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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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恐惧的中国文化心理分析

王斌，孔燕

2020, 22 (4): 1-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01

摘要 ( 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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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94KB) ( 1214 )

技术恐惧作为技术与人关系的心理行为反应，随着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而演绎成一种社会文化存在。基于中国传统的敬畏和谦卑等文化心理基础，朴素的技术恐惧思想得以形成。近现代以来的技术恐惧不仅是对技术自身负面作用的直接反应，更有先进技术对技术后进国家带来的屈辱、压迫、威胁而引起的技术恐惧泛化，形成了自卑与自负交互作用的技术恐惧文化心理独特性。文化自信极大激发了技术发展的心理动力，并摆脱了文化自卑心理与文化自负心理的两极化波动，也更好地整合了传统文化中的敬畏与谦卑等积极要素，推动了技术恐惧进入文化心理整合新阶段，同时给新时代中国科技发展带来积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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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与残疾人尊严的保障和提升

车辕

2020, 22 (4): 7-1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02

摘要 ( 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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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20KB) ( 899 )

当今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为作为弱势群体的残疾人提供了改善自身境遇和尊严的机遇和条件，物理增强技术可以修复由于意外所导致的人类身体上的一些自然缺陷，情感增强技术在帮助残疾人摆脱负面情绪的同时，还可以使社会大众增加对于残疾人群体的同情心，道德增强技术能够使得人们承担起改善残疾人状况的责任。认知增强技术也可以促进道德增强，这是由于道德感是建立在判断的基础上的。增强技术本身对于残疾人是有利的，但是需要对其应用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因为不合理地分配和使用增强技术甚至会加剧残疾人的劣势。通过理性构建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制度才能够保证人类增强技术切实维护残疾人的权益和尊严，而这个过程体现的是对于整个人类权益和尊严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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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概念的生态维度新理解——基于吉布森可供性理论的思考

谷晓丹，罗玲玲，陈红兵

2020, 22 (4): 14-2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03

摘要 ( 8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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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25KB) ( 1499 )

可供性理论是吉布森提出的具有开创性的生态学思想，他从微观的心理机制上解决人与环境的生态一体性，从知觉层面构建人与环境的具身互动关系。围绕人和环境展开的环境设计应从根本上吸收吉布森的生态学思想，基于可供性的环境设计是预见人—环境生态关系的展开机制，是在环境中预设适宜的自然可供性和社会可供性。对环境设计生态本质属性的理解要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将人的自然行为和自然情感作为设计的根本性目的，明确生态设计的目的是通过身体层面的联系回归人的正确生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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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合基础观的组织冗余与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速度研究——环境丰富性与组织双元并进的调节作用

李自杰，张般若

2020, 22 (4): 21-28.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04

摘要 (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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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88KB) ( 953 )

基于复合基础观，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快速国际化情境进行了分析，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环境丰富性会负向调节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组织双元并进程度会正向调节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动态视角将时间维度纳入国际化进程研究中，并对复合基础观中的部分要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为新兴市场企业根据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制定适当的国际化战略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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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收入阶层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证据

聂荣，杨丹，沈大娟

2020, 22 (4): 29-3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05

摘要 ( 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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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54KB) ( 1412 )

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拉动农村消费、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不同收入阶层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均纯收入对高、中收入的农村家庭的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低收入的农村家庭的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促进作用不显著;家庭人均纯收入对高、中收入的农村家庭不同消费水平的生存消费和非生存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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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发的敬畏情绪会激励人们捐赠吗?

梁剑平，郭蕾蕾，刘招斌

2020, 22 (4): 38-4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06

摘要 ( 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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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14KB) ( 1469 )

敬畏情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积极情绪，基于“捐赠决策模型”和“激励-帮助”假设，通过2个实验检验了偶发的敬畏情绪如何影响人们的捐赠意愿。研究结果表明:偶发的敬畏情绪可以唤起个体的激励状态或使个体产生对受捐者自救能力不足的推断，从而增强捐赠者的捐赠意愿。经验开放性可以在上述中介机制中起调节作用。对于经验开放性高的个体，敬畏情绪可以通过上述两个中介途径增加捐赠者的捐赠意愿，但对于经验开放性低的个体，偶发的敬畏情绪只能通过使个体产生对受捐者能力不足的推断而增加捐赠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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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动机如何影响工作绩效:促进还是干扰?——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张平，刘伟民

2020, 22 (4): 47-5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07

摘要 ( 3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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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96KB) ( 1425 )

以往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关系的研究在关系强度、作用方向以及显著性水平上存在较大分歧。为澄清困顿，采用元分析方法对35篇相关中英文文献进行整理再分析。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文化背景、绩效评价标准和研究设计能够显著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但PSM测量工具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元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动机是促进个体工作绩效的有效内驱力，未来应从扩展元分析技术，探究其中的中介机制，挖掘新的调节变量，探索潜在的边界条件，把握维度匹配规律，寻找绩效提升最优解等角度揭示动机—绩效关系的深层次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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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网络视角下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基于上海市A街道微更新的实证研究

郭禹辰，戴淑媛

2020, 22 (4): 57-6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08

摘要 (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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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75KB) ( 1247 )

为探究政策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结构性困境成因、提出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路径，应用政策网络作为分析工具，对上海市A街道两个微更新项目进行过程—实践分析。通过采用配对比较法、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发现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在于政府“求稳”惯性、社会组织发展受限及支持性政策缺位。实证研究表明:政策网络视角下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应当依托枢纽型社会组织改善议题网络内部环境及外部结构，建立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三者间动态关系，同时促进专业网络对政策社群网络施加影响，推动社区治理项目支持性政策的协商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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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变迁视角下我国腐败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战略取向

荣震，柏维春

2020, 22 (4): 66-7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09

摘要 ( 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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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18KB) ( 1079 )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孕育着腐败治理的战略取向。从体制变迁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制度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进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和外生动力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强制性和诱致性变迁方式三个要素探寻我国腐败治理的内在逻辑。立足于腐败治理进程的内在逻辑，并结合新时代腐败形势与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实践需要，归纳总结出我国腐败治理战略取向包括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逻辑支点、法治思维的价值理念和多元主体协同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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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察背景下我国省级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结构要素与作用机理分析

高登晖，魏淑艳

2020, 22 (4): 73-8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10

摘要 ( 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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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91KB) ( 1000 )

中央通过开展覆盖31个省级政府的环保督察工作，将各省份的生态环境治理状况透明化、公开化。借鉴扎根理论原理，对31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中涉及的省级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进行内容分析，得到549个初始概念、125个范畴和16个主范畴，归纳出省级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三大结构要素，即驱动要素、核心要素和结果要素。通过分析各要素对省级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作用机理，提出改善我国省级政府生态环境治理低效问题需要从合理运用驱动机制、改进核心要素、优化结果评估三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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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非规范性条款研究

李岩

2020, 22 (4): 82-88.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11

摘要 ( 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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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06KB) ( 1980 )

我国民事立法中存在大量非规范性条款，《民法典》继续延续了这一传统。非规范性条款的识别标准是规范性格的缺失，既不具有行为指引和裁判依据的功能，也不具备不完全法条的辅助性功能。《民法典》中非规范性条款可类型化为:宣示性条款、立法目的条款、纯粹道德性条款、学理性条款。《民法典》中非规范性条款产生的原因在于立法者对民法定位的偏差、立法进化理性主义和立法建构理性主义的混同、民事立法成本收益分析制度缺失、民事理论研究水平有待提升、对潘德克顿法学的过分痴迷、混同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界限。《民法典》未来应正确定位民法的裁判法属性排除宣示性条款，正确定位民法的调整规范属性排除目的性条款，正确定位民法的行为法属性排除纯粹道德性条款，正确控制民法解释性条款的数量排除纯学理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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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的特殊防卫

孔祥参，徐启明

2020, 22 (4): 88-9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12

摘要 ( 5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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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55KB) ( 1268 )

我国刑法规定的特殊防卫是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阻却责任的事由，而非基于法益权衡理论阻却不法的事由。防卫权与正当防卫制度属于不同的法理范畴，正当防卫的制度目的是限制防卫权，而非鼓励和保护防卫权。刑法关于特殊防卫的规定应为拟制条款，而非注意规定。司法实务始终奉法益权衡理论为教义，完全没有必要将特殊防卫理解为注意规定，反而应注重其责任阻却事由的内涵。特殊防卫是以期待可能性为教义，在一般防卫过当的前提下，客观可能而主观不可能的情形。在适用特殊防卫时，应注重总结司法经验，形成对期待可能性的客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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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G优先适用法律模式探析——兼评我国国际商事条约适用立法及司法实践

杨梦莎

2020, 22 (4): 97-10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13

摘要 ( 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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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28KB) ( 1956 )

国际商事条约的统一法宗旨决定了其具有优先于国内法适用的法律规则。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典型，其优先适用规则具有明确的国际法依据。而国内法层面如何处理国际商事条约与国内法之间的法律冲突，直接影响了法官优先适用国际商事条约的效果和程度。该公约主要缔约国从本国已有宪法、立法、司法制度及法律原则出发，通过不同的法律路径实现了该公约的优先适用。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仍存在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分散和混乱状态，亟需通过加强立法供给和司法指导，明晰国际商事条约与国内法的法律适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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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课堂参与类型与学业收获——基于追随力模型的分析

杨娟，邵凡，泽仁江增

2020, 22 (4): 104-11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14

摘要 ( 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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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41KB) ( 1620 )

课堂参与是学生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大学生课堂参与类型及其对学业收获的影响对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使用2018年“中国大学生学习发展与追踪研究”调查的A院校数据，以追随力模型为基础，探究大学生课堂参与类型及其与学业收获的关系。研究发现:六成以上大学生不具有积极的课堂参与行为;在课堂参与类型方面，好好型占8.9%，绵羊型占38.3%，疏离型占26.1%，明星型占26.7%;大学生课堂参与类型对学业收获有显著影响。高校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应深入理解和分析大学生课堂参与类型，采取不同措施提升其学业收获，保障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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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叙述中的族裔话语: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国家文学史书写

杨明晨

2020, 22 (4): 112-11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15

摘要 (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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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55KB) ( 1451 )

1980年前后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学史写作的视野，这使得华裔文学的批评话语和文化功能较之传统族裔研究视角有所区别。华裔文学既有的少数族裔性，在“国家文学”叙述体系中被认定为可以与其他群体文化发生关联的“异质性”，以此帮助建构其时多元主义的国家共同体想象。但在不断协商“多元”与“一统”的整体国家话语结构中，华裔文学始终难逃传统主流话语的宰制，这特别表现在语言正确性的要求、与经典国家文学的编排关系以及所遭到的文化品格的遴选等方面，其在国家叙述中实则面临着成为他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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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箭》中人的弃物化书写及其伦理意义

束少军

2020, 22 (4): 120-12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4.016

摘要 ( 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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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0KB) ( 993 )

目前学界关于马丁·艾米斯《时间箭》的研究多集中在“角色转换”与时间倒置上，而未重视人的弃物化书写在揭示大屠杀“罪行的本质”上发挥的独特作用。艾米斯从园中野草沦为弃物出发，将大屠杀本质阐释为现代性语境下两种相互关联的弃物化暴力:受害者因纳粹构序计划而在肉体上遭遇的弃物化与施害者因责任让渡而在伦理上遭遇的弃物化。这一弃物化书写并非追求戏谑的后现代招式，而是有其伦理意义。除挑战将大屠杀视为现代文明失败这一范式外，弃物化书写还意在借助“恶心的可笑”邀请读者对历史罪责进行伦理判断，使之检审其身上被遮蔽的平庸之恶，从而为克制现实中的核武器大屠杀焦虑提供可能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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