次数，记录完成的工作，从而使客户能监控自由职业者是否把所有付费时间都用来工作^[17]。零工们发现，自己的行动是透明的，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接受借助算法不断提高强度的劳动以及全维度、全天候的监控与操纵，使自己被束缚在服从、依赖异己力量的境况之中。

算法技术的内生政治性及其价值指向决定了其必然服务于特定的利益群体，并以“软控制”的方式迫使其他群体作出妥协。算法的设计和信息不对称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一结果。平台经济与传统商业模式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以冗长的、不断升级的协议条款代替劳动合同，在其被零工点击确认时开始生效，从而掩盖和撇清了零工同平台之间的劳资关系。对平台而言，这不仅省去了支付雇佣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成本，而且在发生事故时，既可以将平台对用户的责任推卸给零工，又无需对零工负责。零工不仅在“全景敞视式”的监控、管理和评估下劳作，而且其权益几乎无法得到保障，自身成为所有风险的承担者。平台如同福柯所说的“规训机器”，运用普遍性的强制技术以最小的代价将个人力量聚合，并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其有用性，“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造成了规训权力的特殊方式”^[18]。

伴随着数字资本化的进程，人们在网络平台的社交、休闲、娱乐等未进入资本主义薪酬体系的活动，也被纳入到资本增殖的运作机制之中。于是，劳动不仅具有非物质性，而且延伸至“非雇佣关系”层面。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将网民这种“自愿”且“无酬”的劳动称为“无酬劳动”，所谓的“礼物经济”正是“无酬劳动”的代表性产物，这种劳动方式体现了平台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攫取价值而进行的制度设计，资本家对无酬劳动者的剥削过程正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相互建构和交互的复杂历史产物”^[19]。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提出“受众劳动”这一消费性生产劳动，指出网络平台的观看者、活动者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文化消费者，同时又是流量和数据的生产者，受众的每一次网络活动都推进着数字生产场域的繁荣，每一位受众的精准画像都成为平台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来源。

技术在将劳动者从繁重的物质生产劳动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也试图为人们找到填补这段时间的可能方式。作为对资本的积极回应，数字媒体和网络平台致力于打造多姿绚烂、流光溢彩的“景观”，不遗余力地刺激和引诱观看者停留、互动与消费，无酬劳动者们自以为自由自觉的娱乐消遣活动，实则是为平台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无酬劳动。技术不断打破休闲与劳动的界限，为平台聚集越来越多的无酬劳动者，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创造价值。人们在网络平台为暂时逃离劳动之苦而进行的娱乐活动，在虚拟空间中对现实生活的宣泄和控诉，反而成为了资本主义更高效、更隐匿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平台犹如制造“共识”和“情感”的机器，将越来越多“自愿”被剥削的劳动者聚集，持续为资本主义数字经济提供动能。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因而，“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20]。

然而，无酬劳动者并没有在这种被资本和技术权力操控的劳动中感到被剥削，相反，他们大部分时候是愉悦的。例如，“粉丝”在观看偶像直播时进行的点赞、互动、打赏等一切消费活动，不仅没有感到被强制，甚至产生了满足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无酬劳动者并不认为这种消费性生产劳动是对自我的否定，相反，是对自我的肯定。资本、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内在关联，合成一种新型意识形态操控权力，使平台劳动者对现实的反思与反抗意识逐渐被消磨。

立足于数字技术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和劳资关系，以胡斯(Ursula Huws)等为代表的学者从阶级使命的视角为零工、无酬劳动者及其他劳动过程依附于数字平台且被卷入平台资本运作的工人贴上了“新无产阶级”的身份标签。胡斯将“处在共同劳动过程中、拥有共同雇主、与资本拥有共同关系的信息处理工人群体”称为“高科技无产阶级”^[21]。“高科技无产阶级”虽有很大潜力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但由于其实践活动和阶级意识构建受制于网络且处于零散化状态，因而这些工人的反抗运动是非常无序的，他们只能通过编写病毒或搞其他的破坏活动宣泄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满。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认为，网络化、数字化为资本主义旋涡提供了强劲动力，形成了既被数字资本诱发又被其驱逐的全球工人阶级——“赛博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被赋予的任务是离开工作岗位而为工作服务，坚持不懈地长时间辛劳地工作而形成一个机器人和网络的体系”^[22]。胡斯和迪尔-维斯福特将“新无产阶级”作为数字技术时代的政治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马克思无产阶级的概念，但却与后者的内涵存在极大差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政治主体，更肩负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无产阶级处于生活绝对贫困状态，“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23]407，他们不得不将自己当作货物一样出卖，同自己的劳动乃至自身相分离；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现实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又决定了无产阶级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23]411，通过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消灭私有制，解放自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和实践目标。

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机、人—技关系已发生深刻变革，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不同，“新无产阶级”的劳动过程、社会关系及其意识形态构建都对平台产生了高度依赖，新兴技术的资本逻辑强势嵌入使得平台权力进一步被强化。这意味着，“新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实践、阶级意识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都不得不接受其对立面意识的渗透。齐泽克(Slavoj Žižek)指出，“被统治阶级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用户主义阶级(‘用户无产者’)，他们只能消费已经被准备好的信息，被因特网贵族精英所操纵。这种权力的转变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逻辑和意识形态”^[24]。尽管胡斯和迪尔-维斯福特都对“新无产阶级”抱有期望，但不可否认的是，平台资本主义不仅将工人的劳动过程零散化，更在意识形态深处逐渐碾碎其政治理想，使其难以形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共同意识和政治觉悟，进而遮蔽了“新无产阶级”关于自身政治使命和解放进路的认知。

任何先进生产力的产生都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带来的阵痛，但同时又蕴含了打破困局的可能性和实践进路。琼斯(Phil Jones)指出：“平台经济及其承诺的硅片理想国不仅是资本的再生神话的源泉，也是一个社会实验室，我们可以从中找到长期困扰社会主义理念的问题的惊人答案。”^[25]以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理论家们期待通过“创建公共平台”实现平台治理的民主参与^[2]141，而事实上，资本家们却正在“利用庞大资源巩固自身的互联网主宰地位，并竭力阻止互联网平台变得平等和民主”^[26]。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让大众短时间拥有、控制和监督平台的设想过于理想化，平台技术的社会回应过程本身正是资本操控平台运作的过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由哪一部分社会群体拥有和操控平台，而在于资本主义本身，要将资本逻辑从平台技术的内在结构中去除。尽管这很漫长，但却是一条持续敞开的超越平台资本主义的可能进路。

从马克思的视角看，要想摆脱平台资本主义的社会操控，从根本上改变平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生存状况，必须变革生产关系，使资本主义社会迈向更高的阶段，打破平台垄断，使平台在更大的社会范围被支配，以实现对平台资本主义的超越。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生产关系，规定着整个平台权力结构、平台技术意向结构。尽管对平台资本主义的超越非朝夕之事，但诉诸于社会力量倒逼平台技术治理，使社会共同价值嵌入其中，仍为变革平台资本主义实践指明了方向。

从技术政治学的视角看，技术内生的社会回应蕴含着开放性、系统性的平台治理思路，即以社会共同价值的嵌入引导平台技术治理。海量数据的提取和智能算法的普及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将社会权力逐渐集中于平台寡头手中，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平台资本主义大国纷纷出台反垄断法，但学界和公众共同担忧的是，现有法规及其他治理工具能否“纠正大型互联网平台在数字主导时代的垄断地位”^[27]。平台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治理的主体、要素、理念和路径的多元性、系统性和开放性。通过社会环境中诸要素的变化引起平台算法等技术的内在结构的深层变革，能够从系统论视角赋予平台一种技术治理思路。

技术并非“价值中立”，这同时也使得平台算法技术的“善治”成为可能。对平台资本主义的变革和超越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更换平台的所有者和服务内容实现的，而是需要更多的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技术内在的意向结构提醒人们，应当在平台技术设计和应用中进行社会共同价值的全过程嵌入。当然，这一技术治理路径必须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相互斗争与妥协的动态发展中，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实践主体博弈的结果。

无论是对平台资本主义的超越，还是将社会共同价值嵌入平台的内在机理，都不只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的。这首先需要实践主体“改变世界”意识的觉醒。尽管在错综复杂的数字网络中分散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28]，但他们同时也是被资本与算法技术合谋规训的人，是赫拉利预言中那些“一旦拥有高度智能而本身没有意识的算法接手几乎一切工作”之后所剩下的“无用阶级”^[29]。在数字智能技术背景下，平台不仅吸纳了劳动者及其劳动过程、劳动产品，而且操控着人们的消费、交往、休闲和娱乐活动。对用户而言，平台不仅仅是一种由互联网、大数据、算法所构建的技术物，更是类似于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它将人们自己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6]123，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平台资本主义实践主体意识的觉醒，需要建立在对平台拜物教的解蔽与批判基础上。

对平台资本主义的超越，意味着使平台的技术架构和运作机制以人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让平台不再成为少数人操控社会的手段，而是承载社会共同价值，这需要社会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对话与平衡，构建平台治理共同体。首先，作为治理实践主体的人要对平台展开理性反思，无论平台算法还是信息技术，都应辅助而非代替人类自主选择，人的价值诉求应当以合宜的方式嵌入平台技术架构，而非被平台所制造和摆布。其次，对技术治理的强调并不是对技术决定论的遵从，相反，对于平台资本主义的变革应优先考虑社会要素，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平台治理共同体是建立在动态化解社会多元价值冲突的基础上的。最后，变革平台资本主义实践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实践主体意识的觉醒，到社会共同价值的生成及其内嵌于平台技术机理，再到对平台资本主义的超越，整个过程既存在于平台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又对平台资本主义进行着否定与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