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医生制度的政策变迁与启示——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3.010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2, Vol. 24 ›› Issue (3): 78-86.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3.010

中国家庭医生制度的政策变迁与启示——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

高鹏，杨翠迎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修回日期:2021-01-31 接受日期:2021-01-31 发布日期:2022-06-03
通讯作者: 高鹏
作者简介:高鹏(1988-)，男，甘肃兰州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研究;杨翠迎(1967-)，女，陕西西安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研究。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20&ZD114);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CXJJ-2020-324);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博士生研究资助项目(QCDC-2020-04)

Policy Change and Enlightenment of Family Doctor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GAO Peng， YANG Cuiying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Revised:2021-01-31 Accepted:2021-01-31 Published:2022-06-03
Contact: -
About author:-
Supported by:
-

摘要/Abstract

摘要： 借助倡议联盟框架理论对家庭医生制度从形成初期至今的政策文本进行了梳理，并结合政策子系统内的联盟构成、信念体系、政策学习及政策论坛等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家庭医生制度在建立和发展中涉及多个主体，而政策的变迁引发了不同的信仰体系与倡议联盟的对立，阻碍家庭医生作用的发挥，而随着政策的进一步变迁，矛盾的逐步加剧诱发了“签而不约”的现象。家庭医生制度应当建立家庭医生与患者的“契约式”信任关系，明确家庭医生与患者的利益诉求，协同各部门实现良性互动并完善制度性衔接，重视政策学习与政策论坛的作用，从而实现家庭医生制度设计与目标实现的动态结合，切实提高家庭医生制度的效果，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家庭医生; 政策变迁; 签约服务; 医养结合

Abstract: The policy texts of the family doctor system are analyzed from the initial stage to the present with the help of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nd an in-depth study is made on the coalition composition， belief system，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forum in the policy sub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doctor system involves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 policy change leads to the opposition between different belief systems and advocacy coalition， which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le of family doctors. With the further policy change， the gradual intensification of contradictions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signing but not agreeing”. Thu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family doctor system should establish a “contractual” tr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doctors and patients， clarify the interests of family doctors and patients， cooperate with various departments to achieve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improve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 and emphasize the role of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forum so as to make the dynamic combination of family doctor system design and objective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family doctor system，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reforms.

Key words: family doctor; policy change;contracted services;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中图分类号:

D035

高鹏，杨翠迎. 中国家庭医生制度的政策变迁与启示——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3): 78-86.

GAO Peng， YANG Cuiying. Policy Change and Enlightenment of Family Doctor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J].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2022, 24(3): 78-86.

参考文献

[1]田华文，魏淑艳. 政策论坛: 未来我国政策变迁的重要动力——基于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变迁的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12(1):24-33.
[2]范永茂. “异地高考”: 倡议联盟框架视角下的政策变迁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5):94-101.
[3]保罗·A.萨巴蒂尔. 政策过程理论［M］. 彭宗超，钟开斌，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4.
[4]萨巴蒂尔，詹金斯-史密斯. 政策变迁与学习: 一种倡议联盟途径［M］. 邓征，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赵春文，李子鑫，柳松艺，等. 基于霍恩-米特模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障碍因素分析［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0，37(12):884-887.
[6]景日泽，方海. 中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激励机制对医生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21，24(4):387-391.
[7]Elliott C，Schlaepfer R.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pplication to the Policy Proces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in Sweden［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1，8(4):642-661.
[8]李金龙，乔建伟. 改革开放以来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变迁及其启示——以倡议联盟框架为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2):80-86.
[9]田华文，魏淑艳. 作为治理工具的政策网络——一个分析框架［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7(5):502-507.
[10]Sabatier P A. Policy Change Over a Decade or More［M］. 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93.
[11]Sabatier P，Jenkins-Smith H.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n Assesment［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99，19(2):175-203.
[12]Weible C M，Sabatier P A，Mcqueen K. Themes and Variations: Taking Stock of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9，37(1):121-140.
[13]朱春奎，严敏，曲洁. 倡议联盟框架理论研究进展与展望［J］.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2012(1):186-215.
[14]鲁於，吴忠. 家庭医生制度实施效应评估——基于上海市8区21街道的实地调研［J］. 科学决策， 2015(11):18-34.
[15]芦炜，张宜民，梁鸿，等.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医保支付联动改革的理论基础及政策价值分析［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6，9(8):3-9.
[16]马晴，王高玲. 家庭医生制度思考与对策探讨——以上海和厦门为例［J］. 医学争鸣， 2019，10(3):72-75.
[17]巫蓉，朱亚，陈家应，等.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下社区居民就医选择的相关因素研究［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9(4):286-290.(上接第77页)
[14]郭圣莉. 加入核心团队: 社区选举的合意机制及其运作基础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2010，3(1):81-105.
[15]包涵川. “模范式行动”: 理解中国应对重大灾害的分析视角［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1，10(5):105-114.
[16]张欢. 整合型精英结构及其基层治理的有效性［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9(4):78-86.
[17]孙萍，张春敏. 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41(11):205-211.
[18]贾海薇，刘志明，刘辉. 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结构模型与操作策略［J］. 治理研究， 2020，36(6):54-65.
[19]吴晓林. 党如何链接社会: 城市社区党建的主体补位与社会建构［J］. 学术月刊， 2020，52(5):72-86.
[20]乔纳森·H.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张茂元，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395.
[21]Garfinkel 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M］.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Hall， 1967.
[22]郑震. 论日常生活［J］. 社会学研究， 2013，28(1):65-88.
[23]吴飞. 浮生取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4]翟学伟. 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J］. 社会， 2009，29(1):109-121.
[25]刘建军. 论中国社区精神［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7(1):22-42.
[26]理查德·博克斯. 公民治理: 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 孙柏瑛，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7]Rontraub M S，Harlow K S. Public/Private Relations and Service Delivery: the Co-production of Personal Safety［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1983，11(3):445.
[28]罗伯特·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 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 刘波，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9]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感［M］. 蒋梓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30]毛一敬. 重建社会交往: 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组织化实践路径［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3(5):73-80.［31］格里·斯托克. 新地方主义、参与及网络化社区治理［J］. 游祥斌，译.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6(3):92-95.［32］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33］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34］亨利·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M］. 叶齐茂，倪晓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35］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13.

中国家庭医生制度的政策变迁与启示——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

Policy Change and Enlightenment of Family Doctor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RichHTML

PDF (PC)

可视化

摘要/Abstract

引用本文

使用本文

参考文献

相关文章 15

编辑推荐

Metrics

本文评价

[1]	姜怀智，蔡小慎. 马克思主义责任观视域下社区共治实践逻辑与创新路径探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3): 87-93.
[2]	胡春艳，王晟，周付军. PPP责任实现问题研究——以城市垃圾焚烧项目为例[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2): 64-72.
[3]	张平，刘伟民. 公共服务动机如何影响工作绩效:促进还是干扰?——来自元分析的证据[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4): 47-56.
[4]	郭禹辰，戴淑媛. 政策网络视角下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基于上海市A街道微更新的实证研究[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4): 57-65.
[5]	荣震，柏维春. 体制变迁视角下我国腐败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战略取向[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4): 66-72.
[6]	高登晖，魏淑艳. 环保督察背景下我国省级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结构要素与作用机理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4): 73-81.
[7]	王法硕，丁海恩. 官方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制度自信?——爱国主义的中介作用与政治知识的调节作用[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3): 47-55.
[8]	李月，曹海军. 数据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跨域协作数据治理及其运行逻辑[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3): 56-63.
[9]	王颖，王梦. 间断均衡理论视域下我国环保政策变迁研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文本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3): 64-72.
[10]	王刚，徐雅倩. 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一个利益与信息的双维审视——来自L市的实证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1): 73-80.
[11]	李姚姚，彭宗超. 场域变迁视角下的地方治理创新研究——基于H区预算听证创新的案例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6): 591-598.
[12]	陈通，夏红梅，侯光辉. 合作平台、控制权共享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以嘉兴市“文化有约”为例[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6): 599-606.
[13]	韩啸，吴金鹏.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扩散的多重逻辑——面向中国省份的事件史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5): 489-496.
[14]	司晓悦，赵霞霞. 国内整体性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2008—2018年CSSCI及核心期刊来源的文献计量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4): 367-373.
[15]	孙宗锋，赵文博，李进涛. 接触对警察绩效评价的影响:腐败感知的中介效应[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4): 373-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