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任务，提高创新绩效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空间联立方程和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与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作用路径层面，数字经济不仅对本地的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还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间接带动周边地区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在影响机制层面，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创新规模效率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

经典实践观点面临脑机技术新挑战：例如身体概念的缺席或模糊、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面临重构。这是因为脑机实践具有全新的特征：从单一能力的修复到综合能力的提高，从具身实践到“脑—机—环境”的延展实践，开辟了全新的脑内实践空间、互联实践等。这些特征革新了实践的内涵，也强调了身体对实践的基础性地位。尽管如此，脑机实践也带来了实际主体的主体感困惑、行动意向与实际行动的分野和信息及脑力的霸凌等三个方面的新挑战。这些新挑战是传统实践哲学所从未涉及的领域，因此需要从脑机技术的特点出发，结合不同的实践类型以及人与智能系统的关系，尝试从以场景为主导、以人为中心、完善脑机协商等方面去构建新的实践策略。

以新的阐释路径审视斯蒂格勒的“技术即器官”，其不应简单视为纯粹的修辞比附，而是一种具有认知功能的理论建构型隐喻，是论述人与技术互构关系的逻辑支点和认知核心。依托类比审辨、后种系生成分析及人类学溯源，揭示了技术作为人体外器官的存在论逻辑。通过剖析从“义肢”到“器官”再到“人—技术—社会三重器官系统”的递进式隐喻链，展现隐喻在推动“技术即器官”思想展开与内涵深化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深入审视了技术隐喻的双重认知功能：既强调其在技术理论生成中的启发与建构价值，又警惕隐喻可能带来的认知遮蔽，旨在为理解技术与人类存在的共生机制提供富有解释力的理论视域。

责任问题在当代工程活动中至关重要。工匠责任作为中国古代工程实践的核心机制，在质量保障、技艺传承等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丰富内涵是理解中华传统工程文明独特逻辑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考工记》《营造法式》等典籍的系统梳理，提炼出工匠责任的主要表征，包括天人合一的“工以载道”、依从法仪的“遵循度程”、技艺传承的“师徒相承”、考责其诚的“物勒工名”、监督赏罚的“工师效功”以及保证修缮的“岁修穿淘”。这些表征为构建当代工匠尽责、守责、承责、定责、督责、负责的完整责任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对破解当代工程活动中主体伦理缺位、技术标准离散、质量追溯困难、全周期运维薄弱等难题具有启示意义。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格局构建需要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而数字技术创新为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基于2012—2023年A股上市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在测度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且该影响主要通过提升数据驱动能力、市场价值创造能力与组织管理能力三条传导机制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当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更高、行业技术活跃性更强及企业融资约束更低时，数字技术创新的赋能效果更为显著。拓展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基于我国2010—2022 年的省级层面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与新质生产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即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新质生产力；研究结果通过了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等多角度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显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是制度环境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路径，该促进作用在对外开放水平较高、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及劳动力规模较大的省份更为显著。制度环境分项指数检验显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均与新质生产力水平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为从宏观省级层面探寻新质生产力提升路径提供了证据支持。

区域间较强的环境规制非均质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瓶颈。基于2011—2023年17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空间非均质性和地区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空间非均质性对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影响路径和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空间非均质性对地区包容性增长具有较强的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异质性特征，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公众环境感知力和政府环境关注度对环境规制空间非均质性影响包容性增长的效应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转移是环境规制空间非均质性影响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渠道。基于此，提出了各地政府应制定协同式环境规制策略以应对不合理的环境规制空间非均质性等建议。

为建设统一、专业、有序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从发展的视角结合“类型、主体、再生、工具、主题”等维度，对国务院及各部委所颁发的148项数据要素交易政策进行了计量分析，总结了数据要素交易政策演进逻辑，分析了数据要素交易市场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数据要素交易政策的优化路径。研究表明，中国数据要素交易政策存在法律设计滞后、责任主体偏位、复制性再生凸显、工具选择失衡、主题关注宏观划一等问题，并提出了以下政策优化建议：以强化交易法律为抓手，为数据要素交易提供纲领性遵循；以多元政策主体为引擎，为协同发展供应全态性动力；以细化政策再生为突破，为数据要素交易指明战略性方向；以均衡政策工具为保障，为数据要素交易作出基础性引领；以多样政策主题为基石，为数据要素交易提供制度性依据。

运用30个省级行政区2010—2021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的减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的减排效应显著；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保护税组合能够显著降低政策实施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且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存在协同而非拮抗效应，相较于单一环境规制政策工具更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在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的减排路径中，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高于能源消费量，且两者均是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减排的部分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50.25%和30.59%。在此基础上，从增强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的协同、注重发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减少能源消费量的减排效应等方面，为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设计与实施提供政策启示。

快速推进区域一体化的京津冀地区于2017年开创性地施行了针对事故灾难的“协同应急”政策，为安全生产的跨域协同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基于整体性治理、安全规制波动等理论提出了“协同应急”影响安全生产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运用2011—202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对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协同应急”显著降低了京津冀地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与亿元产值死亡率，且未出现安全生产对经济增长的“绩效挤出”作用，实施后对安全生产治理绩效的优化作用具有长效性；“协同应急”能够通过柔性安全规制影响工业企业行为，并促使资金和政策等资源倾斜以此优化安全生产治理绩效。

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B2G数据共享）的法治化推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仅靠私法自治下的企业自主共享，或者公法强制下的数据报送与调取，容易导致公私利益失衡进而影响B2G数据共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故亟须一种兼具公私法属性的法律机制作为其有效补充。相比强制征用或强制许可制度，以缔约自由为前置基础、以缔约强制为后置干预的强制缔约义务更具适用优势。一般来说，B2G数据共享方式的选择顺位应为企业自主共享、共享强制缔约与行政强制获取。B2G数据共享中强制缔约制度的适用，需要满足目的、主体以及程序上的合理限制。同时，强制缔约制度的适用主要是为了促成数据共享达成，而在具体的缔约内容上，则需要为政企双方保留充分的合意空间。

《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合理处理”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但当前《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并未重视对行为合理性的考量，存在“合理处理”要素规范定位不明、判断规则不清的困境。为准确认定犯罪，应当明确“合理处理”在不法判断中的规范地位和双重功能，澄清“合理处理”出罪的法益衡量机制。“合理处理”的判断应保持刑法与前置法之间的体系协调，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内涵应解释为“前置法明确禁止”而非“前置法未有授权”；且其中“国家有关规定”的范畴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在具体规则上，“合理性”判断中法益衡量的对象是具有复合性的个人信息法益；法益衡量的标准应参考宪法确立的基本权利位阶与《刑法》个罪的刑罚幅度；法益衡量的方法是结合交往行为理论与比例原则框架展开综合评估。

基于TOE理论构建了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发布的82份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文本。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包括网络新基建推动下的技术性变革、数字伦理引领下的规范性变革以及主体能力提升导向下的组织性变革三种行动规划。其背后蕴含三种基本建构逻辑：数字技术提升教育治理效能的技术赋能逻辑；数字能力反哺数字化转型的组织振兴逻辑；数字文化疏通数字化转型阻滞的环境优化逻辑。未来应从推广技术赋能教育的先进经验、构建区域协同多方联动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网络、推动面向数字公民的环境建设等方面形成合力，进一步推动落实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

为了缓解当下的科技人才流失困境以直面国家和全球性挑战，英国提出了高校科研的外部治理新目标——构建“以人为本”的科研创新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英国通过调整高校科研外部治理的运行组织设置并明晰组织愿景，将治理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行动策略，并使之融入整个高校科研体系。另一方面，英国通过制定并落实有助于科研包容的政策，弱化科研评价机制功利主义色彩，立足人才成长重构科研资助机制，以及基于循证理念加强科研文化研究，从而为治理目标的高效推进提供“政策标准—社会态度—问题干预—证据管理”的四位一体良性循环机制保障。英国的经验能为我国从革新高校科研外部治理体系入手，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重要启示。

“重农运动”作为美国新批评的文化哲学基础，重视南方传统农业文明，抵制资本主义工业化以解决“一战”后美国面临的危机，带来了美国思想界的巨变，引发了南方文艺复兴。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则主张通过工业社会承载的集体行动改造社会。为了反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重农派对杜威的哲学思想及其所代表的“进步哲学”进行批评。通过对这两种思想之间冲突的分析可以发现，表面上二者的分歧是保守与进步的矛盾，或双方各自代表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双方的冲突焦点是这两种文明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与实用理性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