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datory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Attention Adju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Based on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XIE Wendong1,2
(1.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1]Kostka G，Goron C. From targets to inspections: the issue of fairnes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21，30(4):513-537. [2]孙岩，张备. 如何破解环境政策执行“运动式”困境?——基于组态的研究［J］. 科研管理， 2022，43(6):84-93. [3]陶锋，赵锦瑜，周浩. 环境规制实现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来自环保目标责任制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2):136-154. [4]Lin J，Long C，Yi C. Has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improved air quality? evidence from 291 Chinese cities［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21，90:106621. [5]熊波，杨碧云. 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改善了中国城市环境质量吗?——来自“两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9(3):63-74. [6]罗知，李浩然. “大气十条”政策的实施对空气质量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9):136-154. [7]Chen J，Huang S，Shen Z，et al. Impact of sulfur dioxide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scheme on pollution emissions intensity: a study based on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J］. Energy Policy， 2022，161:112730. [8]郭俊杰，方颖，杨阳. 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是否促进了中国工业二氧化硫减排［J］. 世界经济， 2019，42(1):121-144. [9]张宁，张维洁. 中国用能权交易可以获得经济红利与节能减排的双赢吗?［J］. 经济研究， 2019，54(1):165-181. [10]陈诗一，刘朝良，金浩. 环境规制、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发展［J］. 学术月刊， 2022，54(2):48-62. [11]余泳泽，孙鹏博，宣烨. 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是否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J］. 经济研究， 2020，55(8):57-72. [12]徐妍，郑冠群，沈悦.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约束强度与绿色经济效率［J］. 中国经济问题， 2022(6):165-177. [13]石庆玲，郭峰，陈诗一. 雾霾治理中的“政治性蓝天”——来自中国地方“两会”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5):40-56. [14]李小胜，束云霞. 环境政策对空气污染控制与地区经济的影响——基于命令控制型工具的实证［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20，39(4):691-704. [15]杨建坤，陈淑云. 环保考核下晋升激励与城市空气污染——基于官员年龄视角和模糊断点回归的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 2022(5):119-135. [16]谌仁俊，陈彦龙，肖庆兰. 环保目标治理如何促进污染减排?——基于中国首次约束性减排目标计划的分析［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2(2):75-98. [17]庞瑞芝，林婷，王群勇.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J］. 当代财经， 2021(7):114-126. [18]Miller G J，Whitford A B. The principal's moral hazard: constraints on the use of incentives in hierarchy［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7，17(2):213-233. [19]Liu L，Zhang B，Bi J. Reforming China's multi-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 11th Five-Year Pla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2，21:106-111. [20]周黎安，刘冲，厉行，等. “层层加码”与官员激励［J］. 世界经济文汇， 2015(1):1-15. [21]王仁和，任柳青. 地方环境政策超额执行逻辑及其意外后果——以2017年煤改气政策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021，18(1):33-44. [22]庞明礼. 领导高度重视: 一种科层运作的注意力分配方式［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4):93-99. [23]孙雨. 中国地方政府“注意力强化”现象的解释框架——基于S省N市环保任务的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 2019(11):41-50. [24]伍如昕，黄沐，郎玉函. 中国节能政策注意力变迁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 资源科学， 2023，45(1):91-104. [25]吴建祖，王碧莹. 地方政府环境竞争、环境注意力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4(6):33-40. [26]毕睿罡，王钦云. 政企合谋视角下的环境治理——基于官员考核标准变化的准自然实验［J］. 当代经济科学， 2019，41(4):62-75. [27]赵丽，胡植尧. 环境治理是否促进了地方官员晋升?——基于中国地级市样本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报， 2023，10(2):153-174. [28]李珒. 外源压力、内生动力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行为选择——基于A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案例比较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20(3):53-63. [29]Li H B，Zhou L A.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89(9/10):1743-1762. [30]纪志宏，周黎安，王鹏，等. 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银行信贷——来自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2014(1):1-15.［31］Zhu X，Qiu T，Liu D. Resisting public monitoring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evidence from local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in China［J］. Governance， 2023，36(2):459-477.［32］张华. 地区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研究——对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普遍性的解释［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7):74-90.［33］郑思齐，万广华，孙伟增，等. 公众诉求与城市环境治理［J］. 管理世界， 2013(6):72-84.［34］张志彬. 公众参与、监管信息公开与城市环境治理——基于35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1，42(1):109-116.［35］关斌.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绩效压力是把双刃剑吗?——基于公共价值冲突视角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17(2):53-69.［36］姚洋，席天扬，李力行，等. 选拔、培养和激励——来自CCER官员数据库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20，19(3):1017-1040.［37］Lee D S，Lemieux T.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in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0，48(2):281-355.［38］李智超，刘少丹，杨帆. 环保督察、政商关系与空气污染治理效果——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实验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2021，3(4):105-131.［39］高鋆，张宓之，王薇，等. 时间断点回归:原理框架、应用演进与估计流程［J］. 统计与决策， 2022，38(1):11-15.［40］谢文栋，王峰. 多重制度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1):28-42.［41］王印红，李萌竹.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注意力研究——基于30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2006—2015)文本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27(2):28-35.［42］张家豪，范文雨，高原. 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来自公益诉讼试点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22，48(10):19-33.［43］Calonico S，Cattaneo M D，Titiunik R. Robust nonparametric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s［J］. Econometrica， 2014，82(6):2295-2326.［44］郁建兴，刘殷东. 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督察制度: 以中央环保督察为研究对象［J］. 学术月刊， 2020，52(7):6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