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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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工物何以是艺术品?

吴国林，刘小青

2020, 22 (2): 1-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01

摘要 ( 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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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13KB) ( 712 )

意向、要素、结构、功能与环境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技术人工物系统模型。技术人工物要成为艺术品，技术人工物系统模型还需要增加边界因素。边界与上述五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技术人工物作为艺术品的本体论模型。技术人工物的形式不能仅指外在边界或结构，而是其外在边界、结构、功能以及要素的整体显现。意向含有审美意识并指向了其他因素，使技术人工物具有“美”的形式成为可能。功能与美学的统一使技术人工物具有象征的美学意义。随着现代技术的日益精进，技术与艺术之间由分离重归融合;作为二者深度融合的产物，技术人工物成为艺术品，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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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螺旋理论的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研究

魏春艳，李兆友

2020, 22 (2): 9-1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02

摘要 ( 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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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73KB) ( 1340 )

产业共性技术是位于“新巴斯德象限”的一类特殊知识，其创新表现出主体的自反性、组织的集成性、过程的非线性等特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分为产业共性技术识别、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产业共性技术应用三个阶段。运用三螺旋理论解决识别阶段的“双重未知”、研发阶段的“竞合矛盾”、应用阶段的“知识产权冲突”，探讨不同创新阶段三螺旋中各个主体的协作规律及其各自功能发挥情况，构建创新过程的三螺旋动力机制，化解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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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重塑社会行为的发生逻辑

王仕民，黄诗迪

2020, 22 (2): 17-2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03

摘要 ( 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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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50KB) ( 785 )

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为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平台和理论上的系统支撑，并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铺陈了发展的快车道。随着作为信息传播路径的互联网技术覆盖并嵌入到人类的生产生活空间，人们进行生产生活实践之新场域的互联网空间被创设完成。与传统的生产生活空间相迥异，互联网技术视域下人们的认知图式、交际逻辑和生产模式被重新定义;同时，它对传统人际交往方式和人类伦理观念进行瓦解与重构，并于具有互联网技术之工具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人类行为再塑造中，构筑着网络空间中人际交往的新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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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家庭脱贫可持续性发展研究——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万里洋，吴和成

2020, 22 (2): 23-3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04

摘要 ( 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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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9KB) ( 747 )

城市贫困是全民小康社会实现的重大障碍，也是未来反贫体系的重点。通过构建预期贫困概率模型测量城市家庭贫困脆弱性，并优选Probit模型对家庭是否具有贫困脆弱性的决定机制进行了识别、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增长、医疗住房保障提升、社会服务普及、社区教育范畴深化具有显著抑贫效应;家庭孩子抚养、教育成本、心理和疾病风险是驱动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增加收入来源及医疗保险持有率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概率，而女性户主、婚姻、家庭教育均衡投入、物质资本优化、清洁能源使用则更利于强化家庭脱贫内生动力。基于此，分别从外源性保障和内源性“造血”层面对城市家庭脱贫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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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风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5640个家庭的实证分析

丁梦，冯宗宪

2020, 22 (2): 31-4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05

摘要 ( 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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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52KB) ( 687 )

利用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健康风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风险显著增加家庭医疗和居住支出，对交通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健康风险的增加及家庭退休人口比重的提高均显著降低家庭非食品消费支出，且这种影响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健康风险加大会明显降低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规模，但对高收入家庭总消费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刺激家庭消费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健康风险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从而有益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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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员工对顾客不当行为反应策略的探索性研究

刘汝萍，赵曼，范广伟

2020, 22 (2): 41-4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06

摘要 ( 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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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23KB) ( 953 )

以212个关键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关键事件法分析一线员工对顾客不当行为的反应策略及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一线员工对顾客不当行为的反应策略可主要分为六种类型:制止、沉默、解释、道歉、争吵和求助。当顾客不当行为作用对象为非一线员工(同属顾客、商品和环境)时，一线员工制止比沉默更能提升同属顾客对服务质量的评价、正向口碑传播和忠诚。当顾客不当行为作用对象为一线员工时，尽管一线员工解释发生频率最高，但一线员工道歉时同属顾客感知服务质量最高;一线员工求助时同属顾客正向口碑传播和忠诚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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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睡眠质量的关系——工作家庭增益、压力知觉的中介作用

李晶，张昱城，王丽君

2020, 22 (2): 50-5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07

摘要 ( 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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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12KB) ( 842 )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引入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两个中介变量，建立双中介对比模型，来探究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睡眠质量间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比了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两变量中介作用的强弱。以607对三个时间点收集的主管与下属的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通过员工的压力知觉进而影响其睡眠质量;压力知觉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睡眠质量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强于工作家庭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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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视角下政府工作人员使用学术成果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多层线性模型

张兴，卓越

2020, 22 (2): 58-6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08

摘要 ( 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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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4KB) ( 649 )

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脱节不仅涉及研究成果的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也与使用者自身的因素有关。循证主张谨慎地使用各种类型的证据进行管理和决策，为研究学术成果使用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以49个政府单位为组织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组织和个体层面影响政府工作人员使用学术成果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公共服务动机、循证能力以及组织规模、积极的组织环境对学术成果使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工作年限对学术成果使用存在负向效应;个体受教育程度和部门服务对象对学术成果使用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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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五化”协同发展的动态变化及提升路径研究

张景奇，刘伊婧，高佳

2020, 22 (2): 66-7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09

摘要 ( 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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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76KB) ( 732 )

在梳理“五化”协同内涵的基础上，从各“化”间的关联角度探究“五化”协同发展的机理，通过建立辽宁省“五化”协同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辽宁省“五化”综合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度函数测算“五化”耦合度，运用协同度模型测算“五化”协同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五化”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信息化发展指数最高，工业化发展指数最低;“五化”耦合度处于中高度耦合水平，相互间关系很强烈;“五化”协同度呈现缓慢增长趋势，前期发展较快，后期发展趋于缓慢。因此，辽宁省要以信息化为引领，带动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以信息化、绿色化为目标带动新型智慧城镇化建设，实现辽宁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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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采购领域中的腐败犯罪风险与消减思路——以“长春长生生物毒疫苗”事件为切入点

刘圃君，曹富国

2020, 22 (2): 74-8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10

摘要 ( 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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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3KB) ( 795 )

现阶段，我国公共采购领域中腐败犯罪的惩防困境主要表现为前端防范机制缺位与后端刑事制裁不足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国外公共采购领域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资格取消机制，在我国呈现出长期缺位的状态，失信黑名单制度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难以全面取代资格取消机制的功能和价值;就后者而言，在“重受贿轻行贿”的惯性思维影响下，刑事打击重心偏移，行贿犯罪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国公共采购领域中腐败犯罪的惩防机制有待更新。实现资格取消机制的中国化构建，应当秉承“治病救人”的基本理念，围绕适用条件、适用期限与解除路径思考资格取消机制的体系化通路;转变刑事司法固有思维，坚持并贯彻“惩办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并重”的刑事政策，强化后端刑事制裁力度，与前端防范机制共同作用，从而实现消减公共采购领域腐败犯罪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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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担保物权存续期限的制度构造——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第419条

杨秋宇

2020, 22 (2): 83-9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11

摘要 ( 8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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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83KB) ( 872 )

担保物权存续期限是我国《担保法》遗留的一个法律漏洞。虽然《担保法司法解释》和《物权法》都试图填补此漏洞，但由于担保物权在经过特定期间后是否消灭仍不明确，司法实践和学说长期难以统一。《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两次审议稿和《民法典(草案)》审议稿继承《物权法》第202条对抵押权存续期限规定的做法不可取。担保物权是定限物权和有期限物权，基于促进担保物流通的法政策考量，担保物权应当有存续期限。尽管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限与被担保债权的诉讼时效没有法理上的因果关系，但二者在规范构造上有相当的牵连关系。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应在完善《物权法》抵押权存续期限规定的基础上，将之提至担保物权总则部分并与担保物权的法定消灭事由规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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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倍工资争议的社会法证成——弱者意志自由的法律补强

宋歌

2020, 22 (2): 91-9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12

摘要 ( 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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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68KB) ( 890 )

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纠纷争议较大的是二倍工资的界定及仲裁时效从何时起算。实务界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倍工资是拖欠的劳动报酬，时效从劳动合同终止时起算;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是惩罚性赔偿，时效从劳动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犯时起算。两种分析路径均陷入了思维误区，而应从劳动法的社会法属性分析。劳资地位不平等时，劳动者的意志自由受限，限制其在在职期间向雇主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调解仲裁法因此才例外允许劳动报酬争议时效从劳动合同终止时起算。从整体性上理解，这是对弱者意志自由受限的法律补强，处理二倍工资纠纷亦应考虑这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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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好生活观

于春玲，曾孟

2020, 22 (2): 98-104.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13

摘要 ( 6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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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67KB) ( 1091 )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具有丰富生活哲学意蕴的著作中，马克思对人类美好生活进行了初步探索与构建。马克思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构建了包括“以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实现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和解，精神生活多样化且不断被满足”条件在内的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揭示了美好生活的现实制约因素即资本统治下“劳动幸福”的丧失、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对抗、私有财产制约下人的片面发展，指明了美好生活的实现途径即摆脱资本束缚、扬弃异化劳动、建立真正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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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三重内涵及新时代启示

蔺奥，符豪

2020, 22 (2): 105-11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14

摘要 ( 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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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66KB) ( 938 )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生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历程中形成了关于权威的科学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打破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权威桎梏，深入探寻了立足于无产阶级自身、致力于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科学权威，最终以党的权威、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的三重内涵构建科学权威思想，为无产阶级运动和人类解放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继承中不断开拓创新，将经典理论赋予时代意义，坚持和维护党的权威领导，以政治权威引领改革方向，遵循权威的人民属性，在科学权威思想的启迪下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扎实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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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态化研究及生态语言学的两个转向

赵常友，刘承宇

2020, 22 (2): 112-11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15

摘要 ( 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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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语言学肇始于语言的生态化研究，即将语言与其使用环境的关系比喻为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对它们之间关系的二元分析;继而经历了话语转向，即对人类、非人类生物体、语言与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态话语分析，开启生态语言学多元化发展的历程;进而是认知转向，即通过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培养和提高生态意识，触发生态行为，促进生态实践，构建和谐统一的研究框架，最终达成“知行合一”的终极目标。基于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可以从六个方面展望其未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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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爱略特作品的音乐叙事情节与“秩序”

李涛

2020, 22 (2): 120-12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2.016

摘要 (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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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爱略特的作品以音乐文化进行思想整合，音乐叙事情节因此实现了“执法”的效用。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麦琪不遵守音乐法则呼应着她对社会法则的轻视，在她身上音乐体现了惩罚功能。在《米蒂尔马奇》中，多萝西娅情愿通过“牺牲精神”来实现社会改革的理想愿景，小说的音乐叙事情节因此实现了褒奖功能。在《丹尼尔·德隆达》中，通过对音乐的理解，葛温德琳已开始了对维多利亚时代虚浮与颓靡世风的抗争，并开始探寻新的途径来获得满足感，而不是靠感觉自己是“优越的”。音乐是爱略特作品的灵魂，代表了对“秩序”的维护，彰显了爱略特的道德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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