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在一次访谈中坦言, 他很早就将写作视为“唯一崇高的职业”, 因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能够洞悉某种“真相”^[1]。可以说, 探寻真相正是奈保尔作家生涯中一以贯之的终极目标。无论在游记中还是以殖民主义为背景的小说里, 奈保尔都详细记录他对事物的观察和思考过程, 通过聚焦人物反复的认知修正, 最终抵达或接近事物的真相。奈保尔尤其强调虚构文本在阐释世界方面的独特功能, 认为小说应该捕捉被纷乱世像所淹没的真相, 从而“唤起人们对世界的新奇感”^[2]。奈保尔对真相的孜孜以求, 在小说《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1987)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该书出版后不久, 奈保尔在接受新书访谈时区分了两种真相:一种是哲学意义上的, 另一种是他更为重视的文学意义上的真相, 即通过想象“建构自己独特的、能涵括真理的东西”^[3]。那么, 《抵达之谜》到底蕴含了什么真相?作者又是如何通过文学叙事来书写真相的呢?

《抵达之谜》表面上用半自传体的形式记叙奈保尔20世纪70年代在英格兰乡间的日常生活, 实际上编排了复杂的叙事结构, 并由此折射出独特的认知模式和丰富的伦理寓意。小说通过主人公反复的观察、错判和重新认知行为, 展示了他对英格兰渐进认知的曲折过程, 从而引导读者体认两种真相。其一,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者对英国的认知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从小接受的殖民教育; 其二, 少数族裔移民与英国白人的身份构成具有历史性关联, 后殖民解读中常见的“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逻辑是成问题的。

一、认知扭曲:作为“他者”的移民主人公与殖民教育

《抵达之谜》以凋零的英国乡村为背景, 记叙了来自加勒比岛国的移民主人公在英国的一个村庄里生活的所见所感, 着重描写几位英格兰本地白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命运变迁。小说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 主人公在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之间切换^[4], 两者的认知差异构成叙事动力, 推动叙事进程。追随小说的叙事进程, 我们发现一种反复出现的认知模式:移民主人公首先依靠过去的知识体系来理解周围的陌生环境, 而后发现自己的认知谬误, 经过一番反思又获得更为准确的新认知。

小说伊始, 移民主人公来到威尔特郡的一个庄园, 打算在僻静的乡下体验“纯正”的英国风土人情, 进而开展自己的文学创作。主人公像人类学家那样观察庄园、庄园旁边的公路、路边的防护林、远处的史前巨石阵等风景, 周围的景观与他在中小学课本里了解到的英帝国时代的英格兰似乎如出一辙。叙述者强调, 他当时对新环境“仍处于某种混沌不明的状态”^[5]12, 需要凭借过去积累的知识来感知新环境。虽然周围环境极为陌生, 但主人公依靠过去在殖民学校里所学的地理知识, 知道自己的住所离索尔兹伯里不远。对主人公来说, 索尔兹伯里不算陌生, 他在特立尼达的殖民小学念书时就知道这个英国城市, 当时小学三年级课外读物里载有康斯特布尔的画作《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复制品, 精美的四色图画令彼时不满十岁的他印象深刻。主人公在殖民时期形成的对宗主国的印象, 固然有助于他对陌生事物的理解, 但更多是误导性的先入之见, 阻碍自我对客体的准确认知。正如叙述者随后指出的那样, 他对英国的认知仅停留在语言范畴, 属于能指与所指相脱离的符号性浅层认知。譬如, 他从未见过真正的索尔兹伯里, 对其认知也仅限于康斯特布尔画作的复制品所激发的想象; 他知道他居住的威尔特郡村庄的名字“瓦尔登肖”(waldenshaw)是一个复合名词, 里面的“walden”和“shaw”两个成分都表示“树林”, 于是便想当然地以为村庄位于树林之中, 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同样地, 正是这种词与物的认知脱节导致他对本地英国白人也接连作出了错误判断。奈保尔在文中反复展示经验自我对英国人的浪漫化认知, 这一操演行为引导读者思考错判背后的真正缘由。

初来乍到的主人公怀着殖民时期对宗主国形成的幻想, 总是以“文学眼光”看待周围的人与景, 把英国文学中的经典意象投射到陌生的景观和人物身上^[5]22。于是, 村民杰克的岳父在经验自我眼中便成了“华兹华斯式的人物”, 杰克则是根基扎实、幸福安宁的英格兰人^[5]20。在漂泊无根的移民主人公眼中, “杰克和他的花园、群鹅、屋舍, 还有他的岳父, 似乎都是从文学、远古和周围的景观中衍生出来的”, 与英格兰的大地和谐交融^[5]25。为了彰显认知过程, 叙述者明确指出了经验自我对杰克身份的错误判断, 修正了先前的误解:

我把杰克本人视为周围景观的一部分。在我眼中, 他的生活真实无比, 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恰如其分。他与土地浑然一体。我把他看成过去的遗迹……一次出来散步的时候, 我只看到周围的风景, 把看到的东西视为沿途应有之物, 在索尔兹伯里附近乡间, 它们古老而又理所当然。然而, 我从未想到, 杰克当时正生活在一片废墟之中, 周围是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遗迹; 萦绕他小屋周围的过去可能并非是他的过去; 在某一阶段, 他可能也是初来乍到; 他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5]19-20

主人公对英国乡村及英国白人的理想化的投射, 自然把问题的症结指向浸透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殖民教育。在殖民时期的加勒比岛国, 主人公从小接受英式教育, 女王皇家中学的课堂上灌输的拉丁语、英国文学、地理等“抽象知识”与本地人的生活脱节^[5]135, 这不仅扭曲了殖民地人民对本地历史和个人身份的认知, 还滋生了被殖民者对宗主国及白人的向往和崇拜之情, 导致前者对后者的殖民模仿^[6]。

需要强调的是, 主人公对英国及英国人的认知谬误绝非个例, 而是反映了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移民者普遍持有的认知结构。巴巴多斯作家乔治·莱明与奈保尔一样, 怀着作家梦于1950年从特立尼达来到英国, 多年后他在英国《卫报》刊发文章, 回忆他最初来到英国时的思想状态、心理倾向和思维模式:

1950年, 我与其他西印度群岛老乡一道漂洋过海来英国的时候, 不会用“移民”这个词来描述这一事件。我只是觉得我们正去往童年意识中的那个英格兰, 那个被描绘为拥有传统遗产的受人欢迎之地……对我们来说, 英格兰丝毫不像我们所离弃的岛国, 它是一个不分阶级、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度, 它是责任的代名词, 它的起源即为时间的发端。^[7]

与《抵达之谜》的叙述者的心历路程如出一辙, 莱明逐渐发现真实的英国与记忆中的英国形象格格不入。那么英帝国何以让殖民地的“庶民”心甘情愿地唤其为“母国”呢?这个问题让莱明不寒而栗。他给出的答案与奈保尔在小说里的暗示一致, 即移民者对英国的错误认知归因于英帝国的殖民教育和文化灌输:“英帝国命令我们学习它的语言, 接受它的教育, 领受基督教的洗礼, 训练男孩子板球技能, 教他们掌握板球运动复杂而精密的竞争规则。‘帝国’在那时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字眼, 似乎与我们现在称为帝国主义的各种统治形式也无甚关系”^[7]。这套系统完备的殖民教育也是奈保尔的老乡C.L.R.詹姆斯在特立尼达的女王皇家中学所接受的教育,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他在回忆录《越界》(1963)中评论道:“许多年后我才懂得”, 以“英国是光明之源”为思想基础的殖民教育“对我们的精神、视野和自尊施加了多大的限制”^[8]。年轻的奈保尔读到这部回忆录时内心颇受震动, 不仅立即写了一则书评, 随后把自己的殖民教育经历也写入小说《效颦人》(1967)中。从莱明、詹姆斯和奈保尔三人文本的互文性上,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殖民时期英国在文化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对加勒比海人的思想控制及其恶果。

《抵达之谜》的主人公正是内化了这套经由教育传导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带着对宗主国的扭曲认知来到英格兰乡间。显而易见, 他因过去接受的人文教育而产生的错判, 体现了殖民教育施加于被殖民者的“认知暴力”^[9]。只有亲身生活于英格兰乡间, 通过与当地白人的交往互动, 才能清除已经渗透到个人认知结构的殖民幻想, 进而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深层联系。

二、感知-错判-新知:移民主人公与英国白人的交往

除了杰克, 其他几位英格兰本地白人也逐渐进入主人公的认知视域。菲利普先生是瓦尔登肖庄园的管家, 叙述者与他初次见面时觉得他是一位“对自己的职责和价值了然于胸的人”^[5]191。然而几页之后, 叙述者指出了经验自我对英国怀有的刻板印象:“来到英格兰陌生的环境中, 我不知不觉地用旧有的思维习惯把看到的事物理解或归类为英国特有的生活方式”^[5]200。也就是说, 移民主人公根据过去的认知经验, 把菲利普夫妇的行为举止当成英国庄园里雇工或仆人的典型作风。几个月后, 主人公才失望地了解到, 菲利普夫妇来到庄园的时间只比他早不到一年, 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并非庄园雇工的典型, 而是他们自己的风格罢了:

尽管他们看起来安于庄园里的平静生活, 尽管他们是这个地区的人, 但他们不是“乡下人”, 他们是城里人, 有着城里人的喜好。尽管他们似乎完全属于这个庄园——舒坦地呆在仆人房间, 对发生在周围的荒废视而不见, 仿佛衰颓来得如此缓慢而留意不到似的——事实上, 他们也是无根之人, 比山那边的杰克还要漂泊无依。^[5]200

通过经验自我与本地白人的交往互动, 文本的隐性叙事与认知结构开始浮出表面。在体验视角与叙述视角的交替转换中, 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之间的认知差异得以凸显, 于是主人公与当地白人的交往行为呈现出一种特定模式:首先进行感知, 随后发现判断错误, 最终获得正确认知。笔者把这种认知和叙事模式归纳为“感知-错判-新知”结构。文本内嵌的若干“感知-错判-新知”结构将叙事进程往前推进, 进而向读者展示了——如布鲁斯·金在评论该小说时所言——“理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修正过程”^[10]。

主人公在陌生环境中的初始感知和错判, 把矛头暗暗指向文本影射的殖民历史及其后果, 而随后的重新认知则审视了殖民解体后的英国社会以及英国本地人的生存状态。重新认知环节至关重要, 奈保尔在此得以洞悉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隐秘关系, 若忽视这一环节, 难免会作出有失偏颇的阐释。可以想见, 在“感知-错判”环节, 经验自我对后帝国时代的宗主国和本地白人流露出向往和赞美之情, 而这与后殖民理论所期待的话语反抗或“逆写帝国”^[11]的政治目标相对立, 因而极易招致评论家的诟病。

伊恩·鲍克姆未看到文中完整的认知模式, 断定《抵达之谜》是“后帝国时代的伤感叙事”, 认为奈保尔通过在作品中建构昔日辉煌的英格兰来满足自己的文化归属感^[12]。与此类似, 《抵达之谜》甫一出版, 德里克·沃尔科特就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评论, 指出小说的文体风格和内在精神都接近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作家, 讥讽奈保尔像田园诗人般虔诚地赞美威尔特郡, 认为这本质上属于“终极模仿行为”^[13]。蒂莫西·维斯仅注意到叙述者对瓦尔登肖周围景观幻想式的投射, 将之理解为“怀旧式的理想化”, 而未能发现作者有意设置、反复强调的前后认知对比, 于是当叙述者的经验自我察觉到英国的变化和衰颓、逐渐调整认知、修正自己先前对瓦尔登肖周围景观和人物的文学化想象时, 维斯把叙述者的渐进认知过程勉强地解释为流亡者内心无法愈合的分裂^[14]。塞尔文·卡乔在《奈保尔:唯物主义解读》一书中也强调这部小说体现的“意识分裂”, 他把叙述者直接等同于作者本人, 断定奈保尔在这部小说中表达了内心最为强烈的渴望:“对出身的原始幻想”^[15]。卡乔在书中多次用到“幻想”一词, 在他看来, 奈保尔在《抵达之谜》中极力摆脱前殖民地的庶民身份, 通过文学意淫表达对故乡的厌弃与对英格兰的向往。按照这样的解读思路, 卡乔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定格在“感知-错判”环节, 认为奈保尔眼中的英格兰是受到历史和文化眷顾的完美世界, 忽视了叙述者随后对之前印象的修正。

以上批评家对《抵达之谜》的解读颇具代表性, 有助于我们思考作者本人的深层心理对文本情节走向的影响, 但若只眼于“感知-错判”环节而未能抓住完整叙事结构, 难免会对奈保尔作品的解读产生思维定式, 忽视其独特的认知模式。事实上, 叙述者通过与本地人的面对面接触, 逐渐更新了经验自我对“他者”的认知。无论是杰克, 还是庄园管家菲利普夫妇、园丁皮顿、司机布雷, 这些本地白人的真实生存状态都与主人公原先怀有的刻板印象不符。经验自我与这些人物进行深度交往之后获得的重新认知, 质疑了英国国民身份的稳固性和同一性, 暗示在后帝国时代的多元文化社会, 英国国民同样经历着身份的变迁。在彼此的交往互动中, 主人公对英国的殖民幻想破灭。经过反复的认知调整, 主人公逐渐意识到后殖民时期与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身份是彼此相联的, 于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不再呈现非此即彼的对峙状态。

三、联结自我与他者:奈保尔对撒切尔政府推行的遗产项目的批判

《抵达之谜》写于20世纪80年代, 世界刚刚经历六七十年代的全球移民潮。自海外殖民地在20世纪60年代纷纷获得独立以来, 英国接收了大批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 白种人和少数族裔逐渐混居在同一个社会空间; 在新的格局下, 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和种族共融、异质文化杂交的构想应运而生, 政府也相应出台若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然而与此同时, 去工业化和私有化改革导致大批失业, 种族暴乱频发, 本地白人与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恶化。为缓解因产业重组和移民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 撒切尔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乡村遗产”(rural heritage)计划。英国环境部1980年通过《全国遗产法案》, 并成立了专门负责此项计划的“历史建筑与遗迹委员会”^[16]。撒切尔首相的文化政策主要利用历史古迹的强大象征力量, 汲取其所代表的英国性, 藉此振兴和统一处于衰落中的英国国民身份。矗立于英国乡间的文化遗迹, 如古建筑、教堂、庄园、纪念碑等, 见证了维多利亚时期大英帝国曾经的荣耀, 但随着殖民解体和帝国衰落, 乡村遗产如今已失去了原有的象征力量。撒切尔夫人的文化保守主义政策不仅难以奏效, 还有种族歧视之嫌, 因为英帝国昔日的辉煌依赖于殖民扩张, 乡村遗产被赋予的力量依靠英国从海外殖民地掠夺的收益来维持。可以说, 这项政策体现了政治精英对帝国主义时期的怀旧之情, 本质上是以白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在《谁的遗产?》一文中指出, “英国大体上被想象为一个在文化上同质且统一的社会, 国家遗产明显只是为那些对该社会有归属感的人准备的”^[17]。

撒切尔政府的遗产项目实施不久, 奈保尔在《抵达之谜》中以文学叙事的独特方式, 也隐微地批判了政府项目所折射出的白人意识形态。作为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印度裔移民, 叙述者“我”显然被“乡村遗产”项目排除在外。对主人公来说, 无论是其安身的村舍、旁边的庄园和教堂, 还是史前巨石阵等历史古迹, 都无法给他提供清晰安稳的身份意识, 只能徒增漂泊无根的失落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移民主人公, 小说中的英格兰村民们也不是该遗产项目的受惠者。我们知道, 英国乡村往往与英国性(Englishness)这一抽象所指紧密相连, 被主流话语建构为亘古不变的美好存在, 从而作为英国人的集体想象而增强了共同体的民族身份意识, 然而身居乡村空间之内的贫苦村民却无法真正共享这种身份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好处。如温蒂·乔伊·达比在探讨英国风景与阶级身份的关系时所言, 拥有进入乡村空间欣赏风景的权力, 背后隐含的是民族身份和阶级关系问题^[18]。在《抵达之谜》中, 奈保尔正是从民族身份和阶级关系两个维度, 批判了撒切尔的乡村遗产项目的偏狭和排他性。一方面, 主人公作为少数族裔穿行在白人占绝对优势的英国乡间, 尤其是穿行在代表古英格兰起源和象征纯正英国性的史前巨石阵的乡村景观, 观察和记录着周围的变化和衰颓, 用自己的文学创造力剖析——从而占有——这些英国乡村景观, 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帝国话语的秩序。另一方面, 通过主人公对英国本地白人的渐进认知, 小说暗示了撒切尔政府推出的“乡村遗产”项目与英国普通百姓也无甚关系。对身居乡间的英国无产阶级而言, 周围的景观构成了他们乏味窘困的日常生活, 却无法被有效地占有和欣赏, 因此可以说这些无产阶级其实也被排除在遗产继承人之外。

如前所述, 叙述者最初误以为杰克代表纯正的英国公民形象, 像“过去的遗迹”一般, 而实际上杰克屈居于“一片废墟之中, 周围是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遗迹”^[5]20, 生活艰辛困顿; 官方大肆宣传的乡村遗产近在咫尺, 却对他的生活质量的改善毫无助益, 遗迹所象征的历史荣耀也无法惠及于他, 更像是反讽的存在。杰克最后惨死于肺炎, 似乎加强了这种讽刺力度。庄园管家菲利普夫妇对乡村遗产也没有多少热情, 作为城里人, 他们对周围的破败古迹漠不关心; 夫妻俩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和主人公一样, 也都是“无根之人, 比山那边的杰克还要漂泊无依”^[5]200。同样, 园丁皮顿后来离开庄园, 他对被列入乡村遗产的瓦尔登肖庄园没有留恋之情; 主人公对此不无感慨:“与我和菲利普夫妇一样, 皮顿也是历史遗迹上的露营者”^[5]212。主人公对英国本地人的深切同情和深刻理解, 准确地捕捉到了资本全球化时代人们命运的相互牵连, 展示了自我和他者的相似生存处境和身份构形, 笔端直指英国政府重振国民身份的虚妄。值得注意的是, 奈保尔这里并未采取对抗型书写策略, 置换“自我”与“他者”的位置——如周敏在解读该小说时所指出, 主人公经由人际交往和自我反思所发现的, 是一个“相似和相异”紧张共存的崭新身份^[19]。通过追溯全球历史, 奈保尔在纵横交错的大语境中考察“我”与“他”的动态联系, 揭示两者的内在联结, 呼求跨越种族、国家和宗教的深度人际交往。

主人公对当地白人的重新认知否定了自我与他者的决然对立, 戳穿了同质国民身份的谎言。英帝国在亚非拉的漫长殖民史, 是英国和第三世界共有的历史。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促成殖民解体, 随后迎来了自“二战”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的移民热潮。回到“母亲”怀抱的前殖民地移民与本地白人共处于同一生存空间, 两者的命运联系变得愈发明显。作为平凡的个体, 他们被一同卷入殖民历史和后殖民现实, 两者的身份形成机制也孕育于相同的历史进程, 也都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事实上, 殖民地上的大多数白人所被赋予的权威和主体地位, 只具有象征意义, 他们从来不是国家的宠儿, 而是被国家抛弃到海外的社会底层。乔治·奥威尔曾指出:“我们总不会忘记英国的无产阶级的绝大部分并不在英国, 而是生活在亚洲和非洲。”^[20]386城市贫民窟的失业工人、没有地产的乡下工人和农民在国内难以维持生计, 不得不与政府签订契约合同, 作为劳工被输送到殖民地, 拿着微薄的薪水在附属国履职。通过殖民掠夺和剥削, 英国总体上从帝国主义体系中获益, 但英国的无产阶级却分不到一杯羹, 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不均。如雷蒙·威廉斯指出的那样:“来自帝国的财富——经过如此有限的手——是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一个关键来源, 而行使这种力量的仍然是统治阶级。”^[20]283-284

由是观之, 无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帝国瓦解之后, 英国城市与乡村中的普通百姓与被殖民者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他者”。可以说, 来自前殖民地的少数族裔和英国白人是从同一殖民历史中走出来的他者, 游荡在后帝国时期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无家可归。身份是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谜, 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必然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心理状态, 其界定也不是泾渭分明的, 只有通过与他人进行深度交流和共情理解, 从共享的历史中找到彼此的相通, 才能最终逃离身份政治的困囿。

四、结语:用文学想象召唤新政治

后殖民政治的主导逻辑是族群内部认同, 提倡族群共同体联合起来反抗霸权, 对任何与反殖民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不相符的文学表征, 往往会被斥为反动派或与殖民主义同流合污。然而, 奈保尔的小说质疑了后殖民理论的普适性, 展现了理论的局限性和文学叙事的复杂性。如前所示, 奈保尔的文学叙事超出了后殖民政治的框架, 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族群之间的联合可能性。这部小说表面上如田园诗般忧郁怀旧, 实则暗潮汹涌。通过主人公在英国乡间生活时反复经历的错误认知行为, 奈保尔回顾了移民主人公的成长与教育经历, 借以钩沉出英帝国在加勒比海长达三百余年的殖民主义历史; 通过叙述自我随后对英国本地白人的重新认知, 作者指出了“自我”与“他者”相似的生存境况和身份状态, 揭示其内在的联结和辩证关系, 暗示二元对立逻辑已不再适宜多元文化主义下的新型族群关系, 借此召唤跨越种族、宗教、地域和文化的深度人际交往。小说所传达出来的这种伦理寓意, 对我们当下的复杂现实仍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