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8, Vol. 20 ›› Issue (2): 117-122.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8.02.002
杜海涛
DU Hai-tao
摘要: 人体冷冻技术是现代技术文明下的产物,在现代技术理性和“未来学”情绪的共同作用下,死亡和技术获得了一次更为复杂的耦合。死亡的技术化原指在现代技术文明下死亡从一种自然状态不断演变为一种依附于技术的状态,而人体冷冻体现了技术对死亡进一步规控的尝试,它本质上是一种“死后”的继续技术化行为。面对该技术在生与死问题上的伦理困境,在技术操作上必须以现代生物伦理学为基本行为原则,要明确其医学救助的意义大于医学实验的意义;而在法权和伦理层面上,死亡依然是一个精神性事件,它依然意味着死者法权和伦理关系的转变。只有如此,生物技术上的生死模糊才不至于演化为社会伦理问题,而技术操作本身也可以得到合乎伦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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