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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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研究中“他心问题”研究对人机交互的启示——从维特根斯坦对“他心问题”的论述谈起

崔中良，［美］布蕾特·布罗嘉德

2020, 22 (6): 1-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01

摘要 ( 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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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77KB) ( 817 )

“他心问题”是人机交互得以实现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详细分析维特根斯坦对于“他心问题”的论述，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一种经验实在论的“他心”观。通过借助维特根斯坦对于“他心问题”的解释路径来探讨人机交互过程中“他心问题”的解决方案，指出人机交互研究应该摆脱行为主义而接近现象学，从而走向维特根斯坦的经验实在论，需要更注重交际氛围、生活形式和生活经验的作用，人机交互的实现依赖感知的、直接的和经验生成的方式通达“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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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向度:设计史分期的新视角

张娇，王健

2020, 22 (6): 10-1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02

摘要 (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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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8KB) ( 904 )

一般的设计史分期大多以历史向度、美学向度、设计向度、人物向度进行，主要注重于叙事性的描述，缺少关于设计发展的内在动因与逻辑的分析。技术向度的设计史通过阐释技术推动下设计演化历程对设计史进行分期。按照技术嵌入设计的程度(浅度嵌入、深度嵌入、过度嵌入、适度嵌入)将设计史分为四个阶段:生存技术设计阶段、经验技术设计阶段、科学技术设计阶段、有机技术设计阶段，揭示技术向度下设计史分期的独特性，进而从整体上给出设计演化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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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共同体“多手问题”及其伦理超越

荆珊，王珏

2020, 22 (6): 17-2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03

摘要 ( 6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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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62KB) ( 782 )

“多手问题”指的是一个集体对某事负道德责任，而集体中无个体对此事负责任的道德责任分配难题。在涉及众多行动者的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中，很难进行道德责任分配，从而引发“多手问题”。究其成因主要在于工程共同体(组织)道德责任的还原困境与工程共同体中个体行动者(个体)的追责困境两个方面。“作为德性的责任”体现了从追责于人的外在视角到担责于己的内在视角转换，个体与工程共同体对“作为德性的责任”的主动承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多手问题”，从而超越工程共同体道德责任分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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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研究

杨达

2020, 22 (6): 24-30.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04

摘要 ( 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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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52KB) ( 1027 )

运用2011—2016年我国具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两个刻画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细化指标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企业生产率高低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动作用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企业提高生产率有助于缓解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而造成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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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场域边缘企业合法性获取及其制度创业过程研究——以滴滴出行为例

林晨雨，符正平，刘晓运

2020, 22 (6): 31-4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05

摘要 ( 3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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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制度创业研究主要关注场域中心企业的创业过程，对边缘企业如何获取合法性并推动制度创业的过程尚缺乏深入剖析。以滴滴出行为例，探讨边缘企业合法性获取并推动制度创业的内在逻辑。案例分析结果发现:“互联网+”背景下，边缘企业的制度创业经历了“去制度化与前制度化-半制度化-理论化”的发展阶段，其场域位置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移动的过程，合法性要求呈现“规范-认知-规制”的动态演变。在制度创业过程中，边缘企业采取依从环境、选择环境和操纵环境的途径获取与建构合法性并促进新的场域逐步建立，最终推动制度创业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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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相关性对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的实证研究

宁烨，鞠阳，王姗姗

2020, 22 (6): 42-4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06

摘要 ( 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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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97KB) ( 668 )

基于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理论等，提出了技术相似性和互补性与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外并购经验的调节作用，并构建了理论模型。选取2003—2013年间完成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交易的中国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技术相似性和互补性与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外并购经验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并购双方的技术相关性(技术相似性与互补性)对收购方的开发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均有积极影响;海外并购经验对技术相关性与开发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提出了并购企业应选择与自身技术资源相匹配的目标企业并合理运用海外并购经验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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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自信度与企业风险承担——金融衍生品交易策略的中介作用

张梓靖，邢天才，苑莹

2020, 22 (6): 50-58.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07

摘要 (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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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39KB) ( 734 )

基于2008—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自信度的CEO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策略的异质性选择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CEO能够严守套期保值初衷，抑制投机策略的负向中介效果，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适度自信CEO的超额对冲行为诱发投机交易，弱化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自信不足的CEO出于防御动机，规避使用复杂性风控措施，抵御风险能力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金融背景的CEO表现出批判意识，主动调节投机行为，纠正非理性风险偏好。研究结论为企业科学运用衍生工具、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提高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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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服务、精英下沉与城市基层治理——基于上海市M区“法律服务进村居”项目的研究

戴康，汤峰

2020, 22 (6): 59-67.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08

摘要 ( 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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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18KB) ( 673 )

城市基层是攸关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空间与关键平台。在城市基层运用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来加强社会治理，可以补缀行政主导与社会自治范式的不足之处。基于上海市M区“法律服务进村居”项目的个案考察发现，通过购买服务的组合引领机制，独立自主的第三方社会精英下沉参与基层治理。在内容上，精英下沉的政策文本主要包括基层自治的嵌入参与、民众需求的服务供给以及社会矛盾的技术治理。在效用上，购买服务引领精英下沉主要通过强化行政吸纳能力、培育“市场经纪机制”、推进“国家趋近社会”三重逻辑来实现城市基层的有效治理。未来的城市治理中，政治场域需要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支持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最终在城市基层空间中落实精细化治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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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基本养老服务水平何以提升?——基于地级行政区数据的混合研究设计

黄剑锋，章晓懿

2020, 22 (6): 68-76.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09

摘要 ( 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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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27KB) ( 575 )

地方政府基本养老服务水平何以提升?既有研究聚焦在微观个体需求和宏观社会经济体系的研究，无法解释与理论相悖的事实。在整合社会需要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混合研究设计实证检验了“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效果与机制。回归分析发现，需求驱动及供给驱动中的政府维度、市场维度和社会维度显著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水平。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进一步打开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各要素相互驱动的逻辑黑箱，发现需求驱动、供给驱动中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组织数量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核心驱动机制。因此，可通过完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缓解老龄化治理压力，突破既有经验借鉴“唯经济发展论”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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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最优规模的动态分析——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

杜宝贵，卢珊

2020, 22 (6): 77-8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10

摘要 ( 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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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13KB) ( 577 )

利用Barro政府财政支出自然效率条件和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运用Kalman滤波迭代算法测算1998—2018年吉林省最优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规模的动态变化，并对如何实现最优规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吉林省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最优比例呈现非线性的动态特征，在18.23%~18.57%范围间动态波动;最优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规模的动态变化呈现非线性的逐年递增趋势，由34.66亿元增加到了697.07亿元;实际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仅在2002—2006年超出最优规模，其余年份均未达到最优规模;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存在刚性约束，其最优规模的实现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为此，构建了动态最优取向模型，为吉林省“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动态调整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增长并趋向最优规模提出了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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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区块链数字货币的非法集资刑法规制

柯达

2020, 22 (6): 86-93.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11

摘要 ( 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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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14KB) ( 840 )

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特殊路径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动了非法集资刑法规制内容与作用的变迁。在区块链数字货币的多元属性与技术复杂性给传统金融行业与监管体制带来冲击的背景下，更需要积极发挥刑法规制的作用，以弥补行政规制与民事救济的不足。在各类区块链数字货币中，支付型代币的发行活动未向投资者直接吸取资金，因而不构成非法集资;以吸收“主流数字货币”的方式进行集资的行为，应视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中主流数字货币可视为非法集资认定要件中的“资金”;对于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转售从而获利的行为，法律不应认定为“利诱性”。此外，可借鉴美国证券法中“豪威测试”的规定，在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增加“社会公众获得的收益主要源于他人努力”这一行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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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和厘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本真”——以其适用范围为切口

李树训，冷罗生

2020, 22 (6): 94-101.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12

摘要 (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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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正式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然“分级”和“划区”索赔的事实与改革旨意、学界解释、实践理性等溢出印象存在较大偏差，违背损害赔偿的一般立法原理。在揭示规范形式与制度目的间客观矛盾基础上，证成当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发展样态渐趋“变质”——从保护生态环境倾向至保护赔偿权利人——的现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两架并行的“马车”，素有职能重叠、立法重复之嫌疑。在念及我国环保与发展、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复杂关系，且正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有限救济功能基础上，最终确立其应然适用的范围，以实现与环境公益诉讼分工互补的系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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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体制视野下我国参与分配制度之反思——兼与大陆法系参与分配制度相比较

朱昕昱

2020, 22 (6): 102-109.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13

摘要 (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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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8KB) ( 695 )

我国和大陆法系参与分配制度因执行体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运行样态。由于“个别式”执行体制阻断了执行机构了解债务人财产信息，因此大陆法系参与分配制度仅解决债务人特定财产的分配事宜，而不染指破产事务。非法人破产制度的阙如使我国参与分配制度承担着准破产职能。然而，参与分配的执行制度属性注定了其无法同破产制度相等同，且参与分配制度的存在排挤了破产制度的适用。在维系我国“概括式”执行体制的前提下，单纯就参与分配制度进行内部修改仍无法克服其根本性缺陷。因而，可以考虑不再保留参与分配制度，转而实行全面的执行优先主义和一般破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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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发展与养成研究

孙雷，隋立民

2020, 22 (6): 109-115.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14

摘要 ( 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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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发展与养成是一个系统性的“大研究”，要将其置于历时性视角作为几千年文明中的阶段性文化之一比照史实加以研究。要从上位、平行、下位关系三个层面全面把握其发展脉络，明确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定位;要从哲学、政治学、管理学三个维度深刻理解其理论逻辑，阐明其指导思想、执政理念、价值导向的基本理路;要从历史基础与文化周期律、民族基干与文化向心力、价值向度与文化最原点三个视域深入挖掘其实践意义，刻画文化自信养成的基础与根源，进而保持文化定力、凝聚文化共识、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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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困境——《革命之路》的文化解读

张文雯

2020, 22 (6): 116-122. 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20.06.015

摘要 ( 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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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在小说《革命之路》中通过聚焦战后美国中产阶级夫妇们对于同质化生活的归依和反叛，反思了以经济繁荣和政治焦虑为特征的20世纪50年代“自我”——美国民族性格——所面临的“死路”。以文化批评的视角对小说中的“自我”困境和50年代“顺从文化”进行解读后可见，遵循主流价值的顺从者们或在消费社会的堕落之风中背离坚定的个人主义，生成“他人导向人格”;或在冷战意识形态的压抑下成为不属于自我的“组织人”。少数追求自我的社会反叛者遭遇了“新的异化”，陷入价值认同的困境和自由本身的悖论。因此，“自我”的堕落、压抑与异化体现了美国传统自我精神在50年代的式微，奏响了顺从文化中“自我”困境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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