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全面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由于体制机制和产业结构问题导致东北市场机制发育相对缓慢，经济发展速度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落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必要举措。应抓住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机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塑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环境，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东北产业升级;要推动东北地区全方位开放，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开放型经济体制;要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高水平的营商环境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跃迁，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辩证统一。东北地区在体制机制、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短板和弱项，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破解发展瓶颈，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好支撑。东北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聚力推动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建具有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同时要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包括深化经济、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从顶层设计上支持东北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设置新质生产力发展东北试验区、加强在东北的重大生产力布局、建立东北粮食特区以及推动东北经济一体化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工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部门。相较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理论逻辑，东北地区科技创新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以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为表征的要素创新性配置水平还不高，以及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步伐较慢等短板依然存在。因此，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东北工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来提升工业高质量发展技术支撑、优化要素创新性配置助推工业领域降本增效、以“两化”深度融合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全面推进工业领域新旧动能转化从而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信任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石。随着社会向数字化转型，算法信任作为技术信任与人际信任融合的产物，适应了数字化转型社会的需求，成为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的关键议题。算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其应用中的缺陷也引发了不可回避的信任危机，这将关系到社会生活公私领域的有序运行。因此，为了促进数字化转型社会的整体信任环境的改善，并防范技术风险，需要从技术演进出发，探究算法信任的内在本质和概念特征，明确其构成逻辑。这将有助于重构数字化转型社会的伦理秩序，强化法律规制，规避潜在风险，确保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确保人类的利益和福祉得到保护。

人机交互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最活跃的话题之一，人机交互领域的问题、约束和发展空间常常来自对人的交互能力的深入理解。人的交互能力的核心在于人的情感能力，而人类情感又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表征着不同层级的价值。因此，以人机交互过程中人的情感变化历程为考察对象，围绕人机交互过程中人可能产生的诸如被支配感、依恋人格、技术恐惧、被欺骗感等消极情感，构建技术情感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强化可解释性、把握边界感、消除“恐怖谷效应”、巩固信任基础、优化情感监测等技术情感调节策略，有针对性地对诸多消极技术情感进行规避和调节，有助于创造人机之间适应、和谐、自然、高效的人机共生关系。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贸易强国的关键。然而，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引发资源错配，对正常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尚未受到关注。以2009—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仍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僵尸企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在私有企业、未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僵尸企业引发的资源错配降低了正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研发创新投入，从而影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新农合通过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来实现平滑家庭各类消费的福利价值。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提高新农合的家庭参保率对医疗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对非医疗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进一步对消费进行分组的结果表明，家庭参保率对于非医疗消费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生存消费方面。收入与家庭参保率交互效应结果表明，新农合家庭参保率对于家庭各类消费的平滑效应具有收入的异质性，提高家庭参保率对于高参保率家庭中的中等或高收入组家庭的非医疗消费以及生存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对低收入组家庭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新农合无法满足中等或高收入组家庭的医疗消费需求，亟待多层次的保险制度设计与完善。

作为制约中国股市投资功能和市场运行状况的重要因素，投资者信息不对称会加剧投资者损失并损害市场流动性。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面临的信息制约具有异质性，即机构投资者受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的边际影响更为明显，而散户投资者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程度更为严重，投资损失也最为严重。创业板市场的发行审核制度历经核准制到注册制的重大变革后，市场信息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创业板市场的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程度持续下降且显著，但是这一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即机构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下降，但并没有证据支持散户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下降。

公务员借调是地方政府应对编制约束的弹性用人制度，体现了上下级为达成治理目标、完成治理任务而形成的默契与共识。在治理性共谋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借调类型及其生成逻辑，将其视为以治理达成为黏合剂的上级-下级与组织-个人的积极导向共谋策略。基层公务员借调呈现压力传导-权威服从式、资源供给-机会竞争式、任务导向-责任履行式、强势动员-理性遵从式等四种类型。借调是治理目标动员下制度弹性-资源嵌入-个人选择等多层面策略叠加的结果。制度弹性在制度层面解释了借调的可能性，借调是地方政府为应对治理不确定性而设的人事制度留白;资源嵌入从组织层面剖析了借调的推动机制，借调是上级部门基于权威压力与机会资源所促成的官僚体制内部人力资源非正式分配过程;个人选择聚焦被借调基层公务员的微观行动逻辑，是否同意借调是基于制度遵从与资源获取的理性选择。

有别于其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党员下沉基层”体现了各类组织关系居于社区之外的广大在职党员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规划下，对社区建设的外部支持性作用，表现出“政党外部赋能”的治理逻辑。其实践包含着在职党员按照社区干部和居民需求完成任务(点单接单)，党员和社区干部共同推进上级交代的治理事项(任务推进)，依托特定项目优化社区治理(项目共建)，下沉党员长期兼任楼长和网格员(兼任职位)四种路径，发挥了补位治理资源、回应居民诉求和发挥监督引导的积极作用。未来应明确下沉党员责任使命与适度给予现实利益回报相结合、持续赋予外部治理资源同优化社区内部制度基础相结合、辅助社区干部推进任务和深入联动社区普通居民相结合。“政党外部赋能”的实践继承了党史国史中城市治理的本土化传统。

基于嵌入性理论，从制度嵌入性、关系嵌入性、认知嵌入性与资源嵌入性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模型，应用fsQCA方法对S市22个试点案例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服务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单个主体功能嵌入不构成高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服务效果的必要条件，产生高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服务效果存在“居民培育型”“政社主导型”“多元联动型”“双社协作型”四种路径。关系嵌入性维度的政社合作关系强度与居民服务需求管理水平构成了核心条件，主体功能联动对社区服务购买效果至关重要。应着眼于从社区服务关系网络、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多元主体为民服务共识等角度精准施策，形成优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服务效果的整体合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过程需要复制海量文本，该行为是否构成版权侵权关系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的合法性。在作者中心主义的视角下，作品是作者人格或者劳动的外延且完全受作者控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私自复制作品将损害作者的排他性权利，故传统版权侵权认定规则的要件仅为“接触+实质性相似”。从市场中心主义的角度，作者的版权存在市场边界，不包括作品主要交易市场之外的市场失灵领域。因此，版权侵权认定规则需要进行重构，在“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基础上增加“市场损害”这一要件，重点考虑作品使用行为对作品主要交易市场的影响。数字场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海量复制文本的行为只要没有进入作者版权的市场边界，也就无法对作品造成市场损害并构成侵权行为。

诉讼要件理论从当事人、诉讼标的和法院管辖的角度确定了连带责任保证的诉讼形态，决定了判决效力的主观与客观范围。在诉讼标的层面，连带责任保证债务具有连带性、阶层性和相对独立性。在当事人层面，可通过扩张解释将其归为普通共同诉讼，由此产生一并起诉型、单独起诉型、第三人参加型等诉讼形态。在法院管辖层面，依据保证之诉的不同形态分别确定管辖法院。一并起诉型中，追偿权判项不具有消极既判力和执行力，保证人追偿时需另行提起追偿之诉;单独起诉型中，前诉判决不应对作为案外人的主债务人产生既判力，预决效也弱化为证明效;第三人参加型中，在保障主债务人程序权利的同时，兼顾诉讼经济与事实查明的需要，方可确认其参加效的约束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各高校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不断创新科研全链条的体制机制，积极开展实施有组织科研。基于研究综述、案例研究与深度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开展有组织科研的举措成效和特色工作，确证了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组织任务、建设平台、组建团队、提供资助四个核心要素。总结了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有效模式，包括完善管理职能架构、支撑国家实验室建设、培育优化创新平台、促进学科实质性交叉以及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构建中国工程教育治理体系是解决工程教育领域顽症痼疾、赋能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必然选择。基于政策网络理论，我国工程教育治理历经政府科层主导、拓展多元主体和构建治理网络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在体征要素方面呈现出了治理主体范畴持续扩大且主体类型日渐多样、治理结构从单一等级化向混合形式持续拓展、治理工具的选取从强调规制命令逐渐转向注重宏观引导以及协商机制、沟通机制与试点机制逐渐形成的特点。同时也存在多元主体结构仍待优化、治理网络的资源整合程度不高、治理工具开发运用不足以及运行保障机制仍需完善的突出问题。未来我国工程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应以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角色的关键优势、持续推动内外部网络的联系与互动、注重管理规制与软法治理相结合以及不断完善协商机制与信息流通机制为路径指向。

J.G.巴拉德在《混凝土岛》中着力刻画城市中的废弃交通岛，但现有研究忽略了废弃交通岛这一特殊空间的独特意义。以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观之，可发现:小说中的废弃交通岛属于第三空间，作者借此提高对此类空间的关注，折射出现代人际关系困境;第三空间的无限可能性使废弃交通岛成为城市中他者各自的乐园，以此传达对城市中他者的人文关怀;第三空间的反霸权、反压迫属性让三位身份各异的主人公之间存在相互制衡关系，由此展现对资本的隐含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