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元宇宙世界中“责任鸿沟”的根源及有效消解模式的深度剖析，重新诠释了责任鸿沟的内涵与类型。从伦理学视角出发阐明了“关系法”和“诠释法”的长处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人机”关系模式，赋予了非人类实体以关系责任，消解了自主系统无法承担道德责任的困境；基于“诠释法”提出了“历史—虚构”叙事模式，明确了人类应对自主系统的行为及后果负有叙事责任。经对比得出二者具有互补性，包括责任分配因素的互补、人类与非人类实体责任的互补，以及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民主责任和主动责任之间的互补。因此，采取“关系法”和“诠释法”的协同模式来消解责任鸿沟，有助于建立负责任和可持续的元宇宙世界系统。

人的思想和行为与意向性密切相关。不同于意向性的现象学和伦理学两条传统进路，维贝克提出了复合意向性的第三条进路：人与技术物共同调节技术实践。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数据、算法等新型技术人工物的具身化特征日益明显，数字技术在为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人的自主思考和行动也正被数字平台规训乃至控制。依托数字化生存量化人、借助相关性算法干扰人、利用劝服性技术诱导人，数字平台正在建构一种技术物作用远超人类主体的复合意向性，深刻影响和调节着用户的自主判断和选择。面对这一挑战，有效的治理方案应当基于复合意向性理论，通过强调人与技术物的共同在场，纠正当前“见物不见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随着大数据与智能时代的到来，数字公共领域中有意或无意传播的具有误导性、虚假性或有害性的信息失序问题日益突出。马克思实践“综合”所具有的认识论革命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信息失序实质上表明了数字时代以信息失真为核心的认识论困境，即在数字界面、算法技术以及数智系统的作用下，人的实践活动、实践过程以及实践机制的缺位所引发的认识内容、认识能力以及认识视界的失序。构建新型“负责任”的调节者机制、建立对智能拜物教观念的历史性批判以及重塑凸显实践机制的编码性“第三持留”，是认识论转向下治理信息失序的重要思路和方式。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低碳发展发挥关键支撑作用。在中国式分权制度框架下，探讨财政纵向失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先从理论层面对财政纵向失衡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阐述，而后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等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纵向失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纵向失衡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财政纵向失衡主要通过弱化政府创新偏好和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因经济发展水平、转移支付水平以及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

针对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及路径选择问题，基于PEST理论框架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30个省（区、市）2023年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与发展路径进行了组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单一条件因素并不构成省域高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信息化水平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起到普适性的作用；存在“经济助力下的政治—技术驱动型”“依托社会信任的政治—技术驱动型”和“社会—技术二元驱动型”三种可以实现地区高绿色发展水平的多元路径，以及三种导致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的组态，且两类组态之间存在因果非对称关系。

主动智能对用户互动意愿的影响日益突出。聚焦智能家居情境下的互动意愿，基于人机价值共创视角，构建了主动智能促发互动意愿的理论模型，并通过三个线下受控实验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比于无/弱主动智能，强主动智能显著促进了用户的互动意愿；人机共创体验在这一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受到AI功能—用户能力契合度的调节，且当契合度较低时，主动智能对人机共创体验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些发现为探索智能服务的机器行为特征奠定了基础，也为智能产品设计提供科学的启示。

政府发布危机信息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公众积极应对风险，而保险是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因此有必要探讨政务社交媒体危机信息可否激发公众保险意识。基于新冠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采用市级日度面板数据，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政务社交媒体危机信息对公众保险关注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务社交媒体危机信息显著降低了保险关注度，这一异象是由政务社交媒体危机信息提升了预防关注度所导致的；特定医疗保障政策的出台也是造成政务社交媒体危机信息进一步降低保险关注度的原因，即形成“慈善危害”；在互联网和保险（含互联网保险）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政务社交媒体危机信息对保险关注度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在互联网和保险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政务社交媒体危机信息对保险关注度甚至会发挥促进作用。因此，建议进一步宣传保险保障功能，明确政府管理范围并补齐保险发展短板以有效应对此类危机。

监察问责在规范层面兼具问责权与处置权双重属性，但实践中其适用现状与这一规范定位存在偏离，集中表现为监察问责与其他问责方式以及监察处置方式在适用层面的混淆冲突。为实现监察法治主义、推进监察问责精准化、保障问责对象合法权益，亟须精确厘定监察问责的边界以规避问责泛化、异化等实践问题。对此，监察机关可构建三阶层判别框架以明晰监察问责边界并提升其规范化水平：以“行为判别”划分监察问责与其他监察处置方式的界限，确定是否应当启动问责；以“责任判别”划分监察问责与其他问责方式的界限，确定是否应当或可以启动监察问责；以“价值判别”划分监察问责与容错纠错机制的界限，确定是否能够阻却监察问责。

面对个人金融数据共享困境，理论层面引入的数据信托理论不当加重数据控制者义务，需要明确数据控制者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为安全保障义务。在制度层面，事前准入资格审查标准的缺失、事中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对立和合同约束机制失灵风险并存，以及事后民事责任配置因“共同处理”与“共同侵权”混淆而产生的连带性趋势，实质上将安全保障义务从“危险源监控型”扭曲为“法益保护型”。为促进个人金融数据共享的法律实现，有必要通过明确事前准入资格审查行业标准、事中在数据控制者履行“最大努力义务”的基础上采取“公私协同”的约束机制、事后根据数据共享模式和主观状态区分责任配置，实现“危险源监控型”安全保障义务的回归；通过保险等机制替代“法益保护型”安全保障义务发挥对数据主体倾斜保护的法律效果。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当前人工智能生成过程中只能以在先作品作为训练对象，根据指令生成表达，故生成表达与原作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相似性。现行著作权法基本以“接触+实质性相似”为裁判标准判定侵权，互联网语境隐含地将“接触”要件搁置化，从结果主义的角度适用实质性相似标准，可能抑制未来对人工智能的利用。机器创作呈现的随机性与传统上的“实质性相似”认定规则之间存在偏离，数据库与提示词的选择对责任分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人工智能生成过程的拆解与分析，应当在涉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侵权案件中更多关注人类的介入及指导。人工智能的数据库范围与生成提示词也可以作为侵权裁判的考量依据。

已有很多研究发现了研究生教育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因果关系并不清晰。使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工具变量法实证验证了研究生教育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在控制了基础教育、本专科教育以及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后，研究生教育规模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的情况下仍然是稳健的，即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是因，经济增长是果。分经济地理地区来看，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影响程度上呈现东、西、中的递减。分经济战略地区来看，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粤港澳、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影响程度上呈现长三角、粤港澳、环渤海的递减。研究生教育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人才流动与产业结构的正向调节，且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经济地理地区差异的原因，产业结构合理化是经济战略地区差异的原因。研究生教育规模和研究生就业人口占比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高学历人才的有效就业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推动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创建是提高高校党建科学化水平、增强其工作活力的客观要求。以全国26个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创建案例为样本来源，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出了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创建的内在机理模型。研究发现：高校党建工作品牌是一个能够集中反映高校党建特色的符号，以富有时代性、创新性与可持续性的党建工作模式与组织活动为载体；在内生驱力与外源压力的助推下，高校通过厚植政治本底、特色项目打造、持续运作优化，实现党建工作的品牌化发展，并使得党建效益不断外溢。推动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创建可从体系化运作、源头化把关、专业化实施、项目化管理与融合化育人等五条路径实施，以党建工作品牌创建带动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海浪》是伍尔夫极具创新性、充满实验主义色彩的力作，也是她探索文学—音乐关系的重要跨媒介实践。从《海浪》的构思到完结，贝多芬音乐对其创作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小说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小说音乐化“隐蔽媒介间性”框架内，通过显性“讲述”和隐性“展示”，伍尔夫对贝多芬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在形式与结构、主题化和想象内容以及作曲技法层面进行了效仿和类比，完成了一场从宏观到微观，从结构借鉴、主题映射到感知激活的文学—音乐转译实验。《海浪》与贝多芬音乐之间的高度契合使其成为伍尔夫小说音乐化的典型文本。

河流不仅孕育了人类文明，也见证了文明的演变与发展。津子围的新作《大辽河》，以故乡的母亲河为原始意象，采用非线性叙事，使历史与现实相交、虚构与非虚构相融，再现了辽河的生态、历史及文化。以往的东北文学，形成了地域性、文化性、历史性与民族性的创作经验。《大辽河》在赓续已有经验的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通过对河流文明的书写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揭示人类文明的共同体本质，将地方文明放置在更广阔的世界文明框架中进行审视，推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从而使东北文学从地域性经验中走出，向“新全球化”理念下的世界性经验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