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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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经验转向——一种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视角

姚禹

2020, 22 (1): 1-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01

摘要 ( 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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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3KB) ( 742 )

荷兰技术哲学家克罗斯和梅耶斯首先提出了作为一种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经验转向。阿赫特豪斯和布瑞则把经验转向拓展为一种技术哲学史观，构建了一种从经典技术哲学到两次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经验转向起于对所谓经典技术哲学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海格德尔开创的“哲学-现象学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因此，经验转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在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视角下，经验转向正是现代技术对技术哲学本身的解蔽，是技术哲学的完成与命运。面对这种命运，我们应该对技术哲学保持虚怀敞开的态度，复兴其他的技术哲学传统，从而为新的可能性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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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杀熟”背后的伦理审思、治理与启示

李飞翔

2020, 22 (1): 7-1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02

摘要 ( 1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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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0KB) ( 3013 )

大数据技术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亦带来了“杀熟”的问题，不仅侵犯了用户的合法权益，还进一步影响着人们对技术的信任程度。技术发展的不成熟、过分逐利的资本诉求、“不在场”的伦理规范、监管的复杂与不到位及用户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疏忽与艰难等共同导致了如此恶果。据此，可以试着从数据自身、互联网平台以及用户三个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大数据杀熟”背后所蕴含的伦理反思:主要涉及到数据的拥有与分配、算法所应遵循的伦理规则、责任主体的合理界定、相关平台的信任机制之维护以及用户自身“数据权”意识的觉醒等重要议题。唯其如此，整个社会方有可能在数据的运用与约束方面朝着“科技向善”的理念持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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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性问题与康吉莱姆的生物哲学启示

王萍

2020, 22 (1): 16-2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03

摘要 ( 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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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4KB) ( 720 )

基于当今生物个体性研究的基本共识和突出进展，多元主义视角在情景化、文本依赖和跨学科化等方面展现出必要的理论优势，但是面对共生与免疫研究所带来的新挑战，诸多深入问题亟待开发新的理解维度。沿着康吉莱姆的生物哲学及其理解个体性的思想脉络，就生物个体的价值论、实体标准与规范和生命概念等问题，其研究提出将意义引入到个体与环境的价值化关系中，坚持在整体和关系中把握个体的本体论地位，回溯并更新了生命与认识之间的古老亲缘性，为理解个体性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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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特质性波动视角下我国是否应放开回转交易制度?——基于A/B股分行业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李竹薇，付媛，颜胜男

2020, 22 (1): 22-3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04

摘要 ( 3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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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4KB) ( 628 )

选取我国A/B股总体和分行业的两阶段日数据作为准自然实验的样本数据，采用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和DMYZ模型衡量股价特质性波动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回转交易制度变更对股价特质性波动的影响作用，探求我国是否应全面放开回转交易制度。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在T+0回转交易制度下A股的股价特质性波动明显小于B股，但在T+1回转交易制度下A股和B股特质性波动相差不大;T+0回转交易制度提高了股价特质性波动，而T+1回转交易制度降低了股价特质性波动;分行业研究发现，除交通、信息、租赁行业不敏感之外，其余行业对不同回转交易制度的反应与总体一致。因此，出于稳定市场考虑，不建议我国现阶段全面开放回转交易制度，但可以A股市场的蓝筹股为试点，在股市整体进一步成熟稳定后再考虑逐步放开回转交易使其与国际制度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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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构建及应用——兼评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瑞，郭涛

2020, 22 (1): 31-3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05

摘要 ( 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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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241KB) ( 1005 )

在深刻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将高质量发展指数应用于东北经济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发展指数能够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得出东北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结论。其中，辽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的作用;吉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与共享发展的作用;黑龙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于绿色发展与共享发展的作用。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开放发展不足。因此未来东北经济全方位振兴的重点是扩大开放发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是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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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精准扶贫中企业、贫困户和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林艳丽，杨童舒

2020, 22 (1): 40-48.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06

摘要 ( 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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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0KB) ( 756 )

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涉及企业、贫困户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扶贫模式，因而，为提高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实现可持续减贫目标，关键是要求企业、贫困户和地方政府三方之间协同合作，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将企业、贫困户和地方政府作为利益相关的整体统一于一个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产业扶贫中“企业-贫困户-地方政府”三方的演化博弈模型，着重分析在产业扶贫中多元主体的行为选择是如何进行演化博弈以及影响多元主体行为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哪些，以期找到实现可持续减贫的长期演化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三方的行为策略是相互影响的，即企业的策略选择会受自身因素及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贫困户的策略选择主要受自身因素及企业和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而政府的策略选择与企业和贫困户的策略选择无关，仅受自身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演化博弈中三方可以达到“企业积极扶贫、贫困户主动参与、政府监督”的理想模式，以实现可持续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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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型网络众筹中关系亲疏对捐赠金额的影响研究

张莹，周延风，高银彬

2020, 22 (1): 49-5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07

摘要 ( 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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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32KB) ( 861 )

捐赠型网络众筹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熟人慈善，但捐赠人同受助人的关系在捐赠型网络众筹中仍具有重要作用。聚焦捐赠型网络众筹情境，通过实验法，探究捐赠人与受助人关系亲疏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捐赠型网络众筹平台中捐赠人与受助人的关系亲疏对捐赠金额存在两条影响路径，即当捐赠人与受助人处在疏远型关系时，捐赠人会通过自我提升动机进行捐赠;当捐赠人与受助人处在亲近型关系时，捐赠人会通过利他动机进行捐赠，并且与疏远关系相比，捐赠金额更高。捐赠人的道德认同和劝募人人际吸引力会调节捐赠人与受助人关系类型与捐赠金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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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嵌入到整合:商务楼宇党建新发展——基于上海市H镇的实证分析

周俊，徐久娟

2020, 22 (1): 58-64.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08

摘要 ( 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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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09KB) ( 730 )

随着楼宇社区的形成，以“两个嵌入”为主要内容的“嵌入式”楼宇党建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向“整合型”楼宇党建转型。近年来，上海市H镇在楼宇党建中进行了“四个整合”:通过网格化进行功能整合，依托共商共建机制进行主体整合，以项目为载体实现资源整合，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平台整合。在此基础上，H镇形成了以党组织发挥“元治理”功能、“一核多元”的主体体系、多种治理机制和技术平台为主要内容的“整合型”楼宇党建的基本制度框架。“整合型”楼宇党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快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楼宇党建的整体规划和对楼宇社区自治力量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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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委员会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研究——以公职人员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为分析视角

吕永祥，王立峰

2020, 22 (1): 65-7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09

摘要 ( 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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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55KB) ( 543 )

目前学术界对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的一般性研究有公共权力、年龄和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三种分析视角，将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作为监察委员会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的分析视角兼具比较优势和可拓展空间。以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为依据对公职人员进行精细分类，结合落马官员忏悔录对各类公职人员的差异化腐败动机进行精准剖析可见:基于畸形的消费观产生的享乐心理、基于扭曲的权力观产生的投机心理、基于对个人成败的防御性归因产生的补偿心理和基于对职业声誉与腐败成本的粗浅认识产生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心理依次构成处于职业生涯建立期、发展期、维持期和退出期的公职人员的主要腐败动机。鉴于此，监察委员会对处于不同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的公职人员进行精确施教时，应当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分别加强消费观教育、权力观教育、个人成败归因教育以及职业声誉与腐败成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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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一个利益与信息的双维审视——来自L市的实证分析

王刚，徐雅倩

2020, 22 (1): 73-8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10

摘要 ( 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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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64KB) ( 1673 )

当前学界对公众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解释主要落脚于风险本身、行动者主体以及中介载体三个视角，而对利益和信息作用机理的关注有所不足。为此，通过L市实地调研和网络调研所得的791个数据，分析了利益关涉和信息饱和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表明:公众与风险项目的利益关涉不利于风险感知的降低，负面利益关涉的强化会加大公众风险感知;而较为饱和的信息则能够抑制公众的风险感知。进一步考察发现:正面利益会一定程度上消解负面利益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强化，而与风险相关的知识以及工作背景与风险的相关程度均显著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因此，降低公众风险感知的长效机制在于减少风险项目与公众利益的关涉程度，并多途径提高公众的信息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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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权型惩罚性赔偿责任特殊构成要件的引入与适用——以“避责可能性”理论为视角

陈德敏，郭海蓝

2020, 22 (1): 81-8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11

摘要 ( 5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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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1KB) ( 665 )

美国学者波林斯基和谢威尔在传统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框架外，初步建构了以“避责可能性”概率为特殊构成要件的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模型。我国以传统“四要件说”为中心的侵权责任一般构成要件对致害人“避责可能性”鲜有甄别，导致侵权型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司法适用面临泛化风险，并缺乏客观统一、科学合理且具备可操作性的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以《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为例分析实现侵权型惩罚性赔偿责任特殊构成要件本土化的可行进路，包括以“外部识别——内部识别”型进阶审查为工具的特殊构成要件识别路径、以威慑效果考量为前提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核算以及以个案致害人“避责可能性”确定为核心的概率判定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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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刑事责任主体否定论的法理与哲理证成——兼论“人”是什么

冯文杰，李永升

2020, 22 (1): 90-98.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12

摘要 ( 3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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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50KB) ( 672 )

AI刑事责任主体肯定论隐藏着将问题缥缈化、对策简单化及法理忽视化的问题之虞。当前的AI刑事责任主体否定论存在忽视肯定论的具体语境问题而稍显批判力不足之虞，应对其进行法理与哲理证成。弱AI产品与强AI产品都不应是刑事责任主体，而是人类可控制的依靠电能存续的AI机械产品，应被作为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工具。人是万物的尺度，肯定论不当坚持了一种机械式“人”论。刑事法适用的核心部分和刑事归责的基本原理不会因AI技术的出现发生根本变化。对AI技术发展的风险，不仅需依靠算法的顶层设计，且需将法治管理嵌入AI发展的每个环节，以防止造成消极后果。法律人须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保持适度克制、不能误将情感或联想等同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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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哲学探微——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

沈广明

2020, 22 (1): 99-10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13

摘要 ( 8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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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13KB) ( 1694 )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指导理论。生命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特定进程所必然出现的生态文明形态，是从货币共同体发展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然结果。自由是生命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由状态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和谐共生是生命共同体的伦理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承担生态修复、自然保护及环境建设的伦理责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思想已贯彻落实到具体政策措施中，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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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中的理论形态与误读范式

金德楠

2020, 22 (1): 106-11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14

摘要 ( 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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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1KB) ( 663 )

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肯定人作为道德主体具有的能动性与实践性特质，明确了生产劳动与物质利益对道德的支配性作用，完成了对意识形态化的“道德论说”的理论批判，为道德建构主义预留了理论空间。同时，它描述了一套以现实的人为建构主体、以道德生产和道德建设为建构程序、以“真正人的道德”为建构目标的严整体系，展现出道德建构主义的鲜明底色。由于对建构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中的理论形态的误解误读，出现了单纯强调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的道德解构效用、无视其道德建构意义，抑或反之的现象，助涨了“伦理社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恩格斯反道德主义”思潮，使之成为了人们科学认知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的两大理论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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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化时代的翻译伦理研究:挑战与拓展

李晗佶，陈海庆

2020, 22 (1): 112-11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15

摘要 ( 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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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82KB) ( 1301 )

作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翻译伦理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当前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应用层面的研究却存在着可操作性不强、规约主体单一和缺乏对技术观照等局限。面对技术化时代对传统翻译伦理在规约主体、规约标准和规约场景等方面所造成的挑战，有必要从翻译技术研发、使用和教育的不同阶段出发，对技术人员、“译者”群体以及教育工作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从而拓展翻译伦理的研究范畴，同时促进翻译技术的和谐、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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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者”约翰:言说主体还是沉默他者?——赫斯顿《约拿的葫芦蔓》身体现象学解读

李蕊

2020, 22 (1): 120-12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1.016

摘要 ( 5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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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15KB) ( 753 )

赫斯顿的小说《约拿的葫芦蔓》塑造了具有出色口语表达能力的黑人男性形象。黑人男性凭借言说这一身体动作传承了非裔传统口述文化的精髓，并努力争取主体性的建构。然而，在黑人男性通过言说的身体进行自我赋权的过程中，也对黑人女性进行了贬抑与规训，并参与了黑人共同体内部复杂的话语协商。与此同时，黑人男性在面对白人时的沉默又使他的身体丧失了言说的权利。在赫斯顿看来，言说的身体，对于黑人男性而言，是一把双刃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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