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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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的技术现象学分析

田凯今

2022, 24 (6): 1-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01

摘要 (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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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现象学方法对口罩进行分析，揭示口罩特有的信任困难，解释“抗拒戴口罩”现象。现有的技术现象学理论在解释口罩案例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伊德理论中存在着对“具身”概念的误用。“放大/缩小结构”与“透明性”概念也存在局限，相较“透明性”，“安全性”在口罩案例中更为重要。考察口罩在不同情境中的多重稳定性，说明文化等情境因素通过诠释学策略与关系策略的传递进入知觉。作为一项具体技术的哲学研究，口罩的技术现象学分析可以丰富对口罩的认识，并对伊德理论作出若干修正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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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娜·哈拉维伴生关系思想研究

李芳芳

2022, 24 (6): 7-1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02

摘要 (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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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在论和建构论的两极看，我们关于自然的理论要么还原为自然实在，要么被解释为社会文化的建构，预设了自然与文化二元论的立场。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通过对灵长类动物学的研究表明，二元论产生于人类中心主义。受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影响，哈拉维提出了伴生关系思想，人类与非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伴随生成”的关系，主体和客体是在关系之中生成的，在本体论上消解了二元论，为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自然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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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因素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蔡庆丰，林海涵，陈武元

2022, 24 (6): 13-2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03

摘要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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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01KB) ( 196 )

地理因素对不同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决策和社会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地理经济学视角，结合政治关联和政府补贴相关理论，运用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地理因素对企业寻求政府补贴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地理距离越近，企业能够获得的政府补贴越高，即企业凭借地理邻近建立“隐性政治关联”;这种现象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明显，但与企业规模无显著关联;企业寻租行为是构建隐性政治关联的主要机制;地理邻近和政治关联在影响企业政府补贴上存在替代作用，而政商距离与企业捐赠在影响企业政府补贴上存在互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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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住房财富对社会捐赠行为的影响

闫珍

2022, 24 (6): 23-3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04

摘要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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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17KB) ( 201 )

慈善事业被视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发挥着社会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基于2018年的CFPS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通过Probit模型、Tobit模型以及工具变量回归先后验证了住房财富对家庭社会捐赠行为发生率和捐赠金额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发现住房信贷、住房财富短期内变动、住房套数、区域和城乡差异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住房财富对家庭社会捐赠行为的发生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住房财富通过户主主观认知渠道(成就感、亲和性)调整了家庭社会捐赠行为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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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环境竞争、环境注意力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吴建祖，王碧莹

2022, 24 (6): 33-4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05

摘要 ( 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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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以2013—201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为样本，运用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环境竞争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绩考核模式转变和晋升锦标赛激励下，地方政府环境竞争越激烈，环境治理效率越高;地方政府环境竞争越激烈，政府环境注意力越高;地方政府环境注意力在地方政府环境竞争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应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基于此，应继续完善环境绩效考核激励措施，扩大环境绩效考核指标范围，引导地方政府将环境注意力转变为环境治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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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创新如何上升为国家政策?——府际关系视角下的纵向政策创新传导机制分析

苗丰涛

2022, 24 (6): 41-5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06

摘要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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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创新扩散、政策扩散与政策试点的已有研究，构建包含创新属性、参与主体与上升路径的分析框架，运用多案例定性比较分析和半结构访谈，分析影响政策创新传导的不同前因条件与机制路径。发现由下而上的政策创新传导现象，可划分为顶层驱动型、发展引领型、业务创新型和基层需求型;政策创新的有效性、需求性和合规性是影响纵向政策创新传导的根本性因素;决策主体、业务主体是政策创新传导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纵向路径是实现政策创新传导的主要路径，跨部门路径在特殊政策环境下也能实现政策创新的纵向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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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政策设计: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高进，郭爱平，霍丽婷

2022, 24 (6): 52-58.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07

摘要 (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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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97KB) ( 576 )

政策设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热点主题，已有的社会建构论、工具组合论和创新管理论等分析框架，为公共场域的政策设计提供分析范式，但也有各自解释局限。通过构建政策设计的目标群体—主体—焦点—方法分析框架，比较政策设计与政策设置的本质差异，突出政策设计的目标群体导向。阐释政府作为政策设计主体与设计参与者等设计联盟的关系，论述政策设计焦点主要关注设计过程中工具的使用及组合安排、设计时间与空间、设计思维问题。政策设计采用工具甄别筛选法、聚焦群体法和创新设计法，主要应用于国家和地区重大决策、区域特定环境和知识联动领域。深刻把握政策设计的分析框架和应用启示，有利于增强中国场景的公共政策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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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急管理体制中的协同治理困境与出路

邹昀瑾，刘丛丛，张锐

2022, 24 (6): 59-68.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08

摘要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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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59KB) ( 343 )

协同治理是应急管理体制面临的重要问题。尽管美国的应急管理体制在协同治理方面组织架构完整、法规条文充分、任务分工明确、合作通道顺畅，但在实践中，其协同治理却陷入了“同舟难共济”的困境。在协同治理权变模型的分析框架下，美国应急管理主体的能力差异、合作心态、合作历史和合作制度环境造成协同治理实施与否的困境。美国应急管理体制中存在决策壁垒、治理权威匮乏和“搭便车”问题，是美国应急管理制度设计带来的协同治理现实困境。松散耦合的协作系统、“全危机”和“全周期”的协作理念、富有弹性的“全社会”协作方式则是美国应急管理体制探索出的“同舟共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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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话语转向与绩效观照

曹惠民

2022, 24 (6): 69-7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09

摘要 (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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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精细化研究客观上要求强化政策、制度研究，更要注重相关主体的自组织研究。自组织与他组织的有机耦合是实现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提升的前提和基础。自组织研究的深化，使得“行为-风险”的协同成为可能，促进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话语转换。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的提升客观上需要加强人类自组织能力话语下的风险治理研究，强化以自组织能力为主轴的公共安全风险教育和公共安全风险的预控机制研究，优化以自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系统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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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罪的量刑

刘鹿鸣

2022, 24 (6): 76-84.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10

摘要 (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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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80KB) ( 1376 )

当前洗钱罪的量刑实践存在入罪数额不明确、与《刑法》规定的其他赃物犯罪量刑轻重倒置、与同案上游犯罪量刑不平衡等问题。实现洗钱罪量刑的公正，一方面要确保洗钱罪与其他赃物犯罪量刑的外部协调，洗钱罪是赃物犯罪群中的重罪，因而洗钱罪的量刑不能轻于其他赃物犯罪;另一方面要维系同案内洗钱罪量刑的内部协调，作为下游赃物犯罪的洗钱罪的量刑不能重于同案上游犯罪，但与同案上游犯罪的量刑轻重呈正向关联，同案内自洗钱的量刑应轻于他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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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罪量计算

陈俊良

2022, 24 (6): 84-9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11

摘要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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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02KB) ( 363 )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司法裁判中存在普遍的罪刑失衡，因为以司法解释为根据的主流观点为发展下线人数设置了间接发展的计算规则，致使罪量被严重高估。以全国规模的“善心汇”传销组织为典型案例，对1792份裁判文书中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知，现有罪量计算规则无法合理描述罪刑之间的均衡关系。所谓间接发展规则在刑法教义学上存在滥用体系解释技巧、忽视共犯作用耗损以及过度导入刑事政策三个维度的具体缺陷，将之一一修正之后，应对初犯的积极参与者转而适用直接发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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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表彰制度的发展历程与逻辑演进

刘拥锋，罗永宽

2022, 24 (6): 94-10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12

摘要 (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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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70KB) ( 474 )

中国共产党表彰制度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目标、推动政治活动正常运转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表彰制度历经肇始生成与探索奠基、制度化与曲折发展的“多重变奏”、“党内表彰制度”范畴的拓新与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体系的构建，以及纳入党内法规制度框架整体性重塑的逻辑嬗变，不断延展荣誉和榜样的磅礴伟力由“心灵秩序”转化为个体自觉践行的制度支撑。作为党的百年辉煌历程中极为重要的“正题”和“论题”，聚焦和梳理其发展历程与逻辑演进轨辙，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维度和基本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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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的历史演变与新时代构建

张琦悦，李俊奎

2022, 24 (6): 102-108.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13

摘要 (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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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历来重视自身形象建设。随着党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形象塑造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历史的前进中不断完善政党形象，分别历经“革命—救国”“建设—兴国”“改革—富国”“复兴—强国”多种政党形象。政党形象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人民心中的记忆的综合体，是占据主流的政党印象的反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政党形象建设，基于政党形象建设的历史经验，要推进历史性与现实性、独立性与开放性、内涵性与外延性、党性与人民性“四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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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社会正义的道德本质与集体德性的建构路向

金德楠

2022, 24 (6): 109-11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14

摘要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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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63KB) ( 222 )

社会正义是现代道德形态的价值内核。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它既作为一种解释性社会正义，具有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又作为一种以人的解放为主旨的规范性社会正义，用以评价特定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还呈现出视制度正义为社会正义实现方式而展开制度批判和制度革命的理论向度。社会正义内含道德属性，勾连道德发生的制度背景和价值背景，是社会制度体系与公民个体的首要美德，并展现为一系列具有规范意义的道德条目。集体德性建构路向主要有:加强社会正义建设，以制度正义建构为基础最大限度地保证道德公正;扬弃“虚幻的集体”，走向以人的解放为价值遵循的“真实的集体”;厘定集体利益边界，肯定个人利益的现实性及其对集体利益的构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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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探索型导师指导风格对博士生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曾剑雄，张国栋

2022, 24 (6): 117-12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15

摘要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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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30KB) ( 398 )

基于465名在读博士生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自由探索型导师指导风格对博士生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自由探索型导师指导风格对博士生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知识共享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创新氛围对自由探索型导师指导风格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创新氛围越浓，自由探索型导师指导风格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就越强。从培养单位、导师和博士生等不同层面，提出积极开发多样化的导师专业发展项目、营造积极和谐与自主创新的实验室或课题组氛围、建立有效知识共享机制和树立科研创新的信念感等一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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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系统工程性之辨

周鑫，戴亮

2022, 24 (6): 126-13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16

摘要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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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70KB) ( 104 )

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以系统观念为指引，对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面对的错综环境和复杂问题进行全面、辩证和长远地谋划和解决。在系统实践层面，高质量教育体系就是组织管理新时代“教育系统”的科学方法，其系统工程性体现在它是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协同育人体系，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服务体系，是拥有高素质教师队伍的人才管理体系，是助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创新服务体系。借助系统工程思维工具，阐述高质量教育体系自身及内部诸要素之间方向性、引领性、协同性、创新性和公平性特质，对于充分发挥高质量教育体系各要素的协同联结作用，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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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交际中的情绪研究:理据、路径与展望

刘青松，马文

2022, 24 (6): 132-13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17

摘要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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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不同于情感，具有短暂、强烈、依赖情境的特质，对会话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会话交际中的情绪起到展现立场、充当社会信号和建构互动资源的作用。从主位角度出发，将情绪作为正式的研究对象，观察追踪互动过程中会话参与者如何利用和对待情绪，其意义在于更好分析情绪背后的社会行为，揭示会话交际的本质与规律。总体来看，考察会话情绪的路径主要包括对言语资源、韵律资源和具身资源的分析，同时可借助必要的现代技术和精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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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如何让东北“直立”?——《科尔沁旗草原》的家族本事考释

张欢，张均

2022, 24 (6): 140-14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2.06.018

摘要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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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旗草原》带有端木蕻良自叙家史的实录色彩，但也有许多家族素材在小说中被删改。《科尔沁旗草原》以东北草原的“直立”为故事策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倾向和民族“寓言”式写作主导了其对家族本事的挑选与改写。在小说主人公“成长”/“反成长”的叙事表象下，存在着追寻草原“原始的力”的叙述机制。考究《科尔沁旗草原》的本事重构可呈现1930年代启蒙主义文学的常与变。端木处理家族本事时，诸多写作上的分裂影响了该小说的文学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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