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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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技术伦理实现的范式转型

贾璐萌，陈凡

2021, 23 (2): 1-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01

摘要 ( 481 )

PDF(909KB) ( 344 )

技术伦理实现范式是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根据技术伦理的基本范畴，技术伦理实现意味着人与技术间应然性关系在实践中的落实，以及相关伦理角色在行动中的彰显。据此，当代技术伦理实现的范式转型可作如下锚定:技术伦理实现的目的从捍卫人与技术之间的界线转向追求人与技术之间的本真性共在关系;技术伦理实现的主体从具有绝对自主性的“人”让位给“人—技混合体”;技术伦理实现的机制从外在的伦理规范转变为技术与伦理的互嵌伴随。这一转型的价值取向，既包括技术伦理实践旨趣的复归，又透露出一种后人类主义视角和基于责任的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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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隐私经济及其批判

武青，陈红兵

2021, 23 (2): 8-14.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02

摘要 ( 671 )

PDF(907KB) ( 467 )

大数据利用的前提是开放和共享，开放和共享又往往导致个人用户隐私的泄露，产生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隐私问题的存在，成为掣肘大数据经济发展的根本挑战。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之所以存在，源于基于隐私的大数据技术—经济范式即大数据时代的隐私经济。隐私经济模式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个人隐私被异化为大数据生产过程的数据原材料;资本主义隐私经济的本质是数据和媒介平台对个人隐私的剥削;隐私经济的扩张，催生数据工厂社会的出现，在其中，无所不在的监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数据资本家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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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差异

高华，陈红兵

2021, 23 (2): 15-2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03

摘要 ( 1868 )

PDF(891KB) ( 912 )

人工智能开启了人类继生物进化、文化进化之后崭新的技术进化之路，促进了人与技术的弥合与统一。人工智能可以发挥辅助和增强功能，但无法完全取代具身化和社会化的人类智能。“认知”层面的单维界定将智能简化为特定的理性认知，“心智”层面的多维界定引入“主观”的经验、意识、情感等因素对智能予以审视。以心智哲学为基础，从社会视角透视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本质差异:人类智能具有创造性，人工智能虽在结果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创造性，但从过程上看却不尽然;人类智能具有情感性，是心与身、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的融合统一;人类智能具有意向性，能够超出自身活动本身与外物或外事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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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流动性对股市尾部风险的影响——基于POT模型的实证研究

张昱城，葛林洁，李延军

2021, 23 (2): 21-28.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04

摘要 ( 422 )

PDF(1070KB) ( 377 )

针对在险价值模型正态假设的不合理性，利用基于广义帕累托分布的POT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尾部风险进行了度量，并且通过对样本数据按照流动性分组探究股票流动性对我国股票市场尾部风险的影响。将统计理论中的斜率变点理论引入到传统阈值选取方法中，有效避免了最优阈值确定时的主观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股市尾部风险的度量，95%置信水平下的VaR值比90%置信水平下VaR值的估计结果更可信，且估计值显示尾部风险与流动性呈反向变化，即股票流动性越小，市场尾部风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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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时间内移动技术使用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周密，颜雪，罗露阳

2021, 23 (2): 29-3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05

摘要 ( 349 )

PDF(993KB) ( 333 )

从角色整合的视角出发，着眼于移动技术的使用造成的员工在非工作时间的工作家庭冲突，探讨了移动技术的使用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借助资源保护理论，引入工作控制与工作分离两个调节变量，进一步探讨了非工作时间的移动技术使用在不同情景下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内使用移动技术的时间和频率都能对工作家庭冲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角色整合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工作控制代表的资源获取能力和工作分离代表的资源保护能力在其中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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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赠品会让顾客欣喜吗?——利益一致性框架下的观点

张跃先，吴美芝，马钦海

2021, 23 (2): 38-4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06

摘要 ( 376 )

PDF(973KB) ( 560 )

为了了解免费赠品促销本质，以利益一致性框架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影响顾客欣喜的作用模型，刻画了感知不确定性和顾客类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不送免费赠品相比，免费赠品促销能够显著增强顾客欣喜;享乐型产品提供享乐型赠品比实用型赠品更能增强顾客欣喜，实用型产品提供享乐型赠品和实用型赠品在驱动顾客欣喜情绪上没有显著差异，且顾客类型和感知不确定性显著调节享乐型产品-赠品组合利益与顾客欣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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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一个“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的分析框架

许源源，邓敏

2021, 23 (2): 48-5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07

摘要 ( 394 )

PDF(1030KB) ( 286 )

乡村文化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为破解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以湖南省石羊塘镇为对象研究新乡贤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新乡贤扮演了政府、社会、市场与村民之间的沟通者角色，发挥了反馈村民公共文化需求、协助政府履行文化服务职能、整合社会公益文化资源、促进市场力量参与的作用，并从三个维度阐述了新乡贤参与的作用机理:乡土认同是基础，组织认同是保障，身份认同是核心。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有效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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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治村与基层秩序稳定——基于珠三角农村的经验调查

纪芳

2021, 23 (2): 56-6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08

摘要 ( 286 )

PDF(916KB) ( 290 )

富人治村作为基层政治秩序的内在实践机制，是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珠三角地区基于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回馈型富人治村，即富人治村产生于村庄秩序难以维持的结构性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回馈性特点。富人治村的动力在于通过“回馈”村庄获得群众认可从而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村庄强社会关联与充裕的集体经济共同维护富人治村的公共性，避免了村庄治理的异化。富人治村通过精英整合、组织结构整合与党员激活重塑基层政治生态，型塑了基层秩序稳定与村庄政治融合。珠三角地区的回馈型富人治村对于理解基层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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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责任实现问题研究——以城市垃圾焚烧项目为例

胡春艳，王晟，周付军

2021, 23 (2): 64-7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09

摘要 ( 337 )

PDF(968KB) ( 249 )

PPP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合作模式，是推进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重要工具。在责任实现视域下，PPP项目存在责任划分不清晰、实施不到位、追究不严格等诸多责任问题。结合中国PPP项目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城市垃圾焚烧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例，通过调研和访谈，在项目的识别、准备、采购、执行和移交五个阶段，对城市垃圾焚烧PPP项目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的责任展开分析，旨在唤醒责任意识，构建和完善责任机制，明晰多元主体如何明确划分责任、忠实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为PPP项目实践中的责任问题提供建议和参考方向，促进和保障PPP项目的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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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与失序之间:社会弱力场对网络非理性表达的“准静止态”调适

曲纵翔，潘剑瑛

2021, 23 (2): 72-7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10

摘要 ( 312 )

PDF(1158KB) ( 539 )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非理性表达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作为非常态的冲突形式，网络非理性表达通常被认为将导致社会失序。然而，在言语转化为失序行为的路径中，其转化动力可能受到表达衍生的分解力、群体效应的离心力以及来自复杂外部环境的阻力共同的弱化作用，从而难以破坏社会秩序。三种力相互作用形成“弱力场”，使网络非理性表达无法转化为失序行为，但又处于不可测的风险之中，呈现介于有序与失序之间的“准静止态”。为建构理想的有序社会，“弱力场”的调适需与其他治理理念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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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意”到“过错”:商标间接侵权规制条款的重塑——以《商标法》第57条第(六)项的司法适用为考察对象

王国柱

2021, 23 (2): 80-88.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11

摘要 ( 379 )

PDF(930KB) ( 360 )

《商标法》第57条第(六)项以商标间接侵权为规制对象，并将规制对象限定于行为人主观故意支配下的帮助侵权行为。这种规制方式限制了商标间接侵权制度所能调整的行为样态，导致该条款在面对形态多样的间接侵权行为时，无法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侵权形态多样性与法律规范调整范围过窄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承认注意义务但否认过失侵权责任、混淆行为人主观“明知”与“应知”、以行为人具有“过错”替代法定的“故意”要件等困境。应当在立法上确认商标间接侵权的多元过错形态，将商标间接侵权规制条款的调整范围由“故意”侵权拓展至“过错”侵权，区分“明知”与“应知”，引入“推定明知”规则，实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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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治理企业违法的和解合规模式

陶朗逍

2021, 23 (2): 89-9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12

摘要 ( 385 )

PDF(905KB) ( 532 )

现代国家治理企业违法存在严格处罚模式、裁量不罚模式与和解合规模式三种。中国目前属于严格处罚模式和裁量不罚模式的二元共治，存在执法的社会负效应大、执法的后期效果不佳、难以适应国际经贸发展要求这三大主要问题。中国的执法理念正在经历由报应性正义到兼容恢复性正义的转变，引入和解合规模式能够更有效治理企业违法。在制度层面，应当建立企业犯罪暂缓起诉程序，全面推行企业违法的行政和解制度，明确合规在和解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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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规制的反身法路径研究

丁国民，刘桂昌

2021, 23 (2): 96-10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13

摘要 ( 345 )

PDF(923KB) ( 491 )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生物安全危机，各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进行规制，但实际成效并不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分依赖“命令-控制”规制路径，忽视了社会高度分化的复杂性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独特运行规律。实践中生物安全规制路径陷入约束力不足，立法分散且泛滥，监管松散等困境。对此，法社会学中反身法理论意识到法律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强调各社会子系统的自我规制，为突破我国生物安全规制瓶颈提供了新路向。立足于反思法框架下的范式革新，结合其组织、程序、商谈等规制策略形成生物安全的半自主社会系统，克服传统规制模式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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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董彪

2021, 23 (2): 104-11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14

摘要 ( 603 )

PDF(921KB) ( 413 )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挑战日益突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着眼人类的总体福祉，重新找回被遗忘的“人类意识”，形成共在共生的发展理念。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回答“人类是谁”“人类将往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时，始终保持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照和价值关怀，这突出地体现在其“类哲学”上。马克思从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维度对人的类存在、类本质进行了规定，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角度探索了人的异化和扬弃、社会的分化和整合的进程，从而为今天守护人类的共同价值底线和重建人类社会的共同体秩序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处于马克思“类哲学”的思想延长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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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革命与现实概念的嬗变: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周龙辉

2021, 23 (2): 112-11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15

摘要 ( 521 )

PDF(909KB) ( 284 )

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相继的哲学革命导致现实概念成为争执的焦点。黑格尔将现实提升为哲学研究的内容。现实在黑格尔哲学中是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是精神实体的对象化存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进行哲学革命后，现实的根本规定由理性转变为感性，从绝对精神的对象化存在转变为直接性的存在。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黑格尔哲学与经验主义的革命中，现实成为劳动的对象化存在，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进程也是现实概念之意蕴不断变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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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噪音》中后现代声景的环境伦理思考

黄佳佳，谭琼琳

2021, 23 (2): 120-12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2.016

摘要 ( 409 )

PDF(3450KB) ( 746 )

《白噪音》是当代美国作家唐·德里罗的代表作，它以“声音”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后现代社会中噪音与消费及环境伦理的关系。通过小说中听觉意象及声音景观的描写，德里罗指出，后现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媒介文化的过剩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白噪音”——生存环境的破坏和精神生态的失衡，从而导致广泛而深层的死亡恐惧。同时，德里罗提醒读者，树立生态整体观意识，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多层次立体交叉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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