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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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视野中的早期技术哲学

朱春艳，潘宝君

2020, 22 (3): 1-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01

摘要 ( 5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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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1KB) ( 1263 )

技术哲学诞生于人道主义彰显的时代，卡尔·米切姆将早期的技术哲学划分为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这两种传统的技术哲学从各自的角度展现了其人道主义的本质。工程的技术哲学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出发来探讨技术的本质，另一方面认为技术有助于人类践行人道主义，但这里的“技术”是抽象的、大写的、一般的，缺乏对具体的、经验的、个别的技术的分析;人文的技术哲学基于人道主义的态度对技术采取一种批判的、否定的态度，认为现实中的技术是不人道的，需要代之以一种崭新的、人道的“技术”，但这种“技术”充满空想，不切实际。正是基于早期技术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质及其存在的问题，技术哲学在其随后的发展中发生了经验与伦理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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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技术情境及其对工匠创造力的影响

张慧，王以梁

2020, 22 (3): 8-1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02

摘要 ( 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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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5KB) ( 894 )

工匠创造力体现在工匠的创造活动之中，表达了一种求新求异的工匠精神，技术情境影响到工匠精神，并由此影响了工匠创造力。以情境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借鉴创造力的4Ps理论，探讨了技术情境对工匠创造主体、创造过程和创造产品特征的影响。即技术情境塑造工匠创造主体的技艺特征，技术情境影响工匠创造过程的具体方式和路径，技术情境影响工匠创造产品品质。基于技术情境视角对工匠创造力进行研究，对技术创造力以及工匠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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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体“有意不为”的伦理意蕴

王淑庆

2020, 22 (3): 14-2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03

摘要 ( 4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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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6KB) ( 791 )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们期待人工智能体具有明辨道德是非的部分能力，特别是要求人工智能体能够主动地不做违背道德的行动。基于道德能动性的功能主义，说明人工道德主体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与人类有意不做某事类似，人工智能体在有意抑制或忽略做某事的时候，也应该出于道德理由考量。由此，人工智能体在“有意不为”上应当具备两种道德特性，即对可能伤害的强敏感性和对道德决策的弱自主性。最后，从控制论的角度设想如何将这两种特性嵌入到人工智能体中去，并论证对于自主人工智能体的伦理控制来说，“有意忽略”是更为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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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融资结构动态调整——基于辽宁省的实证研究

李雪欣，张楠，夏天

2020, 22 (3): 21-2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04

摘要 ( 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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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03KB) ( 797 )

构建经典融资结构调整模型和改进融资结构调整模型，基于辽宁省上市公司2006-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验证了财政政策对融资结构动态优化机制，同时分析了融资结构的调整速度与调整形态。研究结果表明:中央财政政策、地方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对融资结构动态优化机制不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融资结构动态优化存在交互作用;相对于单一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对融资结构动态优化效果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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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弹性、工作重塑对创造力和创意实施行为的作用机制——基于服务业情境研究

杨勇，刘子琪，曹井柱

2020, 22 (3): 29-3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05

摘要 ( 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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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63KB) ( 1154 )

在服务过程中，员工临时产生的“金点子”服务行为对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至关重要。该类行为包括创造力和创意实施行为。从意义建构和心理资源双重视角，通过对300名服务员工的调研数据，运用SPSS 17.0和AMOS 20.0统计工具，探讨工作重塑、心理弹性对创造力与创意实施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工作重塑显著正向影响服务导向;心理弹性显著正向影响服务导向;服务导向显著正向影响创造力;服务导向显著正向影响创意实施行为;服务导向分别在工作重塑与创造力、创意实施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服务导向分别在心理弹性与创造力、创意实施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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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网络效应对第三方科技评价机构平台竞争策略的影响研究

周岩，赵希男，孙晨曦

2020, 22 (3): 38-4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06

摘要 ( 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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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56KB) ( 817 )

第三方科技评价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推进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基于第三方科技评价完全覆盖和部分覆盖的两种情况，研究了评价委托方与被评价方之间的间接网络效应和直接网络效应，以及评价委托方的品牌偏好，对第三方科技评价机构价格竞争和品牌竞争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间接网络效应系数增加或直接网络效应系数下降，将会导致第三方科技评价机构的品牌成本上升;评价委托方的品牌偏好占比不仅影响第三方科技评价的覆盖情况，而且对双重网络效应与第三方科技评价机构评价费用和利润水平的影响机制产生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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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制度自信?——爱国主义的中介作用与政治知识的调节作用

王法硕，丁海恩

2020, 22 (3): 47-5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07

摘要 ( 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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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70KB) ( 953 )

大众传媒会深刻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倾向，官方媒体对于形成民众制度自信的作用在以往研究中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官方媒体使用对制度自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方媒体使用对制度自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爱国主义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政治知识不仅调节了官方媒体使用对爱国主义和制度自信的正向影响，而且会调节爱国主义在官方媒体使用与制度自信之间的中介作用。在揭示民众形成制度自信的内在心理机制基础上，对更好发挥官方媒体的政治传播作用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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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跨域协作数据治理及其运行逻辑

李月，曹海军

2020, 22 (3): 56-6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08

摘要 ( 4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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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66KB) ( 1016 )

数字政府时代，高效的数据治理是实现政府跨域协作、解决复杂棘手问题的重要工具。以数据生命周期理论为视角分析发现，在政府跨域协作场景下，数据需求的满足过程与主体内部数据生命周期之间产生矛盾，使数据规划阶段的前置治理失效，数据采集与处理成本增加，最终导致数据利用阶段的供给迟滞。为确保跨域协作中数据的自由流动、全局一致以及安全可靠，应突破个体层次的数据生命周期模型，转向面向协作整体的跨域协作数据生命周期治理逻辑，通过数据规划、数据汇聚、数据联通、数据利用以及数据增值五个阶段，完成数据价值的实现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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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均衡理论视域下我国环保政策变迁研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文本分析

王颖，王梦

2020, 22 (3): 64-7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09

摘要 ( 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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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40KB) ( 1122 )

基于间断均衡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借助质性分析软件QSR NVivo 12，探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环保政策的变迁规律，继而揭示其变迁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环保政策变迁历经了三个政策均衡期与两个政策间断期，并呈现出预防性应对的未来趋势，体现了长期稳定与偶然突变的间断均衡规律。顶层主体注意力、社会公众反馈及内容要素突破性创新作为环保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是结合中国政策实践对西方间断均衡理论制度性要素的合理修正，修正后的模型能够有效解释我国政策变迁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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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的司法认定——基于48份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

丁磊

2020, 22 (3): 73-8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10

摘要 ( 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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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33KB) ( 1350 )

确定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是构建医疗知情同意权制度的基础。经实证分析，法院确定主体范围时，没有区别亲属、家属、近亲属概念;考察主体同意能力时，以行为能力制度代替意思能力审查，未区分不宜与不能;裁判主体顺位时，基本否定患者在意定代理下保有同意权，不认可近亲属行使决策权有顺位。针对实务中的认识偏差，应使用近亲属概念并扩充至丧偶儿媳、女婿，确立意思能力作为是否具有医疗同意权的判断标准，细化不能告知的考察因素及不宜告知的基本情形，明确他人代为医疗决定的原则是患者最佳利益，从关系亲疏、财产依附程度及决策能力高低角度规定近亲属顺位，废止负责人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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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家事类商事纠纷之审判理路—— 一个“家庭主义”的分析框架

薛前强

2020, 22 (3): 83-9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11

摘要 (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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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13KB) ( 798 )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之判决无视案件发生的具体家庭情境，割裂了家事法的共同调整，其判决结果可能符合公司法法理却有悖家事法之情理，导致凯莱公司处于判而不散的反常识尴尬现状，减弱了本案的指导作用。这表明，家事类商事纠纷本身附着民事与商事的混合属性，当下审判理路并没有提供一个完备的解释路径，简单机械地将家事法与商事法割裂开来，忽视了家庭关系与商事纠纷之相关性，是一种应被诟病的法律形式主义之举。不论是从家事类商事纠纷自身特质还是公司法、公司的家事基因来看，“家庭主义”是无法忽视且也不应忽视的考量因素。为此，对于家事类商事纠纷，需复建家庭主义为核心的分析框架，解决策略上优先适用家庭内部规约和调解程序，同时注重对以女性为代表的家事弱势群体商事权利的保护，避免公司成为家庭成员变相压制的另一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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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无因解任的体系评析和制度完善——兼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三条

袁坚

2020, 22 (3): 92-9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12

摘要 ( 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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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07KB) ( 1076 )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于董事解任制度的规定非常模糊，尤其是对于董事在任期届满前是否可以由股东(大)会无因解任没有明确规定，与当前国际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存在差异，也给商事实践和司法裁判带来一系列挑战。《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三条首次明确了董事的无因解任规则，旨在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但是该规定比较简单，体系化程度不够，尤其考虑到我国当前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参与股东大会投票不积极等实际情况，需要进一步出台相关配套规则，包括决议程序、司法判决解任等，避免董事无因解任制度成为大股东或实际控制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工具，防止出现实践中“规则执行走样”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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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演进

秦书生，王曦晨

2020, 22 (3): 100-10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13

摘要 ( 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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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3KB) ( 996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进程经历了初步形成阶段、深化发展阶段和丰富完善阶段。在初步形成阶段，党中央提出了环境保护法治化和加强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的思想。在深化发展阶段，党中央对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刻，对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的认识渐趋全面。在丰富完善阶段，党中央提出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思想，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顶层设计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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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霍耐特和芬伯格对卢卡奇物化观的新发展

刘光斌，罗婷

2020, 22 (3): 107-11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14

摘要 (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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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0KB) ( 882 )

卢卡奇因采用物化理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而享有盛誉，随着社会变迁，物化概念一度不再受重视。直到霍耐特在当代重提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并进一步解释为承认的遗忘，物化作为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重新引起重视。芬伯格评估了霍耐特对物化理论的贡献，并把物化与技术批判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霍耐特、芬伯格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内重提卢卡奇的物化主题，既推进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当代研究，又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内突出了物化研究的地位，也有利于人们反思当代社会中的物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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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滥觞:“区域主义者”和“重农派”的冲突与互动

张燕楠，李云竹

2020, 22 (3): 114-12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15

摘要 ( 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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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6KB) ( 1535 )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主要由“区域主义者”和“重农派”等知识分子推动。他们为了改变美国南方在内战后经济文化全方位衰退的现状，试图通过文学艺术重塑美国南方新形象，进而完成文化身份的重构。在此过程中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视域出发，对南方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区域主义者”放眼于未来，而“重农派”则着眼于过去。这两种视域使美国南方文艺复兴呈现出激进与保守共存的复杂交错的文化景观，也使南方文艺复兴在美国思想史的发展中显得格外重要。在当代语境下将二者比照解析，有利于理清20世纪30年代美国思想界所具有的未来与传统的双向异动、激进与保守矛盾并存这一复杂内涵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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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德勒兹哲学视域下《白鲸》后现代伦理叙事研究

陈丽琳

2020, 22 (3): 121-12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3.016

摘要 ( 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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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哲学为理解《白鲸》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开辟了一条后现代伦理学的阐释路径。在德勒兹内在性伦理思想视域下，白鲸作为结构的他人规定着所有人物的对象性存在，亚哈与白鲸之间则呈现出生成—动物的二元共生关系。表面上《白鲸》在思想和内容层面存在深刻的断裂，其实这两个层面是协调一致的。结构的他人和生成—动物两个概念让亚哈和白鲸从超越性中解放出来进入现实的经验世界，同时恢复了被边缘化的水手们的差异性存在，《白鲸》的复仇叙事因此得以成为一个群体心理学案例。结构的他人、生成—动物和群体心理构成《白鲸》内在性伦理叙事的三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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