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问题”是人机交互得以实现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详细分析维特根斯坦对于“他心问题”的论述，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一种经验实在论的“他心”观。通过借助维特根斯坦对于“他心问题”的解释路径来探讨人机交互过程中“他心问题”的解决方案，指出人机交互研究应该摆脱行为主义而接近现象学，从而走向维特根斯坦的经验实在论，需要更注重交际氛围、生活形式和生活经验的作用，人机交互的实现依赖感知的、直接的和经验生成的方式通达“他心”。

运用2011—2016年我国具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两个刻画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细化指标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企业生产率高低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动作用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企业提高生产率有助于缓解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而造成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城市基层是攸关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空间与关键平台。在城市基层运用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来加强社会治理，可以补缀行政主导与社会自治范式的不足之处。基于上海市M区“法律服务进村居”项目的个案考察发现，通过购买服务的组合引领机制，独立自主的第三方社会精英下沉参与基层治理。在内容上，精英下沉的政策文本主要包括基层自治的嵌入参与、民众需求的服务供给以及社会矛盾的技术治理。在效用上，购买服务引领精英下沉主要通过强化行政吸纳能力、培育“市场经纪机制”、推进“国家趋近社会”三重逻辑来实现城市基层的有效治理。未来的城市治理中，政治场域需要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支持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最终在城市基层空间中落实精细化治理的目标。

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特殊路径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动了非法集资刑法规制内容与作用的变迁。在区块链数字货币的多元属性与技术复杂性给传统金融行业与监管体制带来冲击的背景下，更需要积极发挥刑法规制的作用，以弥补行政规制与民事救济的不足。在各类区块链数字货币中，支付型代币的发行活动未向投资者直接吸取资金，因而不构成非法集资;以吸收“主流数字货币”的方式进行集资的行为，应视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中主流数字货币可视为非法集资认定要件中的“资金”;对于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转售从而获利的行为，法律不应认定为“利诱性”。此外，可借鉴美国证券法中“豪威测试”的规定，在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增加“社会公众获得的收益主要源于他人努力”这一行为要件。

基于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理论框架，荷兰学者菲利普·布瑞提出的预期技术伦理(ATE)作为一种将视角聚焦于新兴技术投产前早期阶段的实践伦理方法，其方法论特征体现在流程的完整性、方法的丰富性以及将技术描述与伦理价值、原则互嵌的独特模式上。ATE的流程可划分为技术预期分析、伦理问题识别、伦理问题评估以及技术治理四个阶段，其中在技术预期分析环节通过从认识论上将技术划分为三个层级，从而达到协调统合多种不同技术预期方法的目的。一种包含具体目的的客观价值列表方法可以在技术实践中实现技术预期与伦理价值、原则的相互参照。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同为经济分权的支柱，金融分权常常被视为财政分权的补充而被忽视，探究金融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构建一个包含金融分权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对金融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发现金融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利用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引入对外开放性水平、城镇化率、产业结构、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交叉项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在中国金融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正U型关系。

作为一起突发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引发起公众恐慌、焦虑、抑郁等心理危机。政府信任和社会支持被学界视为影响公众心理危机的社会环境因素，但尚缺乏有力的实证证据加以验证。为此，研究探讨政府信任和社会支持对公众心理危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公众的政府信任有利于降低其心理危机，但非正式社会支持反而增加了公众的心理危机。因此，增强政府信任和防范非正式社会支持的负面作用是缓解公众心理危机的有效途径。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范围界定问题，直接决定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处罚边界。既有的界定路径都没有能够充分结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与前置法产生了脱节。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属采用空白条款的法定犯，应当立足于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独立性立场，根据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对前置法进行过滤和筛选，总结出适格的具有刑法价值的作为义务，才能合理避免前置性法律规范不当介入刑法领域，才能使本罪的处罚边界更加明确。

意向、要素、结构、功能与环境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技术人工物系统模型。技术人工物要成为艺术品，技术人工物系统模型还需要增加边界因素。边界与上述五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技术人工物作为艺术品的本体论模型。技术人工物的形式不能仅指外在边界或结构，而是其外在边界、结构、功能以及要素的整体显现。意向含有审美意识并指向了其他因素，使技术人工物具有“美”的形式成为可能。功能与美学的统一使技术人工物具有象征的美学意义。随着现代技术的日益精进，技术与艺术之间由分离重归融合;作为二者深度融合的产物，技术人工物成为艺术品，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城市贫困是全民小康社会实现的重大障碍，也是未来反贫体系的重点。通过构建预期贫困概率模型测量城市家庭贫困脆弱性，并优选Probit模型对家庭是否具有贫困脆弱性的决定机制进行了识别、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增长、医疗住房保障提升、社会服务普及、社区教育范畴深化具有显著抑贫效应;家庭孩子抚养、教育成本、心理和疾病风险是驱动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增加收入来源及医疗保险持有率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概率，而女性户主、婚姻、家庭教育均衡投入、物质资本优化、清洁能源使用则更利于强化家庭脱贫内生动力。基于此，分别从外源性保障和内源性“造血”层面对城市家庭脱贫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现阶段，我国公共采购领域中腐败犯罪的惩防困境主要表现为前端防范机制缺位与后端刑事制裁不足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国外公共采购领域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资格取消机制，在我国呈现出长期缺位的状态，失信黑名单制度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难以全面取代资格取消机制的功能和价值;就后者而言，在“重受贿轻行贿”的惯性思维影响下，刑事打击重心偏移，行贿犯罪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国公共采购领域中腐败犯罪的惩防机制有待更新。实现资格取消机制的中国化构建，应当秉承“治病救人”的基本理念，围绕适用条件、适用期限与解除路径思考资格取消机制的体系化通路;转变刑事司法固有思维，坚持并贯彻“惩办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并重”的刑事政策，强化后端刑事制裁力度，与前端防范机制共同作用，从而实现消减公共采购领域腐败犯罪的最终目的。

大数据技术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亦带来了“杀熟”的问题，不仅侵犯了用户的合法权益，还进一步影响着人们对技术的信任程度。技术发展的不成熟、过分逐利的资本诉求、“不在场”的伦理规范、监管的复杂与不到位及用户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疏忽与艰难等共同导致了如此恶果。据此，可以试着从数据自身、互联网平台以及用户三个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大数据杀熟”背后所蕴含的伦理反思:主要涉及到数据的拥有与分配、算法所应遵循的伦理规则、责任主体的合理界定、相关平台的信任机制之维护以及用户自身“数据权”意识的觉醒等重要议题。唯其如此，整个社会方有可能在数据的运用与约束方面朝着“科技向善”的理念持续迈进。

选取我国A/B股总体和分行业的两阶段日数据作为准自然实验的样本数据，采用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和DMYZ模型衡量股价特质性波动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回转交易制度变更对股价特质性波动的影响作用，探求我国是否应全面放开回转交易制度。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在T+0回转交易制度下A股的股价特质性波动明显小于B股，但在T+1回转交易制度下A股和B股特质性波动相差不大;T+0回转交易制度提高了股价特质性波动，而T+1回转交易制度降低了股价特质性波动;分行业研究发现，除交通、信息、租赁行业不敏感之外，其余行业对不同回转交易制度的反应与总体一致。因此，出于稳定市场考虑，不建议我国现阶段全面开放回转交易制度，但可以A股市场的蓝筹股为试点，在股市整体进一步成熟稳定后再考虑逐步放开回转交易使其与国际制度接轨。

目前学术界对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的一般性研究有公共权力、年龄和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三种分析视角，将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作为监察委员会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的分析视角兼具比较优势和可拓展空间。以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为依据对公职人员进行精细分类，结合落马官员忏悔录对各类公职人员的差异化腐败动机进行精准剖析可见:基于畸形的消费观产生的享乐心理、基于扭曲的权力观产生的投机心理、基于对个人成败的防御性归因产生的补偿心理和基于对职业声誉与腐败成本的粗浅认识产生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心理依次构成处于职业生涯建立期、发展期、维持期和退出期的公职人员的主要腐败动机。鉴于此，监察委员会对处于不同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的公职人员进行精确施教时，应当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分别加强消费观教育、权力观教育、个人成败归因教育以及职业声誉与腐败成本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