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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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机体哲学解读

王前，陈佳

2019, 21 (1): 1-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01

摘要 ( 1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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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17KB) ( 1063 )

“行动者”是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其特点在于将人和“非人”的事物都视为具有能动作用的行动者，通过结成网络而相互作用。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非人”的行动者的能动性来自各种类型机体相互作用时“生机”的转移，而“行动者网络”体现了机体的存在方式和相互作用路径。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机体哲学解读，有助于发现“行动者网络”演化的目的性、意向性和“转译”的动力机制，使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活动得到更深入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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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增强可以作为道德义务吗?——约翰·哈里斯“人类增强进化论”解析

刘铮

2019, 21 (1): 8-1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02

摘要 ( 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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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02KB) ( 947 )

约翰·哈里斯的“人类增强进化论”强调人类增强能够使人成为更加完善的人，增强在人类进化当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当代高新技术条件下的人类增强技术以一种对人的身体直接编辑、制定的方式大大缩短了人类的进化进程，以“刻意选择”代替“自然选择”、以“增强进化论”代替“达尔文进化论”。哈里斯进而认为人类增强能够作为绝对的善或积极的道德义务。哈里斯的批评者们则认为哈里斯对增强的定义过于宽泛，也没有明确界定“义务”的概念，因而否认人类增强是一种绝对的善或积极的道德义务的观点，认为人类增强至多是一项“显见义务”。人类增强的伦理学呼吁一种负责任的人类增强事业，只有作为一项负责任“事业”的人类增强才是我们应当去推进并接纳的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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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威胁论:逻辑考察与哲学辨析

李帅

2019, 21 (1): 14-1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03

摘要 ( 7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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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03KB) ( 1398 )

近来年，人工智能发展异常迅猛，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威胁人类生存。从哲学和逻辑的角度考察这个议题，试图构造一个溯因推理论证驳斥这一论题。如果人工智能会威胁人类生存，那么它必然拥有情感认知能力。获得这种能力可能要借助全脑仿真技术，而这项技术的实现过程中会遇到“指数爆炸”问题。威胁论的论证基于归纳推理，不具备必然的可靠性。但如果仅将威胁论视为一个信念，进行一场类似“帕斯卡赌”的赌局，考虑到信念成真的巨大代价，有必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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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送转”的债券市场反应——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

史金艳，韩雨杉，郭思岑

2019, 21 (1): 20-2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04

摘要 ( 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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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以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发布送转公告并曾发行过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检验了“高送转”的债券市场反应。研究结果表明，股票送转公告向债券市场传递利好消息，引起债券市场的正向反应;当送转比例达到50%(高送转)时，送转比例越高，债券市场的正向反应越强烈。进一步根据债券期限和信用等级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中短期债券对“高送转”的反应更积极，而不同信用等级债券对“高送转”的反应没有明显差异;基于事件研究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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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源头控制模式影响我国雾霾防治的效应研究

徐盈之，刘晨跃，蔡晓

2019, 21 (1): 28-3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05

摘要 ( 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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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03KB) ( 730 )

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雾霾污染问题较为突出，雾霾污染频频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通过剖析污染物源头控制对雾霾污染防治的作用机理，研究实现我国雾霾防治的根本途径，即如何从源头控制雾霾污染物的产生来有效控制雾霾污染。结果表明:燃烧源和工业源控制在滞后1、2、3期的状态下是雾霾污染程度的格兰杰原因，交通源控制并不是雾霾污染程度的格兰杰原因。同时脉冲响应图显示控制燃烧源、工业源和交通源对我国雾霾污染皆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为我国从“三源”控制角度明确雾霾防治重点和制定防治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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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源诅咒”现象中的体制转型因素研究

胡之光，陈甬军

2019, 21 (1): 35-4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06

摘要 ( 4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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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41KB) ( 678 )

“资源诅咒”现象是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的经济，反而比资源贫乏地区增长缓慢。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中，而中国“资源诅咒”现象的形成又有其独特的体制因素: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曾普遍实行价格双轨制，它在提高了全国总体的经济效率的同时，又导致了受“计划”轨控制的资源型地区的福利向受“市场”轨控制的非资源型地区转移，形成非帕累托改善。基于中国1984年、1986年254个地级市层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在实施了价格双轨制后，资源型地区对非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速优势、工资增速优势等不复存在，说明价格的双轨制对非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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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监察委治理基层“微腐败”:实践价值、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

吕永祥，王立峰

2019, 21 (1): 43-5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07

摘要 ( 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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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38KB) ( 1086 )

基层“微腐败”是一种重要的腐败类型，健全县级监察委治理基层“微腐败”的体制机制对提升基层民众在腐败治理中的获得感和培育清正廉洁的基层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县级监察委在治理基层“微腐败”时通常存在着“微腐败”案件多发易发与基层监察力量“三个不增加”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监察人员容易受到基层人情关系的干扰和基层公职人员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增加“微腐败”治理的难度等现实问题。鉴于此，县级监察委在健全治理基层“微腐败”的体制机制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加强监察人员培训与内设机构整合提升县级监察委的腐败治理效能，综合运用异地交叉巡察和报请提级管辖等手段排除基层人情因素的干扰，将基层“微腐败”治理与扫黑除恶专项治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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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营商政务环境评价研究——以辽宁省14市的调查数据为例

孙萍，陈诗怡

2019, 21 (1): 51-5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08

摘要 ( 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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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05KB) ( 1032 )

以政府干预理论为逻辑起点，在明确营商政务环境概念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供给、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监管行为和基础设施服务四个维度出发，构建营商政务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辽宁省14市1346份调查问卷，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完成实证评价。结果表明，辽宁省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而在公共政策供给方面则存在相对劣势，其中政策的及时性和透明性两项指标尤为偏低，且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辽宁省政府须注重强化得分相对偏低企业和领域的营商政务环境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共政策供给水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规范市场监管行为，增强基础设施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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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社交网络舆情应对策略仿真分析——以“亚布力事件”为例

曹海军，李明

2019, 21 (1): 57-6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09

摘要 ( 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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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295KB) ( 1133 )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交网络平台不断涌现并得以广泛使用。它在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却也导致了社交网络舆情的产生，如何有效应对社交网络舆情是政府面临的新挑战。对与社交网络舆情关联度较高的多主体因素进行分析后，采用Vensim PLE软件构建社交网络舆情多主体应对模型，并结合具体案例“亚布力事件”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社交网络舆情受舆情事件、媒体、网民、政府多个主体及其相关因素的共同影响，政府可通过提升舆情事件导控能力、规范和引导媒体行为、积极疏导网民情绪及提高信息透明度等举措有效应对社交网络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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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没收”的理论反思与司法适用——以“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之没收为视角^①

金燚

2019, 21 (1): 64-7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10

摘要 ( 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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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64条是我国关于特殊没收的规定，其性质是区别于刑罚与保安处分的“独立法律效果”，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实质上是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维护和禁止财产权滥用的刑事政策而实施的干预处分。追缴、责令退赔仅具有程序上的意义，没收是对涉案财物实体性、终局性的强制措施;适用特殊没收时，不以犯罪成立为必要，不以犯罪分子本人为前提;在没收范围上应遵循从“事实”到“价值”的考察顺序，首先通过法益侵害性、犯罪关联程度等事实要素的选取确定犯罪物品的射程范围，再通过预防犯罪目的和财产保护理念等价值要素判断是否有没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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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多中心治理的法内冲突与化解

何阳，林迪芬

2019, 21 (1): 73-8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11

摘要 ( 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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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54KB) ( 752 )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政治发展方向，强调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中心治理秩序。多中心治理要求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在公共治理上实现协同共治，政府和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合法性源自公民，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为自然权利。从理论上讲，以主体论视域下发生的法内冲突类型与法内冲突的三种不同形式同时作为划分标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法内冲突可分为十六种类型，主要存有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和同类治理主体内部发生冲突两种面向。考虑到我国现实国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法内冲突化解方法之外，解决其他法内冲突的路径设计应当对是否牵涉宪法权利作出区别对待，倘若牵涉宪法权利，主张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化解法内冲突;倘若未牵涉宪法权利，主张引入判例法化解法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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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设计——基于消费者导向评价模式理论的视角

贾建锋，姚旭生

2019, 21 (1): 82-8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12

摘要 ( 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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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真实客观地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水平进行评价，对于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有重大意义。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与行为事件访谈等方法提取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指标要素，进而构建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指标词典。据此，基于消费者导向评价模式理论，并借鉴培训效果评估领域较为成熟的柯氏四级评估模型，从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和结果层四个层面出发，探索构建出具有4项一级指标、9项二级指标和22项三级指标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为创新创业教育评价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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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互动的比较及借鉴

孙雷，饶锦波

2019, 21 (1): 89-9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13

摘要 ( 4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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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诞生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关系正是二者关系的生动体现。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表现在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冲突。通过对中外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互动的比较，揭示出中外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在互动方式、互动内容方面的差异性及在互动主体、互动价值方面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从培育有文化个性和文化特色的大学文化、打造有独特品味和独特魅力的城市文化、深化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交流几个方面构建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互动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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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matrix的美国教育语篇中隐喻模式研究——以布什和奥巴马教育演讲为例

董革非，王倩倩

2019, 21 (1): 96-10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14

摘要 ( 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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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90KB) ( 1614 )

为探究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奥巴马教育理念异同，将二者在任期间公开发表的教育演讲构建语料库，运用语料分析工具Wmatrix对比分析各自教育隐喻模式。研究发现二者均使用旅途、奋斗、竞赛、投资、运动和游戏隐喻，战争隐喻只有布什使用，建筑隐喻只有奥巴马使用。此外上述隐喻模式的隐喻产率、规约度和新奇度不同。其差异原因归结为:以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遵循严父模式，在教育理念方面注重规则、纪律;而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遵循慈亲模式，注重教育对于国家、个人的建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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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凯鲁亚克“垮掉”思想的外向超越与内向超悟

张琦

2019, 21 (1): 104-11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1.015

摘要 ( 6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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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掉的一代”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这场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对人性所做的精神探索，东方佛教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思想对“垮掉”思想影响颇大。凯鲁亚克有“垮掉之王”的称号，所写的两部小说《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为“垮掉”精神的代表著作。这两部小说在精神内核有所不同，《在路上》通过对两位主人公不同命运的对比阐述了追求自由的同时依然要坚持责任的道理，其主旨是责任，是一个外向的超越;而后者讲述的是贾菲与雷蒙如何依循生命直觉去亲证世界的美丽和宁静的故事，是内向的反思。前者是西方式的责任，后者是东方式的宁静，东西方思想的矛盾性也体现在凯鲁亚克的思想经历上，这种矛盾决定了他的思想追寻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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