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正成为驱动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引擎。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东北全面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意义。新质生产力赋能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重点是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国家安全为核心使命，核心目标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因此，提出了以新制度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以新生产关系建立健全现代产业体系，以新机制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梯队，以新定位营造安全高效的创新生态体系，以新技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竞争力等关键路径，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用户对其持有矛盾的信任态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的乐观期待与人工智能的拟人特征使用户倾向于信任人工智能；另一方面，缺乏时间检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又令用户心存疑虑。然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人工智能是否具备受信资格及其可信度的评估，而较少关注委托人（用户）自身的信任态度及其实践后果。对此，引入“自由裁量权”作为分析信任关系结构的关键线索，有助于将研究视角转向用户的托付行为，从而更有效地应对信任的二元困境。因此，建议在人工智能系统设计中，通过实施基于用户信任等级的访问控制策略，持续评估用户信任水平，并提供个性化服务以尊重和响应用户对人工智能不同程度的信任态度。

消费是塑造和彰显人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数字时代，技术的发展推动消费向数字消费转型，人的身份认同也随之发生变更。数字消费使人的身份认同陷入异化，突出表现为三种异化样态：数字消费的符号化掩盖了人真实的认同需求，造成身份认同的遮蔽式异化；数字消费的监视化蚕食了人的认同自主性，造成身份认同的渗透式异化；数字消费的娱乐化削弱了人的认同感受力，造成身份认同的致瘾式异化。对此，须培养人独立的消费意识，满足真实的认同需求；营造规范的消费环境，保护人的身份认同自主性；塑造理性的价值观念，增强人的身份认同感受力，以实现数字消费场域中身份认同的异化超越与伦理建构。

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技术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此背景下，QFII持股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成为研究重点。基于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QFII持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投资水平，这一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及成长阶段呈现异质性特征。作用机制分析显示：QFII持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由于信息效应的存在，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和正面报道数量的增加能够增强QFII持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增强农业经济韧性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打造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而数字经济可为农业经济韧性提升提供新动能。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经济韧性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赋能作用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具有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显示，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经济韧性提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具有抑制性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力度、营造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等数字经济提升农业经济韧性的优化路径。

基于动态资源基础理论，深入探究数字平台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战略柔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和双元创新战略导向的调节作用。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322份问卷结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集成能力与数字平台重构能力均积极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战略柔性分别在数字平台集成能力、重构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利用式创新战略导向和探索式创新战略导向分别正向调节战略柔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而双元平衡战略导向在战略柔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根据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得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前因构型的两类组态。

现有的“自主探索”“设计试验”和“请示授权”模式已难以全面阐释地方政府创新。在探索如何促进地方政府创新的过程中，国务院大督查通过制度化和常态化的督查实践，催生了督查表彰这一地方政府创新的新模式。基于针对短文本的BTM模型对2015—2022年大督查中通报表扬的地方典型案例进行主题分析，研究发现：督查表彰是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模式，激励其在经济增长、产业转型、风险防范和简政放权方面积极创新；创新主题在时间、区域和行政层级维度均呈现显著异质性。这一模式不仅拓展了既有理论框架，系统刻画了新时代地方政府创新的主题分布和演化特征，还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引。

幸福感的获取是个体持续追寻的核心价值取向，从事非农工作的经历能够重塑流动农民的认知观念，并深刻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基于CGSS 2017数据对非农就业经历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及认知烙印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的非农就业经历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作为认知烙印的主观阶层认同和社会公平感会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年龄阶段和非农就业的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持续完善非农就业政策，优化农民返乡创业支持体系，大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等，在提升流动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基础上提高国民整体幸福水平。

依据政治系统理论，构建了包含聚焦能力、公众需求、公众支持、把关人、总体环境和触发议程六个要素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从舆论热度、叠加效应、议题诉求、议题支持、信息把关和情景塑造六个条件维度探究了政策议程设置触发机制。研究发现：单一政治系统要素并不能构成政策议程设置的充分条件，政策议程设置依赖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由此形塑出“公众推动型”“综合作用型”和“环境影响型”三种政策议程设置触发机制。议题支持在三种触发机制中均扮演了关键角色，是政策议程设置成功的关键驱动要素。

作为公司民主决策参与机制的股东提案权旨在实现内部权力制衡、促进组织体信息流通，比较法上存在治理型策略与监管型策略两种规范模式，映射出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的理念差异。本轮《公司法》修订在临时提案权的制度设计上过于强调股东利益至上，忽视了公司多元利益平衡的价值追求，需要在解释论上予以修正。在性质上，应当将《公司法》第115条第2款作为一项半强制性规范，允许公司章程对主体资格、行使程序等事项进行一定程度的差异化设计，避免将对中小股东的特殊保护上升为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管制。同时，董事会的提案审查权应遵循形式性和关联性两项标准予以展开，在股东权利行使与公司决策秩序之间寻求平衡。此外，还需要区分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通过投资者保护机构持股行权、证监会行政审查以及决议瑕疵诉讼等方式来全面构建股东提案权的救济体系。

人工智能犯罪预测通过数据输入、算法分析、结果输出和控制措施实施的技术机理嵌入犯罪治理。基于认知规训、系统架构、信息偏在，犯罪预测从辅助工具演变为技术权力，表现为预测算法对追诉权启动的主导性权力、预测结果在诉讼进程中的传导性权力、预测系统滋生的技术自主性权力。这引发了侵蚀刑事追诉谦抑性的权力扩张风险、弱化被追诉人参与能力的权利排斥风险、模糊责任链条分配的制裁规避风险。应合理区隔预测结果与刑事追诉，构建差异心证门槛、无害推定原则等制度；导入预测结果的层级告知与算法翻译原则，确保有效参与；建构预测系统及结果的双重审查和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实质人工干预。

针对民间文学艺术整体性保护的弊端，区分保护或可成为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体系的基本方法。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在政策方面体现出二元价值取向，在主体方面凸显不同保护意愿，在客体方面呈现多元样态，因此，区分保护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区分保护的标准要能够反映保护正当性、利益不同性以及客体可控性，以所属领域及功能、流传程度及范围、客体形式及样态为标准可将民间文学艺术区分为精神崇拜领域的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其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当以“著作权特别法”为主要保护手段，其他民间文学艺术应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供保护。

人工智能从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四个层面系统性塑造新质生产力。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智能化跃升，是人工智能塑造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前提；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与升级、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推进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是人工智能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件；全方位拉动经济增长、激发地区发展活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智能化转型，是人工智能塑造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追求；推动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以及国际环境改善，是人工智能塑造新质生产力的外部条件。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塑造新质生产力，需要攻克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数实深度融合、优化人工智能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

“两个结合”深刻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脉与魂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与实践双重逻辑交织的背景下，“新的文化生命体”秉持大历史观，在“两个结合”中把握历史必然性，在“两个大局”中凸显锚定发展主题，在“古今”“新旧”之争中破解时代课题。这一文化形态彰显出三重核心特质：连续性创新性张力构建的结构整体性，多元一体格局映射的民族发展差异性，自觉传承与自我革命强化的价值人民性。其世界历史意义体现为三重维度：推动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搭建文明互鉴的开放平台，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大历史观透视可见，“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为中华文明定位了其文化主体性坐标，更通过创新文明形态为人类现代化进程贡献“中国方案”。

在生态批评发展进程中，污染研究有三种面向，分别是人类文明弊病、政治斗争焦点和人类与非人类共存问题，体现了其研究重心和理路的转移。在其诞生之初，污染被理解为人类压迫和剥削自然的结果，也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指导下现代文明的产物，污染治理表现为对现代性与人类文明的反思。第二阶段，污染与被殖民地（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弱势群体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运动密切相关，重点在于污染转移中的责任划分。这两种研究都将污染视为人类内部问题，区别在于其复杂性不同。第三阶段将污染物视为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污染的解决既要考虑其能动性，又要兼顾对非人类生命产生的可能影响，由此产生关怀非人类他者的生态政治和环境伦理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